徐暢《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簡牘官文書整理與研究》出版(後記)
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簡牘官文書整理與研究
作者：徐暢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年：2021-1
頁數：291
定價：98.00元
裝幀：平裝
ISBN：9787520378567
目 錄
序一/ 王子今
序二/ 王 素
導 言 1
第一章 三國孫吳竹木牘官文書的集成與分析 45
第一節 吳簡中竹木牘的發現與刊布情況 45
第二節 竹木牘官文書集成與分析 51
第三節 關於木牘與竹簡的編聯問題 96
第二章 三國孫吳簡牘官文書性質與級別的判定 101
第一節 吳簡基本性質早期諸說 101
第二節 簿書復原與級別判定 103
第三節 竹簡木牘官文書行政級別解析 106
第四節 回應•結論與進一步的假說 139
第三章 三國孫吳竹簡官文書的整理與研究148
第一節 草刺與行書刺：兩種官文書簡性質的判定 148
第二節 閏月言府草刺冊的集成與分析 151
第三節 許迪割米案上下行官文書簡牘集成 168
第四章 三國孫吳臨湘侯國的文書行政182
第一節 縣內文書的制作與流轉 182
第二節 縣與郡及其他機構文書往來 192
第三節 臨湘縣級官文書的運轉機制 200
第四節 從官文書看行政過程 203
結 語 244
參考文獻 255
附圖 274
索引 279
後 記 284
內容簡介
秦漢魏晉時代，簡牘文書行政是國家維系官僚體制和基層控制的有效手段，借助20世紀來出土簡牘，秦漢各行政層級的文書均得呈現。因文獻不足征，學界對三國時期的地方行政與公文所知甚少。本書利用出土數量最多的三國文獻（長沙走馬樓吳簡），探討孫吳縣級機構的官文書樣態與文書行政。
吳簡出土時受擾亂，本書運用古文書學手段，對竹簡、竹木牘官文書進行復原與集成；結合官文書與簿書，提出吳簡為臨湘侯國檔案群；解析侯國官文書的類型與運轉機制，復原政務辦理程序。
本書具多重學術價值：在吳簡學領域，推進官文書整理及文書行政研究；三國史領域，以自下而上的視野考察孫吳的統治秩序；制度史領域，引入“活的制度史”理念，動態觀察文書流轉及行政過程；亦將為新時期長沙及全國範圍古井簡牘的整理與研究提供借鑒，具有應用價值。
作者信息
徐暢，女，201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14至201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博士後流動站工作，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後 記
清代學者章學誠曾自述青年時代的讀書經歷：
二十歲以前，性絕呆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廿一二歲，骎骎向長，縱覽群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非凡人生過廿歲，皆可一日而千里也。[1]
由“性絕呆滯”致“一日而千里”的轉折狀態，童蒙教育中稱為“啟迪”（enlightenment），而俗話叫“開竅”。誦讀史部文獻開啟了實齋的學術萌發期，於我而言，學習階段開竅的契機，是2009年加入北京吳簡研討班。
2008年開始，我在人民大學國學院跟從王子今師攻讀秦漢史方向的碩士；此前四年的本科生階段，我讀過先秦諸子，寫過格律詩詞，參加過吐魯番文書的研讀，甚至翻過《清實錄》、朱批奏折，對雍正朝的財政改革感興趣，全無章法地左右開弓，廣泛涉獵。研究生第一課，王老師就帶讀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讓大家體會任公概括的清代考據學特色，而於“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尤為推崇[2]；老師的用意，我有所領悟。於斷代史領域深耕，需先熟悉本斷代史料，我一面系統閱讀《史》《漢》等傳世文獻，又特別關注20世紀以來出土的秦漢、三國簡牘、文物等新資料。但秦漢簡牘數量巨大，內容各異，整理工作曠日持久，獲取資料有一定的門檻，研究者多通過讀書班的模式交換信息；其中堅持時間較長的，就是2000年左右羅新、陳爽等先生在北大發起的吳簡研討班，除會讀1996年出土的走馬樓三國吳簡外，兼及長沙市中心陸續發現的東漢簡牘。
但08年秋季研討班未展開活動，蒙莊小霞學長操持，北大、人大等校秦漢史的一些研究生先集中學習居延漢簡，我得加入；或許由於西北漢簡研究的學術積累豐厚，而內容稍局限烽燧屯戍，始終提不起興趣。倒是從學友處獲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前三卷的電子本，自己閱讀琢磨。采集簡的主要內容是戶口簿籍，適逢新獲吐魯番文書整理團隊刊布最早的紙本戶籍前秦建元籍，勾連起簡本、紙本戶籍，討論漢唐間的戶口、賦役、丁中制度，成為一個熱點。我在收集吳簡中有關女性的年齡稱謂時，發現孫吳時戶人稱“大女”“小女”的標准非年齡，而在於婚嫁與否，這種現象同樣存在於十六國及唐代的敦煌戶籍，試撰小文[3]。
2009年吳簡研討班復開後，經王老師介紹，我得正式加入，向各位老師匯報了這篇吳簡研究的“處女作”，韓樹峰、張榮強、趙寵亮等先生都已在這一領域摸索多年，不僅容許我陳述粗淺的想法，還予以鼓勵與肯定；侯旭東、孟彥弘、淩文超等師友也提供了幫助。檢視郵箱，我與秦漢魏晉史、簡牘學的很多前輩建立通信，都始於此時。於20歲上下的我而言，吳簡班就是通往新奇史學世界之門。
吳簡數量巨大，資料的發布具有階段性，采集簡主要是名籍與簿書；而我在深讀三卷釋文過程中，零星發現有兩種與某曹相關的公文發送記錄，由於數量稀少，所涉機構名、人名漫漶，僅李均明先生做過初步考釋，稱為“草刺”。我在接觸吳簡之前曾從孟憲實老師讀過吐魯番文書，感覺這樣格式的竹簡，一定是官文書，而極類紙文書中的事目歷（往來公文目錄），是日常政務的濃縮，意義非凡；如能復原出吳簡中草刺的完整樣貌並究明其性質，將從根本上推動對這批簡牘性質、所屬行政級別與埋藏原因的認識。但當時已發表的草刺簡數量十分有限，我從李先生文章中得知，正在整理的發掘簡中這類格式簡多見；繼續探尋，或能在簿書整理研究之外，開出一個新領地。
2010年碩士畢業後，我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跟從榮新江師攻讀隋唐史（含敦煌學）方向的博士，但依然沒有中斷吳簡研讀；是年暑假，在榮師帶領下參加紀念向達教授誕辰110周年研討會時，恰巧走馬樓吳簡整理組成員、故宮博物院的王素先生在座，我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向先生詢及未發表的《竹簡》〔柒〕的情況，沒想到次日就收到先生寄送的該卷釋文發稿本，允許我加以引用。《竹簡》〔柒〕中有關草刺的資料極其豐富，而判定其中某曹及府的性質與級別，是解讀草刺文書的前提。2010—2011年間，在完成博士生中期考核，參與新獲和田文書、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研讀外，我忙里偷閑，解決草刺簡的遺留問題，以人名為線索，對簡文中涉及的諸曹掾史資料進行了集成，得出諸曹屬臨湘侯國（縣級）的判斷，並討論了侯國列曹的設置與職掌，綴合成三萬字的長文，得淩文超兄幫助，發表在《吳簡研究》第3輯上。
榮師雖然也擔心我興趣太多，事倍功半，但對我讀吳簡一事，始終予以支持。他擔任人大複印報刊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顧問，每個月會有很多期刊論文紙本，特別撿出吳簡相關的文章給我，而我手頭所用《吳簡研究》第1、2輯，也都是他贈與的。但到博士後期階段，我的學位論文進展不太順利，不得不全副精力投入唐時京畿鄉村社會研究的大計劃中，讀簡只能暫時擱置。而這段時間，由侯旭東先生引領，一大批中、日學者借助揭剝圖及相關信息，對吳簡中的簿書進行復原，開啟了一個研究高潮。
人生際遇無法預知，2014年我博士畢業，沒能入職高校繼續隋唐史的研究，經王子今師介紹，到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博士後流動站過渡。合作導師王素、張榮強二位先生都是當年吳簡班上的舊識，溝通起來很是順暢。甫入站，我就主動與他們商量博士後階段的研究方向，當時列出三個自己有興趣的題目：1、簡牘與秦漢賦役制度——以江陵鳳凰山漢簡為中心，2、三國孫吳縣級行政與公文運作——以走馬樓吳簡為中心，3、里耶秦簡與秦代刑徒制度；兩位先生幫忙敲定了第2個題目，鼓勵我在關尾史郎先生之後嘗試吳簡文書行政領域，而我個人因討論草刺文書，本就對官文書感興趣，就很快決定重回吳簡研究。
為了鼓勵我重作“馮婦”[4]，王素先生為我設計了兩件工作。一是到吳簡的收藏機構長沙簡牘博物館見習，二是系統收集已經發表的牘文書資料；我曾不止一次回翻當時的通信：
楊芬、熊曲：
本月27日下午，將安排徐暢到簡牘館實習。徐暢是王子今的碩士，榮新江的博士，現在北師大做博士後，由我與張榮強主帶。已與宋館說好，在簡牘館內客房暫住[5]。你們到時叮囑宋館，提前將客房准備好。
徐暢這次到長沙，主要是向宋館學習吳簡揭剝圖的閱讀方法，向28-30日在簡牘館工作的日本學者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向你們學習如何做吳簡研究。
專此拜托。祝好！ 王素2014-8-24
王老師：
我今天下午到的長沙，地鐵公交到簡牘博物館，熊曲與楊芬老師接待的我，大致熟悉了館內情況，詢問了二位老師正在進行的工作，晚上二位在附近請我吃湘菜（很客氣），與她們聊，發現很多共同熟悉的人和事。吃飯時候恰好碰到關尾先生一行，略打了個招呼，都還不夠熟悉。
我住在四樓401，晚上看《竹簡七》那一千多枚名籍的揭剝圖，尋找有“里魁”的里計簡，各層分布都有，里名也出現了11個，分屬於小五陵、南鄉等各鄉，不太得要領。等明天一起看簡時候向宋館長請教吧。
長沙仍較悶熱，處其地，頗覺夏長而深。飯菜較可口，我能吃辣。匯報如上。
徐暢 2014-8-27
讀著這些文字，就好像重新回到了那年8月火爐般的長沙，比熱辣天氣更讓人銘記的，是親手觸摸三國吳簡時的震撼，聽吳簡發掘者宋少華先生講簡牘整理、揭剝圖繪制時的興奮，圍觀日本吳簡研究會成員用迷你紅外設備記錄簡牘形制時的新鮮。
見習歸來後，我便開始閱讀2010年以後有關吳簡的論著，跟上最新的研究動態，同時翻閱已刊各冊《竹簡》及簡牘書法圖錄，梳理竹木牘的公開發表情況；並對已刊竹木牘進行釋文厘定、分類、定性，編制竹木牘研究論著目錄。等這項工作完工後，我才明了王素先生的用意，竹木牘中相當一部分為官文書，掌握已刊竹木牘的情況，就等於掌握了孫吳簡牘官文書內容之大半。
經過這些訓練，王素先生也認為我有資質承擔起進一步的工作，2015年，他向長沙簡牘博物館及吳簡整理項目總負責人宋少華先生建議，正式邀請我加入《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木牘》卷整理工作小組；並於2015至2018年間多次帶領整理小組（北京方面還有鄔文玲女史和我）至長沙督導《竹簡》〔玖〕、《別冊》及《竹木牘》卷的釋文、整理、出版過程。工作之餘，王先生還帶我們訪問了湖湘簡牘的各收藏單位：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考古所及其銅官窯基地、長沙市考古所、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觀摩里耶秦簡、郴州簡、兔子山簡，東牌樓、尚德街、五一廣場東漢簡，嶽麓書院藏秦簡等的保存情況，交流整理經驗；而我個人因學術會議、考察的契機，還曾在甘肅簡牘博物館調閱過懸泉漢簡、金關漢簡、居延新簡，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調閱過居延漢簡，在山東參觀過“書於竹帛：中國簡帛文化展”，在長沙參觀過“湘水流過：湖南地區簡牘特展”；過眼了大量的出土簡牘實物，掌握了全國範圍內重要簡牘、尤其是長沙市中心出土各批次簡牘的整理出版進度，也練就了簡牘整理、釋文、分類、復原的一整套本領，開始向真正的簡牘學邁進。
回到北京的時間，我主要依據長沙調查所得，開展官文書與文書行政的研究。既已全面掌握牘類官文書的情況，需要重點突圍的是官文書竹簡。由於吳簡出土時受到擾亂，原本成卷簡冊的編聯已不存，像王素先生的比喻：8萬枚走馬樓吳簡，就像8萬頁沒有頁碼的書，要尋找規律，摸索各種線索，對散簡進行排序，以還原冊書的原始面貌。簿書的復原業已取得巨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部分官文書簡（簿書呈文）的復原。
不過從新刊布發掘簡的內容看，官文書簡主要有兩類內容，一是以“草言府”“某曹言”開頭的草刺文書，二是考實臨湘侯國屬吏盜割官米的司法文書，其中許迪割米案文書最受關注。該案的審訊記錄（稱解書）寫於竹簡上，而將解書上呈的官文書寫於木牘上；中、日學者利用陸續刊布的數枚木牘及散簡，對該案的程序、性質、審結時間進行了熱烈討論，由於信息有限，案情細節眾說紛紜。我接手竹木牘整理後，利用簡牘館提供的許迪案四枚木牘紅外掃描圖版，重新厘定其釋文，依時間先後排列其次序；隨後將木牘與各冊竹簡（尤其《竹簡》〔捌〕）中與此案相關的近500枚竹簡合並觀察，由於竹簡散碎，成坨保存狀況不佳，不得不放棄揭剝圖復原法，以簡文殘留信息為主要線索，遵循漢魏間司法訴訟程序，先將散簡綴合為若干竹簡群。這一做法可類比為校勘學中的理校，存在一定的危險性，不過許迪案情始末終得借此水落石出。
吳簡問世伊始，研究者即就其性質、行政級別展開熱烈討論，究竟屬長沙郡，還是臨湘縣官府檔案，當時難有定論；既要對其中官文書、文書制度、職官進行系統研究，必須先弄清楚這一背景。我發現吳簡中的官文書大多與諸曹相關，而多保留有諸曹掾史的姓名，這些姓名又同時出現在嘉禾年間的吏民田家莂和吏民人名口食簿中，有某鄉某里戶人，州、郡、縣吏等身份注記；嘗試通過人名對比，先確定諸曹掾史屬郡或屬縣鄉，再判斷其所屬機構的性質，庶幾可得出吳簡為臨湘侯國文書檔案群的結論。
上述研究集中體現在我2016年提交的博士後出站報告《三國孫吳基層文書行政研究》中，在報告評估環節，得到馬怡、楊振紅、侯旭東等先生的指教。在厘定吳簡行政級別後，我還想以草刺、君教文書為中心，復原臨湘侯國的公文運轉流程，但時間倉促，思考並不成熟。在當年8月長沙吳簡發現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侯旭東先生提交《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性質新探》一文，對兩種草刺文書、君教文書的性質及其代表的文書、行政程序，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在會上及會後，我們有多輪討論，但未達成一致。
2016年秋季我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參與教學、培訓與社會服務，研究進度有所放緩，但始終縈心的是，沒有能以臨湘侯國為例，勾畫出一副三國縣級公文流轉圖。問題的關鍵恐怕還是沒有完全弄懂兩類草刺文書的性質及其制作流程。草刺文書是按月編聯、收卷的，理論上可進行某年某月草刺冊的復原。
2017年《竹簡》〔陸〕整理問世，例行閱讀簡文時，我發現本卷閏月某日上言的草刺成坨出現，且有結計簡提示兩種草刺文書在當時的名稱（陸·502），然書中黑白簡影漫漶，無法辨識，遂請簡牘館工作人員代為紅外掃描，在紅外影像下，可明晰釋讀出“草刺”（對應“草言（府）”類文書，為縣廷諸曹草文記錄），“行書刺”（對應“某曹言”類文書，為縣廷門下發文登記）字樣。在厘定兩類草刺文書性質之後，我嘗試以時間、揭剝圖為線索，對閏月言府草刺冊進行了集成；集成結果可見侯國諸曹向上言事、以及門下封發文書的情況，一個縣級行政機構在嘉禾二年閏五月的每一天處理的各種事務躍然紙上。
在上述工作基礎上，我終得將臨湘侯國內部、外部上下行文書的類型條理清楚，並回答了各類文書由誰制作、審核、批示，又如何發送等問題；秉持貫通理念，將孫吳基層官文書運轉機制置於漢唐間官文書制度發展之長線予以觀察，為2014年至今的吳簡官文書整理與研究，交上了一份答卷。
我的學術偶像，“充實而有光輝”的史學家嚴耕望先生曾談及，對待自己的學術著作，要不怕麻煩，精心刪改，然後放置下來，伺新資料、新意見出，進行多次補訂後，再送出版；先生之名著《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自開始工作至刊行歷時二十二年，凡三易其稿[6]，至今仍為不刊之論。於我而言，這份三國吳簡官文書研究的答卷，草於新資料的激勵之下，不僅寫作心態未能從容，很多觀點、論斷更是階段性的，在不遠的將來就可能被推翻；之所以不揣淺陋將其推出，禍棗災梨，乃基於如下考慮。
自1996年始，走馬樓吳簡的保護、整理與研究已走過25年歷程，收集在文物庫房的字跡清晰、保存完好的近14萬枚簡牘，已出版的10卷29冊精美圖文整理本背後，是幾代科研工作者孜孜不倦地辛苦勞作。時至今日，吳簡的發掘領隊宋少華先生已年近古稀，而曾往復長沙、整理殘簡的出土文獻專家，多半也年屆退休；因資料刊布漸近尾聲，北京的吳簡研討班業已停辦，不少追隨者的學術興趣轉移至其他新出資料；但孫吳簡牘的整理工作尚未徹底完成[7]，研究工作更是任重而道遠，都需要有學者持續致力，“站好吳簡的最後一班崗”（王素先生語）。我恰在這樣的時刻重新加入吳簡整理隊伍，若小書的面世，於繼續推進吳簡及長沙出土簡牘整理研究能有些微助力，則於願足矣。
自2008年算起，吳簡研讀伴隨我12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讀吳簡並非我的主業，更像是私下葆有的一項業餘愛好，要感謝我自本科以來求教過的孟憲實、王子今、榮新江、王素、張榮強等各位老師，是他們的忍耐和包容，使我得以追尋自己的志趣；除前述師友外，在秦漢魏晉史學習中，還曾得到邢義田、宋超、樓勁、羅新、陳爽、劉安志、汪桂海、沈剛、鄒水傑、鄔文玲、夏炎、范兆飛、戴衛紅、張燕蕊等先生的點播，安部聰一郎、王安泰、朱騰、孫正軍、田天、李昭毅、遊逸飛、曾磊、孫聞博、劉嘯、馬孟龍、程少軒、石洋、耿朔、吳然、張欣、符奎、蘇俊林、周海鋒、曲柄睿、汪華龍、馬力、王彬、小林文治等學友的幫助；2014年至今的簡牘調查，多虧李均明、劉紹剛、張德芳、宋少華、李鄂權、張春龍、陳松長、劉欣寧、李迎春、羅小華、楊小亮等先生提供便利；宋燕鵬編審以出色高效的工作確保小書按期面世，付馬兄幫忙審核英文目錄及摘要，學棣李希珺通讀書稿並幫忙改訂格式；在此一並致謝！
20多次的長沙往復，涉寒冬、歷酷暑，在天心區白沙路92號，我與長沙簡牘博物館的楊亞峰、金平、雷長巍、楊芬、熊曲、蔣維、駱黃海等各位朋友並肩工作，互相切磋、鼓勵；而每每離家外出，我的父母和胞妹徐達，不僅承擔起家務，還時刻掛心旅者的行程起居；正是這些溫暖的情誼，激勵著我不斷前行。
徐 暢
2020年10月18日
於北京師範大學主樓
[1]《章學誠遺書》卷九《家書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據嘉業堂本影印，第90頁。
[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三“樸學”論正統派之學風，朱維錚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
[3]《走馬樓簡中的成年待嫁女和未成年已嫁女》，後經修改刊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0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4]《孟子·盡心下》記：“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清）焦循撰《孟子正義》，沈文倬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87—988頁。
[5]因當時尚未申請到科研經費，為節省開支，特別叮囑我住在簡牘館客房。
[6]嚴耕望：《治史經驗談》之七“論文撰寫與改訂”，氏著《治史三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頁。
[7]尚餘6000枚殘簡，88枚大木簡及390餘枚竹木牘。
（感謝徐暢女史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