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普世价值之间的本质冲突
春晚可以为了节目效果而假唱，这是我身边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事；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央视一些歌唱类比赛也是可以假唱的；还有一些竞技比赛类节目，比如《武林风》，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可以“假打”。听说这些节目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先在后台没有摄像头的环境里打比赛定出个输赢，然后在录制时向观众演示这个比赛结果（参见《锵锵三人行》20170511期）。
这些现象乍一听似乎荒诞不经，因为它违背了我们这些接受现代文明教育而成长的人类，认知中最基本的普世价值观“真善美”之首——真。但细细想来，这些现象又是如此地符合“中国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精神和美德，很多都是不主张这个“真”字的，例如“谦虚”精神，“里子／面子”、“内方外圆”“气节／风骨”“相敬如宾”等。而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仁、义、礼、智、信”则更接近于现代文明中的普世价值，这些我们有的世界也都有，而且当中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年代，早已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国家常常做得比我们更好。
还有一些价值观念，是以联合国所宣扬的普世价值里有的，而中国传统文化里所付之阙如的部分，比如“人权”“独立”“自由”“民主”。所谓“现代性契约”，就是指以人为本，甚至连宗教都是向人的需求靠拢的，因为现代性主张以人为神。
这周一在上海纽约大学观看了李安早期电影《喜宴》，感触良多。这部悲喜剧可谓把这个这个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普世价值之间的本质冲突，通过同性恋儿子在美国形婚这件事，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片似乎让主张出柜文化的性少数平权公益组织很兴奋，因为片中的很多矛盾都是这个群体所遭遇的困境。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部同志电影，因为这部片子所呈现的主题，只是两种文化——新与旧、东方与西方在文化之间的碰撞，而同性恋对于表现这个主题而言再适合不过了，同性恋议题所包含的多个子命题，比如形婚、同妻（同夫）都让这种碰撞被尖锐地可视化。
《喜宴》中出现的这种矛盾发生的核心条件是什么？我假设了两种剧情，这两种情形下片子里的矛盾都不会发生。第一种是男主角伟同没有来美国发展，还生活在中国国内，而那样的中国必定是个未被打开国门、还在闭关锁国的古代中国，在古代中国的伟同会是个尊师重道的好儿子，幸福美满地为家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只是偶尔会发生一些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男风”爱好的同性恋者；
另一种情况是伟同的家人在伟同出生前就在美国定居了，父母都完成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 而伟同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早地完成了自我认同，长大后和爱人西蒙欢腾地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喜宴》里悲喜剧发生的条件，是打通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那块敲门砖——是的，就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突然崛起的经济。
片中归亚蕾和郎雄所饰演的爸妈，有钱到足矣把伟同送到美国、培养成拿到美国绿卡的优秀人才，说明他们在台湾必定是资力雄厚的富人阶级，这样的家业若秉承传统文化而起家，又必然会是“大户人家”，也就是亲戚众多、人丁兴旺且、家族观念强——由此亦可见，他们为了维持家庭和谐，为了平衡好面子和里子的关系，压力该会有多大，传宗接代自然是标配，把婚礼这件人生头等大事办得风光、体面，当然也是钢需，不然在众亲友前的面子往哪搁？而这种情形下，伟同要向父母、向家族出柜当然也是难于上青天，尤其是当父亲还有严重高血压的情况下。
就这样，一家子里每个人都人心荒荒，压力山大，却明明每个成员都彼此相爱。突如其来的经济转型时期，让中国来不及从农耕文明转型成现代文明社会，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矛盾。就因为“有钱了”，所以他们打通了东西方新旧文化的巴拿马运河，同时产生了一系列不适应症。
所以，有钱是一件坏事吗？我们当然不会说有钱是坏事，我党基本路线的核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我们实质上都已经是“西方人”了，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法律，都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样子设计的，所以我们都是接受现代普世价值比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更容易的人。我们的社会，实质上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而是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
说到这，我忽然想到，中国古代所有男同性恋被可视化的案例，无不跟经济发展有关，甚至都可以归结为是经济现象。例如，像唐朝这样鼎盛的时代男风就像产品一样被消费，同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阶层流动；“书童”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当然书童跟主人也是雇佣关系；皇帝的男宠就更不用说了，皇帝当然有权有钱之士，而中国古代的无产阶级，史书上较少记载，我也难以想象在没有“钱”这个由头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进行正当的同性恋活动，但西方人记载中国的游记时都说到中国古代鸡奸现象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随时随地来一发”的样子，这自然不会是正当和文明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同性婚姻形式的，是明清时期的“契兄弟”和“自梳女”，它们都发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东南沿海，且产生的原因都跟经济转型产生新的供需关系有关。
总结上述案例得出一个小结论——中国古代LGBT群体的可视化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放在现代中国的社会，也正是因为经济时代的到来才让人权观念深得人心，为中国LGBT平权提供了土壤。
“有钱”这件事，在发展经济的时代，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一定是有益的，而对于旧有文化的保持，一定不是什么好事。这便是这出“悲宴”发生的根源。 有钱（商业化）之所以被人们诟病，往往原因也在于此。
这部片子最让我动容的两组镜头，一是在房间里西蒙送给伟同新的手提电话当礼物，伟同试用这部电话，打给家里的座机，身旁的西蒙接了座机电话，伟同说“谢谢你”，西蒙：“不客气”，伟同：“我爱你”，西蒙：“我也是”，然后他们放下电话，开始亲吻。
第二组镜头，是伟同被母亲唤醒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来到爸妈怀里，父亲放下威严的父权形象，和柔情的母亲一起给伟同挠痒痒，逗趣让他清醒，一家人其乐融融如同孩提一般。
嗯，放下电话，放下面子，放下这该死的虚伪与隔阂，跟家人、爱人表达这真挚的、无条件的爱。
影片的最后，在机场送别后，伟同父母登机安检前的对话：“我只是高兴”“我也高兴啊……”谁都在希望对方高兴，但谁都清楚自己心里并不高兴。就如同婚宴后被灌酒的嘉宾们明明在洗手间吐得稀里哗啦，大家都知道酒不好唱，闹洞房很尴尬，但大家都要装出一幅高兴的样子，来维持旧有的习俗。这种虚伪的面貌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模版，而它的矛盾性也只有在经济转型的时代才会显露。
为了逃婚而离家从军的父亲，是这种虚伪的受害者，而他自身的父权形象又成为了加害于儿子伟同、使其走上形婚道路的原因。好在故事的最后，父亲选择了向父爱妥协，为了家庭的团圆，即便他知道了儿子的性取向，知道了形婚的真相，他也不去捅破它，而是选择退让，默默承受，回到台湾，以此让结局勉强地圆满。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人面对时过境迁的无奈的变通——中庸之道。
联合国妇女国别亲善大使——佟大为
在电影《喜宴》中，一家人都为了彼此委曲求全，作出了牺牲，也相互理解。而在2017年的如今，我发现身边公益人士经常是一面倒地支持破旧立新，支持抛弃传统，这让我感到惊异，也嗅到了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二十多年过去，新旧文化的两代人没有相互理解、变得紧密，而是变得更加割裂与异化了。
本周三我参加联合国性别议题的论坛，晚上我在一个戏剧工作坊遇到白天同来参加论坛的公益人士，当我们分组讨论时我选了本文标题中的议题，她认为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去芜存菁，比如“仁义礼智信”应该保留，父权思想应该去除。而我思考的是，如果说“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也是种植在类似父权文化的儒式社会的土壤中的，否则那和联合国主张的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呢？西方发达国家在“仁义礼智信”方面可做得都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好啊。
其实可以举另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困境不是中国人所共有的。本周二我在上海一家非常正统的西餐厅HENKES用餐，点餐后等待时间很长，而且没有上餐前饮用水，上菜后也没有分装的小盘子。但菜品的味道很正统，我相信这样不便捷的用餐程序和规则也是为了保持他们的“传统文化”。而如果为了引合本土，则会像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西餐厅一样，其实已经是中式速食店了——这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如何变通，如何割舍？
另一方面，我看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总是能做到中庸的极致，比如“多元成家”的推动，和即将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地区的释宪。
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应当抱有信心，因为中华文明一直是融合且多元，如同龙图腾的形象，有如海绵般吸收各种新事物，转化成自己的文明。
经济时代的入侵，中国不也是照样很快适应并强盛起来，让全世界叹为观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