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条路

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开通，标志着铁路时代的来临。

2001年，世界上第一条高原铁路在中国青藏高原破土动工。青藏铁路一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面对困难，广大建设者创立了以“不畏艰险，拼搏奉献，依靠科技，以人为本，珍爱自然，争创一流”为主要内容的青藏铁路精神，努力克服多年冻土、生态脆弱、高寒缺氧三大世界性难题，为在世界屋脊上铺设高原巨龙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尤以破解高原冻土奥秘的科学家为最，40余年来，几代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高寒缺氧、荒芜人烟的恶劣环境中，为中国解决多年冻土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勇闯禁区，深入实践，为中国研究解决冻土课题做出了极大贡献。

他们的名字我们应该铭记

他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

他们的经历我们应该了解

......

张鲁新这个不为民众所知的科学家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们心中，此时已距他踏上青藏高原研究世界级难题——多年冻土问题第一步时整整30年光阴。

对于此，时任铁道部部长曾评价他“在青藏铁路建设中为攻克冻土这一世界性难题立下大功”、“是青藏铁路建设的大功臣”。

- 张鲁新 -

著名冻土科学家。1947年11月生于山东宁津。是我校铁道工程与地质专业69届杰出校友。现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6月8日，《中国铁道建筑报》刊发了近2万字的人物通讯《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翔实报道了青藏铁路总指挥部专家组组长，冻土科学家、2003年度火车头奖章获得者张鲁新的先进事迹。2004年7月，《人民铁道》报“专家访谈录”发表了对张鲁新的长篇专访。2004年4月7日，青藏铁路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领导人为张鲁新颁发火车头奖章。

来自书香门弟的冻土专家

在北京铁道大厦，当国家领导人向张鲁新颁奖并赞美他的工作业绩时，张鲁新微笑着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铁道部党组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破解高原冻土奥秘，向祖国和人民交付一条世界一流的高原铁路。”

此时，张鲁新的微笑虽然掩去了他从事冻土工作30年的艰辛历程，但却无法掩去他自信睿智的神采。他的自信在他一生中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7年出生的张鲁新，是由他的叔叔，我国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著名教授林岗抚养成人。9岁时，便熟读了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成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伟大的作品一直陪伴张鲁新走到今天，并成为他在科学道路上前行的动力之源。

在动力之源的引领下，张鲁新一度渴望成为一名原子物理学家。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被迫放弃了这个选择。1964年考大学时张鲁新报的第一志愿是西北工业大学研究导弹的工程物理系，在那个以成份论是非的年代，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他，自然不会被录取。于是，他走进了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当时学的是铁道工程地质专业。

张鲁新就这样开始了他与地质科学接触的第一步。

1970年8月，张鲁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69届）后，在文革的背景下，被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加格达奇分局的一个线路队。张鲁新永远记得当时的情形：1970年8月13日，张鲁新赶到齐齐哈尔，到了那个地方，他感到非常乐观，他想这个地方也许有他施展才学的大舞台。

路局干部部门的同志问他：“你想到什么单位工作?”

张鲁新答：“我想到最远的地方。”

这样，他被分配到加格达分局。分局干部部门的同志问他：“你想到什么地方工作?”

张鲁新答：“我想到最远的地方。”

于是，他又被分配到嫩江附近的大杨树车站的一个线路队。这位唐山铁道学院的高材生，居然来到了最边远的地方，最基层的单位。他和36位工人同住一顶帐篷，属于他的只有一床被子、一个棉毯、一箱子书和一尺宽的铺位，吃的是高梁米，喝的是白菜汤。由于是知识分子，由于他的家庭出身，在最基层的单位里，他还必须接受“粪坑里按皮球”式的改造。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重活他都干过，而且干得非常出色。

1971年1月，由于他的出色劳动感动了领导，把他调到采石场，当了一名记工员。两个月后，大杨树东有个煤矿需要修一条3公里长的专用线，领导让他负责勘测设计。当他拿起计算尺的时候，他竟然激动地哭了，机会终于走近了他。

这条3公里长的专用线使他展露了风采，之后，他被调到加格达奇分局工程技术室。这一年他接触了冻土路基病害。嫩江一带有一工地名称叫“66K，78K，50K”三处的冻土路基病害需要治理，领导想到了张鲁新。

没有书，没有资料，冻土病害怎么治理?他徒步将几十公里的线路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摸索，最后决定用草皮防护路基，治理病害。结果成功了。

当中国科学院冻土研究所专家徐学祖在一次多年冻土研讨会上阐述我国冻土分布区域时，第一次在齐齐哈尔参加大兴安岭多年冻土学术会议的张鲁新知道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认识我国老一代的冻土学家，也坚定了他成为冻土地质学家的愿望。

事实证明张鲁新是对的。1974年冬，刚刚结婚一周的张鲁新被调到兰州铁道部科研院西北研究所，只身去了大西北，把爱人留在大兴安岭。他以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分布与特征研究课题组组长的身份，走上了青藏高原，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步要用30年光阴，才会被世人认知。他的身份也由研究组组长走向青藏铁路总指挥部专家组组长、冻土科学家、火车头奖章获得者。

 致力于破解高原冻土奥秘

“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追求，这种追求是产生激情的源泉，追求和激情是工作的动力。”这是张鲁新在一次工作汇报时的讲话，也是他的人生原则之一。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大学同学对张鲁新说：“你是咱们这一批吃苦最多的人。”对于此，张鲁新的回答很平淡：“我觉得，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在从事的研究领域中做最优秀的。我希望所研究的成果为青藏铁路建设打下牢固的技术基础，盼望着青藏铁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成功修建。青藏铁路建设的需要，就是我奋斗的动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铁道部在青藏高原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建立了冻土科研基地——风火山冻土定位观测站，40余年来为青藏铁路建设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宝贵数据。而张鲁新的青春年华就有16个年头在风火山和唐古拉山度过。那时，在那个全国上下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年代里，他们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们曾在风雪弥漫的严冬，几个月吃不上蔬菜；曾经数次搭载运煤的卡车，到沿线去观测……

1976年8月，张鲁新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冻土队东线分队，在离开公路80公里的无人区工作。一天清早，他和两个同事带上地图和工具出发，工作任务是步行20公里进行地质测绘填图。开始很顺利，但越走越觉得地形不对，没找到早就应该出现的山谷，却走到了一条大河边。张鲁新后来回忆说：“当时仔细核对地图，分析周围地形和已走过的时间，我判断是提供的卫星图有错误。”此时已是下午5点，离驻地已有30多公里。可是天公不作美，一场暴风雨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完全迷失了方向。起伏不平、松软的大地使他们的行走一步一颤，保护好当天的工作成果，求生的欲望一时成为他们走向住地的动力。三人互相鼓励着赶路。毕竟是在海拔4800米的青藏高原，毕竟是在用生理极限同大自然抗争，毕竟已经奔波了一整天。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只能蜷缩在一个山崖下躲避风寒，等待黎明太阳的升起。

夜里，基地的同事们久久不见张鲁新回来，预感到他们出事了，急忙带人出来寻找。打着火把和手电筒，满山遍野寻找，当他们从张鲁新头顶的山梁上喊着张鲁新名字走过时，张鲁新及另外两位科考人员却因疲劳过度，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声。好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抽烟的同事，用仅有的几根火柴，点燃烟盒纸，才使他们走出危险境地。

万事开头难，在海拔高达4700米的青藏高原开辟一番天地更是难上加难。这种场景，在张鲁新的工作经历中遇到过若干次。但青藏高原的危险和劳累从来也没有挡住张鲁新为青藏铁路建设而攀登科技高峰的步伐。无论工作环境多么恶劣，生活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无怨无悔地走在求索的旅途上，寻觅着青藏高原还没有被发现的秘密。也许，人与人的区别正在这里。

科技人员工作不能有一点哗众取宠，科学研究容不得一点疏漏，需要自始至终坚持科学的严谨性，追求技术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环境的艰苦、工作的劳累并没有打消张鲁新学习的念头。反而使他对知识的渴求日趋强烈。在几十年的漫漫求索中，张鲁新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79年冬季，为了获取冻土长期承载力数据，那天风火山白雪皑皑，在零下30度的黑夜中，张鲁新顶着雪花冰粒，不顾腿脚冻僵，站立8个小时观测，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每一个数据必须准确无误，否则不准确的数据将会影响科研的正确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张鲁新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参与了铁道部、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研究所、铁道部西北科学院开展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多项冻土课题的研究。在这一科研领域，他学到了大量的知识，并应邀赴前苏联中亚五国进行学术交流，考察了西伯利亚铁路，深化了对冻土的认识，取得了一批理论成果。从1999年起，张鲁新先后兼任兰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以前，在全国及国际冻土学术界发表了数十篇重要文章，在冻土科研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前，张鲁新还多次参加了国际冻土工程学术讨论会，到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交流，到莫斯科、圣彼得堡科学研究、勘测设计单位进行学术交流，成为国际知名的冻土学家。

1995年至2000年间，作为国家青藏铁路多年冻土研究领军人物的张鲁新又以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先后领导研究了铁道部“山区铁路隧道变形预测预防山体灾害研究”，“青藏铁路高原冻土区地温变化对路基稳定性影响”，“地温变化条件下路堑防融蚀结构的研究”等重点课题。为完成上述研究，张鲁新带领科考人员开展了大量野外试验、观测、实体工程试验、室内模拟试验、计算机数值模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人才，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成果。他所主持的铁道部重点课题的研究，为今天的青藏铁路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

在科学艰难的攀登中，张鲁新从来都是一个勇敢者。他本以为，在严谨的科学数据面前，他耗尽半生心血破解多年冻土的理论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却没有想到，一个问号竟险些把他多年的研究束之高阁。众所周知，多年冻土被列为青藏铁路建设“三大难题”之首。2000年11月，一家媒体报道了“科学家遇到‘卡脖子’难题，青藏铁路急寻‘解冻’良方”的消息，引起了一些专家的高度关注。时值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动工前夕，其顾虑和担忧非同寻常。此事惊动了铁道部决策层。在北京，张鲁新向孙永福副部长力陈了自己的看法，结论是：冻土难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解决。回想起当时，很多媒体都认为是张鲁新代表全国的冻土科学研究人员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

张鲁新之所以这样向部领导表态，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其理论根据是建立在中国几代冻土专家大量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尽管有些还停留在试验阶段，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探索，但他认为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应该是勇闯禁区的先锋，也是历史赋予他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庄严使命。

是“传教之人”也是“办事之人”

青年毛泽东在点评曾国藩时，把“君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教之人”，如孔子、孟子等，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一类是“办事之人”，如诸葛孔明等，此一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鲁新无疑是“传教之人”又是“办事之人”的真正君子。

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建设正式开工。有人说张鲁新成功了，而成功究竟是什么?沽名钓誉的资本?安逸享乐的砝码?急流勇退的安慰?在此时，在巨大的喜悦面前，张鲁新把成功作为了一个新的起点，一往无前地沿着他的高原冻土科学研究走下去。

科学研究成果必须付诸实施，才能完成向生产力的转换，才能充分体现它的价值，才能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升华。经过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40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基本掌握了青藏铁路沿线冻土分布的基本特征，用智慧和力量叩响了破解冻土奥秘的大门，为青藏铁路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缺乏大规模的工程实践，许多理论和技术还需要工程实践检验、发展。

青藏铁路开工后，铁道部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目标，蕴涵了很高的技术要求。青藏铁路建设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在高原冻土区进行的铁路建设工程。张鲁新深知重任在肩。为了检验多年冻土地段工程设计理论、工程措施的适应性和可行性，更好地指导全线工程的设计、施工。

2001年在铁道部的主持下，张鲁新和中科院、铁科院等2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在风火山隧道和清水河等5个冻土工程试验段，开展了39个课题的施工先期试验，内容涉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各个方面。张鲁新每年十几次深入试验段，协调解决设计、研究、施工单位之间出现的问题，提供技术咨询，数次为主要研究单位讲课，并在研究方法、数据分析方法、科学结论的分析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得到大家的认同。大家对路基、桥涵、隧道领域主要工程试验研究课题有了初步结论，验证了部分设计和工程措施的有效性，并广泛应用。

2002年冬天，张鲁新负责冻土区路基变形检测及其数据分析工作，这是青藏铁路建设急需解决的一个技术课题。2003年元月，是青藏高原最寒冷、最艰苦的季节。1月7日，为了弄清试验段地基出现变形问题的原因，张鲁新和设计院技术人员不顾零下30度严寒和缺氧的困难，走向工地。四野冰天雪地，走到昆仑山时，“我感觉胸闷气短，头痛难受。对我不仅是生理上的考验，更是对工作态度的考验，既然已走到昆仑山，走到风火山，就要把既定工作做完，就要一丝不苟地达到工作目的。”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张鲁新才把当时的感觉说出来。之所以当时没说，主要是怕影响了工作士气。在那次工作中，他们准确掌握了路基变形和裂缝发生情况，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

2003年，张鲁新又和总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多次深入调查路基变形问题；他和他的助手、学生，对观测的数万个数据多次反复计算、分析。当时有各种观点和意见，为保证科学的严谨，他结合自己30多年对冻土问题的研究的认识，写出了“冻土区路基变形检测和裂缝调查数据分析”等8篇关于路基变形问题的技术咨询报告，向有关部门提供技术依据，为设计变更和设计补强打下了技术基础。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被研究、设计、施工单位普遍接受，并广泛应用。

2003年7月中旬，为了不失去一次和冻土科研专家交流学习的机会，张鲁新拖着病身，不顾医生劝阻，毅然陪同中科院领导视察青藏铁路试验工程和冻土区工程，向中科院领导和院士们汇报了青藏铁路建设以来设计、施工重大技术问题的认识，写的题为《青藏铁路建设设计和施工过程对冻土问题认识的回顾和思考》汇报篇，被院士们认为是一份“科学性很强的报告”。只是，在他听取专家对冻土科研指导意见时，他忽略了感冒发烧时上高原容易诱发高原病，一旦得了高原病就有生命危险的现实情况。

2003年，在考虑全球气温升高对青藏高原影响的背景下，张鲁新又结合水害、沙害和一些次生病害工程设计措施效果的观测，对青藏铁路有关问题开展分析研究，编辑了近10万余字资料，写出《全球气温变化背景下青藏铁路现有工程结构和工程措施可靠性分析》，与设计单位共同总结，对冻土设计思想深入反思，使建设管理、施工与设计实现了重要转变。

在此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状态中，两年多的时间，张鲁新主持完成了十几项课题研究，撰写了十几篇学术论文，一些主要观点被研究、设计、施工单位接受，丰富了冻土科学理论。

青藏铁路冻土攻关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乃至一代人能完成的，只有将冻土研究成果通过包括所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广大建设者去应用才能实现。

青藏铁路建设者初上青藏高原时，大多数对高原冻土施工知识知之甚微。张鲁新把冻土施工的知识普及和培训作为咨询工作的重要内容，把讲台搬到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的现场。两年多来，组织编写了20多万字冻土知识辅导书籍和讲座材料，在全线举办了12期冻土工程技术培训班。和专家们向2000余名干部和技术人员传授了知识。2002年“五一”期间，他又主动放弃休息，到沱沱河工地，为中铁一局指挥部举办了培训班。

为了我国冻土科研和冻土工程技术的全面提高，为了青藏铁路冻土技术攻坚队伍多一些优秀技术人才，也是为了冻土科学发展后继有人，张鲁新不顾工作繁忙，在青藏铁路工地招收了包括一些技术负责人在内的12名博士研究生。他们利用学到的知识组织施工，有力地推动了冻土攻坚。中铁三局青藏指挥部指挥长刘登科是张鲁新2002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他在冻土区路基施工过程中，根据所学的片石层路基保护多年冻土的作用机理，经过研究和计算，认为在片石层表面呈正六边形时，表面通风效率最高。施工中实践这一理论，取得很好效果。

目前，青藏铁路建设冻土攻坚取得了重要成果，路基稳定可靠，桥梁基桩经第三方检测质量良好，耐久混凝土经受了初步考验，铺架质量优良，工程列车行车时速可达80公里，夺取了阶段性胜利。

不平凡人生的情感支撑

作为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组组长，青藏铁路建设开始以来，张鲁新多次参与重大技术决策和提供技术咨询。2000年，作为主要专家，参加铁道部、国家计委、国务院5次有关青藏铁路立项的咨询；2001年，先后举办10期冻土理论和实践培训班，为青藏铁路建设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撰写咨询报告，为青藏铁路高温冻土区“以桥代路”重大技术决策提供依据；2002年，撰写多篇咨询报告，为青藏铁路设计补强提供理论根据，为重大技术决策提供依据；2003年，撰写多篇关于路基变形问题的咨询报告和论文，为设计变更提供依据。仅仅4年的时间，张鲁新就从多方面撰写文章和提出一些观点，并主持和参与一些重大课题研究为青藏铁路冻土技术攻坚和冻土难题的突破，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基础。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除此之外，他还要陪同各级领导视察工作，参加各种研讨会。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张鲁新可能是一个铁人，所以才有这种激情，然而当我们走到他背后，却发现有三双手在推着他前行。他把对他们的爱化作了动力，他们把对他的爱化为对他事业的支持。为此，张鲁新常常在暗地里自责，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儿子，张鲁新对妻子、儿子、母亲充满了太多的歉疚。

1974年冬，张鲁新与妻子李郁芬在大兴安岭举行了婚礼，但事业却与他们的新婚生活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婚后才一个星期，张鲁新被调到兰州铁道部西北研究所，走上了青藏高原。直到1977年，李郁芬调到兰州市邮政局当了一名信件分拣工，两人才见上一面。也是直到此时，李郁芬才体会到丈夫对事业的追求，对科学的热爱，知道了他心中那个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破解高原冻土奥秘，只是她不知道，这个斯斯文文的男人将在冻土科学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他心中所韵育的能量将会是石破天惊的顽强与执著。她所做的惟有对丈夫事业的全心支持。

1978年底，已经成了父亲的张鲁新，在儿子张楠刚满月的时候，走上了唐古拉，直到1980年春节才见上儿子一面，此后，培养儿子的千斤重担，有八百斤压在了妻子肩上。如今已经是26岁的张楠，先后在俄罗斯、英国读完大学、硕士研究生，目前正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随着学识的增长，他也越来越透彻的理解了父亲的选择。

1975年11月，正当张鲁新奋斗在那曲的大草原上时，母亲去世了，母亲的去世给了张鲁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1975年1月的时候，父亲给他写信说，母亲患了直肠癌到了后期，可张鲁新在家照顾了母亲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那段时间张鲁新犹豫着、徘徊着……

但他却牢牢记住了母亲的遗言：“新儿，西藏是个好地方，你要在那里好好工作。”

妻子、儿子、母亲的理解使他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工作状态，还有另外一种感情的激励，让他每每想起来就产生一种奋进的力量。2003年在张教授的几十个学生庆祝他生日的时候，吴志坚博士代表所有的学生说：“张老师对我们年轻的学生来说是父亲，对我们大家来说，更是敬爱的老师，亲爱的朋友。”正是这份青藏铁路联结起来的情感，激励着他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青春韶光，为青藏铁路破解高原冻土奥秘，耗尽了半生心血。

张鲁新讲述情感经历的时候，“对不起”可能是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了，“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儿子”。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对得起他的祖国、对得起他的父老乡亲，他对得起世界上第一条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

走近张鲁新教授

以下是张鲁新学长接受我校地球科学与环境学院学弟学妹们的采访采访：毕世喜 陈雨旋 孙逸龙

问

张老师您当年是怎么想学工程地质这个专业的呢？

答

当年表演了舞台剧《年轻的一代》，这个舞台剧就是和工程地质有关的，在里面我出演了男一号，就开始对地质感兴趣了。当时前苏联在地质研究这方面很强，地质学家也比较受尊敬，我觉得学工程地质对我来说是很浪漫的事，再加上我本身就对地质很感兴趣，因此我就选择了工程地质。

问

张老师您是怎样和冻土研究结缘，并且坚持下来这份工作的？

答

当时听一个老科学家讲青藏高原的冻土，我就对这个有了一定兴趣。当时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冻土考察队，我们当时在青藏高原上靠双脚完成了勘测。至于怎样坚持下来这份工作，我觉得没有参加这个工作的人是不会真正了解的。没有参加的人会认为这项工作很难，会想放弃。但真正投身其中的人会去尝试用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就好比我们研究地质体，看它变化的情况，我们无法和自然抗衡，改变整个结构，但是我们可以转变思路用其他方法解决。当初我们研究发现全球气温每年以0.026℃上升，平均地温也会有零点零几的变化。看上去变化很小，但这些微小变化也会让冻土情况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就是想着去完成冻土研究，完成青藏铁路的建设，于是就研究解决了技术难题，坚持了下来。我可以自豪地说，青藏铁路通车至今运行正常，且没有出现减速的情况。而俄罗斯的经过冻土的铁路却只能在路况良好的时候才可以保持50公里左右的时速。

问

张老师对交大新一辈地质人有没有什么期望呢？

答

如果说世界上任何路有捷径的话，那么这条路叫坚持。比方说冻土，在工程地质学科都属于很特殊的领域，单是冻土所需采集的数据，就是要以一年为周期。当时很多人让我做其他的，但我却坚持下来。在工作中会有两种苦，分别是吃苦和受苦。我们要敢于去吃苦，不要去被动的受苦，被动受苦你只会感觉苦，但不会学到东西。当你主动去吃苦，你不会觉得苦，而能在里面学到新的东西。我们当时考察研究时，住的帐篷，年轻人要在吃苦中坚持学习。我们修建青藏铁路，从开始施工到结束，我们这一批中坚持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修铁路的时候，大家都说难，人都被熬走了，他们也劝我去做其他的。我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别人说修青藏铁路难，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到建设中来，不知道难在哪里。其实只要解决了冻土问题，其他都好说，我坚持下来了，成功了。其次就是做事情要有规划，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未来要想好自己的方向。虽然工程地质专业现在的发展很快，但是我觉得我们地质不能脱离工程。每个地质学生在学习时都应侧重工程方面的学习。就像在唱歌里面你不能说自己是说相声，在说相声的里面你不能是唱歌的。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学习方向。现在外面世界很精彩，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已经不多了。我这一辈子都在坚持这一行，我觉得，只要坚持到底的人都能成功。

问

那您对目前国内外地质专业水平差异有什么看法？

答

我们不能一味去盲目追求国际化，要有自己的优势。但是相比之下，国外在地质研究方面要更加专业，更加集合专业化。你看俄罗斯，他们关于轨道交通的项目全国就是两个大学在弄，所有成果都出自他们，可以独立承担大的科研项目。但是在国内还不够，高校在重大项目的参与还不够。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高校没有在重大项目拿到有分量的项目。

张教授作为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为国家铁路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在很多人放弃冻土研究转向其他领域时，只有张教授坚持了下来并完成了研究。为了青藏铁路的通车，张教授在高原上守望了一生。他认为：人要有追求，没有追求的话没有事情能够坚持下来。正是由于张教授这样无私奉献的高原守望者，青藏铁路才得以变成现实。

让我们为张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来源：唐院春秋 交大地学公众号

编辑：覃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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