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送别国学大师饶宗颐——他百岁华诞曾为中大新华校门亲笔题字
今天（2018年2月6日）凌晨
国学大师 饶宗颐 去世
享年101岁
饶宗颐，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幼承家学的饶宗颐，研究范围极广博，涵盖上古史、甲骨学、经学、宗教学、史学、敦煌学等十三大门类。其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他曾说“做学问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这样。
饶宗颐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他长期潜心于学术研究，曾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2008年，时年91岁的饶宗颐（右）和时年97岁的季羡林握手，民间常有“北季南饶”的说法
他百岁华诞曾为中大新华校门亲笔题字
2017年8月9日，饶宗颐先生迎来了百岁华诞，一向清心甘泊的他仍精神矍铄，坚持每天读书、绘画、写字。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西门上的校名是百岁国学泰斗、国际汉学大家饶宗颐先生在其百岁寿诞之时亲笔题写的。“辛苦待舂锄”，正是饶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的写照。
已是期颐之年的饶宗颐身在香港，在百岁寿诞时为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题写校名。王庭槐校长在揭牌仪式上指出，在饶老题写的校名中，有一个字特别大、特别有力、特别有韵味，这就是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的“新”字。中国需要新生代人才，国家也鼓励独立学院办学不断创新，东莞校区新校门的落成，标志着学校进一步开放包容、开门办学理念的体现，在学校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在新的起点上共同努力，培养出新生代复合型、应用型满足国家社会需要的创新人才。
百岁饶老正在为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西门题字
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新”，在汉语词典中，表示一种有异于旧质的状态和性质。表达了饶老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期盼与寄望——办品质教育，育创新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同时“新”字亦有变得更好，与“旧”相对，如“推陈出新”之意，蕴含了饶老对我院秉承孙中山先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校训，传承中山大学包容、开放、创新的大学精神和人心向学的优良学风，坚持“三基三严三早”的教学传统，倡导诚信求是、开放包容、笃实创新的精神和“早、正、严、实”的教学原则，秉持“育人为本、质量第一”办学理念的肯定与支持。
饶宗颐与次女饶清芬、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炜明等领导与饶老一起展示为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题写的校名
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饶老题字
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新华学子眼中的饶老
黎晓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作为一名新华学子，以饶老为榜样，发扬新生代学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求学的路上走出自我、走出精彩、走出成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知识改变命运，奋斗铸就辉煌”。学问讲究时间与历练，尽管年轻的我们现在是无法练就如先生般超脱潇洒的大家风范，但是我们在求学路上，我们可以秉承饶宗颐先生“辛苦待舂锄”的求学态度，秉持中山先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校训，敢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敢于表达自我，成长为有远大志向，有广博文化知识，具有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为社会服务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融通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人才。
赖乐诗：咀嚼孤独
我想做学问无非还是要耐得住孤独与寂寞，学问的探寻如果刚入门想必是枯燥的。正所谓万事开头难，而对于现代的大学生来说埋头钻研，一心向学行之不易。外界的诱惑越多，越难以按捺焦躁的心？如何不受外界干扰，心灵保有一片安宁去做学问？饶老在治学、求学路上“辛苦待舂锄”的态度对于新华学子就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作为一名新华学子,应该做到愿意去学更多的东西,不止于表面而是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探寻，保持自己的思考，不只是摄取前人之思还要有独立的思考成果，我想这也是当代大学生应该考虑的问题。
不管什么时候，饶老始终保持着一颗热爱学术的心，豁然地看待整个世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脱俗。退休后的饶老仍然不断地探索着，致力于研究国学，挖掘深厚的文化底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陈晓悦：每天以崭新的灵魂直面人生
每一天伊始，便是饶老开始以崭新的灵魂直面人生的时候。即便岁月逝去为他留下痕迹，但岁月的积累真是他通往崭新艺术道路的契机。“以艺术家的童心探寻学问，以学者的深度加深艺术”是他不变的追求。也正因此，我们才得以见证饶老先生源源不断地产出文化硕果。现今已是百岁高龄的他，仍旧保持着对文化的高度好奇，醉心于对文化的探寻。正如校门题字，我于这位百岁老人身上看到了“新”的含义：于旧识中探新知，于旧体中寻新魂。每一次与他的作品接触，我们都能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获得全新的体会。这样的“新鲜”，正是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所需要的“永恒”。
少年退学求学
14岁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刚上中学的饶宗颐作出一个颇具勇气的决定——退学。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据悉，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更是深厚，父亲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继承他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
饶宗颐曾在《我的家学经历》里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19岁受聘中山大学
饶宗颐是中山大学的杰出校友，与中山大学有着长达80载的学术因缘。
1935年，饶先生19岁时，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
不久，香港接着沦陷，他又回到潮州，后来到了广西无锡国专。一直到抗战胜利，饶宗颐才回到广东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
“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
1979年后，饶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饶宗颐先生还一直担任着在中山大学创刊的学术期刊《华学》的主编。
饶先生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永芳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岭学辉光，开来继往”。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先生，当时饶先生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饶宗颐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龄的饶宗颐教授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出席典礼的粤港两地专家、学者并藉此机会庆贺国学泰斗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撰写巨幅寿联：“遐龄方百岁，六合同庆春。”
香港潜心治学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间，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
饶宗颐讲述：
“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
2013年12月，香港大学将新成立的校内最崇高的学术荣衔———“桂冠学人”，颁给首位获奖人——饶宗颐教授。
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
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退休。此时，改革开放之风开始吹拂中国大地。
阔别内地30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内地学术活动之中。
饶宗颐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统计饶宗颐的创作时间可发现，他退休后发表的文章远超于退休之前。
饶宗颐说，在他心里，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他坚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饶宗颐说：
“我为什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100多年来，我们国家出土的东西非常多，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等，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华文明的精髓。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都在阿拉伯的写本上保留下来。通过这些写本，欧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源于这些老的写本。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要趁机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前人的宝贵经历好不容易通过历史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珍惜，给以新的诠释。
“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去年（2017年）7月12日，百岁高龄国学大师饶宗颐亲临深圳大学，为深大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揭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饶宗颐在为人修学中也有自己的“三境界”：“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为第一重境界，意为在孤独里思考和感悟，上下求索。“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为第二重境界，“日愈西下，则其影愈大”，饶宗颐认为这是一般人不愿进入的一重境界，因为一般人的精神都向外表露，既经不起孤独寂寞，又不肯让光彩受掩盖，只是注重外面的风光，而不注重内在修养，他们看不见林隙间的“绿”。其实，越想暴露光彩，就越是没有光彩。“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为第三重境界，意为无论如何都要相信，永远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在等候自己，只有这样才没有烦恼，自主人生，自成境界。
先生一路走好
来源 | 人民日报客户端、南方日报（NF_Daily）、南方都市报（nd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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