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专栏|韦伯故乡读韦伯“断想”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到德国西部Duisburg暂住数周，除了已准备的研究工作，觉得应该读点和此时此地相关的东西，才不枉此行，于是想到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在韦伯故乡读韦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历史上的德国即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与后来的拜占庭帝国首都—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遥遥相望。从我暂居的Duisburg，两个小时的火车抵达阿姆斯特丹（荷兰）或布鲁塞尔（比利时），巴黎、布拉格也在几小时车程之内。从中国大历史和空间幅度来看，韦伯的比较历史分析—从英格兰、荷兰到法国，从罗马帝国、拜占庭到德意志帝国—犹如左邻右舍、去年前年间的比较。

于我，读书是思考的旅程。一书在手，或一目十行掠而过之，或逐字逐句反复咀嚼，大多数时候不是书在安排我的注意力，而是随着我的思路而调整着阅读节奏速度。有时一本书才读了几页，已引发我思绪绵绵，转而写作，而将书弃之一边。有时读的有所触动，连带读起其他作品，与诸位作者高手联席共话。准备将韦伯有关中国儒教、比较历史等著作重新翻阅一下，不求甚解，惟激发思绪、扩展想象空间足矣。不是应试般格式俱全的读书感，而是边读边随心所欲的联想，是谓断想。

最早读这本书的英文版是在研究生阶段，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以后偶尔因研究课题翻阅过，但再无缘细读。这本书的主旨在社会学界可以说无人不晓，虽年头已久，但其基本思想仍可谓熟悉。与“经济基础”的渐变相比，人们对于文化思潮之变的感受更为敏感，韦伯强调精神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在摆脱了教条框架的今天看来，颇为顺理成章。

对于韦伯这本书颇为激烈的抨击源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现实。儒教文化下亦可有资本主义大发展，呈现出韦伯本书命题的反例，引出一个相关的文献，在研究生期间还略有涉猎。现在回头来看，东亚四小龙的起飞更多地得益于国家的力量，并不一定是儒教文化所致。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另外一个有力的佐证：在中国大陆，恰恰是在儒教文化最为弱势的后文革时代实现了经济起飞。韦伯反复批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演变有着多种因果链条，并非只有唯一因果关系可循。 儒教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怎样的因果关系，还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阅读中印象深刻的是韦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即理性的经济活动—的仔细界定和讨论。他指出，“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资本主义恰倒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总之，资本主义不外乎以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追求利得，追求一再增新的利得，也就是追求‘收益性’。”（p. 5) 在这里和其他著作中（“中国宗教”），韦伯特别讨论了中国历史上传统主义的营利性活动与理性经济活动的对比。

把一切罪恶归咎于市场、归咎于资本主义，是当下一个时髦但浅薄的话题。媒介话语中谈及的种种恶劣行径恰恰与韦伯笔下“经济理性主义”相反，更接近于“传统主义”下经济活动的表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权力经济、权力管制格局下的经济生态。韦伯对于“经济理性主义”（市场机制）和“传统主义”（传统经营活动）的区别仍然有着启发意义，只是在今天，这个讨论已经超越了学术范围，成为意识形态之争了。

韦伯在文中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宗教、信用与资本主义精神下市场交易间关系。其中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一位到诊所就诊的病人身躺沙发、经历鼻镜观察过程。他突然坐起告诉医生：“先生，我是…街上…洗礼派教会的一员。” 他的潜在信息是：“您无须担心诊费”(p. 195)。也就是说，宗教的身份赋予人们基本秉性、行为特征和相应的信誉。

读到这个故事让我联想起自己美国北卡州生活时的一段经历。90年代中期刚到此地不久，置办家当需要一个冰箱，正巧看到一则广告说有全新的冰箱需要出让。电话联系下来，感觉不错，于是约好时间，租了小货车，按照提供的地址寻上门去。那时对该地区不很熟悉，按照地址所示，上路后不久就惊诧地发现，驶出了市区，奔跑在开阔田野之间。辗转来到一个感觉上颇为空旷的农场，敲开门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位二十多岁、声音柔和的黑人女主人。如她所说，冰箱完好如新，于是交款装车。但毕竟双方以前从不认识，从未谋面，而且是二手交易，我在付款时随口问了一句：“你说这个冰箱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属实？”不料这位女主人似乎受到了无端的指责般地脱口说道：“Oh，上帝啊，我们这么能在他面前撒谎…”。听到这话，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错怪善良人的羞耻感，如同鲁迅“一件小事”文中所说的，“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这次阅读另外深刻印象的一点是，韦伯特别有意识地强调研究方法，方法论的关注渗透了全书讨论的始终。韦伯力图从历史分析中得出结论，新教伦理中产生的文化特质（ethos）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谋而合，且先于后者存在，为资本主义的理性经济活动提供了文化推动力。作者不时地提醒读者，他从比较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认识何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来源、内容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通过“用一种比较精确的思维定式来取代这种模糊的感觉，并且探讨上述那种差异的内在原因。”（p. 66) “在方法上，其目的并不是要把历史真实嵌插在抽象的类别概念里，而是要在往往且无可避免各具独特个别色彩的具体发生关联里，致力整理出历史真实的面目。”文中讨论多方面地触及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特别批评了那种历史决定论的思路，而是认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常常有着多重原因，常常有着超越行动者意愿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有相当部分…是改革者的事业未曾相见，甚或正非自己所愿见得结果。”p. 67)。

这些方法论上的考虑今天读来有些机械呆板或不够精细微妙，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正是学术作品上下高低之别的关键所在。现在读到的学术研究工作，包括一些上乘作品，可能在理论上或资料上颇下功夫、别有新意，但大多在研究方法（论）上几无交代。究其原因，或作者没有如此意识，或学术界已有现成套路，顺手拈来，无需思考。如此这般，已属随波逐流之辈矣。

时常听到有人质问，为什么社会学研究总是要回到韦伯、涂尔干、马克思这些大师那里？这一点与那些可以把思想正式化、模型化的学科（如经济学）的确很是不同，似乎成为社会学这一学科尚未入科学殿堂的印证。重读韦伯，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反复读经典”这一问题，即社会学（抑或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方法是以解释学为基础的，通过意义解析来认识、解释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因果机制。韦伯是这一方法的重要倡导者，特别强调从行动者的意义理解中探究其成因，以及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如此，重读经典提供了进行意义解析的新的机会、新的想象空间。如格尔茨所说，“文化分析不是遵循研究发现累积的上升曲线来发展。恰恰相反，它们分化成那些越来越大胆勇猛的冲击，它们之间互不相连但却有着内在连贯的次序。研究工作是建筑在其他研究之上的，但它们不是在已有研究的止步之处接续下去，而是通过掌握更好的信息和分析概念，进而在原来问题上向深处开掘。”

韦伯的“解释学”特别是多种因果关系、非决定论的思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失去的可能性”—因某一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历史轨迹同时剥夺了其他可能性。也许这是counter-factual分析所试图回答的问题？

最后说明一下，我读的是中文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版）。正好手头有这一版本电子版。韦伯的研究风格在这本书中挥洒淋漓，大尺度的历史比较分析，涉及到不同宗教、同教内不同派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因此，翻译此书很是不易，两位译者颇下功夫。如果说不足的话，也许是台湾学者的语言习惯吧，翻译的字句时有拗口别扭之嫌。如果不考虑原文意思的传递，单从中文表达上来看，文字还可以简练些。

学者简介：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社会学会、美国管理科学院会员，担任《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和《管理科学季刊》的编委。主要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为：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Economic Sociology, Chinese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