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专栏|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 读王汎森论文集

很久以来，从社会学角度读中国思想史是一个令人烦闷沮丧的经历。不是说这些著作读之无趣，没有内容，而是因为大多内容陈述从思想到思想，从观念到观念，思想的脉络如天马行空，不接地气，似乎与实际社会生活毫无关联。

因为这个缘故，一开始翻阅王汎森先生这本论文集，就有耳目一新之感，为其生动的社会气息和新颖的、视角所吸引。如书名所示，这本论文集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从社会生活角度解读中国近代思潮，从“新民-新人”，“主义”、“烦闷”、“时间观”（历史观）等不同线索、不同思潮解读中国近代社会的心理历程，从不同侧面为我们打开了窥视近代思潮和意识形态脉络的窗口。

一

近代中国是一个思想活跃、头绪纷杂、冲突竞争的时代：一方面是传统社会解体，旧的儒教文化衰落；另一方面是各种新思潮涌入中国，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到法西斯主义。更大的背景则是中国社会正处在民生凋敝、民族危亡、何去何从的迷茫求知之际。生长在这个急剧动荡起伏的社会中的个人、群体，特别是怀有身家国天下情怀的文人是如何心态？这些心态又如何影响了近代思潮和社会行动？本书的一系列论文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题目为“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开篇文章，为本书提纲挈领，陈列和连接思想的不同层次：从高度抽象的哲学史、思想史、概念史等到蕴于日常生活践履的思绪、烦闷和心态。 形而上的精神与意识与形而下的经验知觉在个体身心中交流统一，不再是两分相隔的不同世界。不仅在个体层次，而且在社会层次上，作者特别关注那些承载了“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生活和心态”的文本，从报刊评论、文化活动、到读者来信、社会新闻，既关注上层思想观念的下渗筛选过程，也留意解读下层“心识状态”的游离抵制活动。如此，思想与生活，思潮与民意、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进入了统一的场景，思想史的研究有了时代的体温。

王汎森的研究工作触及到几个理解当代社会转变的重要环节：从涣散自为的民间社会，经“烦闷”与迷惑，走向纪律严明的组织社会（第四、五章）；从向后看的传统时间观转为向前看的现代唯物观（第六、七章）。例如，作者关于“时间感、历史感、思想与社会”一文中讨论了中国思想史中“向后看”的历史观，“即在清代两三百年间，中国第一流的脑筋所从事的学术是用后照镜看未来，学术上是一步步跨过明、元、宋、魏晋、隋唐、两汉，希望走回到最先出发的那一点，而时代与社会却是一步步往前走的，最后走到海洋时代的来临。”（p. 226-227）这一传统取向在近代遭遇了进化论基础上的发展观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引发了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深刻变化。

二

书中各篇论文不时提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教。在“从‘新民’到‘新人’”一文中，作者注意到儒教在近代转型的端倪。在此前，儒家修身的观念与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是一元不可分割的。近代以来，受现代国家与社会观念影响，“修身”与“理想”逐渐走向二元架构，尽管两者并没有截然分离。

这使我联想到近年来呼声渐高的儒教重建与社会设计的思潮。出于好奇，这几年也找来几本相关书籍了解一下。读下来很是失望。这些政治儒学思想（借用蒋庆先生书名指称）从理念到理念、从想象到想象，与社会现实甚至历史事实几无关联，一如传统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风格。依中国传统“向后看”的传统，欲儒教兴国，那么先说服读者/听众，儒教在历史上如何完成了它的使命。或曰，儒教意在规范不同角色，使之各得其所，各受约束，因此有约束皇权、保护个人之效。那么请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皇权何时受到来自儒教教义的有效约束？如果说皇权确有被约束之时，这些约束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儒教道德规范？又如何看待儒教规范对不同群体高低贵贱分类的等级制度和束缚？王汎森注意到，“儒家主流文化并不关心下层人民的文化、思想、心灵、信仰。”（p.283）环顾四周，至今仍然如此。

王汎森指出，“儒家基本上是一种践履之学，譬如宋明理学的文本，如果不在相当程度上从践履的角度去把握，则必然会有所误失。” (p.2-3) 欲儒教兴国，就必须走出文本、走出书斋，接地气地讨论分析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历史的和现实的。联想到，民国时期尚有梁漱溟等一批有志之士身体力行，从事各种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从具体社会实践中尝试之。而今天的儒生，连这种尝试的机会都难以寻觅，可见将想象付诸实践之困难。

在“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一文中，作者涉及到了地方活跃性与中央一统性这个题目。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不同社会思潮和不同方向的发展，难以囿于一统的观念体制中，这也是儒教在当代面临的困难。可惜这不是作者的研究领域，向深处开掘有限，大多是印象上、方法上而不是实质性的讨论。

三

读罢的总体印象是，诸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和层次展现了一幅丰富但繁杂的图画，纷乱的线索头绪，明暗不一的思潮飘带，但缺少一条明朗的主线。这个印象也许来自不同论文汇集的缘故，也许是史学微观着眼的结果，也许是那个纷乱时代的真切反映。应该说，这些年读到的广义上有关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如李泽厚、陈旭麓、汪晖等，大多是置放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的，而不是从思想到思想的天马行空之作。这些著作虽然角度不同，观点不一，但都在多年来潜移默化的的“革命”、“主义”话语体系中阐述。相比之下，王汎森的视角更为贴近平民生活，如一股清风吹进这一领域，提供了独到且平实的视角，带来了新鲜又熟悉的感受，也因此触动了新的思考。

史学家葛兆光在他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中提出: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只是、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p. 13）。这一思想史观与王汎森先生这本著作中的取向颇为吻合。只是上古时代距离遥远，加上我在这个领域中知识有限，葛著读来难以身心体会，而王汎森著作所描述的各种镜头似曾相识，与自己经历或目睹耳闻距离很近，与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很是相关，因此引发更多的联想和感慨。

一个社会的种种思潮或流行或消亡，取决于时代契机；正因为此，社会思潮起伏恰恰最能反映时代的特征。回想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腔在中国大陆盛行回荡，今天看来可以付之一笑，然而这一文化现象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倾斜方向和人们心态所向。联想到听到的一则故事。据说，近年来中央政府颇为努力，有计划地招收中层地方干部进京任职，但南方官员不愿进京；有些进京后也想方设法返回故地，其主要原因是不能适应京城官场文化。另一则故事。几年前听若干企业家谈及，鼓励自己的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不是继承父业，原因是不想让孩子沦入地位低下境地。这些故事背后真实状况如何无法确定，或可由量化研究和大数据验证。但可以相信，社会层次（包括机构单位）的文化，而不是官方话语，才能更准确地捕捉到时代的精神。

试想，后人看今天之社会思潮，当如何落笔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