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了赵春华，就能换来法治尊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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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华终于决定要上诉了，律师决定为她做无罪辩护。这个仅仅摆了两个月打气球摊的大姐，因为摊子上用来打气球的气枪被鉴定为枪支，以非法持枪罪被判徒刑三年六个月。为了省钱，她原本不打算上诉。
在讲赵春华的故事之前，我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人生经验，惊讶的发现，按照现有枪支管理规定，做一个良民真的很不容易，处处都充满着违法的陷阱。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家所在小县城只有一个电影院，每天晚上放电影的时候，总是人山人海，各种小摊贩出没其间，其中定然不会少了气枪摊。目标架子上那时候还不是气球，是老板自己做的小木块，上面画个小人，写着东条英机、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字样，离目标十米左右，摆着一两支破旧的气枪，最开始是一毛钱一枪，打中可以奖励再打一次。小时候的我，宁愿放弃两根棒冰，也喜欢那种枪托顶在肩部，眯着眼睛瞄准，然后啪的一声开枪的感觉。
后来动手能力强了，制作过木头枪，自己用刀慢慢削出枪的样子，装上弹簧，用黄豆当子弹。更高级的是用大的金属合页制作火柴枪，磨掉中间的转轴帽，抽调转轴，插入一根细点的长铁钉做撞针，用螺丝把两片合页紧固到一起，再把一根铁丝掰弯，穿过合页控，一头挡住撞针，一头充当扳机，装上强力橡皮筋，另一头插根火柴，火柴头对着撞针，一扣，撞针击中火柴头的火药，啪的一下，火柴棍就跟子弹一样打出去了，射程一般三五米。这个枪口动能，肯定超过了1.8焦耳/平方厘米。当时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几乎人手一把。拿在手上的感觉，那种满足程度难以言表。
我还想起了大学时候的好友玉良同学。他家是京郊附近农村，靠近山区，村里农民几乎家家备一把猎枪，冬天好进山打猎。禁枪令出台之时，他正在上大学，并不知情。毕业之后，扛着猎枪进了山。没想到被当地派出所抓获，进了局子判了半年。半年后出来，我去看他，整个人变得颓废不堪。后来，他中断了与同学的联系，再也不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之间聊起他，都是一片惋惜之辞。
气枪摊后来成了气球摊，子弹从当年的金属子弹变成了塑料子弹，枪的外形也越变越好看，却始终是各大庙会城乡游艺场所的保留节目。15年去坝上草原，处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气枪摊，我跟儿子两人打了个过瘾。正因为随处可见，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甚至已经成为底层群众的娱乐习俗，更凸显了天津方面执法时缺乏人性化的态度。
今天，公安部相关规定的主要起草人季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8焦耳/平方厘米的标准是考虑到人体最脆弱的眼睛部位。他同时指出，公安部相关标准的制定是按照法律法规来办的，但“这个标准是看能不能致伤，但是能致伤和判刑，是两码事儿”。在量刑方面不要一刀切，“应该根据各个案情，适当处理，不可量刑过重”，也就是说，哪怕有标准，但在执法和裁决的过程中，也应该考量具体情节，不是每个案子都需要进行重罚。
有人辩解说，恶法亦法。这个案子完全符合程序正义，即使法本身是恶的，但也应当尊重法律的裁决，牺牲一个赵春华，成全法律的威严，在他们眼里，是值得的。
但他们忘记了，法律诞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人性善良。法律应当是公平的，不偏向任何一方，只要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就不需要赵春华的牺牲，也能获得令人尊重的效果。
真的要追究程序正义的话，对赵春华的判决更是站不住脚的。禁止民间拥有枪支，是国家法律的要求。但何谓枪支，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最早由公安部颁布的《枪支管理办法》中曾经认定“军用的手枪、步枪、冲锋枪和机枪，射击运动用的各种枪支，狩猎用的有膛线枪、散弹枪、火药枪，麻醉动物用的注射枪，以及能发射金属弹丸的气枪。”
在1996年由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枪支管理法》则规定“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这些都是从枪支的性质和外观等作出的定义，对于什么是枪支，尤其是大量非制式仿真枪、玩具枪如何鉴定，执法的过程总需要一个标准，公安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就经常面对这个问题，于是公安部出台了相关枪支认定标准。
但这个标准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变化。在2001年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中，“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当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这个标准明显是以是否穿透裸露皮肤为准。换算成枪口动能，大约是26-30焦耳/平方厘米。
但是在2007年，公安部出台了新的规定，废除了2001年的标准，新的标准规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按照《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GA/T 718—2007）的规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这就是赵大姐气球摊上的气枪被认定为“枪支”的来源。
真要严格按照程序正义的说法，这个标准显然只是公安部的部门规定，对法院和检察院来说，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并非人大立法确认的法定审判依据。检察院在决定是否起诉，法院在作出裁决的时候，可以借鉴，也可以不借鉴。检察院和法院，完全可以对是否是枪支，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在此案中，检察院、法院完全根据公安的认定，草率作出判决，完全没有摆脱“公安做菜，检察端菜，法院吃菜”的套路，只有程序，没有正义。
在公安执法过程中同样如此。赵大姐的摊位是从2016年8月从一个老汉处转手过来的，用玩具枪打气球，用的是塑料子弹；因为白天不许摆摊，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出摊儿，到十二点钟左右收摊儿，两个月之间也没有什么事发生，并且按月缴纳管理费。
在这个地段，之前一直就有打气球的游园项目，并且还有管理人员收取管理费，这意味着有管理方。如果赵大姐违法，卖摊位给她的那个老头，同样违法，犯下了“非法买卖枪支罪”。按照同样逻辑，收取管理费的管理方存在监管不严的责任，纵容跟赵大姐一起被抓的十几个气球摊摊主，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也应受罚。你们要程序正义，这就是程序正义。
按照程序正义，在刑法中同样有“情节轻微不予起诉”的规定。赵春华即使是有持枪的行为，但有关管理方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派出所也没有上门普法，所在气球摊也不过经营仅仅两个月，主观上不具备犯罪动机，客观上没有造成任何危害，这就是典型的“情节轻微”，检察院可以据此不予起诉，法院据此可以判处缓刑甚至免于处罚。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一条人命都可以“情节轻微不予起诉”。检察机关普及了“情节轻微不起诉”这样的法律用语，却没有用同样的尺子普及到赵春华身上。
老百姓不怕法律的严苛，如果人人都遵守同样的准则，执法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再严苛的法律全社会都能承受。但假如有的人遵守，有的人不用遵守。这样的法治尊严就会变成对法律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