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卷英雄"张铁生后来怎样了？后半生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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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忽然刊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说是“答卷”，但其实是一名考生写在答卷背后的一封信。

全文如下：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

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

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

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这封信大概800余字，《辽宁日报》全文刊登。

而伴随着这封信的刊登，一场风波也就随之而起。

作为风波中的核心人物，那位落款为“张铁生”的白塔公社考生，也因此一夜成名。

他就是当年那个全国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

张铁生当年手写的那封信

2

张铁生，1950年出生于辽宁锦州市兴城县。

没错，有那段经历的中国人看出生日期就知道，张铁生是一个“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没有机会再深造下去。

1968年10月，初三学生张铁生去学校贴了一张大字报：“响应国家号召，愿意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不久后，张铁生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离开了锦州市，到了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随后又跟随母亲落户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被当地农民推举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在插队落户的日子里，张铁生踏实勤奋，什么事都抢着干带头干，很快被推选为第四生产队队长。一份记录显示：1972年全年，张铁生出勤的天数超过340天。

此时的张铁生已经加入了共青团，并和一位同村姑娘小侯成为了恋人。积极向上，收获爱情，认真工作，张铁生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比较顺心。但是，在他心底，还有一个最大的梦想没有实现：

上大学。

自1966年到1973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高考”制度已经停摆了长达七年。

1966年，《人民日报》关于取消高考的报道。

1971年，“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开始实施，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以“推荐”为主，不需要考试。1973年，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提出要在“推荐”制度之外，还是要追加一个“文化考试”——考语文、数学和理化三门功课。

1973年，对张铁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他被所在的枣山大队推荐，参加当年的高考。

6月27日，张铁生得到了参加考试的通知：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按照张铁生原先得到的消息，县里会提前三周组织复习，但后来这个复习被取消了，张铁生却没有得到通知。

临阵抱佛脚的张铁生急忙去买了一支钢笔，问人借了一堆数理化的教材，回去看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去考试了。

第一天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张铁生在草稿纸上打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草稿，但没来及的抄到试卷上，考试时间就到了。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可以翻书，监考老师还会做适当的启发，原本在初中学习底子就还行的张铁生考得还可以。

第二天下午考理化，张铁生因为没有复习，看到这些题目一头雾水。联想到第一天语文已经不可能得高分了，即将和“大学梦”擦肩而过，于是，张铁生就翻过试卷，在反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草稿，他其实在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打好草稿了。

这封信，就是后来被《辽宁日报》公开刊登的那一篇800多字的文章。

考试成绩很快就公布了：张铁生语文考了38分，数学考了61分，理化考了6分。

张铁生当年的“理化”试卷

所以，张铁生其实并没有交“白卷”。

但是，分数的高低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就是那封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信，让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

3

张铁生的那封信，在第一时间被送到了毛远新手里。

毛远新，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当然，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毛泽东主席的亲侄子。

毛泽东和毛远新（右）在一起

张铁生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参加的那场考试中，还有一名女知青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当时摆到毛远新案头的，有两封信。

但是，最终是张铁生的那封信“入选”了。

主要原因很简单：女知青报考的两个志愿都是理工科的，而张铁生报考的两个志愿，一个是“兽医”，一个是“农田水利”——有关部门认为前者明显是想借考大学离开农村，而后者是想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

1973年7月15日，张铁生接到了县招生办的通知，让他再去补考一次。在那次补考中，除了一般性的考题外，张铁生还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大学门，向谁开？》

7月19日，《辽宁日报》公开刊载了张铁生的那封信，并加上了“编者按”——

“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加了一段编者按——

“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封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的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之后没多久，《红旗》杂志再次转载了这封信，这一次，直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观点：称考大学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有关方面”是想通过张铁生的这封信，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考大学居然还要进行文化考试”？

“有关方面”，当然是指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们认为邓小平提出的这条整改，是“文化至上”，“分数挂帅”，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察，趁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

就在全国报刊纷纷热烈转载张铁生这封信之后，“考大学要进行文化考试”这一制度，被废除了。

1973年，就此成为“文革”十年中，唯一一个有过文化考试高考的年份。

或许那时的张铁生未必能领会出多少背后的政治博弈，他只知道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

他可以上大学了。

沈志华，著名历史学家。生于1950年的他和张铁生是同一届考大学。那一次考试他数学考了100分满分，其他两门也很不错，成绩名列他那块片区第一名。沈志华满心以为能进自己填报的清华大学，但却最终没有实现愿望。当得知考低分的张铁生反而倒被录取之后，他一把火烧了所有数理化习题本，决定改学文科，“要看看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4

1973年9月，张铁生被分配到了沈阳农学院畜牧医系。

应该说，张铁生成为大学生后，学习还是积极刻苦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大人物”了，所以对于他来说，“读书”早就不是他的主要任务，或者说，早就不是他需要承担的“使命”了。

张铁生和同学们在一起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新一届人大常委名单中，赫然出现了“张铁生”的名字。

作为荣誉，张铁生受到了江青的接见。江青称赞张铁生是“一块有棱角的石头”，并且还说了一句话：

“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

扔石头，是要有目标的。

1975年5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教育部长周荣鑫开始尝试整顿教育，开始找各地高校的干部和教师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些高校开始恢复开课，学生也开始重新返回到教室，“知识无用论”的声音，一时之间似乎又弱了下去。

与此同时，《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部主办）这本刊物上开始出现了一批文章，其中尤其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一文影响最大，直接反驳了当时在教育界的“极左思潮”。

这时候，江青扔出了她的那块“石头”。

1975年11月29日，《辽宁青年》上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文章称：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趁我们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机，趁全国各条战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要在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张铁生”。

不久后，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四人帮”给这篇文章定了一个调：这是张铁生交出的一份“新答卷”。

而此时才25岁的张铁生，已经是沈阳农学院的领导班子成员了。

围绕张铁生的，是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各样的讲座邀请。在一些公开场合，他抨击高考制度，顺带抨击“妄图复辟高考旧制度”的人。此时的张铁生，已经成为了全国“反潮流”的代表人物——“白卷英雄”。

张铁生在发表看法

但是，“石头”是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

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张铁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到了一条让他震惊万分的消息：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5

1976年10月17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张铁生所在的村子里。

此时的张铁生，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在一个星期前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务农。

吉普车里下来的，是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他们是来接张铁生的，说是一起去锦州开会。

张铁生上车后不久，发现吉普车并不是开往锦州方向的，而是开向了兴城县的一个军营。

张铁生被捕了。

张铁生被捕后首先得知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当中国的潮水已经完全转变了方向的时候，张铁生却依旧带着“文革”时代的巨大惯性，向为他做笔录的军代表说：

“这是一场政变，这是右派上台了！”

随后，一篇《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在《山西日报》上刊登，张铁生在山西时做的一场讲座时的一些煽动性言论，成了批斗他的一个抓手。关于批判张铁生的文章开始接连出现，而他本人，也被关进了沈阳看守所。

关于批判张铁生的各类文章，也开始出现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重新恢复。

当成千上万的学子欢呼终于可以凭借学习的知识重新进入大学校门的时候，对张铁生的审判，也在酝酿之中。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法庭上，没有辩护律师的张铁生辩解自己只是“不明真相”的“革命小将”，并没有“反革命的”动机和行为：

“我那时头脑简单得像个牛犊子，只会鹦鹉学舌。别说野心，连私心我都严格控制着。”

法庭的最终审判结果是：张铁生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33岁的张铁生，开始正式入狱服刑。

在服刑期间，张铁生采过矿，做过兽医，也做过医生，还做过护士，没有获得过一次减刑。

张铁生的刑期是从1976年被捕时算起的，到了1991年10月16日，他终于等来了自己出狱的日子。

整整15年，高墙外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年26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狱时也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划上一个句号，已经够让人唏嘘。

但谁也不会想到，张铁生的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6

出狱后的张铁生，遇到了两个堪称他人生中的“贵人”。

第一个“贵人”，叫董礼平。

董礼平是张铁生在沈阳农学院的大学同学，当年张铁生去学校报到，因为他当时已经名声在外，很多同学去车站接他，但因为阴差阳错，董礼平作为一个女生，是唯一一个在车站接到他的同学。

而在张铁生坐了15年牢出狱的那天，和张铁生家人一起来接他的人中，就有董礼平。此时的董礼平，已经是沈阳农业大学的讲师了（沈阳农学院与复旦农学院在1985年合并为沈阳农业大学）。董礼平是张铁生那一届唯一一个留校做老师的，所以张铁生被捕后回沈阳农学院开批斗会，董礼平是唯一一个送他离开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张铁生在插队时那个恋人小侯，其实在张铁生入狱后也苦苦等候，甚至为了反对家人逼她结婚而离家出走，最终是狱中的张铁生写了一封信叫她放弃，她才最终另嫁他人。

张铁生一直未娶，董礼平一直未嫁，心意已经很明确了。

按照张铁生的想法，就低调地领个证就行了。但这个想法遭到了他家人的一致反对：人家董礼平等了你15年，你悄悄把人娶进门，对不起人家！

于是，张铁生的弟弟拿出了自己的两居室给哥哥做婚房，还在自己承包的饭店里给张铁生和董礼平举办婚礼。

婚礼那天，除了双方亲戚外，宾客只有少数几位同学，还有就是张铁生当年服刑的辽宁劳改二支队的大队长和政委。他们专门赶来，还特意带来了一条毛毯作为贺礼。

在婚礼上，张铁生特地感谢了大家，尤其是董礼平：

“我是一个做过大牢的人，由于我的原因使很多亲友受到牵连，你们身心遭受的损失我无力偿还。在这里只能向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要特别感谢同学董礼平，她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珍贵的爱情，她对我情重如山，我又何以为报呢？从今后我们要相亲相爱，相依为命，手拉手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目前在网上唯一找得到的一张疑似张铁生和董礼平当年婚礼的照片，来源佚名。

婚礼后一个月，当年的小侯也给张铁生寄了一封信，还附带了一束鲜花。

张铁生成家立业后的短暂幸福，很快被一种巨大的压力和焦虑替代：如何能得到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按当时的惯例，张铁生应该是等政府分配工作。但是，一直等到1992年，张铁生依旧没等到回音。最终，张铁生鼓足勇气去问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远房亲戚，那位亲戚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据我所知，政府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敏感人物，所以给你安排工作就这么一直安排不下来。我的个人建议是，你也别等了，也别抱什么指望，自谋生路去吧！”

得到答案的张铁生，同时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妻子董礼平怀孕了。

马上要为人父的喜悦和要养家糊口的压力交织在一起，让张铁生心绪难平。他随后想了好几条出路，包括开私人诊所，都因为种种客观条件限制而被迫放弃。

就在被逼入绝境之际，张铁生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

7

第二位“贵人”的名字，叫金卫东。

金卫东曾是沈阳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恰好就是董礼平的学生。董礼平看到自己的丈夫张铁生愁于找工作，就把金卫东介绍给了他。

彼时的金卫东，是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的东北地区经理，负责整个东北地区的销售和管理，是当时中国大陆非常稀少的“金领”一族。受老师董礼平的委托，金卫东也非常尊重张铁生，愿意帮忙让他进入北京的分公司工作。

正大康地集团是由泰国正大集团和美国康地集团在中国合资兴办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综合性农牧企业，于1981年在深圳率先成立，是深圳市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编号为“深外资证字[1981]0001号”。

没想到，张铁生一听是外国人企业，立马一口回绝——他固执地认为，中国人要为中国人做事，不能为外国人打工。

无奈之下，金卫东将张铁生介绍给了辽宁省鞍山市的一家饲料公司，因为这家公司的老板是金卫东的朋友。那位老板很给金卫东面子，让张铁生做了一个小职员。

由此，经金卫东引荐，42岁的张铁生进入了饲料行业。

有了正式工作后，张铁生非常投入，而且踏实肯干，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恰逢公司要在沈阳开拓业务，他就被任命为沈阳的办事处主任。当办事处主任是要有业务指标的，张铁生带着团队从零开始，居然一年之内，就把公司生产的饲料在沈阳卖出去几十万吨。

此时的张铁生，渐渐抬起了头。之前他很有点自卑，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张铁生，连名片都不敢印，但随着业务拓展的需要，他必须要向别人介绍自己，于是也就印了名片。让他欣慰的是，和他打交道的业务对象，哪怕知道他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白卷英雄”，也都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商言商，并没有对他的过往有过什么指摘。

这也让张铁生深深感到：时代确实改变了。

不过，张铁生的职业生涯注定不会这样风平浪静：1993年，就在他业务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由于公司内部的一些变动，他被剥夺了实权。

这一次变故倒也促使张铁生做出了一个早就想了很久的决定：自己创业。

1993年4月，张铁生邀请金卫东和其他两个朋友，一起创立了“沈阳天地饲料厂”，四个人各占25%股份，但经张铁生提议，作为总经理的金卫东拥有两票投票权。

对张铁生后半生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金卫东

张铁生在公司主要是负责销售方面的业务，但勤奋好学的他，开始不断向金卫东请教饲料的配方技术和电脑操作技术。半年之后，张铁生掌握了各项知识之后，准备大干一场，却传来了一个意外消息：金卫东被正大康地任命为整个东亚地区的负责人。

由于需要全身心投入正大康地的工作，金卫东带着一个创始人退出了“天地饲料厂”。

失去主要帮手的张铁生，只能亲自上阵，自己搞饲料配方，自己跑业务。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不少苦，也遭受了不少困难，有一次因为饲料配方把关不严，氟含量超标，毒死了一个客户的所有小鸡，最后倒赔6万元，公司差点倒闭。

但最终张铁生还是挺了过来，用自己学到的配方知识和电脑技术，研发了新的饲料配方。到了1995年，他的“天地”牌饲料已经占据了沈阳的大半壁江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正大康地职位越做越高的金卫东，始终无法放弃自己创业的理想，最终决定辞职，与几位朋友一起创立了“禾丰牧业”公司，当年公司就实现了盈利。到了1998年，“禾丰牧业”公司的业务已经做得非常大了。

而在这个时候，金卫东也没有忘记张铁生。

1998年2月，“禾丰牧业”并购了张铁生的“天地饲料厂”，而张铁生成为了“禾丰牧业”的股东，占股11%。

在办理公司合并业务的时候，金卫东意外发现：“天地饲料厂”在工商注册的股东名单并没有变更过，也就是说，在他退出后，张铁生依旧保留着他的股份，一分也没动过。

那一刻，金卫东说自己非常感动。

8

2014年7月30日，对于张铁生而言，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这一天，新股“禾丰牧业”（603609）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发行，发行价5.88元。

招股书显示：张铁生作为“禾丰牧业”的七位发起人之一，持3224万股，位列公司第六大股东，持股量占发行前总股本的6.8%。

仅以发行价计算，张铁生的身价达到1.89亿元。

坐在主席台上的张铁生

从下乡知青，到“白卷英雄”，到锒铛入狱，到从头再来，最后到亿万富翁，张铁生的人生划出了一道先扬后抑，再重新抬头的曲线。

如今的张铁生已经退休，拥有新西兰永居权的他，经常会在海外住一段时间。

他曾透露，会把自己的财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妻子董礼平已因病去世），一部分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回馈社会”。

而他最大的心愿，是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我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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