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北京姑娘，为什么为外地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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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晗，曾就职于纽约时报中文网和财新传媒
全文6000余字，读完约需12分钟
经常有“北京人”质问我为什么要为“非京籍”上学呼吁，骂声也不在少数。他们委屈：“大北京都被外地人占领了，都是因为外地人，北京的城市病如此严重。”
与那些在春节叫嚷“这帮孙子可走了，这才是北京”的人一样，我也没有户籍压力。我算是三代“北京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北京户口，父母都在北京出生——相信现在很多以“大北京”人自居的，也不过是第二代，更少有祖宗八辈都是北京的。
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也会在发现自行车又丢了时埋怨一句：“准是外地人干的。”好事，都是咱北京人干的；坏事，都是他们外地人干的。
直到我大学出国留学，也成为流动人口，当“北京户口”的优越感不复存在时，当我感到身份困惑时，我开始思考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什么是人的身份？户籍制度缘何存在？户籍能否限制基本人权？人的价值又是什么？
▌从打工子弟学校到美国名校
2009年起，我在一项行动研究计划中工作了四年，力求改善北京外来工随迁子女的抗逆能力(resilience)、在京生存能力与工作机会。
我第一次走进打工子弟学校，是在城南鲁谷东街。那里有一座气派高大，带有四个金色塔尖的豪华酒店。虽然我曾驾车路过多次，但想不到就在大酒店的脚下，就有一个由几排平房构成的简易打工子弟学校。
▲ 豪华会所的脚下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自2001年以来，北京出现了很多打工子弟小学，多数由民间个人或团体兴建，临时租赁场地，师资薄弱，仅能满足孩子们有地方去、有人管的需求。
楠楠（化名）是人们口中的“农民工子女”，她的整个义务教育就是在打工子弟学校完成。
如今，楠楠已是美国厄勒姆学院(Earlham College)的大学生。她为了这个读书机会，总共在两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了两次初一，在三所高中读了三次高一，最后考入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最终来到美国。
没有谁比楠楠更明白作为一名好学的农民工子女在京读书的不易。对于渴望读书的他们而言，北京是个残酷的城市，在这里“非京籍”学生不得不面临严厉到令人不可思议的招生政策。即便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也头顶着从未间断的“关停魔咒”。
过去十年，在严控人口的大背景下，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屡次遭到关停。其中，2006，2011年和2014年均掀起了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潮。2010年和2014年，成为北京诸多限外政策的拐点。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便是其中一环。
“在和平年代，我们竟然没有学上！”楠楠曾经如此感叹。
像楠楠这样的外来工子女想要接受优质教育，意味着要比城市孩子经历更艰辛的努力与牺牲，在更加混浊的迷雾中寻找资讯，甚至不得不为了手足读书而牺牲自己的前程。
按楠楠自己的话说，她在京就读的打工子弟小学“简直误人子弟”。不过，楠楠在初中时进入了蒲公英中学，有人将其比为打工子弟学校中的人大附中。蒲公英中学的校长郑洪女士是一位美籍华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自2005年在北京大兴建立起了这座打工子弟学校以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像蒲公英那样不被重视、却无所不在，顽强地落地生根”的外来工子女。她为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争取到许多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甚至不输公立学校。
▲ 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舍简陋。
初中三年，楠楠一直稳居年级前三名。不过，没有北京户口的她，无论成绩多么优异，也无法进入公立高中。
那时，“非京籍”学生还可以在北京入读职业高中。郑洪为楠楠所在班级的学生联系到北京海淀区一所不错的职业高中，读电脑专业。但是安逸的职高生活不能满足楠楠，她一心想考北大。
“我在这所职高第一次感到人生空虚。”楠楠说。
一年后，楠楠返校时得知，比她低一级的2009年初三毕业生，即将升入大兴一所职业高中，但是校长竭力为他们争取到“区别对待”，该职高专门为这个班提供普高课程——这对楠楠来说已经足够了。她决定降级去大兴读普高课程。
但楠楠没想到的是，在职高教授普高课程面临着很多现实阻力。一来职高老师对于普高内容感到生疏，二来工资并没有增加任务却加重，老师怨声载道。
终于，2010年5月30日，距离修完高一普高全部内容还有一个月，学校决定提前放假，并召集这个打工子弟班的学生开会。楠楠说：“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果然，校长宣布特殊班停办，并对楠楠和同学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去职高班，要么自谋出路。
楠楠告诉我，她和班上几个渴望读书的同学当时就哭了。哪怕是事后回忆起来，她的声音仍保留着几分颤抖：“在和平年代，我们竟然没有学上！”
2010年暑假，郑洪再次帮楠楠等渴望读书的孩子在京谋得一条出路：一所民办普高的校长愿意接收五名应届毕业生以及三名像楠楠这样从职高退学的学生。
2010年9月，楠楠第三次读高一，但她仍然感到失望：“考题太容易了。老师的工资和教学成绩挂钩，也不想难为平时不学的。”
这时候，楠楠身边很多上进的同学已经选择回到老家读书。但楠楠三思后决定不回老家，理由在于：“我老家是山东，学生多，竞争激烈，一直没在那里念，我肯定跟不上。而且爸妈和姐姐妹妹都在北京，我一个人回去念书也没人照顾。”
2011年4月，楠楠通过郑洪获悉，她可以参加联合世界书院(UWC, United World College)的公开选拔。
UWC是一所创建于1962年的私立国际学院，是世界上唯一一所面向全球提供大学预科学历的教育机构。UWC倡导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多元的文化交流，旨在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宗教、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年精英汇集在一起，相当多的学生可以取得书院提供的部分或全额奖学金。目前全球有12所联合世界书院，分别位于美国、挪威、委内瑞拉、史济瓦兰、香港等地。
楠楠知道自己的学姐，蒲公英中学的张天歌就在2010年4月考入了挪威的UWC。2012年，张天歌顺利考入美国杜克大学，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已经读了三年高一的楠楠不敢怠慢，这可以说是她进入大学的最后一次机会。多亏了蒲公英学校的英语教学，楠楠的英文一直没有落下。2010年至2011年，蒲公英每周都为楠楠所在民办普高读书的蒲公英毕业生补习英语，由来校支教的外国志愿者负责教学。
2011年备战时，蒲公英还利用端午节为他们集训，由支教老师修改申请资料，安排模拟面试。楠楠说：“蒲公英外教多，我们经常和外国人接触。胆子特别大，个个都敢说（英文）。”
最终，楠楠被香港UWC录取，面试的三个蒲公英学生中，还有一位被英国UWC录取。楠楠对我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阴雨绵绵的四月天：“从(UWC)面试房间出来，我看到天空突然之间放晴了。”
与此前读中学时一样，蒲公英中学也为楠楠联系到一笔奖学金，她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楠楠在香港经历了很多文化冲击，在和来自捷克、美国、香港的室友共处时感到了“世界的精彩”。
回想自己的“外来工子女身份”，楠楠说：“在北京的时候有时会为了这个感到尴尬和难过……我们生于外来工家庭，生来就随着父母整天搬家，整天在城市漂泊，所以来到香港，并不会觉得日子太难过。”
2011年我在香港UWC见到楠楠时，她告诉我，她的梦想是在贫穷的地方办教育。她进入美国的大学后，我曾问过她的梦想有否改变，她说：“无论是两年的UWC经历，还是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经历，都不会改变我想改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初心。我并不觉得我比其他同龄人聪明，我也不认为以一己之力可以改变世界。UWC教会我的是如何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
不难想象，如果楠楠没有如此坚持，她可能早已开始打工，或者在初中毕业后与家人分离独自回到陌生的老家。
楠楠的故事告诉我们，农民工子女并不是天生的弱者。如果城市没有上升机会，对于像楠楠这样奋进的移民二代，是很大的打击，也是社会的损失。
▲ 许多打工子弟家庭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
▌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
经常有人对北京这50万外来工子女提问：“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
回老家这个选择并不需要别人启发。只要对他们的处境稍作了解便不难发现，许多“非京籍”父母已经来京稳定生活近二十年，他们并非死赖在北京不走，而是没有故乡可回。为了生计，父母仍要在京打工挣钱，只能把孩子送回陌生的老家当留守儿童。但学者调查发现，回流学生的身心发展最令人忧虑。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0岁-17岁流动人口子女已经接近1亿，包括3580万流动儿童和6100万留守儿童。 这意味着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在同龄人口中占比已经超过三分之一（34.72%）。
这1亿农村孩子如何发展，已经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农村孩子的成长道路上障碍重重，其中多数是制度性障碍。
毕节留守儿童自杀再次引发人们的反思和关注。全国妇联曾明确提出，要把留守儿童的问题化为流动儿童的问题。然而，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特大城市严控人口的政策却在制造新的留守儿童，甚至辍学儿童。
人们开始意识到，回流学生面临着艰难的回乡再融入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听不懂老家的方言，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压力都很大。最糟糕的便是和父母分离。
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博士领导的一项调查显示：回流群体是留守儿童中最弱势的群体。这些原本随父母在城市上学的儿童，由于大城市的人口管制政策，被逼返回家乡，成为回流儿童。他们的身心状况最差，校园霸凌及留级现象非常严重。在寄宿制学校中住校的回流儿童，在身心健康、校园人际关系及学业发展方面十分糟糕。
由宋映泉领导的课题组，曾于2015年10月分别赴华北和西部地区两个省五个县137所农村寄宿制小学，对1.7万多名四年级、五年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还向1.4万多名家长以及这些学校的教师、班主任等发放了问卷，从身体健康、心理发展、校园关系和学业发展等四方面调查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发展状况。
在受调查学生中，36%的学生属于留守儿童，即父母双方外出打工超过半年以上的儿童。如果把父母任意一方有外出打工超过半年的学生也算上（单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比例高达60%。在调研样本中，60%左右在学校住宿。在课题组调研中，回流儿童在全部样本中占比达到20.52%， 在留守儿童中占大约三成（31.07%）。
无论是开办“留守儿童之家”，还是开通“亲情电话”，都比不上让父母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而流动人口子女与父母团聚的趋势，在过去的五年间持续恶化。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年，流动儿童占比34.24%，与流动人口占比36.77%的差距为2.53%；此后二者的差距重新拉大，2015年扩大至6.54%。
2014年以后，在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背景下，北京市人口调控的力度持续上升，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学生入学“五证”门槛不断提高，小学阶段“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持续大幅下降。由于中考、高考目前仍然未向“非京籍”学生开放，超过4成的“非京籍”初中在校学生无法在京完成初中学业。
2016年，北京市户籍改革政策频出，但在严控人口规模的背景下，未来流动儿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每年仍会有大量流动儿童被迫从北京返乡，成为留守儿童。
▲ 一位在京打工的母亲正在整理女儿佳佳（右一）的书包，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佳佳即将离开父母回河北衡水上学。 © Huang Liang。
在目前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像中国一样，存在严重的城乡教育差距，最关键的是，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例如此之低。
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有劳动力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占74%；25岁-34岁人群中上过高中的占72%。而在中国，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所有劳动力中上过高中的只有24%，低于墨西哥、南非等国。
遗憾的是，在北京全面收紧的控人政策下，一些原本可以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学生，不得不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进入大学更成为小概率事件。
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常年跟踪研究发现：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既显著降低流动儿童学生上普通高中的可能性，也显著降低他们上职业高中的可能性，尤其是降低他们上普通高中的可能性。
研究还发现，控人政策难见效：超过七成的流动儿童学生不上学后继续留在北京，有增加趋势。而且，未被关闭学校的流动儿童学生离开北京的百分比反而高于被关闭学校。同时，超过八成的父母双方都仍然留在北京。
京城数量庞大的外来工子女在质量不高的打工子弟学校完成初中后，老家回不去，在北京书也念不下来。“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后就没有梦想了，”宋映泉说，“这是很可怕的。对国家，对未来，都是很大损失。”
▲ 2014年12月5日，从北京返回衡水的火车上，两个低年级的小姑娘已经开始想家。这些孩子都是家住北京，但因没有北京户口，在河北衡水上寄宿学校。每个月他们要坐火车往返，这三五天是一个月中惟一与父母团聚的时间。 © 黄亮/CFP
▌身份与暴力
中国大陆各省市区属于同一主权国家，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内部差异性很小，但囿于户籍制度，却不能在城乡和地域间自由流动，同等付出的同时，并不能享受同样的福利。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梁建章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的一系列文章表明，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城市面积，北京甚至连世界前10位都进不了，拥挤程度在世界大城市中更是处于中等偏轻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所谓北京人口太多、规模太大的说法站不住脚。
梁建章和黄文政撰文指出：如果没有限制，北京的人口也不会一直增加。这是因为，随着规模扩大，聚集的边际好处会递减，而边际代价则会上升。让更多的外地人获得大城市户口，会恶化交通和入学难题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城市强大集聚效应告诉我们：人口越多的城市，人均收入也越高。只要改革设计得当，当地人拥有先天优势，外来人口促进当地的创新创业和经济发展，使得城市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相反，仅仅因为户籍政策而不得不成为“二等公民”的人以及子女，则会累积愤恨和怨气。
梁建章和黄文政写道：“严控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没有经过严谨的论证，很可能只是计划生育思维下的一念之差。但其负面效应却在从上至下的机制下被不断放大，不仅破坏无数家庭的幸福，也危害北京等特大城市本身乃至国家整体的发展。”
我听到太多“北京人”骂外地人，在我为“非京籍”的教育进行呼吁时，也有“北京人”骂我。
我为所处的社会感到悲哀：当一部分人，仅仅因为拥有北京市户口，就可以歧视没有户口的人，可以让他们滚出去，可以认为外地人低人一等，甚至连这些“外地人”的孩子也不能接受教育，并对他们遭遇的制度性障碍，哪怕是恶政没有一丝同情，只有厌恶。“北京人”高高在上，他们的歧视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理所应当。
这使我想到阿马蒂亚·森所写的《身份与暴力》。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偏见，仇恨，分裂与屠杀。因身份而来的暴力，其实从未远离我们。
每个人都有许多身份。但是许多人拒绝看到多元身份，却选择简单粗暴的二元论，要么是“北京人”，要么是“外地人”。许多“北京人”存在着阿马蒂亚·森提到的“单一性幻象”。
他们把由个别人或部分人制造的冲突，归咎于整个群体；把负面行径，归咎于他们的某个身份。于是，“外地人”是“北京人”势不两立的罪人和异类，“外地人”是城市病的元凶，“北京人”必须二选一来站队表态。
在这种单一性幻象下，只因户籍而被划分为“外地人”的人，明明有许多身份：可能是你小区的邻居、你的客户、为你提供城市服务的人、你孩子同学的家长、你的病友、与你有着同样人性的人……但是人们却偏偏只看到一种身份：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
对身份偏狭的理解，对人性理解的贫瘠，很容易令人们在蛊惑之下，陷入暴力。阿马蒂亚·森说：“滋生暴力的艺术依靠某些本能，同时利用这些本能去挤掉思考的自由和冷静推理的可能性。”
这些让“外地人”滚蛋的“北京人”不明白，当“外地人”全都滚出北京后，他们的生活并不会更好，很可能更差。抱持这种狭隘的身份暴力，人往往走向简单粗暴，滑向危险的境地。
那些叫骂的“北京人”看不到，他们反对的，是与自己生活在同一个主权国家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少年，活生生的梦想，活生生的希望。他们在反对的，也是他们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常住户口成为社会常住人口信息的法定功能完全丧失，人户分离的情况全国近3亿。
但控人制度下的户口功能，却体现在社会地位和公共福利上，甚至成为社会等级的标志，衍生种种不公。
无论城市如何发展，我们是否都应持守底线：人的价值和尊严不应维系在户口上。儿童的受教育权，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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