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和更好的生活，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编者按

宪法赋予了我们的公民身份和权利，我们也不时讨论“公民生活”，但有人觉得它太模糊，有人觉得它太遥远。公民意识并非天生赋予，也需要学习、练习。4月2日，资深公益律师叶明欣在中学校园里作了关于公民教育的分享。公民教育与普通的中学生有什么关系？公共参与到底有没有用？公民生活距离我们有多远？

答案明亮清晰。

本文经C计划 (ID: PlanC-Edu) 授权转载

叶明欣，公益律师，法律倡导者

全文38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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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制度下面，别人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终将要面对的问题。

我自己曾经和同事一起做过一次建议人大常委会对《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进行违法审查的建议，还收到了人大常委会的答复。背景是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因为信号灯质量问题、人员操作失误等原因，动车发生严重的伤亡事故。

大家好！非常荣幸受到中学生通讯社的邀请，和大家分享C计划倡导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和公民教育。

看到现在中学生就能把活动组织得这么精彩，而且不少同学有很丰富的创业、组织社团的经历，其实是非常佩服羡慕。我在这个年纪，生活里似乎只有应试一件事情。

据说现在三十多岁的人已经算老年人了，那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和另两位搭档，蓝方和兆凡，跑出来创业建立了C计划，推广批判性思维和公民教育。

先谈谈什么是公民教育吧。这个词看上去有点虚。如果我们说语文教育、英语教育、数学教育，就很容易理解了，对吧？我们希望通过一定的教育而提高我们的语言和数学水平，同样，公民教育也是通过一定的课程和其他学习形式，让我们成长为更好的公民。

也就是，我们更好地主张和享受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比如作为一个纳税人，更清晰地知道税收的用途；同时更切实地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比如积极参与到公共讨论和公共事务中去。

像今天“肉豆蔻”组织在中学生里义务普及性知识的活动，就是几位中学生创始人发挥公民角色的一个体现。

▌公民教育和我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能会问了，我为什么要成长为更好的公民啊？学奥数可以升学，学英语能出国，公民这个事情和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举一个例子。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关注于欢案——于欢刺死了限制自己和母亲人身自由的高利贷讨债者，被认定故意伤害罪判了无期徒刑。而在这之前，警察虽然到达了现场，但只表达了“要账可以，不能打人”，未采取任何措施。

▲ 3月，南方周末的报道《刺死辱母者》激起广泛讨论。

这个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假设有一天，你和别人发生了民事纠纷，不管是高利贷还是其他经济争议，被人围堵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家里被别人侵占，警察来了后说你们民事争议，还没有打起来，所以我们不管。

这个时候你面对这么多人还要考虑，我如果和他们打起来，要怎么样的情况和伤害程度才分别是故意伤害、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这是不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制度下面，别人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终将要面对的问题。

于欢案的讨论非常热烈，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大家设身处地去思考，也因此感到切身的恐惧。如果你一开始是很冷淡地看待这件事情，也可以换位思考，然后参与到公共讨论中去。公共讨论本身就是寻求事件得到更公正对待的一个途径。

但是这个事件终究会过去，就像所有的热点那样最后偃旗息鼓。所以因为一时义愤参加公共讨论还是不够，公民还会考虑如何从长远的制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让警察今后在类似情况下马上制止违法者，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去赤手空拳抵御侵害。

比如，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要郑重告诉警察，他这样不采取措施地离开是一种违法行为，可以起诉他行政不作为。如果我们身边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的建议。通过个案的点点滴滴和司法的干预，我们可以去促进警察办案规则的改变。

我们也可以向人大常委写信，建议他们在每年的执法检查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法》的实施情况展开法律监督；向公安部门提出建议，完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等等。制度如果得到改良，受益的将是每一个人。

公民参与真的有用吗？

可能同学会产生两个疑问：

一个是这么做有用吗？一个人想去改变一个那么大的制度，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另一个是，每天遇到的问题那么多，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现在又有人身安全，我一个人工作、家庭、学业就够累的了，哪里管得过来这么多？

第一个问题。不能保证一定会有改变，但是如果人人都不做，就一定不会有改变。

举个例子。2003年我读大学时遇到特别震撼的一件事，就是孙志刚案。

在那时，如果你是一个城市里的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根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警察可以决定把你关到收容所里去。孙志刚大学毕业在广州工作，有天晚上在街上溜达，忘带身份证，结果被警察关到收容所里去，然后在收容所里活生生被在押的其他人员给打死了。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大家就觉得非常可怕——人身自由这么容易就被剥夺。而且对于一些人来说，原来你以为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都是处理那些不可能和你生活发生交集的底层人员，结果发现像孙志刚这样大学生的命运其实和他们一样。

当时就有三个法学博士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因为这和宪法是抵触的，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这里补充一下，公民的建议权是宪法规定的，每一个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审查有关规定违反宪法、法律的权利，也是《立法法》规定的，大家不用觉得一个普通人哪有资格给那么高级别的机构写信。

最后国务院废止了这个收容遣送办法，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事当时对我的震撼特别大，当然大背景是媒体和舆论非常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公民非常针对性的建议，这件事情可能闹一阵也就过去了，处罚处罚相关人员，有关部门未必会主动去废止这样一个行政法规。

▲ 孙志刚墓志铭。 © hsi.cn

所以你现在跑到任何一个城市，即使没带身份证没办暂住证，你也不用担心被警察关起来。所以说公民的关注和推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自由的环境是靠自己争取的，你一时未必一定能争取到，但是不争取就一定不会有机会。

我自己曾经和同事一起做过一次建议人大常委会对《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进行违法审查的建议，还收到了人大常委会的答复。

背景是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因为信号灯质量问题、人员操作失误等原因，动车发生严重的伤亡事故。同时期《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的铁路事故赔偿15万元上限的规定，重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这个赔偿上限规定是违反《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所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上书建议。最后，这一条款被删除，铁道事故的受害者可以按照《侵权责任法》进行公平的受偿。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答复函。 © C计划

于欢案也一样，如果你想有更安全的生存环境，也要靠自己去争取。权利和更好的生活，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

▌公民生活就在我们身边

回到第二个问题，确实，我们不可能每天在工作和学业以外，还要操心这么多的事情，今天有于欢案，明天有李欢案，每件事情都关系民生。确实，中国的问题太多了，领域太广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公民社会发展出来很多不同专业领域的公益机构，有的关注环保，有的关注食品安全，有的关注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我们除了参与公共讨论外，还可以关注特定领域，可以参与一些公益组织的志愿活动，或者从智力、财力方面支持一些公益机构的发展。比如，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你也许可以在业余为一些环保机构提供咨询；如果你是一名财会专家，可以为一些公益组织提供财务制度建设方面的支持。

其实更重要的是，公民的生活不仅仅体现在这种宏大层面，很多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我现在很多同学、朋友，他们作为小区的业主，天天在和物业公司撕。为什么？我请来的管家，我交物业费养的管家，结果不仅不帮我做好财产的各种维修养护，反而天天从我家偷钱，拿小区的大修基金的钱中饱私囊。

这就是一个小社会，就是一个公民生活的场域，小区业主大会、业委会能否有效地公共参与和民主议事，能否有力地行使法律权利，决定了你能不能真正地享受你的财产。

我们是否更积极地做一个公民，是否有更好的公民素质，决定了我们是否能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可能有很多人用脚投票，离开这片土地，这种选择我也非常尊重；但是相信不少人会更期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让下一代更加幸福。

▌如何公民教育？

讲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公民教育呢？这个问题很大，C计划目前是通过批判性思维教育来实现这个目标。

首先，一个好的公民，他能够独立思考，不盲从，不盲信。对于外界传输来的信息和观点，他会有质疑的意识，并且有质疑的科学方法。

比如，我们推出了“信息素养”课程，让大家提高信息检索能力和对信息的验证能力。就像于欢案中，你要学会去识别网上各种信息的真伪，包括对于新闻报道也不能尽信，而要去找第一手资料，比如判决书等，来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还开发了“说理基础”、“批判性阅读”、“批判性写作”等课程，让大家掌握科学的评估方法，去和各种观点开展对话，也形成自己更好的论证。

其次，一个好的公民，他积极地思考问题的解决途径，而不是消极被动地逃避问题，或者误以为完全没有解决途径。

比如，我们开发了“复杂问题决断”、“找到问题的原因”以及关于思维谬误的系列课程，让大家去反思自己是不是存在很多思维误区，影响了自己对问题的判断。

我们曾经有个学员，对于学校僵化地按照空气污染指数预报来决定教学安排，她很生气。比如预告污染指数300，结果第二天指数实际是70，却不允许孩子出教室；预告70，实际300，但还任由孩子乱跑。

▲ 2016年12月16日下午15时左右，北京朝阳区中国尊。当天雾霾由南向北笼罩全城。 © 王飞 / 新京报

她非常气愤，觉得学校很官僚，而中国人的劣根性又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她觉得既沮丧又失望。但是我们会建议她重新考虑一下事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无法改变的人性问题，还是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了学校只能僵化地执行规定。如果是后者，那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北京法制办的民意征集平台上提出规则修改的建议？

最后，批判性思维倡导做一个公正的、有道德的思考者。所以我们会在课程中安排很多关于价值判断的案例讨论，比如如何对待难民、如何看待代孕的开放等等。

我曾在北大法学院开过法律诊所课程，讲劳动立法，一开始同学们就分享为什么来上这个课。有一个学生是这么说的，他曾经在一个顶级的律所实习，刚好涉及一个建筑企业破产事宜，涉及到一些财产的分配，但是从头到尾他没有看到主管律师提到要分配给建筑工人工资，但是按照破产法工人工资是应该第一顺位进行分配的。他质疑后，律师就说，这你别管，工人没闹我们就不要主动碰这个事情。他很难受，觉得律师不应该这样，所以希望上一些能帮助劳动者的课程。

在座的各位以后都会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可能是金融行业，可能是科技行业。也许有些人会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也许有的人不会。但是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公民身份最底线的价值在于他不作恶，他在自己能够控制权力的一小片天地里，讲道德，讲公正。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顶尖的互联网安全专家，请不要把才智都用在如何阻止国内用户访问国外信息；如果你是一位金融专家，也请不要设计一些包装得很漂亮的垃圾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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