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在饭店“飞踹”吵闹的孩子，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任性？
编者按
日前，“女大学生飞踹4岁女童”视频在网上掀起热议，有人坚决支持女大学生教训在饭馆内喊闹的4岁女童，另一方则认为，如果这是自己的孩子，一定会对着女大学生打回去。
自从“任性”一词在2015年走红，甚至成了对中国人群体心理的一个全新概括。在这样一个界限模糊、规范松动的时代，为什么中国人变得越来越“任性”？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2700余字，读完约需6分钟
在这样一个界限模糊、规范松动的时代，没有什么能真正束缚人；新的社会交往规则仍未确立，因而它的“自由”带有一种“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的危险气味。
在一个眼花缭乱地不规则演变的世界里，原有的尺度、分寸统统失效了；身处一群陌生人中间，以往那些能对不守规范的行为进行的制裁也丧失了制约力，因为那说到底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敢于无视那些非议。
近两三年来，“任性”一词骤然走红，不仅常被人挂在嘴边，还被《咬文嚼字》杂志评选为2015年十大流行语之一，甚至可说成了对中国人群体心理的一个全新概括。就像如今的很多新事物一样，它的涵义也是模糊不清的，既可以表示“率性而为、听从内心”的褒义，也意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致最终造成错失”的贬义，但无论如何，它却并不是痛惜或指责，而是带着某种调侃、戏谑的意味，隐含着一层置身事外的宽容：“即便有麻烦，那也是你的事，你自己能承受就好。”
一个新词的流行不可能是无缘无故，那必然是因为它契合了某种社会群体心理的需要。在“有钱就任性”的调侃背后，多多少少隐含着某种中国式的个人主义态度：无论好坏，个人对自己的需求、愿望毫不克制，即便别人看不惯或诧异，但他自己就是想要这样。
在这个词刚走红的2015年春，政协会议发言人吕新华在回答香港记者时说了一句“大家都很任性”，现场翻译将这个关键词译为“capricious”——然而这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英语的capricious强调的是“反复无常”的情绪化，而中文语境下的“任性”所指的却主要是叛逆、抗拒、不约束自己，简言之，为所欲为。
▲ 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也曾用“你懂的”三个字回答反腐问题。 © 中国日报
这诚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迁。“任性”显然得有资本，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精打细算过日子尚且紧巴巴的，哪里谈得上放纵自己的秉性和欲望？只有到了相对富裕的消费社会，人们才会格外注重个体的主观感受，因为仅仅物质和功能本身已是理所当然的事。
并不奇怪，在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体验”都是新经济的重要出发点。因为人们变得比以往更注重那些“虚”的东西，需要更能彰显乃至张扬自己个性的事物，所谓“喜欢你，没道理”或“我就喜欢”，所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意思：满足自我应受肯定，克制和压抑自我则是罪恶。
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在东京经营流动书店的三田修平有这样一番话：“没有了绝对的标准后，我们依据什么因素来选购才好？这就得靠自己的感觉。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些小东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特别，那么决定这个小东西的特别性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这里虽然说的是买书的体验，但恐怕也适用于生活中不同侧面所面临的选择：这样一种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的判断、选择，听起来是“个性化”这类轻盈的词，但背后的真正原因乃是因为“没有了绝对的标准”——没有什么能告诉你(更别提约束你)应当乃至必须怎么做。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最好的方面和最坏的方面都与此有关。尼采曾说：“我们时代的最大长处难道不是没有真理存在吗？一切都被允许。”然而从另一面来看，一个“一切都被允许”(或现在常说的“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正是一个失范的社会：做事丧失了分寸，生活失去了准绳，社会没有了规范。
以往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这种分寸感的是礼法：它约束着人们在一个差序格局中依照自己的身份来行事的尺度。当人的外在行为与这种规范要求相符时，旁人就会觉得此人“守礼”、“做事有分寸”。摄影家阮义忠在回顾旧日台湾社会时曾说“比起现在，那个年代可是什么都有个数，任何人做事都讲究分寸、道理。”近些年来一些人对传统社会、乃至“民国范儿”的怀念也有这一层意味：那被浪漫化地设想为一个行事从容优雅、举止颇具风范的时代，而他们之所以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嘈杂吵闹，说到底是因为原有的规范(无论是“礼”还是“理”)仍能有力地约束人们的行为。大家闺秀之所以看上去温文尔雅，无非是因为从小受教导的规矩多。
不难想见，在那样一个社会中，人们会倾向于克制自我——宁可牺牲性命也不能失了礼节，否则那才是更大的耻辱！既然遵守社会规范才能成全自我尊严，那节制乃至压抑内在的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事。不仅如此，人际交往时即便在细节上没分寸，都会受人非议。在我们乡下，说人“说话尺寸都没有”是对人“不会做人”的莫大谴责，甚至“一客气，一知己”(别人跟你客气谦让下，你还就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也常蕴含着嘲讽指责的意味。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每个人若无视这些“做人的道理”，就会受到社会通过嘲笑、指责、羞辱等方式进行的非正式制裁。与此同时，人际之间的摩擦，则以一个“忍”字交代过去——但那前提得是一个熟人社会，否则你既不必忍，忍了也没什么价值，别人不会因此而自动转变自己的态度。
▲ 前日，“女大学生飞踹4岁女童”视频在网上掀起热议，有人坚决支持女大学生教训在饭馆内喊闹的4岁女童，另一方则认为，如果这是自己的孩子则一定会对着女大学生打回去。
在礼法秩序崩溃后，旧道德已被打倒，然而新的规范则迟迟没有确立。这种情况下，正如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中所说的，“旧的标准搞乱了，新的尺度未能即时形成。这时候，人的欲望就缺乏节制，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在公平与不公平之间，在合理要求与异想天开之间，这一切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如果社会所经历的冲击是深远的话，连‘什么人应处什么位置’等基本原则，亦会受到挑战”；由于没有什么确定的规范指导人们的应该如何行事，既没法提供理想的目标、也不界定什么才是实现目标的正当手段，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只能以赤裸裸的利益交往，所谓只求目标，不择手段，是失范社会的主要特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自晚清旧秩序被打破以来就一直是个失范社会：在战乱年代固然礼崩乐坏，到了革命时期也推崇“无法无天”的激进，而改革开放之后，又是“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在1988年唱红，并非偶然。一个财富暴增的时代，同样可能造成失范，因为欲望膨胀之下，一向节制的需求尺度断裂。由此，这一路走来，几乎都是在缺乏绝对标准的状态下不断试错(有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既没了真理，那么任何方案都能拿来尝试一下——用现在调侃的话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真了呢？”
在这样一个界限模糊、规范松动的时代，没有什么能真正束缚人；新的社会交往规则仍未确立，因而它的“自由”带有一种“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的危险气味。在一个眼花缭乱地不规则演变的世界里，原有的尺度、分寸统统失效了；身处一群陌生人中间，以往那些能对不守规范的行为进行的制裁也丧失了制约力，因为那说到底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敢于无视那些非议。
很少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只要它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有效——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北岛的诗中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因为在这样的现实中，往往是那些最敢干(也最不择手段)的人不受惩罚地尝到了甜头。
这种汹涌而来的力量，加上儒家伦理中原本就有强调个人自主性的地方，又由于近代中国推崇“无法无天”的激进主义传统，于是这种新近解放出来的个人主义遂表现出一种为所欲为的任性。社会学家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认为中国的个体主义往往缺少自我约束的一面，那这或许就是答案。
这的确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造成了社会的脱序与失范。个人权利的自由与社会有序能否兼得呢？的确可以，但要重回儒家伦理秩序只怕是条走不通的不归路，在欧美现代社会一般依靠的则是三种：宗教伦理的规范、法律、市场的无形之手；而在中国，一切都还在进行中。
关联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