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连环跳的七年后，我拜访了一位“幸存者”

2017-07-14 立早南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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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早，性别、劳工议题的行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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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事件已经过去七年了。七年前，两位“幸存者”中唯一接受采访的田玉成为媒体的焦点；七年后，她过得怎样？和她聊过之后，我们发现遭遇伤痛的工友，未必如大家想象中那样，经历刻板的“否认、挣扎和觉悟”之后爬起来。

曾经田玉做的拖鞋卖得很好，是因为有姚晨、宁财神这样的名人在微博上转发，也有公司批量买了很多，“都是抱着做慈善的想法”。但新闻热度过去之后，几乎没有消费者会通过淘宝订购拖鞋，依然陪伴的，是亲友和社会的支持。

从武汉市到孟楼镇大概需要一天时间。武汉开往襄阳的动车很多，但从襄阳去孟楼，每天只有一趟大巴。越靠近终点，路越颠簸，下午四点的太阳依旧灼热，马路两旁的农民三三俩俩地忙着晒麦粒。

这次我是专程来田玉家拜访的。

2010年震惊中外的富士康十一连环跳事件中只有两位生还者。其中一位工友的家属拒绝了所有媒体采访，我们甚至连名字不知道，另一位叫做田玉的女孩便成了当年所有报道都会提及的名字。七年过去了，现在的田玉生活过得怎样？

▲ 在家乡麦田前的田玉。 © 立早

▌七年前的富士康连环跳

有关田玉的新闻报道和调查报告集中在2010-2012年期间，田玉一家为了回归正常的生活，后来也拒绝了所有的采访。这些文章一定会关联的词是“富士康”和“跳楼”，而读者却不包括田玉本人——她一篇都没看过，也不想看，“过去的就过去了，不想再回顾，只想把当下的生活过好。”

我问田玉，“对富士康还有什么情绪吗？”她摇摇头，不愿再谈。

这么多年，田玉唯一一次敞开心扉、主动讲述在富士康的经历，是在拍摄纪录片《飞升》期间。她17岁到深圳打工，只在富士康工作了一个月，没有去过市区，活动范围仅限观澜和龙华的工业区。她在厂里没有朋友，原本一起应聘进厂的老乡没有分在一个宿舍。

在富士康宿舍，舍友都由工厂随机分配——工人之间形成小团体并非工厂喜闻乐见，原子化个体最好，每个工人就像每栋建筑和每条流水线一样，被编上了字母和数字的编号，方便工厂的管理。田玉和舍友互相完全陌生，因为上班时间不一致，也很少有生活的交集。她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就是检查产品是否有划痕，一整天机械重复同一个简单枯燥的动作。

在工业区没有生活，女工朋友们告诉我，在接触一些劳工服务机构之前，她们周末的休闲放松就是躺在床上睡觉或者玩手机。2010年还没有普及智能手机，手机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那时候的田玉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去逛超市。远离家乡，没有朋友，只有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劳动和维持这种重复劳动的最低生活标准：吃饭、睡觉、逛超市……难怪她一点也不想再提这段经历。

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跟我讲述的是初中住校的生活和职业学校读书的时光，因为和舍友的关系很好，大家在一起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田玉没有抑郁倾向，那次不幸的发生很可能是一个人被环境逼到某个极限后，一次不计代价的冲动。她和家人对于发生在这个家庭内的苦难和不幸有着朴素的智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既然无法改变，那就翻开生活的下一页。

很显然她希望删除和遗忘这段不愉快经历，所以我没有再问。但对于出事后别人给予的帮助，她却记得异常清晰。“因为一般人家来都是有目的性的，但他们纯粹是陪你，不会问各种问题，所以很喜欢他们。”在深圳住院的时候，他们有时间就会到医院陪她聊天，这份情谊她很难忘怀。

她也清晰记得每个人来老家看望她的时间：“我从深圳回来那天，艾老师就已经来了，在家等我。”“邱老师2010年在我回家后，专程过来送了我第一个上网本，他最先知道我做拖鞋的事情。”田家门口摆放的盆栽里有一株菜豆树，又叫做幸福树，：“这是七年前小慧和小危送的，原本有三棵，死了两棵，这棵一直活到现在。”

▲ 七年前小慧和小危送的幸福树。 © 立早

我第一次知道田玉，是因为邱老师。他给我们每人送过一双田玉拖鞋，我那双是用黄蓝相间的绒布条编织，作为一双家居拖鞋，它过于郑重其事，却不太实用，很容易弄脏，所以我没有穿过。

田玉告诉我，她要花半天时间才能做好这样一双拖鞋，人工成本高，从镇上快递出去的成本也很高。那时候拖鞋卖得好，是因为有姚晨、宁财神这样的名人在微博上转发，社会影响真的挺大，大家都是通过电话订购，支付宝公司当时也买了很多拖鞋，都是抱着做慈善的想法。但新闻热度过去之后，几乎没有消费者会通过淘宝订购拖鞋。

▌“被原子化”的工人

2013年到2014年，对她而言，是非常迷茫和踟蹰的两年。她清醒地认识到编织拖鞋没法作为生计来源，前方的道路一下子没了。

那两年她在家里无所事事，就用画画和看书来打发时间。她给我展示了一个素描本，里面是2014年前后的随笔。有人送了她很多书，她印象比较深的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在见她之前，我刚好正在看这本书。我翻出了手机里的书页照片，关于一只困在洞里的兔子的故事，她也印象很深。我读了出来， “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我们大笑，为这心灵的默契握了握手。

田玉说她喜欢武汉，因为在武汉康复治疗期间，总能遇到热心肠的人。住宾馆时，老板会背她上楼，“很有人情味，不像在深圳，虽然人很多，但都是陌生人。”

▲ 田玉的画。 © 立早

工厂只是把工人当成生产工具，却不考虑人除了吃饭和睡觉，还有社会交往、情感联系和学习发展的需求。七年后，深圳工业区里已经有了一些服务于劳工群体的社会组织，参加活动的工友在这里可以很容易结识朋友、学习知识和休闲娱乐。但这些组织的规模和数量非常有限，每个机构能够容纳的工友最多不过数十人，远远无法满足深圳庞大的流动人口。对于大部分工人而言，他们仍然生活在和田玉当年相似的工厂里。

社会支持让人觉得被关心、爱护和尊重。支持性的社会互动有利于个体对抗生活压力造成的健康危机。但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工厂，不仅漠视和压缩个体除了生存以外的其他需求，甚至制度化地消除了工人社会支持的可能来源。

很多工人都是因为亲戚和老乡的缘故外出打工，血缘和地缘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网络，而工厂顾虑到工人之间形成小团体可能带来不稳定的治安问题，随机安排宿舍而不是让他们自由选择宿舍，则可以有效消除这种“危险”。

女工们在宿舍里很难结识朋友，因为彼此陌生，交往时间不多，比较难产生信任关系。当“被原子化”的个体遭遇到生活危机时，他们在工厂里难以获得帮助缓解和释放压力的社会支持，哪怕是并不严重的小事，例如没有及时拿到工资卡，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冰冷的工厂，回到温暖的家

现在的田玉不存在缺乏社会支持的问题了。父亲在她2010年出事之后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现在的黑发是染的颜色，他一直对她说，“你心情好，我们一家都开心，你不好，我们也都没法做事了。”她一有不开心，就会跟父母交流，也会和妹妹、在襄阳认识关系很好的医生打电话聊天。

她现在在淘宝店当客服，工作不算太辛苦，和她一起工作的也都是像她这样的残障人士，大家在一个工作的QQ群里，日常有许多交流，而且她的客服工作本身也是和人沟通。关于亲密关系，田玉也仍然期待着。但目前尚未遇到可以接受她身体状况的人，因为下肢没有知觉，她洗头洗澡还得依靠别人的帮助，而其他日常活动——穿衣、上厕所、做家务，她基本靠自己可以完成。

田家一楼挂着两幅装裱过的十字绣，一副“家和万事兴”，是她2014年前后绣的；另一副是她妹妹绣的，“爱你一生一世”。这也是田玉和其他返乡农民工相同的地方：家庭是社会支持的最重要来源，也是他们外出打工和返回故乡的最主要动力。

她和弟弟妹妹并不算完全的留守儿童，小时候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和奶奶在家照顾她们姐弟三人，后来父亲也回家了，家人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田玉妹妹在她出事之后就辍学了，在家照顾了她两年，之后去杭州和深圳的工厂打工。和田玉的遭遇一样，流水线的劳动榨干了妹妹的所有精力。那段时间她们每次打电话，妹妹都在睡觉，情绪也不好——“姐，我好困啊。”

最近她终于离开了工厂，在一家化妆品店里打工，打电话时，妹妹的语气变得愉快很多。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因为可以和人打交道，也可以学到新东西，而不是对着冷冰冰的机器重复机械的动作。

妹妹在外的几年里变化很大，变得更加独立，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挣的工资不仅补贴家用，还给田玉买了新的智能手机。父母在家里则靠种田获得基本收入，十亩地种小麦、玉米和水稻，老家的院子里种蔬菜，新家的楼上养鸡。

▲ 傍晚时分，田玉、弟弟、表弟和我一起去家附近的小河边散步，夕阳西下，尚未收割的麦田随风微微起伏，我随手拍下了他们的背影。 © 立早

我去的时候正是收割麦子的季节，田玉父母早上5点多起床，白天顶着三十多度高温在烈日下劳作，晚上8点多才拖着一身疲惫回家吃晚饭。睡前点上一盘蚊香，蚊香烧完的时候，又该起床下地了。

麦子对于城里人是文艺的符号，但对于农民则是生存的根本。一斤小麦1块多，一亩地产出500斤，十亩地辛苦半年的收入也才五六千块。所以春冬两季农闲的时候，父亲还是会去附近的城市里打短期工挣钱。

弟弟今年暑假将从聋哑学校毕业，父母的想法是让他在镇上或者老河口市区找个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不希望他离家太远，担心他会被人欺负。弟弟总是冲着我笑，不是那种成年人出于礼貌而摆出的微笑，他才17岁，微笑就是他面对世界的态度吧。

第二天中午，弟弟亲手给我们做了一桌子菜。田玉在楼下指挥，炒什么菜，炒多少份量，弟弟炒完还会送下一口样品，给她尝了获得肯定之后才端下来。吃完饭，又是弟弟收拾桌子、洗碗。洗了碗，他又开始拖地、洗刷凉席、烧热水、把剩饭剩菜掺上麦壳送到空置的三楼给一屋子鸡吃。弟弟虽然无法用言语和人交流，但一直用行动照顾着别人。

田玉现在和过去的同学联系很少，因为那时候不愿告诉他们自己出事了，她“总觉得很丢脸”。和她一起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我发现路人总会盯着她看，田玉已经学会自动忽略这些让人不舒服的目光。她很少问别人怎么看自己，也不愿意跟每个人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往往用一个简单的借口搪塞过去。村里邻居大部分都搬到镇上了，出门买菜散步的时候偶尔能遇见，会打个招呼。

田玉因为新闻报道出了名，襄樊医院了解情况后，主动提供了几个月的免费康复治疗。所以家里在医疗费上开销不算多。这几年她的身体也比较稳定，就是新家有个很高的坡，她一个人没法出门，运动量减少，她觉得自己胖了很多。

市里的残联曾经打电话邀请她参加联谊活动，她当时身体不方便就没去，现在有点后悔，每天待在家里也很闭塞，她也希望可以跟外界有更多的接触，“多认识一些和自己情况相似的人。”

2014年她通过武汉的魔豆妈妈公益项目，获得了一份零食企业的线上客服工作，这一做就是三年。现在她每天7点起床，8点半上班，4点半下班，中午半小时午饭时间。

所谓“上班”就是打开卧室的电脑，开始在线回复顾客的咨询。基本工资1800，再加绩效考勤。线上客服已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考核标准：每日接待人数、回复率、回复时间、转化率……都会计算为工作绩效，所以偷懒不得。以前生意好的时候，“双11”一天会有上千人，现在每天大概两三百人。一个月坚持下来会有全勤奖，但上个月她家停了一天的电，全勤奖就泡汤了。

她对现在的状态还算满意，因为有工作可以忙碌就觉得生活比较充实，虽然挣得不多，但总归靠自己的劳动，挺有成就感。

田玉家现在搬到了故乡路，如同对她返乡生活的一个贴切比喻。途径老河口和孟楼镇的时候，我看到街上的房地产广告也处处是“故乡”：“如栖鸟，归故乡”，“多年在外的打拼，就是为了今天的衣锦还乡”。武汉火车站的广告则显示着地方政府尝试引导外出务工人口流动的新方向：“打工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

虽然当地大部分农民并不会购买商品住宅，而是会选择搬到村子附近的镇上，用打工攒下的钱盖楼房，同时继续维持农业户口和村里的田地作为基本生计来源。而田玉妹妹和几个亲戚至今仍在沿海城市为了家庭目标而辛苦打拼着。

未来是什么样呢？田玉并没有宏大的想法，她计划的是很具体的目标：这个夏天家人会陪她去老河口的中医院尝试理疗，看下肢能否恢复一些知觉，她仍然抱着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原标题《富士康连环跳的七年后，我拜访了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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