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白色革命 ｜ 伊朗行纪之二
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财经记者、IT工程师
德黑兰和大城市虽然都已世俗化，但是中小城市和乡村之中，宗教气氛还相当浓厚。如果世俗化能够再维持几十年，等这些宗教老保守都死绝了，那时伊朗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事后，这些反对者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反对的东西也有着无数的成就，当年他们过于关注阴暗面，却忽视了那些本该是光明的地方。
在伊朗，人们一直说“伊斯法罕半天下”。意思是，来到了伊斯法罕，就可以找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商品。这里曾经是中古时期塞尔柱帝国的首都，但对伊斯法罕影响最大的，则是近代的萨菲王朝。作为萨菲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拥有着全伊朗最大的广场——伊玛姆广场（Imam Square），虽然个头比不上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却比天安门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特色。
在这里，你看不见任何的安检仪和防爆器，也不会有排着长队的身份证检查和四处逡巡的便衣，这里只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当地人。
▲ 伊斯法罕伊玛姆广场上的马车。 © 郭建龙
这里虽然是旅游胜地，可一直没有变成隔离的盛景，而是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伊朗人是一个爱旅游的民族，一到周末，往往一家人甚至几家人约在一起，驱车数百公里找一个地方野餐，伊斯法罕的伊玛姆广场就是家庭聚餐的目的地之一。
每到夜晚，伊朗人会把广场填得水泄不通，孩子们在喷泉里玩水，大人们铺上一块地毯开始晚餐，周围的冰激凌小店生意兴隆、薄利多销。在广场周边是几座历史性的清真寺，以及一圈巨大的回廊。回廊两侧的店铺里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用品和特殊的手工艺品。全伊朗最好的手工艺人在这里都拥有着铺面，他们在铺子里创造和展示，艺术品还保持着全手工的传统，即便已经成为旅游中心，但价格依然合理，比起中国同类型但劣质的物品要低廉很多。
这里最常见的工艺品是玻璃制品、骆驼骨制品、伊斯兰特有的细密画、在铁质胎器上的星辰画、铜雕、地毯和棉布。许多工匠都参加过国际 39 38308 39 14940 0 0 3687 0 0:00:10 0:00:04 0:00:06 3688大赛并获了奖，如果是在中国，他们早已脱离了工艺的第一线，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导师和掮客，但在伊朗，他们仍然在默默地从事着终身职业。
在一家手工棉布店里，我被店老板拉进去。
店铺里除了展示布匹之外，还有一架印染的机器，以及若干木头的雕模。匠人们总是乐于设计新的图案，他们把图案先刻在雕模上，再通过传统工艺上色，将图案印在布匹上。
店老板是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家已经好几代人都从事这个职业，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他的父亲。按照他介绍，当年在庆祝波斯帝国2500周年时，从国外蜂拥而来的各种王子王孙都来买他的布料。
说到这儿，他指了指了墙上的照片，在一块长方形的区域内，悬挂着获奖证书、媒体报道，还有家族的工作照。在照片中，我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着装时髦的女郎，骄傲着仰着头。女郎留着长发，露着双肩，穿着一条华丽的裙子，站在自由塔之下，与西方的现代女郎无异。
主人仿佛看到了我的目光方向，连忙解释：这是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女人的着装，那是在革命之前，女人不用戴头巾。他之所以挂这幅照片，是因为这位女郎所穿着的布料，就来自他家族的设计。
那时的女人就可以这样穿着吗？我问道。
那当然。他骄傲回答。伊朗的姑娘一直那么漂亮，她们的容貌和穿着让美国人看起来都跟猴子一样。主人说着说着，就跑了调，开始回忆起革命之前的开放时刻，但随后，又把失落的眼神拉了回来。
▲ 伊玛目广场巴扎内景。两边都是手工业店铺。伊朗的手工业一直非常发达，即便革命和公有化也没有摧毁它的基础。与阿拉伯国家妇女待在家里不同，伊朗的妇女虽然被逼迫戴上了头巾，却很喜欢抛头露面逛街。 © 郭建龙
实际上，许多年纪大一点的伊朗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国王时期的某一个侧面，他们在革命的潜意识里已经认为不应该怀念那个时代，可是又总是忍不住想念一会儿，再回到现实之中。
我曾经问过伊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王领导的白色革命，和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都有什么区别？我之所以这样问，是想看伊朗人敢不敢说几句白色革命的好话，或者对伊斯兰革命进行一点反思。
但大部分伊朗人都会把话题岔开。在现在政权下，他们一个个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高手。只有一位退休教师明确地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否定伊斯兰革命，夸奖白色革命。
面对我不置可否，他继续说：这就是伊朗视角和外国视角的不同，你们看到了白色革命的好处，但我们却知道它也有不少坏处。你们认为我们应该保留白色革命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我们希望在保留白色革命成果的同时，把坏处也克服掉。只是，到后来事情失控了，我们并没有想到，为了克服坏处，反而把所有的成果（无论好的坏的）都一并丢弃了。
要想理解伊朗为什么会从世俗化改革突然转向极端保守，必须理解两个事件，第一是伊朗的什叶派保守传统，正是这些保守派作为主将，将国王和改革一起抛弃；第二个，则是伊朗国王发动的白色革命，这场革命意在发展伊朗，却断送了王朝本身。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发生了四十多年前的第一场革命，它曾经那么充满希望，取得了不少成就，却在革命情绪的裹挟下归于失败……
▲ 阿里卡普宫（Ali Qapu），位于伊玛目广场西侧，由萨菲王朝的阿巴斯一世建于十七世纪初。正是在这里，君主招待贵客，和外国使节。阿巴斯在这里第一次庆祝纳吾肉孜节（伊朗新年）。 © 郭建龙
▌王权之下的革命
公元1960年，在美国，年轻的肯尼迪当选总统，由此开始了美国的民权时代，人们把这当做伟大公民社会的新起点。
在肯尼迪的鼓励下，伊朗的巴列维国王也发动了他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如果要按照暴力色彩来划分一场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改革，那么所谓白色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暴力革命事件，而只是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国王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社会的发展，彻底改变伊朗的旧面貌。
随着石油问题的解决，政府财政收入有了保障，在石油美元的推动下，伊朗进入了一个快速变革时期。国王不失时机地发动这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世俗化、平权化和普遍繁荣。
具体改革中包括了几项重要内容。最重要的一项是平权，特别是妇女权益。在国王的主持下，伊朗的女人第一次有了投票权，这是继土耳其之后，中西亚穆斯林国家中第二个取得如此成就的政权。公元1967年，国王又推出了《家庭保护法》，更是限制男人的一夫多妻制和随意离婚，给了妇女进一步保障。
要想平权的成果稳固，必须配合着进行另一项改革：文化运动。文化运动也是世俗化的关键所在。只有用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精神，让人们思考问题不是从宗教出发，而是回归科学，才能防止整个社会重归保守。
▲ 亚兹德广场夜景。 © 郭建龙
为了消灭文盲，国王在军人中组成扫盲队，到农村地区进行识字教育。在伊斯兰国家中，伊朗至今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识字率，大学生人数也位居前列。这一点也是白色革命的巨大成就。
为了巩固社会改革，必须有经济改革做后盾。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他也不会想着去学文化和提高修养。
国王的经济改革思路是：农业上要让人们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平均地权。工商业保留了一部分国企，但更鼓励私人发展。
他主张卖掉一部分国有工业，用这些钱来补偿大地主，从大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再分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民。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感到国王的土地改革很熟悉，公元1949年，当蒋介石跑到台湾地区之后，也实行过类似的土地改革，由政府从大地主手中赎买土地，提供给普通农民，这一招也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鼓励私人发展的同时，作为从集权国家脱胎而来的伊朗，国王仍然试图保持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所以，在普通行业放开的同时，对自然资源则加强国有控制，防止私人过度占有资源。另外，虽然鼓励私人企业发展，但为了强调平权，要求工商业必须将利润的20%分给职工。
从改革的条款看，虽然在国家控制上保持了一定的不彻底性，但伊朗的白色革命已经是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最自由化、最尊重市场的改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亚非国家的改革往往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的是政府控制、国有企业，伊朗的改革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采取自由化和资本主义的方式，已经是异类。
这场革命即便到了今天，还有不少人扼腕叹息。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不发生伊斯兰革命，保持住白色革命的成果，伊朗的社会发展程度应该和意大利和土耳其不相上下，与西欧的差距小得多。
那么，为什么白色革命有这么多人看好，到最后却失败了呢？这还要从革命具体的内容中寻找答案。
▌魔鬼藏在细节中
白色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改革的执行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
国王寄予希望最大的改革是平均地权。台湾地区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平均地权运动并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土地改革为什么不如台湾呢？
两者改革计划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伊朗是由国王先卖掉国有企业，拿到了现金，再用现金购买地主的土地，最后分给农民。台湾则没有卖掉国有企业这一个环节，而是把国有企业的股份作价，直接用股票购买地主的土地。地主拿到的不是现金，只是股票。
就因为这一点点区别，让台湾土改和伊朗土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台湾的做法简单粗暴，购买一亩土地给多少股票都由政府说了算，地主实际上是吃了亏，但好处是政府在购买土地时不会存在缺钱的情况，易于推进。台湾的土改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虽然地主没有拿到现钱，但是拿到股票后逼迫他们变成了股东，为了方便股东买卖股票，台湾的证券市场慢慢地发展了起来。
而伊朗的做法看上去更公平，但操作起来却过于复杂，国王卖不出去国企，就换不来钱，换不来钱就买不到土地，一环扣一环，任何一环出了差错，都会影响接下来的步骤。到最后，国王的土改进行不下去了，进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农民们不仅不感激国王，反而嘲笑他说话不算数。
在工业方面，国王强迫企业将利润的20%给职工，这也损害了企业的自主权，他也没有得到企业主的好感。工商业与国王之间甚至变得越来越敌对。特别企业主普遍是保守派，他们更加赞赏强硬派的领导人，希望政府能够对抗外国，保护国内企业，他们不喜欢国王投靠外国的做法。
即便是受到国王恩惠的妇女们也并没有对他报以感激。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女人们早就忘记了当年没有权利时的模样，而是迅速看到了伊朗和西方的差距，她们渴望更多的权利。
知识女性的思维是这样的：我们是被束缚的，而束缚我们的是伊朗的社会制度，伊朗社会制度的代言人就是国王，所以，我们要反对国王。
她们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获得的权利还没有巩固，首先要做的不是获得新的权利，而是巩固已获得的权利。如果过于冒进的话，不仅新权利不来，老权利也会被重新剥夺。
当农民、商人、妇女们一起反对这个以浮夸、奢侈浪费闻名的国王时，白色革命的成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 1971年的伊朗德黑兰的女大学生们，1970年代后期，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 © themuslimissue
▌被错过的机会
事后，这些反对者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反对的东西也有着无数的成就，当年他们过于关注阴暗面，却忽视了那些本该是光明的地方。
在国王主持的这二十年间，伊朗的确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如今的德黑兰是一个巨大的都市，它位于厄尔布尔士山的南麓，越向北靠近山，坡度越大，地势越高。在以前，古老的德黑兰只占据了现在德黑兰的南部，国王的古列斯坦宫（Golestan Palace）、博物馆等都在这片区域，在北方则是国王狩猎和郊游的地方，有着大片的空地。
然而随着伊朗经济的发展，当年在巴扎（集市）里做生意的人大都发了大财，他们纷纷跑到德黑兰北面买块地皮盖房子，结果德黑兰的南区反而变成了穷人们居住的地方，而北区却成了富人区，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从数字上看，伊朗也处于高速发展之中，伊朗的GDP在二十年里高速发展，超过了南美，甚至超过了土耳其，成了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而国王甚至一直认为伊朗即将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外，国王建立了伊朗的现代军队。在历史上，波斯的军队已经腐败不堪，在战争中屡屡遭受败绩，国王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军事技术，并培养了大批的军官和军士，构成了伊朗军队的骨干。到了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正是用国王建设的军事力量与伊拉克作战的，并取得了初期巨大的胜利。后期伊朗更是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世界，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帮助伊拉克，但伊朗仍然坚持下来。这说明国王当初建设的军队虽然被嘲笑，却已经非常强壮。
▲ 伊朗西北部的山顶城堡。这里是伊朗爱国主义的象征，表明伊朗抵御俄罗斯和苏联人的决心。 © 郭建龙
但与别人只盯着国王的缺点相反，国王却只看到了成就，没有看到自己政策造成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政策失败。虽然不断地强调私有经济，但国王还是禁不住诱惑，搞了几次七年计划，大意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做一些大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都成了摆设。而政府花钱造成了官僚权力扩张，结果，伊朗人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有些人成了巨富，大部分人虽然日子也在变好过，但贫富差距却在拉大。
当一个社会爆炸式发展时，所有的人都处于休克状态，他们都有一个本能，想抵制变化，不管这些变化从长期来看是好是坏。伊朗人也走到了这样的地步。
更何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恰好是一个左派横行的时代，借助国王改革的东风，从欧洲传来的左派思想大肆入侵伊朗的校园，人们纷纷以嘲笑现政权为荣，国王才尝到了社会变革的代价。
为了镇压左派思想，国王加强了社会控制，于是，统治机器的笨拙和粗暴又成了人们继续嘲笑的对象。男大学生希望成为下一个反集权领袖，却毫不在意自己的暴力倾向，女大学生认为伊朗女权还不够发达，教授们则发现表现越左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伊朗的学校成了左派的大本营。
就在左派们大肆嘲弄政府，而国王沉浸在白色革命成果中无法看清局势时，他们都忽视了一支潜在的力量。
本来，在对待宗教保守主义的问题上，国王和左派们并没有冲突。他们都认为，伊朗已经世俗化到足以抵挡宗教保守势力的攻击，都认为伊斯兰教是中世纪残余，信奉伊斯兰教的，往往是最没有文化的人。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德黑兰和大城市虽然都已世俗化，但是中小城市和乡村之中，宗教气氛还相当浓厚。如果世俗化能够再维持几十年，等这些宗教老保守都死绝了，那时伊朗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 亚兹德的拜火教神庙。拜火教是伊朗古老的宗教。 © 郭建龙
但到了公元1970年代，世俗化时间还太短，这些人不仅还没死，反而因为老了被当成了德高望重。当国王和左派斗得不亦乐乎时，反而给了他们反扑的机会。
于是，伊朗突然之间来了一次大回潮，传统中深深根植的什叶派思想再次洗劫了人们的头脑。
*本文为郭建龙“伊朗行纪”第2篇，南都观察将陆续推送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