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香：多亏我们有茅海建
几年前，在上海跟朋友吃饭，闲谈中朋友问我：你还要不要读博了？因为我隔三差五会跟朋友们叫唤：我想偷生个闺女，我想读个博士，云云。所以，朋友们也会隔三差五地冷不丁地问我一句。
当时我的回答是：要读啊。闺女偷生不成了，只能选择读博了。
于是朋友问：那你想读谁的啊？相中谁了咱找他去。
我说：要从上海挑的话，萧功秦啦，茅海建啦，都是我喜欢的。
朋友说：茅海建你就算了吧。到他手下，不叫你坐几年冷板凳，扒几年档案馆，你是毕不了业的。
说实话，这正是我佩服茅海建先生的地方。其他我不知道，在近代史学界，一提冷板凳、档案馆，则非茅海建先生莫属。正如张鸣所言：“近代史学界，看档案看得最多的人是谁？如果要投票的话，估计半数以上的学者会投给茅海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几乎就是茅海建第二个家，只要他没出国，也没有课，要想找他，直接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他肯定在那儿。如果人家大年三十不放假，他可能也会去。即使在家过年，他的大半时间也是在啃那些从馆里复制来的档案。”
面对这样一个冷板凳将军、档案馆杀手，你不佩服行吗？而且这种佩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那可是一本一本的著作积累起来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戊戌变法史事考》、《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可以说，每一本著作的背后，都意味着穷尽一切可能手段的资料的考证，和无法量化的泡档案馆的心血。
正是出于对这种痴迷与专业的敬重，我对茅海建先生考证出来的史事，几近达到了盲从的地步。在拙著《真假袁世凯辨别》中，论述到袁世凯是否在慈禧太后训政前告过密，我的观点当然是没有。可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我扯大旗、拉虎皮，扯拉出了茅海建先生。说，据茅海建先生考证与推理，袁世凯训政之前没有告密，并且还画蛇添足地额外附了这么一句：“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方面即使盲目相信茅先生，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茅先生推崇台湾的黄彰健先生，而我推崇茅先生。”
现在，茅海建先生又一本考证巨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摆到了我面前，除了焚香拜读，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发现，相较于从前，茅海建先生这次扒档案更辛苦了——“张之洞档案”是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馆发现的，但是刚刚发现档案，正激动的当口，人却从北京大学进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这意味着他扒档案，都得在上海与北京的上空，飞来飞去了。
众所周知，有关戊戌变法，我们一直主要依靠的是康梁留下的史料。按茅海建先生的说法，诸多学者对之进行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了所谓的历史“正面”，但是“张之洞档案”，却又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另面”。先生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这里先生忘了，也许我们读者比他更幸运。因为，虽然我们没有机会读到“张之洞档案”，但是，我们可以读到先生对档案的解读啊。通过他的解读，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另面”的诸多精彩：
其一，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不消说，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我们的教科书则干脆充当了康梁的起诉人一般，整个叙事架构与走向，就是康梁如何代表了进步，其他则是如何代表了落后，最后，落后战胜了进步。云云。
茅先生对“张之洞档案”的解读，终于让相关历史研究摆脱了以往的康梁中心视角。按我一惯的感觉，康梁中心视角，那是坑人没商量的。茅海建先生如何煞费苦心地考证康有为《我史》的，我就不说了；康有为让袁世凯替他背黑锅，事后和梁启超如何订攻守同盟，对外编瞎话的，我也不说了。我想说的仅是，康有为这个人的人格，是绝对不能信的。就连茅海建先生这样的考据大王，都害康有为怕，说：“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茅海建先生佩服的黄彰健先生也说康有为最懂得“文与而实不与”和“时措之宜”、“与时俱进”等等。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雪珥直接认定，康有为这个人的政治品格相当“三鹿”，而且“无论政治上争权还是经济上的夺利，均开创中国近代史不择手段的先河”。一句话，你康有为不是喜欢抡瞎话么？你主流话语不是喜欢拿康有为的说辞当历史审判台上的证据么？一物降一物，多亏我们有茅海建！
其二，张之洞、陈宝箴集团乃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从茅先生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态度是排斥甚至敌对的，康梁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是相当孤立的。这，既可以让我们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改革前景。一句话，失败应该是必然的，而康有为这样的书生误国，也是应该谴责的。
改革，固然有进步的目的与内容，但是改革的节奏、改革如何不沦为政治之争、派系之争，改革如何不走向失控，应该比改革的目的与内容还要重要！改革不是儿戏，更不是跑步进入啥主义。稳健，责任心，都是不可或缺的。
其三，不只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有倾向宏大叙事的毛病，虽然也有学者很注重细节化的历史研究，但是像茅先生这样比拾废品的老太扒垃圾箱还要一丝不苟的，则是学者中的异数。这种扒弄，直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后台。
比如维新的关键时刻，张之洞这样的老狐狸并不愿意进京，深怕老太后或者光绪相中他，留京进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一般同僚，甚至亲信下属，都可能以留京为荣，但张之洞没有那么幼稚。先是听闻袁世凯面圣时要推荐自己进京，吓得张之洞赶紧给自己的坐京密电：快点替我拦住，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后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巴不得老张能进京，以致于老张不得不给对方说实话：“在外所办虽系一枝一节之事，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
比如老张的办报理念，他专门指示湖南方面，报馆写文章的，如果特别胆大骇俗，“似可藏之箧衍，存诸私集，勿入报章”云云。颇让我想起，现在的学校领导给我们学者的要求：“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一句话，你可以研究，你可以随便思想随便表达，但是不要对外说嘛，说了就是你的不是了。与张大吏何其相似乃尔！
比如驻京办这样的东东，在大清王朝时就有了，只不过名称与设置与现在有些形式方面的不同而已。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不只在北京设有诸多“坐京”——他的儿子张权、侄子张检与张彬、亲信杨锐等，就都充当了他的坐京，就是在天津与上海，也有他的内线。张之洞对他们，月有供钱，拍发密电还可以报销……
比如变法期间，张之洞一再对同党断言，康有为这帮人，主张“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云云”。
……
通过这些细节，我甚至能想像出张之洞的样子与神情来，更要命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也轰然接通了，似乎让我看到了历史的路径，与未来的走向。研究历史，难道这些不正是我们要追寻的么？
(注：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