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张政烺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因缘

感谢北大文研院的盛情，邀请中华书局参与主办这次纪念张政烺先生座谈会。此前两次以《张政烺文史论集》《张政烺文集》的出版为契机召开的座谈会，我也有幸参与了筹备组织，中华书局也作为主办者之一。2004年，《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当时张先生还健在，我们与社科院历史所合作，在社科院报告厅联合召开了出版座谈会，很多与张先生同辈的老先生出席了座谈会；2012年，张先生诞辰100周年，《张政烺文集》五卷本出版，主要由张极井先生推动，我们又在西苑饭店召开了规模很大的座谈会（那天我主持会，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印象，座位拥挤，发言时间不够）。今年是张先生105岁诞辰纪念，由北大文研院、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主办纪念座谈会，同时举办“张政烺先生学行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张先生与中华书局有一份特殊的因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张先生曾经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我八十年代初入职中华，就常听到大家谈张先生，知道六十年代张先生曾调任中华，但没有到任。十年前，我们开始启动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对书局档案进行清理。李零先生跟我说，希望找到张先生调任中华的档案。中华书局经过文革、经过1969年整体下放湖北咸宁干校，经过中华、商务近十年的合并和后来的拆分，档案多有散失。我当时只看到一份北大历史系派人到书局洽商张先生调任中华的介绍信。记得曾经复印或抄给李零先生，一时我没找到留的副本。这次书局又作了查找搜集，找到了张先生调任中华的介绍信，由北大人事处开具，时间是1960年9月4日。介绍信只有一段格式条文：“兹介绍我校张政烺同志等一名到你局工作，请接洽。”记录张先生原工作部门：北京大学历史系，职务：教授，级别：教学二级。《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62年下记载：7月30日，文化部任命张政烺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所附历届领导名录，张先生名下注明：未就职。张先生没有到任的原因，以及组织关系调进调出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前几天我找到了一张我自己前几年的笔记：1960—1963，在中华；1963.2.5副总编辑，1966年历史所研究员。日期很具体，但依据不记得了。当时应该是查到了某份记录，记得也报告李零先生的。张先生1960—1966年，实际在历史所。这是张先生与中华的因缘之一。

第二份因缘，是1971—1975年《金史》点校。1971年是第三次调集国内学者，集中在北京标点二十四史（三次分别是1963年，1967年，1971年），绝大多数点校本都完成于1971—1978年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张先生就是在1971年接手原由傅乐焕先生未完成的《金史》点校工作。当年与张先生一起工作的崔文印先生今天也在场，他是《金史》的责编，具体情况请他来讲。我觉得张先生那一代学者在二十四史点校上所做的学术贡献、人生奉献，怎么表彰都不为过。

第三份因缘，是张先生几乎全部的著作，都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2004年《张政烺文史论集》，2012年五卷本《张政烺文集》，中华书局还出版了：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2008年；

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2011年；

张政烺论易丛稿——易学考古与中华文明，2011年；

张政烺论易丛稿，2010、2015年（两个版本）；

还出版了张永山先生编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录》，2010年。这些著作，今天在“张政烺先生学行展”都有展示。

关于张先生著作的出版，要特别感谢各位先生的支持和信任，我2003年回局工作后，曾部分参与了《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定稿，深知整理难度、编辑出版难度。感谢李零先生的长期推动、张极井先生的信任。

在2004年《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后，也是李零先生推动，我们的《书品》杂志，2004年第6期、2005年第1、2期，连续三期，以“《张政烺文史论集》学习笔谈”为专栏，集中刊发了十六篇纪念文章和学习笔谈。吴荣曾、何龄修、张永山、程毅中、裘锡圭等先生都有文章，李零先生那篇传播很广的《赶紧读书》，就是其中之一。读大家的学习笔谈和回忆，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忠厚诚笃、襟怀坦荡、澹泊名利、学艺双美的张先生，感受到了张先生的渊博精深的学术人生。我对张先生的学问完全不懂，但我体会，大家对张先生的怀念，学术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纪念的意义。纪念他缅怀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张先生的学术，至今仍然鲜活地融入在了当下和未来的学术发展中，这是张先生学术生命的伟大之处和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出版的价值所在。

（摘自2017年11月22日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在“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