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语境到学术语境：近七十年大陆学界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摘要：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 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 年后至1990 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 21 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关键词：傅斯年; 史语所; 学术史; 近七十年

傅斯年及其主持的史语所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存在，1949 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1949 年迁台后仍是一方重镇。当下，不惟台湾史学界将傅斯年奉为开山祖，以史语所为楷模和典范，大陆学界对傅斯年及史语所也尊崇备至，甚至视之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巅峰。众所周知，1949 年后在大陆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位居首席，其他学派无与并立者。而近年来学术史书写中傅斯年及史语所地位的上升可谓意味深长，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大陆学界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研究的演变，与不同时期整个史学风气的转换密切相关。本文拟对近七十年来大陆学术界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的研究轨迹做一勾勒，不仅梳理总结这项研究取得的具体进展，而且借以窥测近七十年来大陆史学风气之转移，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力量消长。

一、1949 年后至改革开放前: 以批判为主调

1949 年以前的史学界，尽管山头林立、派别众多，但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无疑居于中心地位，占有丰厚的学术资源，掌控着学术话语权。1949 年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改天换地，史学领域也面临新一轮的“权势转移”。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势力迅速向各个角落蔓延。以当时流行的斗争思维，必须打倒旧偶像，才能树立新权威，不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无产阶级史学就无以确立统治地位。作为史料学派代表的傅斯年及史语所自然难逃厄运。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提到: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最高领袖对傅斯年公开点名，将其列为反动知识分子的代表。这就给1949 年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傅斯年研究定下基调。傅斯年从众星捧月的文化精英、学术领袖沦为声名狼藉、人人喊打的资产阶级学者。

在1955年的胡适批判运动中，作为胡适门徒的傅斯年成为陪绑者遭到批判和清算。周一良批判胡适借材料、证据之名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提到傅斯年，指责他更加露骨地用材料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幌子下引诱青年们去搞一点一滴、支离破碎的考据，还与西洋汉学家一样把持垄断材料。田余庆指斥胡适的考据方法具有殖民主义色彩，“胡适的弟子傅斯年，正是那班帝国主义汉学家伯希和等人‘出色的’唱和者”。傅斯年提倡“传说越国而行”的理论，极力主张到外国去找中国古代历史中洪水、九州等观念的来源。范文澜认为“蒋廷黻傅斯年一流的文化买办，是胡适派的核心”。他批判胡适的殷周史观点时嘲弄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夏鼐在批判胡适的考古学时也曾点到傅斯年的名。

在当时群情汹汹的情势下从学术角度对傅斯年史学进行理性分析的可谓凤毛麟角。1956 年，胡绳发表《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长文，对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解答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这一问题上的各种观念进行澄清。一方面，作者指明了傅斯年历史观的误谬，“明白主张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宣称这个论点，使它在史学界起了恶劣影响的人，乃是曾主持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 “没有历史的历史学，是在史料研究的名义下取消了历史学”; “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 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历史的海洋中”。另一方面，胡绳又强调，“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史料工作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东西”，“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汉学家’们的工作，而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今后要“使史料学成为有系统的科学”。⑥ 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学术批评，以说理的方式展开，正视傅斯年及其史料派的学术价值，为其保留了一定的存在空间。这在当时是一个异数。

1958年史学大跃进或“史学革命”中，“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史学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席卷全国。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野被视为资产阶级史学与无产阶级史学水火不容的斗争，唯史料论成为批判的目标之一，旧史学的主要代表、唯史料论的提倡者傅斯年再次受到冲击。

《新建设》1958 年第6 期发表文瑾的《批判傅斯年的反动的史学研究方向》一文，旨在清算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作者认为，《旨趣》对史语所及“资产阶级史学界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障碍”，史语所是反动史学之“正统”。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名为以科学反对玄学，实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傅斯年所谓的“科学的东方学”，实质上“是买办的封建的东方学，是帝国主义‘西洋汉学’的翻版”。傅斯年标榜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史料学的进化论，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巧的变化。傅斯年的史学方向在1950 年代仍留有猎取新材料、“用史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相对立”等残余影响。作者指出，“这些旧史学留下的污毒，随时都在侵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工作不能很好开展起来，并阻碍着科学队伍的更快成长。为了史学工作的大跃进，我们必须大破大立，把资产阶级的史学研究方向彻底搞臭，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开辟更广阔的道路”。这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展开的声讨批判，毫无学术争鸣的意味。

随后，《新建设》1959 年第1 期又发表丁二的《批判傅斯年的反动史学观点和方法》，继续以阶级斗争观点展开评判。此文提出，作为“资产阶级史学界中的一员大将”的傅斯年从历史上美化帝国主义，全盘西化的卖国论，“对帝国主义汉学家奉为神明，把西洋资产阶级史学捧到天上去，认为中国史学家如果不向他们学习就不会有进步”。傅斯年攻击作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宣传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读古史原料，以为通论通史”。傅斯年以“历史的积因”否定社会发展规律。在研究方法上，傅斯年用综合排比法拼凑史料产生卡片式文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充满这种文章。傅斯年用语言学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是新实证主义的产物，根据地名的考证解释历史为地理决定论。傅斯年的诸种方法中贯穿的一条白线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傅斯年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在旧中国的史学界是起过相当大的影响的，这种恶劣影响也还波及到今天”。此文同样火药味十足，将傅斯年的史学一笔抹杀。

不过，史学大跃进或“史学革命”中批判的主要对象已不再是远在天边的胡适、傅斯年，而是近在咫尺的陈寅恪、郑天挺等留在大陆余威犹存的旧权威。他们与往日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关系密切，是其直接的继承者，对大陆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发挥着深刻而有力的影响，他们才是无产阶级史学的当面之敌，只有对他们进行全面围剿才能真正扫除旧史学的残余势力。终于，经过这场波及面更大的“史学革命”，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术血脉几乎完全被切断。

总体来看，1949年后的四十年间，大陆地区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的研究几成禁区，即使偶有涉足，也是声讨批判，以示划清界限。这种批判清算政治性极强而学术含量甚微。在涉及傅斯年的学术功绩时，学者多讳言其名。1950 年代，史语所的老兵胡厚宣由于认识到“从今以后，只有应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与方法”，无论是评论史学发展还是总结殷墟考古，都隐去傅斯年之名。直到1979 年，夏鼐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安阳发掘时，对傅斯年仍略而不提。有人甚至将傅斯年的《东北史纲》误认为徐中舒、余逊之作。“几十年来，对于傅斯年在历史学上的成就，似乎人莫能言其详。在当年和多年后仍占重大影响的，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判断学术成就与优劣的流风所及，人以反动派视傅斯年，不只不研究他的学术，甚而是完全无视。于是，对历史学家傅斯年，人们只是朦胧地知道他是个史料派，他所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是史料派大本营”。

此时学界对傅斯年的批评基本一致，而且集矢于其只讲求搜求史料、考订史实，拒绝理论的指导，因此无法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客观规律，因而不能成就真正的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傅斯年的要害在于对待理论的立场。傅斯年排斥一切理论、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敌。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一个理论学派，以唯物史观为灵魂和生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官方正统后，他自然在被打击清洗之列。因此，建国后大陆学界对傅斯年的敌对姿态，除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之外，学派的对立、学术立场的分野也是一个重要因由。

傅斯年的史学观和方法论遭受批判，其影响并未完全抹除，在古史研究方面仍具有潜在的力量。此时徐炳昶依旧认同傅氏的古史多元说。傅斯年之名虽少有人提及，但并未完全被学术界淡忘。傅斯年古史观念若隐若现微弱地存在着。傅斯年的考古学理念也通过夏鼐在大陆考古学界悄然延续。还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大陆学界对傅斯年的态度与对史语所的态度存在差异，尽管对傅斯年本人持否定立场，但对史语所则较为中性，尤其并不无视其考古学成就，当然主要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傅斯年与史语所在一定程度上被分离了。

二、新时期以来: 重新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极端一元化、教条化的学风遭到摒弃，各种思潮学说空前活跃起来，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讨论趋于正常化。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居于主导地位，奔涌而入的西方思潮、再度抬头的传统学术，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力量而存在，一旦危及马克思主义就会遭到遏制。“回到乾嘉去”的思潮此时只是一股潜流。在学术史书写中，在维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异质的学派和思潮获得越来越多的存在空间。学者认识到，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五四’以后的史学，无论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在问题探索的深度上，还是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都不是别人可比的。特别是在揭示历史规律、指出历史前途的问题上更是这样。但在具体史料的考订上、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及其他不接触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也有他们的成就，这是应受到尊重以至应有所继承的”。在史学史领域，关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的研究相继展开。1979 年《中华文史论丛》第2 期发表胡适的遗稿《〈水经注〉校本的研究》，长期被视为反动学者的胡适的作品开始在大陆学术刊物上以正面形象现身。这体现出一种实质性的突破。

然而，傅斯年及史语所研究的春天来得略迟一些。改革开放后尽管学术氛围趋向宽松，但涉及持敌对政治立场的学者时仍比较谨慎，此其一。其二，1980 年代大陆学界的特点是“理论热”，各种思潮、学说争奇斗艳，此起彼伏。傅斯年代表的实证派与此并不合拍，自然难以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术研究较之“新史学”派、古史辨派略显滞后。杨向奎以迂回方式对傅斯年的古史观点进行商榷。1986 年出版的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几乎完全略过。1990 年代初研究者还感叹: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也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无论学术贡献还是社会政治活动，傅斯年先生在我国现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迄今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学术层面的傅斯年及史语所研究已于1980 年代末悄然启动了。

首当其冲的是重新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为其平反正名，这是开展真正的学术史研究的前提。率先发声的是大陆傅斯年研究的开拓者李泉。李泉将傅斯年宣扬、运用的史学方法归纳为历史比较方法、以语言学观点治思想史的方法、自然科学方法。李泉提出，傅斯年的史学比较方法是对我国传统比较方法的继承发展，是对20 世纪初兴起的史料比较方法的系统总结，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史学理论的发展。傅斯年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号召人们利用一切自然科学的知识、方法治史，其远见卓识令人称许，其首倡之功不应抹灭。作者试图从1980 年代流行的史学方法中为傅氏之学寻求合法性。几乎同时，张利庠一反建国后对傅斯年毁多誉少的定评，大力推许傅斯年发展学术事业的功绩。他认为，傅斯年的贡献充分表现在努力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学术界最高研究机构上。傅斯年高举“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大旗，唤醒了中国学术界的现代科学意识，吸引了一大批运用学术工具的学者们作集体性研究，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代表着现代学术研究的方向。傅斯年是这支异军突起的队伍的骨干和旗手。史语所在世界汉学研究中独具特色，影响深远，实是傅斯年最初规划宏远之功。两文一从个人治学方法，一从学术机构的组织建设，合力塑造了傅斯年的正面形象。终于，傅斯年脱去反动色彩，得以分享科学之名，重返科学的大旗下。

促使傅斯年研究发生逆转的重要契机是1991 年由聊城师范学院等举办的“傅斯年学术讨论会”。知名学者季羡林、何兹全、张政烺、王利器、杨志玖等汇聚一堂，就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学术贡献等问题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对傅斯年史学的评价产生了方向性转变。

曾在北大受教于傅斯年、后又进入史语所的何兹全指出，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有点过头，但他重史料，重第一手材料应该肯定。傅斯年是近代科学考古的创立人。傅斯年集合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对殷墟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发掘，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绩。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新估价。蒋俊认为，傅斯年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命题，把史料学提到惊世骇俗的高度，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已经发展到从致用到求真的阶段。从此，傅斯年为首的、强调求真的“史料学派”，逐渐成为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奠定了后来史学发展的基础。傅斯年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第二阶段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应该肯定。周朝民申明，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思想是“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朴学的汇合”，傅斯年系统构建起一套整理史料的比较方法，以“务实”精神搜集整理史料。傅斯年使中国资产阶级史学从“破坏”转为“建设”，进入成熟阶段。从史料学角度看，它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这次会议具有破冰的意义，是首次公开的对傅斯年的集体纪念，为日后傅斯年研究打开了通道。权威学者何兹全、张政烺、杨志玖等的表态为傅斯年研究奠定了基调，解除了思想束缚，推动着研究工作的正常展开。同时，聊城师范学院( 后为聊城大学) 成为大陆傅斯年研究的重镇，涌现出李泉、马亮宽、岳玉玺、江心力、郭学信等一批学者。

重新评价傅斯年史学以恢复其学术史地位成为傅斯年研究初期的主要工作。傅斯年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影响最大的是其“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主张，如何理解这一主张便成为重新评价其史学思想的要穴所在。李泉提出: 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口号中的“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不包括历史哲学、历史评论，也不包括史书的写作，而专指史事研究。傅斯年明确区分“史的观念”“著史”和“史学”三个概念，只是把史料学当作史学的主要对象，并未用史料学取代历史哲学和历史编撰学。李泉还反驳了认为傅斯年鼓吹史料至上而妨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扭偏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观点。他认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相矛盾，不相背离。马克思主义不排斥史料学的发展，相反，正是建立在近代史料学的基础上。同时，李泉对傅斯年史学观的不足也毫不隐讳。他指出: 把史料学的地位提高到不适当的高度上，认为历史学科里唯一称得上科学的是史料学，历史学的主要功夫应该在史料学上，在史学研究中出现重史料轻理论的倾向。史料学派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并排斥其他思想方法和派别，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史学理论的发展，使史学各门类间失去应有的平衡。这就是说，傅斯年史学思想本身并无致命缺陷，但将其绝对化、滋长排他性则对学术发展产生危害。

李泉又在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发展流程中观察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贡献。他指出: “新史学的主流，是由王国维开创，胡适之推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发扬光大的近代实证史学。”让实证史学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是傅斯年终生追求的目标。他认为，历史学的目的是再现历史真相，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法是全面搜求并客观处置史料。因此，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历史学的范围是史料学或“史料处置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由草创而进入成熟期。傅斯年从思想和组织上推动实证史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建设学术机构、指示学术方向、造就学术风格、培养学术人才四个方面。“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不是拾兰克学派的牙慧，他所领导的研究工作也不是乾嘉史学的余绪，他所贡献给时代的是一种以实证为特色的崭新的史学”。

江心力分析了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产生的渊源和内涵。他认为，科学思潮的冲击，兰克学派的影响，古史辨派的刺激，使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将“史论”“历史哲学”“著史”等排除出“史学”概念之外，仅从史料的角度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导致傅斯年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的疏离与矛盾，使其纠缠于“史料”与“人学”、“客观”与“主观”、“科学”与“艺术”的矛盾之中。不难发现，作者的认识与李泉大同小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蒋大椿在傅斯年研究中既充分吸收已有观点，又坚守唯物史观立场。他结合现代史学发展的趋势来评判傅斯年的影响和贡献。傅斯年大声疾呼并明确提出史学必须引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与成果，实行跨学科研究，以丰富和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符合历史学发展趋势。他创办史语所，开创了一种与古代史馆的合修“官书”迥异的近代集体史学研究的组织方式，对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而意义深远的贡献。蒋大椿又指明了傅斯年史学理念的局限性。把史学研究的对象归结为仅仅只是研究史料，而忽略透过史料以探索人类客观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真相，这样的史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傅斯年之所以把史学归结为史料学，还因为他反对历史观进入历史学。历史观的主观成分使历史学不能成为如地质学、生物学那样的纯科学。傅斯年排拒的实际上主要是唯物史观。傅斯年的主张对于纠正公式化的唯物史观治史偏向有警醒作用。但完全排拒辩证唯物史观进入史学，实际上是取消了历史学向科学的发展。

何兹全尽管服膺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等文章在古代史研究上的创见，但对傅氏史学主张难以完全赞同。何兹全认为，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史料学考订史料的真伪，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史料写定的时代等等，只是历史学中的文献学、史料学的任务，而不是整个历史学。历史学的内涵面要更宽广，而且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史迹，反映出其本来面目。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脑袋里可以出好多分货。

在追究评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内涵和意义同时，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应当如何解读其思想要旨。焦润明主张不必过分纠结于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论断，而应着眼于从总体上审视傅斯年及其学派的理论和学术成就，而不陷于对只言片语的解读。傅斯年为强调学派宗旨的坚定性而采取的断的措词和激昂的口号，不能用之进行结论性评价。与多数学者重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不同，桑兵认为，完整体现傅斯年主张的最重要文本是《史学方法导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是傅氏对于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理解与把握的浓缩。“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不等于否认史观，无视规律，只重个别史实。傅斯年并非排斥规律，历史事实均为特殊、个别，不等于没有联系，只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强求史料与史实的一律及连贯。以比较求得近真与头绪，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的关键。而傅氏主张为害最大者是把一切文籍都当作材料，不读书只找材料。傅斯年的许多主张，意在标举史语所的学风，而非针对一般史学的全体。“史学只是史料学”虽是傅氏的主导思想，却不能表达其全部观念，至少在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以及考订与“大事”的关系上的流弊，未必缘于傅斯年的本意。作者之论，可谓全面周致，注意到傅氏学术思想蕴含的多重面相。不过，此文似有为傅氏护短之嫌。尽管傅氏史学方法意涵丰富而多元，但其中必有主导倾向，正是这种主导倾向的过度发展造成了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偏失，此点当不能否认。

另有学者基于对实证研究与宏大理论的价值判断肯定傅斯年及史语所的作为。葛志毅力图为实证主义史学正名。他认为，傅氏的史学主张，根本在于提倡一种客观实证的精神，其所谓史学实乃实证史学的概念。它在今日对抵制史学的玄学化、哲学支配史学的倾向仍有助益。谢保成通过对照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形态史观、生机史观派论证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合理性，指出“不以空论为学问，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才得以在动荡时代保存下一块学术净土，通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使得有关新石器时代、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西夏学、清史的众多史料不再坐失毁亡，并取得诸多划时代的重大成果，作出无可替代的业绩，证明“科学的东方学”之仰韶文化、甲骨学之正统已在中国，敦煌学之正统正在回归中国。而其反对者林同济等主张中国学术界“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的两派圈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欲“建立一个系统整然的历史哲学”，使史学成为“阐天地造化，握人生国家社会枢纽的全体之学”，最终除玩弄历史哲学名词外一无所成。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的地位和作用也得到重新评估。李泉认为，以傅斯年为首的现代史料学派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必然出现的学术派别。它促进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作了资料方面的准备。杨海军也指出，“史料学派”是20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主要以史料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注意史料的搜集、整理与保存。它是一面旗帜，不仅领导着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史学领域内对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史学教育的规范，乃至史家的著史风格，都有着直接、具体的影响。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开创了“史料学派”的一代学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成为20世纪史学领域的中心机构，其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扩大了“史料学派”的声势和影响。史语所大批“专家型”学者和培养的“少年学者”，为“史料学派”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顽强生命力的研究派别奠定了坚实基础。

许冠三在其《新史学九十年》将胡适和傅斯年分别归属于“方法学派”和“史料学派”，傅斯年为中国现代“史料学派”创始人。胡逢祥对此观点提出商榷。他认为，胡适与傅斯年都倡导以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抽象出来的方法治史，都将其工作的重心集中于史料和史实考辨方面，且他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实际影响也都在于通过这方面的宣传、探索和组织实践，示人以新的治学门径与规模，都归之于“科学方法派”更切实际。

张书学则将傅斯年归之于“科学史学派”，并对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形成中的理论和组织作用进行初步探讨。焦润明也认为，以傅斯年为代表、以史语所为大本营的史学派别被冠以的各种称谓，如“史料学派”“新考据学派”“实证主义学派”“科学派史学”“科学方法派”“科学史学派”之中，当属“科学史学派”较为妥当，且更具有特指性。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形成过程中居于理论指导和组织的核心地位。

要对傅斯年及其学派在学术史上进行定位，还必须厘清它与其他各种学术思潮的关联。傅斯年及史语所高举科学的旗帜、以“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自期，但它与中国传统学术、西方史学潮流的关系仍有待讨论。傅斯年及史语所虽极力与国故、国学划清界限，却仍属于近代国学运动的一部分。桑兵探讨了史语所与晚清民国国学运动的关联，指出: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近代中国学术转折的标志，主要针对前此占据主流的章太炎门生，意在避免人事纠葛。但这并未割断史语所与北大国学门到中大语史所积极的精神联系，以往长期坐而言却不能起而行的学术主张得到落实，各种新学术领域迅速开辟，为中国争取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的目标开始得到实现。同时，傅斯年及史语所奉行的不读书而专找材料的宗旨，有使中国学术脱离精通的大道，走向窄而偏的狭径歧途的危险。此文将史语所的创立，归因于与章门弟子的立异，确属新见。

傅斯年及史语所的治学特点与国学运动的新倾向是一致的。谢桃坊认为，傅斯年及史语所形成的历史语言学派与古史辨派同为国学运动中的两个流派。中国历史语言学是傅斯年参照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学派的研究方法，并使之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结合而创立的新学。傅斯年及史语所的论作，皆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问题，属于国学研究的性质，尽管傅斯年为与欧洲汉学争胜而否弃“国故”观念。

刘俐娜结合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判断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既具有现代性又呈现出非现代性。傅斯年史学思想现代性的集中表现是在史料范围里以科学性为追求的目标。傅斯年接近的兰克客观主义学派在西方并不是现代的，反而是现代史学挑战的对象。中国史学现代化受到西方近代史学和现代新史学的双重影响。在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科学性是其近代性特征，而不是其现代性特征。但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中，科学性却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又不是中国史学现代化唯一的和显著的特征。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由记述走向解释。傅斯年提倡西方近代重史料整理的史学精神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追求，但他同时反对“疏通”史料和“著史”，又是非现代性的主张。

谢进东探讨了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以傅斯年为代表的“重建古史”在史学观念与方法上是对梁启超在“新史学”革命中将进化、科学等观念纳入历史学研究而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思维的延续与展开。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其局限在于强调历史学的自然科学化而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针对学界流行的误解，更有论者以20 世纪前半期世界史学的发展潮流为参照，对史语所与现代史学潮流的违逆作了揭示和阐述。我认为，20 世纪上半期，世界史学正处在从兰克派传统史学向年鉴派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 “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虽欲接轨国际新潮，却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他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侧重史料搜考，传扬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一改从前那种极端姿态，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有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研究的起步阶段，其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得到最大限度的承认，同时，对于其缺陷和不足也有较明确的认识。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权威犹在，这时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的研究评价，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依归的。研究者试图化解、淡化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立和冲突，突出二者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一面。而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境界要高于史语所史学，也是当时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末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术史地位开始大幅攀升。这与1990 年代大陆史学界风向突变有关。史学研究中理论占主导的局面迅速终结，“转向实证化、朴学化”，“在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追求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成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实证研究比理论研究更能得到学界的认可。这意味着被压抑了四十年的傅斯年及史语所的路向卷土重来，再度得势。有人将这一动向称之为“回到傅斯年”: “到了90 年代，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回到傅斯年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史学观。在这种学风的笼罩下，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术地位自然扶摇直上。

实证学风传导到学术史书写中，近代实证史学的地位也空前提高。林甘泉明确提出，“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1998 年，戴逸在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主题发言中公开承认“无产阶级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的提法不合适，建议用“实证史学”取代“资产阶级史学”。更值得注意的是，戴氏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的史学。权威学者的认识如此，一般的学术史研究变动更剧。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几乎被完全改写，“绕过占主流地位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唯物史观派，直接承袭中研院的学术传统，在学术风格、治学理念、作业方式和致知门径诸方面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接轨”。甚至有人认为，从20 世纪20 年代到40 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却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所阻断，不但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有更大成就，而且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也被引入歧途。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傅斯年史学的地位颠倒过来了，后者几乎要凌驾于前者之上了。

1990 年代以来古史研究趋向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学术史地位的走高也有推波助澜之功。大陆古史学界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号召下，开展一场重构古史的运动，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其结晶。首倡者的本意是发扬光大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超越“疑古”“考古”走向“释古”，开创上古史研究的新局面。这场运动虽不是直接继承史语所的遗产，但却为史语所考古重建路向的扩张创造了空间。因为它倡导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而史语所的殷墟发掘正是二者结合的典范，考古学又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史语所派借助于“走出疑古”运动而为学界所关注。

此外，港台学者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学统的鼓吹弘扬，与大陆学界遥相呼应，同频共振。长期以来，傅斯年及史语所在台湾学术界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近年王汎森、杜正胜的学术史叙事更将其推到了现代中国史学革命的中心位置。在两岸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1990 年代，台湾学者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大陆。1996 年，台湾大学《台大历史学报》第20 期推出《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文章作者既有台湾地区的逯耀东、黄俊杰、李东华、吴展良，又有来自大陆的邓广铭、王戎笙、李泉。1998 年，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大陆学者杨向奎、张政烺、杨志玖、周一良、王利器、何兹全、葛兆光等纷纷为其撰文。2004 年大陆主办的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时任台湾史语所所长的王汎森到场。2010 年“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则由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和台湾大学联合主办，分段进行。傅斯年学派成为两岸共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认同，对它的追思纪念成为两岸学者的合唱。在此背景下，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术史意义愈加彰显，相关研究也就更加兴盛了。 由此，大陆的傅斯年研究进入了一个与港台学界齐头并进的新阶段。

三、新时期以来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专题化

在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整体氛围下，在史学界告别极端路线回归正轨的风气下，傅斯年及史语所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地位迅速得到恢复，评价和定性的问题大体解决之后，学者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专题研究方面，日趋精细化，不但涵括傅斯年学术思想来源、多面性、傅斯年与其他学派的异同、学术交往等，还涌现出对史语所的专门考察。

傅斯年所领导的史学变革为中国史学建设开辟了新局面，其学术渊源是学者关心的问题。岳玉玺从故乡人文地理与家学、中国古代学术( 宋明学术和清代学术) 、当代学人(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国维、顾颉刚) 、西方学术( 哲学和逻辑学、历史学和史学方法、比较语言学和实验语言学) 等四个方面，揭示其学术思想渊源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傅斯年及史语所被称为中国的 57 54780 57 31324 0 0 6065 0 0:00:09 0:00:05 0:00:04 6310兰克学派。侯云灏通过比较发现，傅斯年的史学主张与兰克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师承关系。 张广智也认为，傅斯年的西学支撑是兰克史学。他服膺兰克的客观主义，赞同兰克的史料观。但另有学者指出: 傅氏所学到的并非兰克学派的全部学说，而只是在局部上把握了兰克学派的要点而已( 如强调史料本身的重要性) 。傅氏从德国带回的，主体上并非兰克学派的教条，而是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如自然科学及考古学，以及先进的学术观念，如组织研究院、进行集体合作等。卞修全承认，傅斯年对兰克史学存在曲解，造成曲解有三方面因素:“兰克学派”对兰克的史学理解不全面、新史料的发掘整理是当务之急、传统国学的深刻影响。

西方汉学对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术取向更有直接的示范作用。欧阳哲生指出，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的史学主张，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异途，是要借鉴西方汉学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强调历史学科学化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实为向西方汉学挑战的宣言书。虽号召“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以示与清代朴学的继承关系，其所表述则处处显示了域外学术( 特别是德国学术) 的影响。它是普遍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强化，不仅强调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证性的( 自然) 科学方法，而且张扬了史学的非国别性和西方东方学( 汉学) 的学术正统意义。

张峰则突出了欧洲近代史学与傅斯年的学术思想的关联。他认为，傅斯年积极引介欧洲近代史学，他对巴克尔史学的借鉴、兰克治史理念的宣扬，以及德国“种族—文化”观念的运用，不仅成为其本人的学术渊源，而且为中国史学创辟新路。

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注意到傅斯年史学的双重面相或者傅斯年身上存在的“悖论”。 这种悖论或多面性与傅斯年学术思想来源的多元化也有一定关系。狄笙发现傅斯年本人的先秦史研究与其《旨趣》中阐发的宗旨并不尽合，并对这种思想与实践的分裂作出解释。傅氏身为学术领袖，他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等主张乃为学术( 群体) 设，而非为史家技艺设。陈其泰通过实例指出: 傅斯年虽然在理论上不赞成超出考证史料之外的推论，但其本人却对史料做出大胆的解释，治史贯穿着“民族—文化”历史观念。罗志田强调: 傅斯年并非真反对“著史”，而是直接依据史料“疏通致远”。证与疏是其相辅相成的双重面相。针对他人的立言和自身贯彻的研究取向有所区别，傅氏本人的研究更接近民初的“新宋学”。一般认为傅斯年排斥史观史论，对与现实关联度较大的社会史漠不关心，江湄则集中发掘出傅斯年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述及其鲜明的政治性格。这就使得人们对傅氏之学的认识更全面、更完整。

傅斯年向被视作客观主义史学的旗手，杨春梅则对傅斯年客观主义立场的复杂变化进行了深入解读。作者发现，傅斯年赴台后依然追求“客观”，却放弃了“客观主义”的概念，倡导“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此可视为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其“多元”主张不仅透露出现代史学不同方法路径多元整合的端倪，而且也意味着傅斯年学术理念和政治理念的会通合一。可见，傅斯年虽信奉科学求真之旨，但并未一直坚持绝对化的客观主义。

以比较眼光考察傅斯年史学成为一大亮点。这种比较研究既关注到同一学派内部的分化，又有对立学派之间的异同。顾颉刚和傅斯年是胡适门下两大弟子，又同为民国年间古史领域的两大领袖。学界对二人有较深入的对比分析。张书学指出，在史学思想渊源上，顾颉刚和傅斯年同受传统考据学派和胡适的影响，但接受角度不同，并且傅还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浸染; 在治史方法上，顾以历史演进方法和用证据修改假设方法为主，傅则以史料比较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为重，但都同属于史料研究法; 在治史目的上，二人同主张“求真”，反对“致用”，但“求真”的目标又有异。他们都忽视史观研究，且傅根本否认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 在史学成就上，顾以“破”为多，傅则以“立”为主，但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材料，为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作出贡献。

通常认为，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学术见解的歧异。刘召兴则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一脉相承，而“疑古”的顾颉刚多参与其中。同时，傅斯年的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由疑古转向考信，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李扬眉从学术社群中的角色分工解读顾颉刚与傅斯年间的冲突和歧异。她强调，疑古和重建并非截然对立，造成两人矛盾的主导因素不是学术观点的区别，而是个性的不同; 顾、傅二人各自的学术事业，代表的是同一路向上的两种不同分工，体现了学术组织中官方和民间两种基本模式，一个以发自民间的学术思潮传世，一个以官方背景的学术机构名家。

李锐深入到古史研究之中揭示顾颉刚、傅斯年在疑古与重建之间的纠葛。他认为，傅斯年重建背后的怀疑和顾颉刚疑古标志下的建设相反相成。顾的理论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近代“范式”。傅的重建，处处为顾颉刚的“范式”所“规范”，为出土材料所限制。傅斯年的态度在王国维和顾颉刚之间，其方法则是顾颉刚和王国维乃至蒙文通的综合。

傅斯年与钱穆1930 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石兴泽通过考察他们的交往和矛盾反映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 翁有为指出，傅、钱二氏学术上最大分歧是治史的目的在于求真或是经世致用。傅氏之历史实证学和钱氏之历史经世学之不同，是二人的思想渊源、学术经历、个人旨趣的差异等因素影响的结果。

民国学界存在北大派与南高派的南北之争，吴忠良考察了作为北大派的傅斯年与南高史地学派在殷墟发掘、《东北史纲》等问题上的论争，折射出民国时期南派与北派之间的学术异趣。另有学者对傅斯年与陈垣、蒙文通、张忠培的学术进行对比分析。

与此相关，傅斯年与其他学者的交往情形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傅斯年与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的关系是傅斯年研究的一个重要关节。桑兵推断，傅斯年与陈寅恪之间的学术关系，以陈寅恪为主导，主要是陈影响傅。傅斯年留欧前后在分科治学的意义、中国有无哲学及其作用、汉语言文字的功能和命运、宋代学术的评估以及古史观等五个方面的学术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一味以西为准，转向更加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实情。其原因除学习环境的变化外，主要是与同期留学人员相互交往的影响，陈寅恪尤其起到至关重要的点睛作用。

此外，傅斯年与章太炎门生的关系也屡有学者论及。有的论者刻意突出傅斯年与章门学术的对立，扬傅抑章。周文玖对此做出辨析: 一是章门不是指章太炎一人，章门弟子的主张也并非一致。傅斯年对章太炎个人的批评不能说成是针对整个章门。二是傅斯年的学问根基与他一度尊崇章太炎的学问是分不开的。他强调语言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撰著《性命古训辨证》，都与他先前师从章门的国学训练有关。三是他虽然强调考古，但对文献考辨并不忽视。周文玖还发掘出傅斯年早年为黄侃高足的情形以及与同为“黄门侍郎”的范文澜、金毓黻之间的交谊，寻觅到傅斯年的国学根基在日后学术研究中的遗痕。但他也不否认傅斯年与章门弟子之间的矛盾。

由于傅斯年在政治上接近国民党，与唯物史观派学者很少交集，但王戎笙发掘出他与郭沫若的学术联系。郭沫若与傅斯年在现实政治中差异巨大，但他们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提出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傅斯年及其学派推崇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未妨碍学术上的互相交流、取长补短。 其他学者还涉及傅氏与夏鼐、杨志玖等的交往。

当下的学术史不再仅仅是学科发展的历史，既不同于传统学案式的研究，也不限于梁启超式的学术思潮史，在学术作品的罗列，学者生平的考察之外，学术机构、学术建制、学术刊物、学术交往成为学术史研究新的关注点和生长点。近年来，出现了专论史语所的文章，史语所的制度建构、人才培养、学术刊物成为研究热点。

孔祥成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28—1948 年) 为线索，从史学研究机制和方法入手，阐述史语所在史学方法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分工合作的集团式研究模式和多学科联合、语言学治史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史语所学者治学中具有共性的部分，体现了史语所学人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和派别的整体特色与造诣。

史语所以崇尚客观求真的“史料学派”著称，但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一面。孔祥成又专门考察了史语所的抗战史学。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一是有针对性的抗战史学，史学研究直接为抗战服务，李光涛最为典型; 二是以傅斯年和陈寅恪等为代表的“文化心力救国”，以史学为抗战构筑一道精神防线。史语所抗战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选题的针对性和论证的科学性的完美结合，以及学与术、求真与致用、历史与现实、小我与大我之间张力的均衡调适与和谐统一。

欧阳哲生通过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以及书信、回忆录和史语所出版物等相关材料，对该所1928—1949 年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进行系统考察。他认为，史语所成功的诀窍在于找到了新学术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安阳殷墟发掘、四裔之学的拓展、金文、居延汉简的研究、明清档案的整理、方言调查、北平民俗研究、民族调查与标本搜集，无一不是新学术在各个领域成功的工作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的制订、史语所学科组织的建设、史语所学术队伍的形成、史语所系列学术著作的出版，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

张峰从制度层面考察其运作机制，对其组织章程的设置演变、研究组别的厘定以及研究模式的运行等进行考察，揭示出史语所成立初期的制度建设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的过程。

史语所的杰出成就与其人才培养制度关系重大。刘承军探寻1928—1949 年史语所的人才培养制度。从聘用唯才原则，至入所后严格管理，研究指导上实行“师徒制”，定期举办讲论会，学术上高标准要求。史语所短时间内成功培养了大批人才，体现出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他还对史语所人才队伍进行量化分析，依据年龄和教育背景，把研究人员分为两代，1890—1904 年出生者为第一代，是留洋派和本土派的结合，既熟悉传统文化，又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成为新学术的开拓者。1905—1925年出生者为第二代，主要选拔于国内高校，通过不断积累丰硕的成果，成为新学术的继承和发扬者。两代人的结合，人才团队结构得以优化，使史语所成为20 世纪中国新学术的典范。

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重要阵地，从1930 年代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尚小明指出: 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一批深受史语所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并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成为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挥持久性影响。

此外，以前学界着眼于整体，近年一些学者则关注微观，分别考察了傅斯年在若干专门领域的研究，主要梳理先秦诸子学、清代学术、考古学、甲骨学、诗经学和齐鲁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还有论者从学术史与教育史的交叉的角度研究傅斯年，如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的经历及日后对北京大学的影响、对中山大学文史学科创设的贡献细致考察。

总之，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专题研究日趋精细，涉及面甚广，创获颇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若干实质性进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与1990 年代草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些进展与当前学术史领域的一般趋向是一致的，体现了整个学术史研究观念、问题和方法的变革。整体来看，上述专题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现了傅斯年及史语所在中国现代史学脉络中的地位和角色，更偏重于对其成就和建树的肯认，以批评反思视角切入的研究则较为稀见。

结语

回顾近七十年大陆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最大转变是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1949 年后至改革开放前，普遍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将学术上的异见者视为政治上的敌人，背离了基本的科学求真立场，以政治批判为基调，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抱有极强的偏见，除胡绳的文章外几乎乏善可陈。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对学术的制导开始松动，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术地位逐渐恢复，学者得以客观公正地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史学成就及局限，将其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来处理。从先前的革命意识形态语境到当下的学术语境，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形象完全被重塑了。

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研究，1949 年后至1990 年代以相关基本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在于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评判，先是从负面进行，后来转向正面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走向纵深和多元化，开始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议题更加广泛，以立体的审视代替平面的观察，涵盖了学派的对立与融合、学者的人际交往，学人对时代与世变的感应，致力于对生活于复杂历史脉络中人的重构，“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将思想家、学者“还原为具体场景中活生生的人物”。在这种研究中，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史学传统有所复活和传扬，比如桑兵等学界先进试图从它身上挖掘更多学术资源。

材料范围的扩展构成近年来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早期学者使用的材料较为单一，基本以傅斯年公开发表的论著为主，所以只能从事于学术文本的分析。具有象征意义的转变是2003 年欧阳哲生主编的7卷本《傅斯年全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它在1980 年台湾联经版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扩充和改进，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目前最为完善的版本。这部全集不但收录了傅斯年生前发表的各种著作、文章，还包含了大量书信、工作报告和部分未刊的手稿、遗稿。由台湾学者整理的相关原始资料也为大陆学界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台湾史语所典藏的《傅斯年档案》与《史语所档案》等材料的开放，使大陆学者能够越来越多地用之于研究。最近更有《傅斯年遗札》的面世。新材料催生了新课题、新方向，王汎森认为，《傅斯年档案》使重新建构傅氏的“生活史”成为可能。在目前的傅斯年及史语所研究中，日记、书信、文件等正成为基本材料，综合运用这类材料已是常态。正如张太原所说，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新的问题，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

新近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越来越聚焦于一点，即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由傅斯年及史语所来把握分析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进程、特点和得失。现代学术建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至少包含现代学术理念与方法、现代学术的问题与领域、现代学术的组织机构、现代学术制度、现代学术的传播载体等诸多要素。傅斯年及史语所在上述现代学术建构的各方面均有所作为，为史学的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近年的研究更集中于以往被忽视的方面，比如史语所的集团研究模式、人员聘用制度、人才培养方式等。不管是将傅斯年及史语所视作现代学术的奠基者还是完成者，对它在现代学术建构中的贡献都予以充分估价。可以推断，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仍是今后研究的一项重点。

最后指出一点，探讨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关系，傅斯年及史语所在现代学术潮流中的定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要害问题。但学术界对此尚缺乏一致的认识。受时下学风的影响，多数研究者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存在一味拔高、矫枉过正之嫌。新时期以前，对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学术界极尽贬抑之能事，如今则走向另一极端，视之为现代学术的核心力量，其他学派无出其右者。“回到傅斯年”之说虽出自非职业史家之口，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许多学术史研究者的立场。应当承认，傅斯年及史语所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不可抹杀。它倡导客观主义的治史理念，对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等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为中国史学补上了类似西方兰克史学的重要一课。然而，在20世纪，兰克史学已受到挑战，代之而兴的是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法国年鉴派新史学。当年傅斯年苦心建立的“东方学之正统”，已落后于世界学术的新潮流。就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言，几乎与史语所成立同时，代表新生力量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萌生，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范式的挑战也出现了。实际上，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面临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实证方法的确立，另一方面是与社会科学的合作。这两项使命在西方史学是历时性进行的，在中国史学则是共时性展开。显然傅斯年及史语所只承担了其中之一，甚至还排斥、压制另一方面。换言之，傅斯年及史语所对现代学术的建构是存在重大缺憾的，并未达到终极完美状态。这一点不应否认。

傅斯年处在一个新旧并存的时代，他对于新旧的认知和取舍，受制于多种因素。我们今天对20世纪学术潮流的认识不能以傅斯年当时的认识为依据，而应着眼于世界史学和中国史学演变的大趋势、大格局。今日研究者拥有的历史当事人所不可能具备的后见之明，可以构成一种洞见，达成对已经逝去、已经凝固的历史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如果能够避开目的论、决定论陷阱的话。学术史研究者应当从对既往学术历程的观察中获得一种反思性视角，“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尤其不可盲目认同和仰望其研究对象。我们在推进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大陆史学已不可能退回到傅斯年及史语所的时代。今日的史学建设既要珍视傅斯年及史语所的遗产，又要立足于更高的起点。

原文参看：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