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刚：明代方志书写烈女抗暴“言论”模式探析
摘要：明代纂修方志已成为官府事务之一，列女传是方志重要组成部分，并已趋于模式化倾向 。方 志书写烈女在社会动荡中面对暴力侵害时多会伴随“言论”而自杀或被杀，凸显了烈女们的儒家正统形象。 但方志书写的这些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烈女抗暴“言论”却呈现了几种模式化现象，揭示了编修者通过对烈女“言论”的虚拟或想象，以此向社会推广儒家正统的忠孝节义观念 。
关键词：明代 ; 地方志 ; 烈女 ; 言论
何谓烈女? 鲁迅在 1918 年发表《我之节烈观》中将“烈”分为两种 : 一是“无论已嫁未嫁， 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 拒被杀”[1] 37 。前者为夫死殉节，后者属遇暴捐躯。本文着重讨论后者 。 明代以后官修方志均有烈女部分 。目前学术界无论对方志研究还是对烈女研究，抑或将两者组合研究，都取得了较丰富成果，但对烈女“言论”尚未引起重视① 。 已有成果多依据方志侧重分析官府表彰烈女的动机 及烈女被杀或自戕的情形 。官修方志代表着王朝正统价值观，方志书写的“烈女”在面临生死考验时，多会用她们的“言论”来彰显其对王朝教化的认同 。但这些“言论”可能是编者虚拟的结果，否则其“言论”不可能惊人相似 。本文主要通过明代广东方志书写烈女“言论”模式化，揭示方志编者构建烈女“言论”的价值取向以及这种取向背后所隐含的目的。
一、方志书写烈女的规范化取向
现存的广东方志以明清数量最多，达 660 多种，其中通志、府志和县志为 438 种。② 方志一 般多设“人物”卷“列女”目 。广东现存最早方志为元大德八年刻本《南海志》，因是残本，有无列女已难知晓 。成化九年刻本《广州志》卷 23《人物》设“节孝”，录明代节妇 1 人，元代烈女 2 人 。元代两烈女为新会赵氏和何氏，她们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壬辰和十六年丙申的动荡中，被寇贼抓获，在面对将要受到暴力侵害时， 主动自杀身亡，前者无言论，后者则有言论。
成化《广州志》记载的烈女数尽管有限，却为后来广东各方志提供了模 式 。嘉 靖 中 叶 以 前，广东方志收录“列女”在卷目上不尽一致， 保存至今的正德十三年刻本《兴宁县志》卷 3 《人材》收节妇、烈女各 1 人，但没有列女栏目。 现存另一部正德十六年刻本《琼台志》卷 40《人物五》设“列女”目，分旌节 5 人、死节 12 人、守 节 19 人和孝义 4 人 。死节者分别为元朝 5 人， 明朝 7 人 。嘉靖早期的广东方志记载列女的子目也不尽相同，现存有列女传的最早版本为嘉靖七年《惠大记》卷 3《献略》，无子目，将 7 位列女排在一起，首位即是“烈女”。嘉靖十四年刻本《广东通志初稿》卷 15《人物》有专门“烈女” 子目，编者说: “夫烈之美有三焉，德也，贤也，节也。”显然作者所说的“烈女”就是后来方志所 标的“列女”。嘉靖十五年刻本《始兴县志》卷 下《人物》无“列女”目，只在“忠节”目罗列了 5 位男女，其中 3 位为女性，首位为烈女邓氏 。嘉靖十六年刻本《德庆州志》卷 5《人物》设“列女传”，记载明代 7 位女性，其中烈女 2 人 。嘉靖十七年刻本《增城县志》卷 7《人物志五》也设 “列女传”，收录“贤母类”妇女 ; 卷 8《人物六》 中则有“节妇类”、“贞烈类”目 。嘉靖十八年刻本《钦州志》卷 8《人物》设有“孝妇”目 。嘉靖二十一年《韶州府志》卷 9《人物》和是年《南雄府志》卷下《人物》均有列女或贞烈目 。自此以后，广东各级地方志几乎都在人物志中收录列女，并将“烈女”作为“列女”目的重要内容。
广东方志记载首位遇暴且有“言论”的烈女为唐代玉英，目前所见最早版本是正德《琼台志》卷 40《人物五 · 列女》。该志在记录琼州 12 位烈女后，才罗列“旧志所载”两烈女，一是唐代玉英，一是元代贵奇，但因为两人皆因“系夫徙贬海南而已，未至者，不敢沿列”。尽管如此， 方志还是对她们的事迹作了介绍，其中玉英传如下 :
《唐书 · 列传》符凤妻某氏，字玉英， 尤姝 。 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 杀，胁玉英私之 。对曰: “一妇人不足事众 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 。乃请更衣，有 顷盛 服 立 于 舟 上，骂 曰: “受 贼 辱，不 如 死。”自沉于海。
可见，方志书写的符凤妻引自《唐书》。 经查，五代《旧唐书》无此记载，此记载见诸宋代欧阳修纂《新唐书》卷 205《列传 · 列女》。其实，宋太平兴国二年李昉《太平广记》卷 270“妇 人”条即载“符凤妻”，比《新唐书》略早 。正德 《琼台志》及以后的广东方志几乎均抄录《新唐书》，应属编者有意凸显对正史记载的认同。
明代广东方志收录列女经不断摸索，到嘉靖中叶以后逐渐规范，其表现就是每部方志都在《人物志》中设“列女”目，而烈女又是“列女” 的组成部分 。方志在记载乡土文化资源时，总是希望将本地文化追溯到遥远年代，以显示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广东开发相对较晚，方志追溯烈女大多到唐宋，唐代仅有符凤妻一人而已 。 尽管正德《琼台志》援引《新唐书》录下了她的事迹，但并不认同她是琼州人 。然而，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 15《人物 · 烈女》却直接把唐代 玉英列为琼州府烈女之首。
根据方志记载，在社会动荡时期，烈女为保持身体清白，她们或设计诱惑对方而自杀，或大骂对手而被杀 。但她们在捐躯前，多会有激烈的言行 。那么方志编者如何获取烈女捐躯时的“言论”? 即使是明人记载明朝之事，我们仍无法理解士人获取烈女“言论”之途径，而在引述 前代文献中的烈女时又多不加考证，如唐代玉 英“言论”即转引宋人著作，但宋代距唐代有百年之久，宋代士人如何了解远在岭南就义的玉英及其“言论”? 我们对方志煞有其事地记载 不同时代烈女捐躯时的言行，不能不产生怀疑， 并进而推断这些烈女“言论”可能是士大夫根据动荡场景虚拟与想象的 。方志编者在建构烈女抗暴捐躯时，通过言行来突出她们的贞烈。 或许是虚拟的缘故，所以明代广东方志书写的 烈女“言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往往颇为相似，明显呈某种模式化的趋势。
二、绐敌取财的“言论”模式
所谓绐敌取财，是指烈女在社会动荡被抓获后，为防止被侵害，她们借口有财物藏于某处，哄骗敌人松懈戒备而借机自杀 。我们所说的敌，在方志中主要记载为寇、盗、贼，有时也包括官兵 。这些烈女在绐敌时多有“言论”出现， 这是方志记载烈女捐躯的模式之一。
绐贼模 式 最 早 见于成化九年刻本《广 州 志》卷 23《人物》的元代新会何氏，引述如下 :
何氏，邑人，元至正丙申，父母赘同邑 萧积善为婿 。丁酉八月，乡贼陈有得首乱， 杀积善，慕何氏少美，遣徒还其居，欲强迎 以归 。何氏度不免，乃白父母酌凶徒于堂， 绐伴者曰: “吾埋金钗一双于井傍石下，可 取为饰。”伴者信之不疑，至井，遂投以死。 父母乃出尸与夫合葬，时人怜而伤之，又多歌咏以美之。
至正丁酉十七年 ( 1357 ) 为元末顺帝年间， 时中原地区因刘福通起义而动荡，南方社会的地方豪强也乘机起事 [2] 。新会乡贼陈有得之乱即发生在此时，时何氏于至正十六年与入赘的 萧积善新婚尚不满一年，丈夫即被贼杀害，且乡 贼还要强娶她 。为了不受侵害，她让父母聚贼饮酒，自己又以去井傍取所埋金钗作借口，让看守者信以为真，遂借机投井自杀 。方志编者对 何氏“言论”的书写，似乎较符合当时场景，显示了何氏临危不惧时的机智。
成化《广州志》记载何氏绐贼取财并寻机 自杀，在后来的方志书写烈女“言论”时成为一 种模式 。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 15《烈女》记 载何氏时完全抄录了成化《广 州 志》，兹 不 赘 述 。万历三十七年刻本《新会县志》卷 5《人物 传 · 贞烈》首列何氏，内容与前两志基本一致， 但言论 被 改 为: “吾埋金钗井傍石下，可取为 饰”，删去“一双于”三字 。万历志还记载成化、 嘉靖间新会官府在何氏自杀井上建双义亭、贞 节坊等内容。
烈女绐敌取财而自杀的模式，在广东其他地区也有出现，反映了士大夫对这一书写模式 的认同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 15《烈女》记 载顺德潘氏言行，即类似何氏模式，如下 :
潘氏，顺德梁明妻，黄萧养伏诛，元戎 并杀胁从者，明与妻隐草野间，军逼其妻， 明捍之，为所杀，虏潘去 。潘曰: “吾腰领中 有宝锦饰，解以相赠，从未晚也”。 即投江而死，年二十四 。……
顺德是景泰年间黄萧养起义的重灾区，官府平定动乱后，对参与叛乱的胁从者进行清理。 潘氏与丈夫因担心被牵连而外出躲避，结果均 被抓获，丈夫为保护妻子而被杀 。潘氏在被掳 途中哄骗官兵，要取自己腰领中的宝锦相赠，从 而借机投江而死 。从潘氏“言论”判断，她当时可能已被官兵捆绑，哄骗官兵的目的是希望松绑 。官兵可能为了讨好潘氏，而让她自己动手去取。
上述何氏和潘氏的“言论”与行为，在粤北地区南雄府也有类似现象，嘉靖十五年刻本《始兴县志》卷 下《人 物 · 忠 节》记载邓烈女即是 一例 :
国朝烈女邓氏，监生锺鼎妻，天顺八年 流寇逼境，夫妇被虏，贼驱其夫以执役，见 妇有姿容胁污，妇绐贼曰: “我有金在他所， 与尔共取。”贼以为实，遂同行至井边，妇抱 幼子投井中，贼怒下石击之，遂死于井，后 七 日岀尸，丽质不改，众以为烈气致然。
邓烈女夫妇在天顺八年地方动荡中均为流寇抓获，她在面临被奸污时，哄骗贼与自己到井中共同取金，并借机投井死 。方志编者将邓氏死难场所也设置在井中 。邓氏死后被打捞出的 尸体“丽质不改”，也几乎成为后来方志描述烈 女投井而死后身体状态的一种模式，强调烈女面色如生，虽死犹存。
有意思的是，邓氏事迹在时隔六年的嘉靖二十一年刻本《南雄府志》下卷《贞烈》中却有些许变化，多出“南岸姚村邓贵女也”、“广西流寇”等信息明确字句 。邓氏“言论”则为“我有白金藏他所，与尔共取”。可见，地方士人在六 年内就对邓氏临终“言论”模糊不清，且天顺八 年距上两部方志编纂时间也超过 70 年 。士人编辑邓氏“言论”极有可能是对之前其他方志相同题材的抄袭与模仿。
绐敌取财模式在粤西雷州半岛也有案例， 反映广东方志在不同时代不同版本记载类似绐 敌“言论”模式的变化 。嘉靖十四年刻本《广东通志初稿》卷 15《烈女》记载徐闻柳氏故事 :
柳氏，徐闻魏乞妻，成化初，瑶贼流掠，柳氏被掳，将归之 。柳终言: “吾父术士，有 物藏井中。”至则投井而死 。群盗骇之 。柳时年十八。
25 年后，柳氏又出现在 嘉靖四十年黄佐 《广东通志》卷 63《列传二十 · 列女》中，但其 “言论”却明显发生了变化，引述如下 :
柳氏，徐闻县在城民魏乞妻，年十八， 成化元年瑶贼流劫乡村，柳氏被虏，贼见其 有姿色，以车载之，中途欲犯之 。柳氏设 言: “吾 父 原 是 术 士，有 银 藏 在 某 处 深 井 中。”引至井，遂投井而死 。群盗惊骇。
黄佐在柳氏传后附注“据雷州志修”。黄 佐显然没有抄录嘉靖十四年通志，而是选择正德雷州志① 。可惜正德雷州志已不复存在，其如何记载柳氏“言论”则缺失 。两部通志记载柳氏言语中的“物”、“银”有所不同，但其绐敌取财模式没有本质变化 。柳氏“言论”到万历四 十二年刻本《雷州府志》卷 19《贞女志》记载又 有变化，柳氏绐贼曰: “从汝何难，第吾父有奇 术，曾能自作银，纳井中，今宜携与俱”，至井遂投而死 。从柳氏“言论”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方志中的变化看，士人书写烈女“言论”或许更多出于虚拟与想象。
上述方志编者记载的烈女绐敌取财模式， 几乎都将烈女取财的场所设置在井中，烈女也随之投井殉难 。但也有烈女绐敌取财的场所不在井中，肇庆府烈女罗氏就是投火而死，崇祯六年刻本《肇庆府志》卷 23《列女传》记载高要两位罗氏烈女如下 :
罗氏，高要古耶甲罗德正女，适上陆湾 村谭佳 。万历三年正月，富林贼掠村焚屋 ， 罗怀抱六月儿付夫逾垣先遁 。 罗遂被执 ， 度不能免，绐贼曰: “家有厚赀，入收之。” 遂赴火死 。郡人多为诗文吊焉。
罗秀姑，高要人，年十六，罗旁贼流劫 获姑，韶媚，争以马迎回巢，姑绐曰: “家有 财，待取同去。”遂赴火死 。……
可见，高要两位罗氏烈女在被流贼劫获后， 面对可能受到的侵害，她们也是绐贼取财，但取财的场所不在井，而是在自己的家中，并乘机投火自杀。
从烈女绐敌取财来看，处在战乱之中，一些 人乘机绑架勒索，就是为了钱财，烈女“言论” 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的贼寇在闻听烈女说到取财时都会相信她们的言行 。而崇祯六年《肇庆府志》卷 23《列女传》记载，新兴萧秀清在正德年间“被贼虏”，其父就“怀金往赎”。
烈女绐敌取财模式在清初方志中仍被继承，康熙二十八年刻本《东莞县志》卷 12《人物 志七 · 贞烈》记载了晚明两例烈女绐敌事例 :
范氏，诸生黄虞彦妻 。 丙戌，从彦自由稼里迁鸡啼冈，山寇黄麻园，破围，氏与彦 诀，先驱两女下井，而后继之，及入井大呼， 彦亟救我 。彦缒之起 。 笑 曰: “无他也，贼 所利者财，君空手必为所害。”乃解槖中金 十二两授之，曰: “得此或可活君命也。”遂 投井死，后被俘之人，亡持金者皆杀，彦果 以免 。… …
林氏，御史培嫡孙女，适麻涌萧子居。 顺治三年冬，舟师搜贼，执氏夫妇勒金，氏 绐曰: “吾有金瘗于某地，可遣夫还取。”许 之，度夫行既远，遂以头触刃而死 。 氏死在 其兄洊殉节之先，邑称兄妹双烈云。
范氏和林氏的故事发生在顺治三年明清王 朝鼎革之际，这里的寇贼应是清朝对立面，具体 何指，暂且不谈 。范氏在寇入围时，带着两个女儿投井自杀，且身上还带着 12 两金子 。她在投 井后，突然想到丈夫安危，又主动求丈夫救起自己，并在说笑中把金子交给丈夫 。林氏也是哄骗官兵取金而救了丈夫性命 。这两个案例都突出了烈女在危急关头，首先将生的希望留给丈夫，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烈女绐敌取财的模式中，似乎还反映出 在古代岭南社会的家庭中，财产主要由女性掌管，故绐敌取财模式几乎总是从女性嘴中说出。 而在一些烈女故事中，更明确说是女性取财赎 人，如万历《高州府志》卷 6《贞烈》记载吴川诸生林懋植妻陈氏和公婆被突然入侵的海贼抓住，海贼准备杀害婆婆，陈氏求代死说: “释姑先归，则 赎金至矣。”贼果真放走其婆婆，不久婆婆赎金领 人，陈氏担心海贼仍会强留自己，遂投水死。
其实，绐敌模式在方志书写中也有变通之 处，即绐敌麻痹敌人，然后借机自杀，而无取财情节 。嘉靖十 四 年《广 东 通 志 初 稿》卷 15《烈女》记载，宋末南海刘元妻周氏被强贼所逼，遂 绐贼说: “当盛服以从。”贼以为然，她旋即投海 死 。显然，周氏以盛服相从为名哄骗贼人，目的 是借机自杀 。万历《新会县志》卷 5《人物传下 · 贞烈》记载，新会 16 岁的陈善娘有姿色，嘉靖三十三年正月，海寇掠村，善娘被掳后绐贼说: “稍 缓，即相从。”贼听之，她遂投海死 。嘉靖《兴宁 县志》卷 4《人事部 · 贞节》记载，赖氏在 25 岁 时守节，弘治末，流贼劫掠其乡，见赖氏有姿色 而逼之 。她绐贼曰: “汝解刀，即汝从”，乘机夺 贼刀砍贼，最后被贼肢解 。这类烈女在“言论” 上都表达愿服从，但实际上是见机自杀。
从上述烈女绐敌“言论”模式看，方志利用 烈女“言论”强化其贞节观，其用意无非是告诫 女性，一旦面临暴力侵害，首要之事就是保护贞 节 。然而这些不同时代的烈女“言论”，尽管不 完全一致，但表达的中心都是尽快摆脱敌人纠 缠而结束自己生命 。士人根据烈女殉难场景建 构出她们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动态地表达 了女性接受儒家教化的形象 。其实，烈女临危 不惧、视死如归的陈说，既表达了她们抱着必死无疑的信念，也反映了她们对儒家教化的接受。 士人建构的烈女言行，就是向全社会推行忠贞节义的儒家观念。
三、舍生求义的“言论”模式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最先 倡导者为孔子，到宋明已被理学家发展到极致。 夏晓虹在《晚清“男降女不降”释义》一文中论 述了晚清士人对明末清初剧变中女性舍生取义 的建构，揭示女性在王朝鼎革之际的价值取向 [3] 115－139 。就广东方志看，编者在记录女性遭遇暴力侵害时，为了亲人或他人而决然选择舍生取义的壮举，一般也多伴有“言论”出现。
广东最早为保护家人而自杀的烈女，可能 是宋 代 乐 昌 张 氏 。据嘉靖二十一年《韶 州 府 志》卷 9《人物》记载，宋代嘉定年间，郴州寇侵 入粤北，时乐昌人龚自立与妻张氏一起，“负二 子匿林 莽 中”，后被寇发现，迫 使 他 们 随 行。① 张氏在途中对丈夫说: “妾事君子五年，不幸落 贼手，死无憾矣 。所怜二子，可善抚之。”接着又绐贼说: “吾渴，欲就饮，愿暂解缚。”她乘贼答应她的要求时投江而死 。张氏在险境中首先想到的还是保持贞节，但其“言论”又体现了爱护丈夫和孩子的愿望 。也许她想通过自己的死来换取寇的怜悯，进而放了家人。
现存广东方志最早记载重义的女性，为正德十六年刻本《琼台志》卷 40《列女 · 死节》记载的元代琼州府蔡九娘 。她系千户蔡克宪女 ，11 岁丧父，长有姿色，“谙书”，一生未嫁，“智谋 勇略过于男子”。元末寇乱，她统领父兵固守乡境，多次击退寇匪进攻，但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军队则“日久力竭”。为了乡民安全，她决定以 一己之死换来乡民安定 。她泣谢乡人说: “贼帅新得郡城，不守而来以为我也，我死则祸息矣。” 遂遇害 。从九娘临终“言论”中可知，她在自身 与乡民的安危中，选择牺牲自己生命来保全乡民 。这可能与其“谙书”有关 。蔡九娘在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和万历《琼州府志》等方志中 基本抄录正德《琼台志》。其实，她的故事发生在元末，距离正德年间已经超过百年之久，其对 乡民的“言论”到底如何，后人难以知晓 。但方志编者虚拟的九娘“言论”，意在突出她行义舍生的壮烈。
蔡九娘因系一方统率，她关注的是乡民安危 。她的身份在传统社会的女性中并不多见。 一般而言，传统女性在婚前属父家成员，一切由父母做主，婚后则一切以夫家为中心，她们的社交圈多以家庭为中心，重义也主要是为家庭成 员着想 。这是方志记载女性重义的重要组成部 分，万历《琼州府志》卷 10《人物志 · 烈节》记 载，韩氏婚后在夫家的文昌县木栏村以纺绩为 生，20 岁时生育一子，后在海贼掠村时，她和幼 子及婆婆被掳 。韩氏为了保护婆婆和孩子，遂绐贼说: “若放我子与母归，当即从汝。”贼依其言放走了祖孙二人 。韩氏“度母子去远，即毒骂 贼，遂遇害”。可见，韩氏在生死关头将生命置之度外，而将亲人放在首位。
类似韩氏的“言论”及行为在潮州府潮阳县也有事例 。 隆庆六年刻本《潮阳县志》卷 13 《列女传》记载该县王氏 :
王氏者，邑人林崇凤之妻也，尝负 幼儿 避难，堕流贼营中，贼欲犯之，王氏义不受 辱，贼叱曰: “不者，吾且先杀而子。”王氏 绐曰: “儿子幼稚无知，杀之无益，不如请以 身从，愿退置儿他处，因更新衣，少选当荐 枕席。”贼大喜与新衣，听其退 。王氏乃 阴 托儿于同虏妇得释者，且属之曰: “为妾还 儿夫家，幸为善视此儿，无以妾为念也，妾 今请以死别矣，义决不从贼，以辱门户。”遂 伏剑而死 。……
方志编纂者用“义 不 受 辱”和“义 决 不 从 贼”，突 出 王 氏 为“义”献 身 的 言 行 。王氏 的 “义”除了为夫家延续香火外，还有就是忠贞不 贰 。她对贼的“言论”当然是口是心非，目的是 保存儿子性命 ; 她对“同虏妇”的言论，真正体现了她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
烈女的重义有时与行孝紧密相连，尤其在战乱年代的生与死考验中更为突出，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 15《烈女》记载了德庆州烈女彭氏与婆婆的对话颇具代表性 :
彭亚光，德庆州彭智之女，适刘英 。天 顺间，流贼潜入州城劫掠，时翁、夫俱在外， 惟彭氏同姑在室 。贼至，姑嘱妇曰: “吾老 不能去，尔亟去之。”彭曰: “姑在，氏 岂忍 舍? ”贼至，彭氏尽将财物求脱，贼见其美 色，并姑系之而去 。彭语贼曰: “老母且病， 行步苦之 。若欲我去，当须放母。”贼释其姑 。妇见姑去远，乃以头磕石，血流被面， 连声告贼乞死 。贼不听，乃 自投于塘，塘浅 不溺，贼援之，欲易衣辱之 。彭骂曰: “尔山 贼，我是良家妇，安肯受辱 。愿一死。”贼怒 杀之 。 乡党皆嗟叹。
在流贼入城劫掠时，彭氏的公公和丈夫尚在外，家里只有她和年老的婆婆 。彭氏与婆婆在危险来临时，双方都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说 明婆媳关系之融洽 。当流贼要把年轻的她和婆 婆一起押走时，彭氏明确告诉流贼，只有放了婆 婆，她才愿意走 。贼因她有美色，只好答应她的 要求 。她之后的自杀行动令人掩面悲泣，尤其 是她的“言 论”明显带有王朝官方的色彩，以 “良家”与“山贼”衬托自己的正义 。可见，彭烈女在危难之际不仅尽孝也尽义。
传统社会强调女性“三从四德”，女性在未嫁之前，作为父家的一员，她们自然会维护父家的权益 。在面临危难之际，也会舍生取义而保 持父家人的安全 。万历二十三年刻本、四十五 年增刻本《惠州府志》卷 18《列女传》记载，永安人黄五姐在隆庆元年贼攻破贵峰寨，时年 16 岁 的她和父亲黄君庸都被抓获 。五姐暗自思量， 决不能让父亲和自己一起被杀，于是她绐贼说 : “予 从 大 总 幸，释 父 归 养 幼 弟。”贼 喜 而 从 之。 五姐寻机用贼刀自刎死 。黄五姐之死，表面上 看是为了救自己父亲，将亲情放在首位 。但其言行表现出来的孝义是士人记述她的主要因 素 。其实在战乱中，像黄五姐这样舍生取义的烈女并不普遍，方志编修者之所以将其列入《列女传》，也可能是为了使更多妇女向她看齐 。这从方志编者在黄五姐传后引述时人叶春及的话 中也可以明了其用意，引述如下 :
贼起嘉靖庚申，历十三四年，横行六七 百里，破寨几百，妇女掳者几千人矣 。惟余母姨方氏、陈子明妻、诸生王国祯妻、余母 舅方世景女及黄五姐，烈而死 。 岂非难哉。 是皆正气郁于胸中… …
可见，在被虏获的数千妇女中，只有黄五姐 等 5 人舍生取义而已 。方志通过烈女在战乱之 际的言行突出表现了她们重义重孝的儒家伦理观 。她们在危难之际，将生的希望留给至亲长 辈或幼稚孩童，而把死亡留给自己 。仔细阅读方志在撰写烈女舍生取义“言论”时，又总有似 曾相识的感觉，这些烈女其实也是哄骗敌人，只是少了取财的环节，而是从义、孝出发去搅动敌 人的情绪 。 当然，也有烈女为了坚守守节观而 自杀，嘉靖二十六年刻本《潮州府志》卷 7《人物 传 · 贞烈》记载，程乡县黄氏 20 岁夫死孀居，“恪守节操”。正德年间，被贼寇掳，并欲污之。 黄大骂说: “吾守节若干年矣，今肯为贼污耶? 欲杀则杀。”终被贼杀死。
舍生取义模式在广州府也有体现，万历《广 东通志》卷 26《列女》记载，从化县黎氏嫁给本 地欧阳为妻，嘉靖四十二年当地发生李亚元动 乱，她携幼子在逃难途中为贼所执 。她绐贼曰 : “吾从若，请免吾子。”又私下嘱咐其子“奔告而 父，我不归矣”。等其子远去，她从怀中拿出钏 金贿贼，试图让贼放了她，但贼没有答应 。她于 是“厉声诟贼”而被杀害。
舍生取义在清初方志书写晚明烈女中则衍生出妇代夫死的现象，康熙二十五年《番禺县志》卷 13《乡贤 · 列女》记载，顺治七年冬，清军 破广州前夕，梁黄氏对丈夫说: “城危在旦夕，君 宜偕幼子出避，吾已决计，若有变，当求我井中 耳。”其夫遂携子出逃，她则在城破时穿上结婚 礼服投井死 。康熙二十九年《新会县志》卷 15 《列女传》记载，谭氏在顺治十一年贼久围新会 城，城内粮绝，守城士兵杀人为粮，谭氏夫妇被执，兵拟杀其夫孟骥，谭氏大呼: “彼瘦我肥，何 不食我?”兵释放孟骥而杀谭氏为食 。 同一年， 28 岁的徐氏也因丈夫鲁赫被兵捉拿欲烹为食， 遂从容对兵说: “吾夫已瘦，毙杀之何为? 苟舍 之，则妾之身家皆公有也。”兵放其夫而杀徐氏为食 。清初方志沿明代书写烈女的手法，可能与编修者为明代遗民有关。
明代士人通过方志建构烈女在危难之际舍生取义的“言论”模式，向社会传达的正是王朝节孝忠义的价值观，突出了女性在历史进程中饱受了与男性一样的苦难，甚至比男性更能决然赴义，诚如万历《肇庆府志》卷 20《列女传》引言所说: “至若遇强暴，蹈锋刃，义不反顾，计不 旋踵，赴死 如 饴，磔 裂 分 梨，身 膏 草 野，见 者 陨 涕，闻者酸心，而其魂则蝉蜕秽浊，以游尘埃之表，与皎日争光，而秋霜共烈也 。千载之下，肃然起敬，视雄辈何异臭腐，果孰贵孰贱哉?”方志 通过烈女舍生取义前的“言论”表白，刻画了妇 女的光辉形象 。这些烈女言论及遇难情状在方 志书写中有趋同性，但她们就义前的“言论”到 底如何，其实难以知晓，毕竟方志纂修者并没有 身临其境，因而对烈女“言论”的书写，可能仅 是想象与虚拟 。尽管这些烈女的“言论”存在 时间和地域及个体的不同，但方志书写明显有模式化倾向。
四、彰显身份差异的“言论”模式
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尊卑良贱有严格的区分 。方志在编写列女传时，往往开门见山就交代列女传主的姓氏、父夫兄子等身份信息 。这种身份的交代是为了体现女性对 “三从”之认同，即女性身份的定位离不开父 、 夫、子等 。因此方志在书写战乱中烈女“言论” 时，也总是借她们的口来强调自己身份与寇盗贼的对立 。这一书写模式的体现就是烈女在就义前多强调“良家妇”或“命妇”的身份，以此表达她们宁死不屈的心态。
广东最早表达此“言论”的烈女，据嘉靖十四年刻本《广东通志初稿》卷 15《烈女》记载是发生在宋代韶州府曲江的谭氏，如下 :
谭氏，吴琪妻，曲江人，绍兴五年，英州 饥，贼起攻掠，琪窜去，谭于其女被执，贼欲 辱之 。谭 怒 骂 曰: “我 良 家 女，岂 尔 贼 辈 偶。”贼遂杀之。
这个故事反映了在战乱动荡年代，面对危难，谭氏的丈夫作为一个男人则抛下妻女，先行 逃避 。而谭氏被执后，她通过“言论”表白自己 誓死拒绝贼人侮辱的理由是“良家女”的身份。 其实，谭氏的故事最早见于元代脱脱编修的《宋史》卷 460《列传》，抄录如下 :
谭氏，英州真阳县人，曲江村士人吴琪妻也 。绍兴五年，英州饥，观音山盗起，攻 剽乡落，琪窜去 。谭不能，俱与其女被执。谭有姿色，盗欲妻之，谭怒骂曰: “尔辈贼 也，我良家女，岂若偶耶? ”贼度无可奈何， 害之。
从元代脱脱的记载看，宋元时期，儒家文化已在粤北地区传播，吴琪的“士人”身份已表明了这一点，而生活在士人家的妇女可能在耳濡 目染中潜移默化接受了儒家文化，谭氏面对贼 求偶的要求，脱口而出的是贼与良的身份差别。而上述嘉靖志可能出于士人的面子考虑，删去吴琪“士人”身份，到了嘉靖二十一年《韶州府志》卷 9《人物》记载谭氏时又将“琪窜去”三字删除，谭氏的“言论”为: “汝辈贼也，我良家女，岂尔贼辈偶耶?”
我们将《广东通志初稿》和《韶州府志》与 《宋史》记载的谭氏传记进行比对，尽管文字上 有出入，但内容大体相同 。这也表明方志的资 料有时来源于正史，并对前朝正史书写的烈女 进行改造，以符合修志时的社会需要。
明代方志记载烈女在殉难前强调与对手身 份不同的书写模式，在广东方志中较为常见。 正德《兴宁县志》卷 3《人材》记载的烈女詹氏也 是例证 :
詹氏，张经妻，年二十三 。辛巳岁寇， 举家奔窜避，逢盗于途，盗见群妇多美色， 握刃逼胁，或急告求免 。詹独厉声骂曰: “死贼，吾 良 家 子 也，安 肯 从 汝。”色 不 为 变，拭 发 申颈 以 待 贼 刃，遂 遇 害，年 二 十 三。①
这里所说的辛巳岁在稍后的嘉靖七年《惠大记》中明确为天顺辛巳 。显然，这是当代人记当代事，其所描述的场景可信度较高 。也就是说，天顺年间，兴宁发生盗乱，詹氏与众多妇女 一起举家逃难，途中全部被盗贼截获，面对盗贼的逼迫，绝大多数妇女选择了“急告求免”，唯独詹氏的言行与众不同 。詹氏是骂贼求死，而 群妇在危险时则暴露出人的求生本能，属于生活常态 。这一常态并不为后来的士人所接受， 嘉靖七年《惠大记》记载詹氏事迹，“天顺辛巳，山寇破县治 。詹举家奔窜，途遇盗，欲污之 。詹神色不变大骂曰 : 吾良家子，岂从汝耶? 延颈就 刃，盗杀之。”而之前方志中的“群妇”举止则被 全部删除，编纂者试图通过詹氏个人形象，来凸显当地妇女的共性群像 。我们估计《惠大记》 记载的詹氏故事应是对正德县志的改编。
明代广东方志编修者对类似詹氏与群妇的隐晦对比，在广州府也有事例 。据万历《广东通 志》卷 26《郡县志十三 · 广州府 · 列女》记载， 新会人汤卯娘 20 岁嫁给乡人马时宁为妻，婚后 不到半年，就在正统十四年间的动乱中被贼掳 走，她且泣且骂，贼怒而杀之 。弘治元年八月， 贼临增城、博罗界，“妇人被掳者十八人，经二 夕，其家赎还，竟无一死者”。编者言下之意是 18 名被掳妇人在贼营过夜两晚，居 然 无 一 人 死，与汤卯娘之死迥异 。最后编者对两事议论 说: “其间含垢不死者不但千百人，若卯娘者真 烈妇也。”于此也可见，在动乱年代，妇女“含垢 不死”应是常态，而反抗自杀或被杀则属于非常态的特殊群体。
明代广州府新宁在室女蔡三娘被寇抓获， 也亮出“良家女”身份 。嘉靖二十四年刻本《新宁县志》卷 10《人物志 · 列女》直接记载说，“新宁文章里良家女蔡三娘”，嘉靖元年寇乱，待字 闺中仅 16 岁的她，随父亲逃到何村避难被掳。 三娘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贼奸污，遂偷偷解下一 件衣服交给同被抓获的邻妇 黄 氏，哭 求 黄 氏 : “汝持此，归报我家，收我骨，吾矢死决矣。”其 实，黄氏有归家的可能，也意味着三娘也有可 能 。但三娘的话语已表达了必死的决心 。后贼 用牛车载着她随行，她坚决不从，贼遂捆缚她而 行，途中至窑头，贼欲强暴她，她大骂说: “我良家女，义岂受污，狡贼何不速杀我。”遂以头触石，贼怒杀之 。南明时，番禺处于战火的中心地 带，南海生员卢天彝女卢氏，“通《孝 经》、《女箴》诸书”，其夫为进士黄鹤仙，官至御史，卢氏也屡受诰封，但从不以荣贵易节 。顺治七年清兵克复广州，卢氏为兵掳，她厉声大骂: “吾身为 命妇，鼠辈敢尔耶。”遂奋起赴火死①。
烈女在危难之际用“言论”表达自己的身份，这一模式在潮州府也有例证 。嘉靖二十六年刻本《潮州府志》卷 7《人物传 · 贞烈》记载 :
林妇全，揭阳人，廷明妻，年十七，克尽 妇道 。值寇起，挈家避之 。既而贼进，嘱夫 扶母携幼先之窜匿 。 比遇盗执，欲污之，遂自刎而死。
这条史料中的烈女全氏之“言论”不甚清晰，但传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即在危难中让亲人先行避难，自己则义无反顾地选择自杀 。全氏在顺治《潮州府志》卷 6《人物部》的记载与嘉靖府志完全一样，但雍正九年刻本《揭阳县志》卷 6《人物 ·节烈》发生了变化，不仅过程详细，而 且出现了全氏的“言论”，引述如下 :
全氏，解元坊林廷明妻，御史全生孙女 也 。年十七归林，克尽妇道 。天顺辛巳，山 海寇并起，邑土城疑不守，廷明挈家远避， 行至吉贝湖，贼进逼，知不能免，嘱夫扶母 携幼先窜匿 。 比遇群盗追执，欲污之 。全 叱曰: “吾良家妇，犬彘敢辱我? ”引刀 自刎。
可见，地方志关于烈女的“言论”描述，可 能会出于需要，而按其他方志的“言论”模式进行改写 。清初编写方志对前志全氏没有的话语进行建构，且整个故事也给人更加明晰化的感 觉 。如果说上述嘉靖《潮州府志》描写的全氏 形象是尽孝爱子为主，那么雍正《揭阳县志》除 了继续保留这一主旨外，又添加了全氏重义的 形象，使全氏集孝义双全于一身。
肇庆府功名之家妇女在遇暴时也有声称官家身份者，万历《肇庆府志》卷 20《列女传》记 载 : 邓氏为新兴县刑部侍郎陈鼎妻，正统间，县境发生流贼之乱，邓氏被执，贼要她下跪 。邓氏 骂: “我命妇也，岂屈膝尔鼠辈耶?”贼怒曰: “若 呼我大人，即纵汝矣。”邓氏厉声曰: “吾夫乃大人，剧贼肆虐，行就刑戮耳。”贼怒杀之 。邓氏强 调“命妇”身份，显示与贼的对立 。海南岛也有类似记载，正德《琼台志》卷 40《人物五 ·死节》 记载 : 陈氏为昌化千户所大南屯田百户陈荣长 女，嫁千户舍人温澜为妻 。弘治十五年符南蛇作乱，举兵破屯，“执男妇二百余人”。时陈氏 35 岁带着 4 个子女在途中均被掳，她自度不免受辱，乃厉声骂贼: “我名家女妇，岂宜污汝犬 彘! ”她奋力夺贼刀，先杀死自己 13 岁的女儿， 然后自刎死。
上述明清广东方志记载各地强调身份的烈 女“言论”，她们生活年代自宋代到南明均有分 布，生活的地域也几乎遍布广东各地，其家庭或 为士人或为官员，也有乡村普通百姓，但她们在 蹈危拒贼时发出的声音几乎都强调自己的“良 家”、“官 家”等 身 份，抱 着 誓 死不从敌人的信 念 。她们的言行让人在感慨之际，亦让人怀疑， 她们在各自不同的遭遇中说出如此一致的“言论”，是历史巧合，还是方志编修者们刻意制造 的话语模式?
五、结 语
综上分析显示，方志书写烈女在战乱遇暴 时的“言论”，并非首创 。唐代烈女玉英就是宋 代士人最早书写出来的，并被欧阳修收入《宋 史》中 。宋明时期正处于儒家思想进入广东的关键期，有学者以“儒家思想打进来了”，表达宋代儒家思想在广东的推广。[4] 35 到了 明代，广东仕宦响应王朝号召，积极编纂方志，对地方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列女是编纂方志少不了的内容，由于妇女在唐代以来并不享受读书科举的 待遇，大多处于文盲状态，因而妇女在极端危险中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所作出的抉择，或许更能 突出当地民众对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 。所以方志不仅给列女们应有的篇幅，且虚拟了她们的 “言论”，让她们在悲壮的言行中完成向“烈女” 的转变 。之所以说烈女“言论”多由方志编纂者虚拟，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即在战乱或动荡 之际，逃难往往是男女老少混杂，且人都有求生避死的本能，方志已隐约透露出这些信息 。而 方志记载的烈女全是年轻貌美的少妇，都有面临被奸污的场景，但她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 发出的雷同“言论”，说明方志在书写烈女“言 论”及其行为时，难免存在为刻意建构女性符合儒家要求的社会形象而相互抄袭模仿，并逐渐形成模式化 。就烈女“言论”看，不同人群的语言习惯与风格是由其生活经验、文化教养以及 性格所决定的，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女 性，其语言不可能表现出一种“类”的特征 。方志对烈女“言论”模式化的书写，体现了王朝女教观念已在士大夫心中扎根，他们对烈女“言 论”的书写并不在于传达女性性格的多样化，而 是要借助言语表述来强化烈女节操的难能可 贵，对乱世烈女“言论”的书写，可以彰显大义， 激发全社会遵循儒家倡导的义理观，进而对王朝尽忠尽孝 。 明代方志修纂多为官府主导下的男性士人所为，他们为建构符合王朝教化标准而想象的妇女“言论”，借妇女之口表达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对王朝教化的接受，反过 来又向社会大众进一步宣传了王朝教化 。方志对烈女形象的塑造确实起到了一定教化效果， 清前期广东才女李晚芳就在其著作的《女学言行纂》中积极向女性推销上述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 [5] 。
[参考文献]
[1] 鲁 迅．鲁 迅 杂 文 全 集 [M] ．郑 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段雪玉．乡豪、盐官与地方政治: 《庐江郡何氏家记》所 见元末明初的广东社会 [J] ，盐业史研究，2010，(4) ．
[3]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5．
[4 ] ( 香港)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 : 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M] ．卜永坚译．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 刘正刚，乔玉红．清前期广东才女李晚芳探 [J]，暨南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
来源：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