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章学诚的遇与未遇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杜维运教授送了一套精装三册的《章氏（学诚）遗书》，期许我未来可以戮力中国史学。之前，他为刻意引导我的兴趣，竟主动邀约当时只是大学生的我合编了两册《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书贾销售尚不恶。当时为了交待杜老师所指派的任务，也读了数百篇攸关中国史学史的论文。但究竟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实际受用并不大；但却注意到余英时先生所撰的比较章学诚与英国历史哲学家柯灵乌（R. G. Collingwood）的历史思想，而这正是我自诩的看家本领；因此委实细读了一遍，印象颇为深刻。不意日后，我没有步上研究史学及方法论一途，反而追随余老师专治思想史，实在有负杜老师原初的期望。抚今追昔，重拾四十年多前蒙尘的《章氏遗书》，姑撰此小文追念杜老师往昔的厚望。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近代有一小部分代表性的人物，乃经后人考掘方才出土，章学诚（1738—1801）便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位。参与发掘者胡适（1891—1962）便直言不碍：章氏首起的褒扬者乃是东瀛汉学家内藤虎次郎（1866—1934），之后“国人始知章先生”[1]。
原来胡适缘见内藤氏1920年始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年方继起扩充而补订。从此，唤醒学界对章氏的历史记忆，章氏方才成为瞩目的人物。按章氏横空出世，志大才高，生前却逢时不遇，相当地隐微，恰如古语所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试举一例，以概其余：他的姓氏，致为时人张冠李戴，将“章”错作“张”[2]，如是可见一斑。于百年之后，方经中外学界重新发现，再次粉墨登场，重回历史的舞台，大放光彩[3]。
始自余师在1976年刊行《论戴震与章学诚》[4]，援用了伯林（Isaiah Berlin）的“刺猬”和“狐狸”的譬喻[5]，以彰显章学诚和戴震二者学问的特征之后，中国思想史的园地便骤然成为动物园了，一大群“刺猬”和“狐狸”在各种学术议题到处流窜奔跑了。可见该书影响既广且深。由于该书基本上业已烘托出章氏“未遇”的情境，拙文只需择要点出，而将小文的重心移至爬梳民国初年章氏之所“遇”了。
清代考据学的领军人物戴震（1724—1777），素以考核精谨，博洽多闻，为时人推崇备至。惟他生平自许甚高的义理之作——《论性》《原善》，竟连素来赏识他的师友，朱筠（1729—1781）、钱大昕（1728—1804）等考证大家都奉劝他“空说义理，可以无作”[6]，遑论其他。尤其章氏理学气味甚为浓郁的〈原道〉〈原学〉〈朱陆〉诸文，更不堪闻问了。
而章氏身处考证学风高涨的场域，对于自己的学问未能受到时人的认可，却颇有自知之明，他不讳言道：
他甚至不轻易把自己的文字示知于外人。一方面，他渴望文史校雠的文字可获得该时学界重镇——钱大昕的青睐；另方面，却央求钱氏说道：
这种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跃然纸上。另方面，他又伟岸自喜，不屑与世儒合流，反而亟于独树一帜。
20世纪初年，起自梁启超（1873—1929）受西洋史学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对传统中国史学施予一连串猛烈的抨击，时风易势，固有史学的堡垒遂亦不保。此不啻对重新评估章氏史学提供了极佳有利的条件。故章氏终得假道“通史”、“史料”诸概念，见重于时流，盖缘之有故。
要之，自从胡适将章氏《文史通义》的核心概念——“六经皆史”说中的“史”诠释为“史料”[9]，这几乎变成章氏名言的正解，而附和者亦不乏其人。梁启超、金毓黻（1887—1962）等诸人均是其同调[10]。如此一来，章氏学术便和新近输入的西洋史学接上轨了[11]。从此，新史学中“史料”的核心观念便取代了固有史学里经书和正史的神圣性和规范地位。但此不啻将“六经皆史”化约为近代史学描述性的客观材料了。
其次，章学诚贬抑“断代史”（若班固《后汉书》），而推崇“通史”（若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12]；不意在新时代和西洋史学的“通史”（general history）接笋了。民国初年的史学名家何炳松（1890—1946）致称誉“章氏所主张的通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完全一样。”[13]而且比起司马迁、郑樵尚青出于蓝。要之，章氏的“通史”只不过旨在打破传统“断代史”的藩篱；与近代史学的“通史”不免尚有落差！虽说这只是貌似神异[14]，并无妨其取得暴名了！
析言之，民国初年，经过胡适、梁启超等人对其史学概念“创造性的转化”，章学诚遂得适时搭上西方史学的顺风车，一路直抵扬名立万的终点站。换言之，在新史学不同观点的重新聚焦，章学诚因缘际会成为近代史学的先行者了。毋怪日人内藤氏会说到：中国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学者，也很难发现其理论的真意。直到最近中国才有一些“治西方学问的人，开始认识章学诚史学的真价值。”[15]
民国初年由于受日本学界的影响[16]，吹起一股揄扬章氏史学之风。承其余绪迄今未衰，迄20世纪下半叶犹有西方汉学家若法国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和美国的倪文孙（David S. Nivison，1923—2014）推崇章氏史学不遗余力，咸认为章氏乃是时代的先驱，中国传统史学的转折点[17]。他们倾向以欧洲“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观点去阐发章氏的“六经皆史”之说，甚至取约略同时代意大利的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做对比。但这绝非漫无节制的，例如，早先留美归国的何炳松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不遗余力，告诫我们，莫把章氏的史学鼓吹的过份，使得章氏和我们都流入腐化一条路，而且误导大家忽视了西洋史学近来对史学上诸多重要贡献。他相信“历史能否进步、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他们。”[18]职是之故，他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19]这类观点不只为具有留洋背景的学者所接受，且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1884—1957）亦表同感。吕氏比较章学诚与现今史家的异同时，他如是评道：
吕氏所谓的“别种学科”，无非意指西方优势的“社会科学”。当时新史学的特色正是如此[21]。职是之故，章氏史学固然得重现风华，但不能保证永远随着新史学的发展水涨船高。
总之，章氏因讲求胸臆为断的“史意”，其别出心裁并不见容于讲究实事求是的考据时代，但又因推重“通史”、阐发“六经皆史”说，却不意貌似世纪之际的西洋学风，而受到揄扬。嘲讽的是，在清代传统学术的语境，章氏的学问备受打压，而却在民国新史学的语境，掌声响起，这是章氏所始料未及的。其遇与不遇，盖时代学风有以致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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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页149。
2.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胡序〉，页1。
3. 西方的维柯（Vico）其处境和际遇则和中国的章学诚十分相像。
4.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龙门书店，1976）。
5. Iss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in Henry Hardy edited, Russian Thinker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8), p. 22—81.
6. 章学诚：《新编本文史通义》（华世出版社，1980），〈书朱陆篇后〉，页58。
7. 章学诚：《新编本文史通义》，《文史通义外篇三》，〈答邵二云书〉，页321。
8. 章学诚：《章氏遗书》（汉声出版社，1973），卷二十九，页52b。
9.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页137。
10.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72），页233。但钱穆则甚不以为然。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讲话》（三民书局，2019），页323。
11. 参照拙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面临的困境〉，收入拙作《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页217—255。
12. 章学诚：《新编文史通义》，〈申郑〉等篇。
13.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页13。
14. 要之，章氏之“通史”旨在对比“朝代史”；近代西方的“通史”则旨在区隔空间上的国别史、民族史，时间上贯穿古今一脉。另一意涵，则是与“专门史”的分辨。
15. 内藤湖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379。
16. 主要是东瀛汉学家内藤湖南，其最初撰《章实斋先生年谱》（1920），引起胡适等人的注意和研究。另举其例：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章学诚的史学〉，页370—379。
17. Paul Demiéville, “Chang Hsü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 in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67—185; David S.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8. 何炳松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页76。原文见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1965), p. 73.
19. 何炳松，〈何序〉，收入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页26。
20.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据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影印），收入《民国丛书》，页24—25。
21. 参照拙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面临的困境〉，收入拙作《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页217—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