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风陵渡

题记：在历史的渡口上，所有人都是过客——历史有其自身规律。罔顾历史规律的所有折腾，无论当时看起来有多么高大上的理由，最终都将是徒劳。   

▌中国历史上的那个风陵渡口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至潼关后，受东西走向的秦岭山脉所阻，九十度转弯，折向东流，从此浩荡入海。黄河东转的这个拐角，叫风陵渡。

自古以来风陵渡就是黄河上最大渡口，河东、河南、关中咽喉，也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时的曹操讨伐韩遂、马超，西魏的宇文泰破高欢等著名战争，均发生在风陵渡，秦魏两国打了近90年的河西战争也发生在这里。经过前后五次惨烈的战役，当时的天下第一强国魏国先胜后败，国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沦为二流国家。而秦国则实力大增，并完全掌握了黄河天险，控制了出关东进中原的要道。从此，山东六国便完全暴露在秦国居高临下的弓弩之下。

如同黄河，中国历史在风陵渡拐了个大弯。秦魏河西战争一百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出现。

两千一百多年后，这里再次上演了一场恶战：抗战初期的中日中条山之战。风陵渡东北的中条山，曾被侵华日军沮丧地称为“盲肠”。在抗战初期，日军倾十余万兵力，苦战三年，未能越过中条山一步。抗战八年，日军占据了东、南、北大片领土，却一直无力西进，这一切都得之于中条山上那些武器装备低劣、备受中央军排挤的秦腔“冷娃”：其中一个细节是，战斗最激烈的1939年6月，弹尽粮绝的１７７师新兵团剩余八百多人被逼上黄河岸边一座一百八十多米高的悬崖，800战士双膝向着家乡跪拜之后集体投河。

据说，山下村民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前吼唱的几句秦腔，是《金沙滩》中杨继业的两句：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我们身在何处？

很多朋友都在问，格隆，你最近怎么对市场的分析变少了，而去频频关注国家大事？家国大计，干我等草民何事啊？

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处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中国如果不能顺利转型，渡过这个渡口，而沦入经济学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过去30年的辉煌完全有可能是昙花一现——在人类历史上，30年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时间，短到根本无力证明我们能拥有另一个辉煌的30年。在这种历史方向的选择渡口，去分析估值，分析杠杆，分析A股牛市会不会重来，实在是盲人摸象，徒费精力。

历史都在徘徊，哪里会有投资的方向与空间呢？！

始终不要忘了，我们历史上还有另一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的中条山之战： 1941年5月发生在国民党中央军与日军之间，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被俘3.5万人，遗尸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

格隆始终有些处江湖之远的家国情怀，但作为一介布衣，探究历史，关注庙堂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本质是个做投资的：普通个体的命运、投资组合的最终结果，除了取决于自身小方向的选择，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捆绑于国家与政府的道路选择——尤其在中国这个政府几乎“计划”了包括生育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域的地方。

换句话说，个体的成长空间、投资组合的最终收益率与其说是自身奋斗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在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政府的道路选择进行投资的结果，也即所谓的“靠天吃饭”。如果不是身在200年来一直维持国运上升的美国，很难想象能有巴菲特的投资奇迹。而我们的投资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各种折腾中：我说这句话是有充足历史论据的。去翻阅一下历史，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我们有哪个30年平安和繁荣过？只有过去30年，我们没怎么折腾，在全力求发展。

中国能跨过风陵渡吗？说真的，心里真没有底。

格隆也拜读了大量论述中国必将度过难关的雄文，但泛泛而谈的心理按摩居多，有些文章甚至是纯粹民粹主义的自欺欺人。客观现实是，我们“计划”了绝大多数旧的生产力，也试图如法炮制“计划”出新生产力与过去完美衔接——但人类数百年的经济史已一再证明，历史与经济都有其内在客观规律，新生产力只可能是一个市场内生变量，靠“计划”是计划不出来的，更妄谈衔接。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真实现状：旧生产力已难以为继，但新生产力并无踪影。中国GDP数字与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美国3%的GDP增长，足以支撑绝大多数企业获得10%以上的利润增长。但中国有太多无效GDP（比如中部某县新官上任后把非主干路都扒掉重建，再比如南方某市花了1500亿办了一个各国年青人免费赴中国旅游的运动会，这些都产生GDP，但都与盈利无关），如果中国GDP下到5%，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将无利润可言。

这种背景下，投资的战略空间在哪里？香港金管局现在每天一次，甚至一天两次的注资：

1、真的不是玩游戏，也不是某些大行研究员遮遮掩掩的说可能是内地资金出逃——它就是绝对的资金出逃，这其中一定有一部分钱，就是来自你身边的人；

2、香港金管局接下的，只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一角而已；

历史在徘徊，但不会停滞。我们在风陵渡口，我们能过河吗？

▌“二胎”试验背后的历史代价

格隆最近越来越沉迷于历史。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无数个必然或偶然的选择塑造了我们所处的现实，我们有责任回望历史所走过的遥遥路途，这样或许能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少走点弯路？

十八年前在格隆刚进入证券行业的时候，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如果有一只股票叫中国，你认为值多少？有目共睹的是，“中国”这只股票在过去三十年带来的回报是可观的，区别只在于这种回报的的阳光有所选择性地洒在了不同的区域与人群。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政府自身道路选择的不确定性与漂移性，也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模式不是一种经济学意义的集体理性选择，更大成分是一种集团式的摸索与试错。这种道路选择模式本身并不注定结果正确，而且往往具有滞后性，其结果：

1、要么将令诸多个体很难做适应性预期，而只能将自身行为或者投资组合建立在猜测与揣摩上意的基础上，从而极可能出现在政府“只摸石头不过河”的情况下，个体被迫重复集体的错误；

2、要么会导致个体铤而违规，自寻出路，也就是俗谓的“群众都过了河，政府还在摸石头”。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就是典型的这种民间违规倒逼政府改革的案例。当然，这种民间的自发突破也不尽然产生好的结果，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式过马路：凑足一群人就过，与红绿灯完全无关。

但，至少在权责匹配上，“群众自发过河”明显要优过“政府领着群众过河”：因为前者天然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政府不会，或者说，不完全会。

这几天大多数人在为“全面放开二孩”而欢呼（对了，格隆特别提醒一下，二孩与二胎有很大区别。如果你直接一胎就两了，就别指望再给你指标了），但极少极少有人反思和问诘：人类是一切的根本原因和最终目的。一切用危害、减少、消灭人类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最荒唐、最错误的事情。那么，中国把计生定为国策，写入宪法，这个为何会发生？有没有历史案例或者数据证明这么做能带来哪怕暂时的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如果根本没有，我们这么做是否就只是又一个“政府带着群众摸索过河”的试验？如果只是个试验，用这么大个国家和十几亿人做试验样本，这个赌注是不是稍微大了点？谁给的这种自信和胆量？

哲学上有一个论述致命理性的经典案例：将你的左手放到一盆冰水中，右手放到一盆热水中。过一会儿，再把双手同时放到一盆温水中。此时，你的左手会告诉你，水是热的，但你的右手会告诉你，水是凉的——现在请你告诉我，是你的左手更可信，还是右手更可信？

哈耶克是格隆最欣赏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经典著作《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指出，人类的自信来自于人类特有的理性能力，但是对这种理性能力的边界往往不自知。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着很大局限性的，而且是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趋于陷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之中——文革是最经典的案例：两派突破人类底线欲置对方于死地，但奇妙的是，两派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两派都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同一个领袖。

自负与专业性只有一步之遥。多数时候，你并不总是很清楚你的两只脚，哪一只踩在自以为是的土地上，哪一只踩在专业的土地上——这对政府也完全适用。如果政府手中始终拿着一把锤子，那么，任何东西看起来都会像是钉子。

检索全球历史，尤其拉美国家，我们能清晰发现更多因政府致命的理性与自负而做的无效，但成本极高的试验项目，诸如委内瑞拉的土地改革，阿根廷的国企改革。

就社会与经济发展这个路径而言，我们其实有足够长的人类经济史可以借鉴——政府并不比任何一个个体更理性，让群众自己过河，根本不需要政府去带着大家做试验。

避免这种弯路代价的唯一办法，是政府放下手中的锤子。

▌“萧规曹随”：汉民族真正崛起的路径

多数人知道“萧规曹随”这个成语，但并不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的真正意义。

曹参是东汉开国元勋，文武双全，但因有更出色的萧何，曹参被“下放地方”，去齐地辅佐刘肥。希望做一番大事的曹参到了齐国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贤人讨论治国之策，但各种子曰也没曰出个满意的办法，最后是胶西一位叫“盖公”的人给了曹参信服的建议：“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清静无为，老百姓们自己会安定下来。”果然，之后的九年里，曹参就用盖公的“无为而治”将齐国治理的非常好，被百姓称为“贤相”。

萧何治国的核心就是“宽松无为”，政府轻徭役，其他任由民间自行发展。及至萧何死，曹参被上调中央为相。格隆上一段历史对此事的记载：惠帝二年，萧何卒，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参日夜饮醇酒，府中无事。惠帝怪相国不治事，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日：“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这段文言文不复杂，意思很简单：惠帝（刘邦次子）问曹参为何不干活，曹参说您不如高帝（刘邦），我不如萧何。高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法规制度已经完备，且行之有效，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等谨守各自职责，继续执行下去不就行了吗？”

正是因为萧何与曹参两代相国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策略，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统一起来，从而令世界上真正开始出现一个叫“汉”的民族。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1945年是中国的另一个关键历史节点：刚刚赶走日本，满目苍夷，同时内战阴云再起。当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几位民主党派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与黄炎培作过一段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律”的谈话。

黄炎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正是在毛泽东的大智慧下，让政府变小，让人民变大，放手发挥所有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中国才顺利跨过了那个70年前的风陵渡口。

往事并不如烟，今天我们再次站在了渡口。时不我待，以中国人的智慧，只要我们做改变，一切都还来得及。

公元405年，陶渊明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弃职而去，做《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格隆  写于201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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