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可怕的县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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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冯飞/制图）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江西庐山管理局招聘多名干部子女入围 （沉石/CFP/图）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
作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关系”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除了上述所说的突出的政治家族现象，其他关系类型主要有：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而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
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找关系？而现在，经济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也是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同时，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作者的很多论文资料正是在酒场上获得的。
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
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作者感慨：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
而当作者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11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大部分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中所用政治家族家庭成员的名字均为化名）
世界12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比较——看完哭晕了
来源：腾讯网
现在，世界多数国家都建立起覆盖所有国民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看看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是怎样的。
一、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
在法国，公民从娘胎到死亡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笔者在法国留学时，照样享受他们的住房补贴和育儿补贴。
法国医疗保险全民享有，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医保费，大致是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交费不变。病人每看一次医生只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所有费用在自己的保险账户上由社保机构划拨。
在法国，农民每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1欧元约合8.9元人民币)，每养1头牲畜补贴300欧元，补贴农产品要求符合环保生产标准。
对无工作或低收入家庭，根据家庭人口数每月领取405.62欧元到851.81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则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月加162.25欧元。
孩子从在娘胎里的第5个月起到满3岁，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6.31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320.67欧元到484.97欧元的育儿补助。
如果雇用保姆照看小于6岁的孩子，并且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每个孩子每月可享受65.46欧元到199.78欧元的补贴。如果家庭有两个孩子，每月补助108.86欧元，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增加139.47欧元。孩子长到11岁时，每月补助再追加30.62欧元，16岁时每月再追加54.43欧元。此项补助直到孩子找到工作为止。
法国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如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孩子每个学期开学时可领取249.07欧元的补助。从初中到大学，学生可获得每个学期54.9欧元到3456欧元的助学金。
残疾人根据残疾情况，每月可获得109.40欧元到1025.72欧元的补助。
法国一些城市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有的城市则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
二、美国：穷人医疗政府买单，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1%
一位在美国加州的华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失业，可他一点也不感到恐慌，因为他可以领一年的失业金，然后再申请政府的救济金，救济金每月1600美元(1美元约合6.7元人民币)，房贷供不起，不要紧，也由政府无偿补助，日子照样过得很体面。
研究数据显示，1995年夏威夷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领取的福利相当于年薪36000美元的工人。
美国的小学到高中教育免费，大学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负担，学生只负担一小部分。社区大学的学费低于每年1500美元，约是美国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的1/30。为确保条件具备并且愿意读书的孩子能读大学，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美国有专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医疗救助预算占州GDP的22%，其中联邦政府补贴57%。
2008年，美国共有4900万人享受到了医疗救助，联邦政府支出部分为2040亿美元。由于经济危机，美国不少家庭收入降低，享受医疗救助的人数剧增。2009年，美国有9个州享受医疗救助的人数达到州总人口的9%。
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将医疗救助的标准降低到贫困线的133%(2009年，美国多数州贫困线为：一口之家年收入10830美元，两口之家年收入14570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18310美元)，这样，将有更多的人纳入医疗救助体系。
美国医疗制度的着眼点是，对任何危及生命的疾病，不管有钱没钱，先看病，后买单。你有钱，那你就自己掏腰包或由保险公司支付;你是穷人，就由政府买单，连住院的伙食费都由政府出。
三、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
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婴儿车。
英国大学阶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费，大学阶段也有90%的大学生可获得政府津贴。所以，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是一路免费的。
英国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民，他在英国享受很舒适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另一人合住)，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灶、电视机等家电应有尽有，想要什么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说一下，也会免费获得，床单、毛毯定期免费换洗。英国政府每周给他发生活费，第一周是90多英镑(1英镑约合10.5人民币元)，从第二周起，每周35英镑。他照样享受与英国国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钱为他聘请翻译。
四、德国：买“伟哥”也报销，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德国人一生下来就享受抚育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为每月184欧元，第三个孩子为每月190欧元，从第四个孩子开始，每月215欧元，这笔钱一直领到25周岁或有了固定收入为止。
对困难家庭来说，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一切，领取的救济金只是“零花钱”，购买价值超出30.68欧元的日用品由社会福利局支付账单。
德国《图片报》的一个记者走访了一个拿救济金的家庭，男主人30岁，妻子23岁，他们有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用品，从拖鞋、衬衣、小孩床，到洗衣机、电视机、炉灶都是由社会福利局付款购买的。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能领到350欧元的房租补贴、385欧元的生活费。
德国黑森州有位弗先生靠社会救济生活，每月从社会福利局领取350欧元的救济金和112欧元的养老金，社会福利局同时还要为他支付居住面积100平方米的住房的房租。弗先生由于靠服用性刺激药物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政府还必须为他每年支付购买“伟哥”的4900欧元费用。
五、加拿大：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
在加拿大，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单身可每月领取500-700加元(1加元约合6.6元人民币)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死亡。任何65岁以上的公民不管过去工作与否或工作时间长短，均可申请联邦养老金。
对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廉租金住房，保证人人有房住。租金不是按照房子大小收取，而是按照工资收入收取，基本上用25%-30%的工资就能住上宽大舒适的房子。
如果父母收入低于一定标准，不满18岁的孩子每月可领取100加元到200多加元的牛奶金。加拿大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12—13年)，学费是分文不收的，大学教育有的社区学院也是免费的，学前教育虽然不是免费，但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由政府部分或全部支付教育费。
六、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8.2%
瑞典1847年通过了《济贫法》，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瑞典把福利当作公民的基本人权作出法律上的承诺，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或高等公共保险法院申诉。
在瑞典，老婆生孩子，老公也跟着休9个月的全薪“产假”。在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读大学则领取教育津贴，这样，大学也和免费差不多。
在瑞典看病个人只掏60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其他一切费用都由政府买单。
瑞典的失业保险分两部分，即基本失业保险和自愿失业保险。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每日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
除此之外，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第201天到300天(有未满18岁的孩子为450天)期间减为70%，超过这个期限则由工作发展保险支付。
2006年，全国有90%的工人加入了失业基金，553000人受到了失业基金的资助，平均每人得到54069瑞典克朗。失业基金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会员费只占基金的9.4%。
七、挪威：带全薪休病假，社会福利占GDP的33.2%
挪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所有公民都享受毫无差别的高品质的医疗服务，病假期间的工资与正常工资分文不差。
产妇有42周的全薪产假，生产之前的3周也是法定产假。产妇的丈夫享有4周的全薪“产假”。挪威实行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的所有等级的全民免费教育，不满2周岁的婴儿如果不去托儿所，可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挪威克朗(1挪威克朗约合1.1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八、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7.9%
丹麦的社会福利覆盖所有在丹麦居住的人，不分国籍，只要在丹麦的领土上，就享受他们的各种福利。
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连住院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病房一切生活设施应有尽有，病人住院空手进去即可。
丹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学生就近选择学校，如果选择私立学校，则政府按公立教育标准报销一部分学费。
孩子从生下来到18岁的牛奶费也由政府支付。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前教育也由政府买单，学生每月还可以拿到生活补贴。
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的4年里，可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90%的失业金。如果4年内还找不到工作，则领取每月约合14000人民币元的失业救济金。
九、澳大利亚：低收入者购药2.6澳元封顶，社会福利占GDP的22.5%
当今澳大利亚的福利制度是1910年建立起来的，覆盖所有国民。
澳大利亚对所有国民免费医疗，如果自己到药房买药，家庭收入低于24000澳元(1澳元约合6.6元人民币)的公民只需要支付药房2.6澳元，余款不管多少，均由政府买单。孕妇分娩时，可获得950澳元的分娩津贴，以帮助为新生儿添置用品。
如果在工作年龄内失业，每年可获取1.5万澳元的失业救济金。女性公民从60岁、男性公民从65岁开始，不管过去的工作经历如何，如果个人收入或资产低于一定标准，都可领取政府养老金。
澳大利亚实行12年免费教育，学生在18岁前还可享受学习补贴。大学生可以获得政府的无息贷款。
十、日本：医院不得盈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18.6%
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了几个社会福利法案，基本上采用欧洲模式。
日本的医疗保健系统覆盖所有国民，日本的所有医院必须是非赢利性质的。每个公民必须享有一种医疗保险，保险费的多少根据个人或家庭收入情况而定。
按照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69岁以下的人自我负担的医疗费占所需医疗费的30%，70到74岁的人负担20%，75岁以上的人负担10%。
为了对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日本对40岁以上的公民实行完全免费的预防诊断、检查和保健治疗。
日本县市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住房，如果申请福利房的人多，为体现公平，则用抽签的方式分配。房租根据收入定，收入高，房租就高些，收入低房租就低些甚至全免。政府福利房的房租每两年调整一次，根据收入变化情况决定房租是上调还是下调。
日本的幼儿园到初中实行免费教育，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约25万元人民币)的婴儿在托儿所的费用全免，每个18岁以下的孩子可增加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地方政府向不满9岁的儿童发放育儿津贴。
十一、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肯尼亚等国还为所有中小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免费住宿。
南非政府规定，所有公立医院无偿为穷人、老人、孤儿、残弱人员提供免费医疗，由卫生部统一结算费用。
埃及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无业人员可到公立医院免费就诊，农村每三四个村庄设有一个医疗中心，农民在医疗中心免费看病。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10年内还清政府“垫资”(4年约合8000元人民币)，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
埃塞俄比亚还对穷人实行免费医疗，拿着“贫民证”就可以在村镇诊所享受免费医疗。
喀麦隆从小学到大学也一路免费，在大学阶段只收取每年50000中非法郎的注册费(约合750元人民币)。
十二、拉美：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穷人
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使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穷人。拉美国家的福利由三部分构成：工人和雇主共同支付的社会保险，政府负担的穷人社会救助，劳动保护法规规定的福利。
拉美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是：有条件的货币转移支付，对需要救助的家庭直接给予现金;定位家庭户，在物价上涨期为使公民的生活水准不下降，对所有家庭户给予补贴;对极度贫穷的人给予一揽子全方位救济。
社会福利是给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给穷人的，其目的是弥补第一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让所有国民生活得有尊严，增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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