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我看2022年
2022年春节，我回了一趟青岛老家，然后一整年，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
疫情的不确定性，和疫情管控的不确定性，让我担心，离开北京容易，但再回来可能就难了。很多朋友只是出了趟差，然后一个月、两个月回不了自己在北京的家。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会倾向于做最保守的选择。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据报道，2022年1-11月，居民部门新增存款14.9万亿，其中6万亿被称为“超额储蓄”。
在各种不确定面前，最受打击的，是人们的信心。以2022年4月上海封城为标志，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一下子由乐观转向悲观（从大于100转向小于100）。
这样的信心坍塌，我之前还从未见过。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新的一定比旧的好，未来一定比现在好，年轻一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一定比他们的父辈那一代要好。所以碰到为子女忧心忡忡的父母，我的回答一向是，用得着为他们操心吗？他们一定比你混得好。
就像我一直相信，只有解放个人，只有激发出民间的积极性，财富才能够真正被创造。就像我一直相信，我们今天生活品质的提升，有很大一部分是互联网带来的，而互联网上的每一项进步，都是由没有资源，没有关系，但却敢于冒险，不畏失败的互联网创业者和企业家为我们带来的。
2022年，一切都不再那么确定无疑。
过去，互联网公司喜欢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那可能是因为它们太幼稚，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变化，比如互联网企业有一天忽然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变成了邪恶的垄断者，互联网企业家忽然从知识英雄、青年榜样，变成了万恶的资本家。喜欢拥抱变化的互联网公司，该怎样拥抱这样的变化？
当我看到一些人肆意攻击那些为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企业家的时候，我有点哑然，有点恍惚，竟不知今夕何夕。一些人攻击谩骂倒也罢了，网上本来喷子就多，不足为怪，怪的是这些杂音俨然有了声势，成了气候。而在另一边，曾经意气风发的企业家似乎正在变得心灰意冷，隐退的隐退，出国的出国。
在一次公开的访谈中，马斯克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科技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家的处境，他反问道：“马云去哪儿了？”
一年前，在我看2021年那篇文章中，我曾说互联网不香了，但我没想到，2022年的互联网比不香更加不香。
当一向高调的人变得低调，当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的创业者、企业家，纷纷从他们创办的公司“退休”，当一向以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著称的互联网企业，开始战战兢兢追求“稳”字当头，我总觉得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刘瑜说：现在政治之所以让很多人感到抑郁，一个原因就在于，“智慧的人总是很犹疑，而无知的人总是很自信。”
2022年，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每天有四万家企业倒闭。怎样才能让中国经济走出当前的困境？张维迎给出的答案是，让企业家有信心。张维迎说，“在我看来，整个人类经济增长的故事就是企业家的故事，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故事。”而企业家的信心，不是来自变来变去的政策，而是来自制度和法律建设。
《财新周刊》社评说：“如果不能彻底清除怀疑、甚至敌视民营经济的社会土壤，民企就不可能拥有聚精会神谋发展的环境。”
当人们在批判“任性的资本”、“无序扩张的资本”的时候，我倒觉得，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权力的任性。
资本再任性，也只能夹着尾巴，在法制的框架内任性，而且还常常免不了被行政机关敲打敲打。可一旦权力任性起来，真的可以无法无天，突破任何法律限制，给普通人造成极大伤害。比如河南给赴豫维权的人员随意赋红码，就让我们见识了权力任性的威力。
2022年7月，BOSS直聘、满帮公告称“恢复新用户注册”，这可能表明它们此前接受的“网络安全审查”或阶段性完成。另外一家已经在各大应用商店消失了一年半之久的滴滴，却仍然是一家“不存在”的公司。网信办在7月公布了对滴滴的处罚结果，滴滴严重违法，对滴滴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对滴滴董事长兼CEO程维、总裁柳青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罚款。
有人说，处罚落地表明靴子终于落地，但问题是落地的只有一只靴子，另一只靴子何时落地？不确定。
应用不能上架，不能进行营销推广，滴滴只能千方百计地运营维护现有的客户。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打车，滴滴就天天用各种手段推送消息给我，试图留住我这个尚未流失的客户。
我很烦，但也很能体谅滴滴的苦衷。谁会甘心让自己身处这样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局面中呢？
2022年，我常常会回想起2019年听到的那句话：“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如同一句谶语。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同时，会议再次强调，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我想，那些需要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专门拿出来讲的事情，有很大概率是一些即使反复强调，人们还是会感觉不确定的事情，比如国企民企地位问题，企业家权益保护问题，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无论强调了多少次，只要它们还没有从制度和法律上被落实下来，它们就一直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人们会习惯性地听听上头这次怎么说。
2022年12月，经过三年抗疫早已习惯了三天一测核酸，出入扫健康码的我，面对突然放开的疫情管控，猝不及防地接受全家被感染的现实，最终在2022年结束之前，全家从感染中康复。这或许也代表着我们终于走出了持续三年之久的疫情。
有媒体评论说，中国开始看见“隧道尽头的曙光”。可以确定的是，就算出了隧道也不会是一马平川。只是，我们总得怀抱一点希望，在不确定中把握一点哪怕微不足道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