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看完剧版《三体》后，我仿佛是回到了多年前在暖黄色的灯光下重新读了一遍原著，总觉得有话想说。思索再三却又有点无从下笔，直到看过了大家对剧版《三体》的评价，突然意识到它有多么被低估，它的深层价值似乎尚未得到关注和挖掘。

2022年春节，我回了一趟青岛老家，然后一整年，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疫情的不确定性，和疫情管控的不确定性，让我担心，离开北京容易，但再回来可能就难了。很多朋友只是出了趟差，然后一个月、两个月回不了自己在北京的家。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会倾向于做最保守的选择。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据报道，2022年1-11月，居民部门新增存款14.9万亿，其中6万亿被称为“超额储蓄”。在各种不确定面前，最受打击的，是人们的信心。以2022年4月上海封城为标志，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一下子由乐观转向悲观（从大于100转向小于100）。消费者信心指数（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这样的信心坍塌，我之前还从未见过。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新的一定比旧的好，未来一定比现在好，年轻一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一定比他们的父辈那一代要好。所以碰到为子女忧心忡忡的父母，我的回答一向是，用得着为他们操心吗？他们一定比你混得好。就像我一直相信，只有解放个人，只有激发出民间的积极性，财富才能够真正被创造。就像我一直相信，我们今天生活品质的提升，有很大一部分是互联网带来的，而互联网上的每一项进步，都是由没有资源，没有关系，但却敢于冒险，不畏失败的互联网创业者和企业家为我们带来的。2022年，一切都不再那么确定无疑。过去，互联网公司喜欢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那可能是因为它们太幼稚，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变化，比如互联网企业有一天忽然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变成了邪恶的垄断者，互联网企业家忽然从知识英雄、青年榜样，变成了万恶的资本家。喜欢拥抱变化的互联网公司，该怎样拥抱这样的变化？当我看到一些人肆意攻击那些为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企业家的时候，我有点哑然，有点恍惚，竟不知今夕何夕。一些人攻击谩骂倒也罢了，网上本来喷子就多，不足为怪，怪的是这些杂音俨然有了声势，成了气候。而在另一边，曾经意气风发的企业家似乎正在变得心灰意冷，隐退的隐退，出国的出国。在一次公开的访谈中，马斯克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科技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家的处境，他反问道：“马云去哪儿了？”一年前，在我看2021年那篇文章中，我曾说互联网不香了，但我没想到，2022年的互联网比不香更加不香。当一向高调的人变得低调，当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的创业者、企业家，纷纷从他们创办的公司“退休”，当一向以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著称的互联网企业，开始战战兢兢追求“稳”字当头，我总觉得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刘瑜说：现在政治之所以让很多人感到抑郁，一个原因就在于，“智慧的人总是很犹疑，而无知的人总是很自信。”2022年，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每天有四万家企业倒闭。怎样才能让中国经济走出当前的困境？张维迎给出的答案是，让企业家有信心。张维迎说，“在我看来，整个人类经济增长的故事就是企业家的故事，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故事。”而企业家的信心，不是来自变来变去的政策，而是来自制度和法律建设。《财新周刊》社评说：“如果不能彻底清除怀疑、甚至敌视民营经济的社会土壤，民企就不可能拥有聚精会神谋发展的环境。”当人们在批判“任性的资本”、“无序扩张的资本”的时候，我倒觉得，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权力的任性。资本再任性，也只能夹着尾巴，在法制的框架内任性，而且还常常免不了被行政机关敲打敲打。可一旦权力任性起来，真的可以无法无天，突破任何法律限制，给普通人造成极大伤害。比如河南给赴豫维权的人员随意赋红码，就让我们见识了权力任性的威力。2022年7月，BOSS直聘、满帮公告称“恢复新用户注册”，这可能表明它们此前接受的“网络安全审查”或阶段性完成。另外一家已经在各大应用商店消失了一年半之久的滴滴，却仍然是一家“不存在”的公司。网信办在7月公布了对滴滴的处罚结果，滴滴严重违法，对滴滴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对滴滴董事长兼CEO程维、总裁柳青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罚款。有人说，处罚落地表明靴子终于落地，但问题是落地的只有一只靴子，另一只靴子何时落地？不确定。应用不能上架，不能进行营销推广，滴滴只能千方百计地运营维护现有的客户。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打车，滴滴就天天用各种手段推送消息给我，试图留住我这个尚未流失的客户。我很烦，但也很能体谅滴滴的苦衷。谁会甘心让自己身处这样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局面中呢？2022年，我常常会回想起2019年听到的那句话：“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如同一句谶语。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同时，会议再次强调，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我想，那些需要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专门拿出来讲的事情，有很大概率是一些即使反复强调，人们还是会感觉不确定的事情，比如国企民企地位问题，企业家权益保护问题，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切无论强调了多少次，只要它们还没有从制度和法律上被落实下来，它们就一直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人们会习惯性地听听上头这次怎么说。2022年12月，经过三年抗疫早已习惯了三天一测核酸，出入扫健康码的我，面对突然放开的疫情管控，猝不及防地接受全家被感染的现实，最终在2022年结束之前，全家从感染中康复。这或许也代表着我们终于走出了持续三年之久的疫情。有媒体评论说，中国开始看见“隧道尽头的曙光”。可以确定的是，就算出了隧道也不会是一马平川。只是，我们总得怀抱一点希望，在不确定中把握一点哪怕微不足道的确定性。

这个题目本来应该放在四年前说，就是拼多多IPO那年。那时候，业内看得懂拼多多的人其实不多，有说微信红利的，有说拼团模式的，有说低价诱惑的，还有说“消费降级”的。为什么拼多多能从电商红海中杀出来，引起这个话题的由头，其实是刚刚结束的第四届拼多多农货节。我忽然发现，这个由拼多多发起的电商节日，给了我们了解拼多多的一个极好的窗口和样本。拼多多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生于移动年代，拼多多以农产品零售平台起家，深耕农业，开创了以拼为特色的农产品零售的新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以农副产品为鲜明特色的全品类综合性电商平台，是全球唯一具备规模的纯移动电商平台。拼多多称自己是“腿上有泥”的新电商，我觉得“腿上有泥”可能是理解拼多多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时钟回拨到2017年，拼多多彼时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作为一个黄峥所说的“五环内”人士（其实是五环边人士），我虽偶尔在拼多多上买点什么，但当时并没打算把它当成我的主要购物平台来用。那年春节前，黄峥建议我在拼多多上买点年货，他说拼多多的农产品又好又便宜，还特意抛了几个链接给我。可是我既不做饭，也没有囤年货的习惯，所以就没太在意黄峥的推荐。不过，黄峥当时承认，拼多多可能还不够好，无法完全满足我这样的用户，“但未来一定可以做好的，”他说。后来，黄峥也这样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只不过我们还做得很差，还没有能力百分百满足像你这样的五环内人群。”2018年，创办仅三年的拼多多成功IPO。在平台电商这片红海甚至血海中，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来路不明的拼多多一夜之间成了可以与阿里、京东比肩的电商新巨头。这把拼多多一下子推到了媒体和社会的聚光灯下，推到了各种目光的审视之下。面对拼多多这头大象，无数只手在那里摸来摸去，但大多数人摸的可能都不是大象的尾巴或者腿，而是他们自己的电脑屏幕。我之前写拼多多的文章下面，总会出现类似这样的评论：明年这个时候，如果拼多多还活着，你再替它吹。面对外界的不了解和不理解，黄峥有时候会有些激愤，“我们的核心就是五环内的人理解不了。”但这并不影响拼多多做事的方式。在拼多多之前，黄峥先做了一个自营水果电商——拼好货。拼好货面向的是高品质新鲜水果的消费人群，通过拼团玩法汇聚需求，通过整合供应链和仓储物流资源，将原产地的优质水果直接送达五环内的消费者。8个月时间，拼好货从0做到了100万单。这是2015年，中国电商关心的还是服装、3C，沾着泥巴的农货，既代表着新鲜和价值，也代表着困难，和不经济、不划算。拼好货后来并入了拼多多，拼好货腿上的泥也成为拼多多腿上的泥。拼多多发现，相比服装、3C，农货更需要技术平台的帮助，更需要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2017年，拼多多就帮助全国农户销售了183.4万吨农货，超过9亿个扶贫订单扶持了730个贫困县的4.8万个商家。2019年，拼多多正式设立了农货节，从第一届到第四届，参与农货节的涉农商户数量，从2万家增加到10万家，辐射的产区数量，从500个增加到2000个。如果没有农货节，我压根不可能知道潍坊贝贝南瓜和枞阳土鸡蛋这样的农货如此受欢迎，更不会想到它们能排到非水果类农产品畅销榜的前十位。如果没有农货节，我不可能知道，北上广深其实也是农货消费力最强的城市，五环内的人们更喜欢沾着泥土的农货。拼多多创立了“农地云拼+产地直发”的模式，以稳定的需求重塑农产品流通链条，以产地直发取代层层分销的模式，从而为农货上行搭建起一条高速通路。2020年，拼多多成为中国最大的农（副）产品上行平台。2021年8月，拼多多设立“百亿农研”专项，致力于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以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劳动者进一步有动力和获得感为目标。2020年，拼多多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2021年，拼多多再次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表彰。农货节，让我看到了一个腿上有泥的接地气的拼多多。这个接地气不光连接着土地和空气，还连接着乡村和城市，生产和消费，连接着产销需求和消费需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玩法”，各种全新的交互体验。在我看来，拼多多能够杀出红海一点都不奇怪，对一个腿上有泥的新电商来说，红海根本不存在。你看到的是焦土，拼多多看到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也是在刚刚进入2022年的时候，腾讯减持所持京东、Sea等公司股份的行动，立刻引发相关投资者的恐慌，贝壳、拼多多、富图、B站、斗鱼、京东、美团、快手、蔚来、Sea等“腾讯系”公司的股票均出现暴跌。

北京酒仙桥。2019年2月14日直播带货这件事，这个行当，这种风口，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吗？不好意思，我没看出来。这话得从短视频说起。在优酷土豆们成为电视剧网站之前，我一直都对互联网上最早的这些视频服务非常感兴趣。我认为YouTube最了不起的创举，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视频节目这种一向被认为是由专业人士所把持的，高成本内容形式的创作和发行权利，公平地赋予了每一个人。YouTube和土豆、优酷，这三个网站都创办于激动人心的2005年。起初，用户发布的绝大部分都是短小粗糙的视频内容，可以说，它们起家的时候都是短视频网站。可是后来国内的视频网站彼此大打出手，拳头口水满天飞，打来打去，就把短视频给打没了。短视频重新成为一种重要的业务形态，要等到快手从一个做动图的工具软件转型为短视频社区的时候了，那已经是2013年了。写一段语句通顺，能够表情达意的文字，对不少人来说其实是有相当的门槛的，但任何一个有手机的人，都可以成为短视频内容的创作者。从任何角度看，短视频是迄今最具平民色彩的媒体形式，没有之一。如果你跟我谈论短视频的各种非凡的“意义”，我大致会附和你的看法。短视频虽然短，我相信它的未来足够长远。2018年儿子出生后，我选择用快手来记录和分享儿子的成长，可以说明我对短视频的态度。我希望我今天发布的视频内容，等到他18岁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后来，当直播和带货开始出现在快手上，虽然我没有使用，但我认为它让快手这个短视频社区的生态变得更加丰富和完整。你购买关注的主播自己染的土布，自己种的水果，自己写的春联，本来就是一件特别自然，特别顺理成章的事。虽然这件事的意义，跟短视频相比，我认为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但如果主播带的货跟他本人毫无关系，而且都是你在淘宝、京东可以正常买到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事实上今天的直播带货，主流就是货跟人没有关系的，而且它还有了一个更加高大上的名字：直播电商。直播的爆红超乎我的想象，几乎所有电商平台全都蜂拥而上，都想打造自己的辛巴、薇娅、李佳琦。各种短视频MCN（Muti-Channel

有人说，搜索引擎是PC互联网的完美商业模式，这个论断被Google和百度证明。可是移动互联网来了，Web的连接性、开放性遭遇重创，一个个孤立的、封闭的app取代网页，成为构成移动互联网的基本单元。

Joel说，那些对品质有追求的大学毕业生愿意拿出一两个月的工资来买一部他们认可的手机，其实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基于对未来的良好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消费“更好的”产品。

分享可以激活记录行为，这一点没什么疑问。宿华也说：“记录之后，就要分享。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信息如果只是存放在那里，它是死的，它需要通过开放的分享在里面产生互动——人和信息之间的互动，才能留存下来。”

倒不是认为世界不再需要记录，而是觉得世界不再养得起记录，毕竟影像记录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搭乘导弹驱逐舰去南沙拍高脚屋，或者一个四人小组跋涉三天去西藏墨脱拍一队巡逻的士兵，这种事无论如何都是不经济的。

C的产品”，才是最适合腾讯的方向。因为腾讯擅长做面对10亿人，每人收1块钱的生意，而不是面对1个人，收10亿的生意。他甚至建议，腾讯该做的，不是把7个事业群调整为6个，而是把7个事业群变成70个。

永辉生活到家业务，得到了腾讯智慧零售工具箱各项能力以及团队的整体助力。腾讯团队深度驻场永辉，参加他们的周会，一周四天都在永辉办公室，简直就是成为永辉的员工，帮助他们做了很多超出7大工具之外的事情。

《区块链原理，设计和应用》这本书听起来非常有趣，书的作者是超级账本的核心设计开发者，他对区块链核心原理和典型设计实现的深入理解，以及区块链平台的分布式应用的高效地开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这是我们的生态，我们能够像工厂那样标准化生产内容，意味着可持续性。第一，整体的质量不会有大的下降，第二，易于新的团队的接手，否则的话只是偶然性的，那么多微信公众号，没有多少具备可持续的商业价值。

没错，公众平台上有很多差评这样的以洗稿为生的公众号，甚至法律都拿他们没办法，但我们仍然可以用我们的道义，阻止他们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我们希望，就算腾讯不站在我们一边，至少不会站在他们一边。

其实罗永浩也是一个不怕并且善于自己打脸的人。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勇于自我否定是企业家的一种美德。抱定一个不现实的宏大目标不放，实在是对才华的浪费。而且目标宏大与否，还要看你能做成几分。

不但不会拒绝新事物，我甚至始终期待着，在大家习惯于马车，只需要一架更快的马车时，有人能出人意料地给出一辆汽车；在大家习惯于带手写笔和全尺寸键盘的智能手机时，有人能出其不意地给出一部iPhone。

我们和某些人——一群数量比我们大得多的人（中国的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等等，大概3亿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关注那一群人，还会有很多机会。但很有可能，我们永远都走不出自己呆的洞穴。

2.0，崇尚UGC（用户产生内容），相信去中心化。后来美国出了个Hulu，号称没有用户产生的“劣质”内容，只有专业媒体公司生产的“优质”内容，Hulu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异常迅猛的增长。

Hotel在深圳开业，微信支付率先接入，与极简的无印良品共同打造了集微信支付、小程序、卡包等能力于一身的MUJI酒店会员架构。顾客在MUJI

3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百度CEO李彦宏在一场对话中谈到了对用户隐私问题的看法，其中一段话迅速上了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并遭到网民的炮轰。媒体的报道所用的标题大都是类似这样的：

我能感受到的改变，就是从2011年开始发生的。除了诊断腾讯活动，这一年腾讯还成立了产业共赢基金，初始规模50亿元，打算通过投资和资源分享，在腾讯体外再造一个腾讯。此外，微信也在这年年初问世。

在当当不断宣布盈利的时候，阿里巴巴却宣布淘宝“三年不盈利”、“再免费三年”，京东则创造着越来越大的亏损。在整个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当口，当当小心地盘算着，计较着，看谁都像骗子，始终不敢豁出去。

除了为现有的游戏增添更多教化功能，腾讯还在积极研究“功能游戏”。所谓功能游戏，就是不以娱乐为目的，意在实现特定功能的游戏，比如教育游戏、技能训练游戏、科普和文化传播的游戏，等等。

赚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我也并不觉得火绒羞于赚钱。只是，有些钱赚着不舒服，还有可能让人偏离目标，那么一旦有机会不再赚这些不舒服的钱，不再每天在自己底线的边缘煎熬着，终究是一种解脱。

不料，刘强东的言论遭到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的耻笑，他借“阿里公关部小强”的嘴说：“交五险一金是企业公民的基本义务，想不明白怎么还有企业家拿这些本来该尽的基本义务，来炫耀自己。”

比如，手机的通知权限，应该是留给有底线的团队的有底线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国内的应用，我认为不配得到这个权限，一旦你把推送通知的权限开放给他们，他们100%会把这个权限当成广告频道来使用。

到了今日头条这儿，广告机会不再需要用户主动输入意图，而是通过指尖的点击和滑动所泄露出的用户兴趣，匹配相应的广告。所谓“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在广告平台看来，其实是“你关心的，才是广告机会”。

我们深入地思考过消费者是怎样使用我们的产品的，我们的产品又将给消费者以及其身边的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很认真的履行此项职责，我们必将达到并超出消费者的预期，特别是涉及到保护儿童方面时。

相对于中国互联网公司贪大求全、面面俱到的发展理念，携程更看重专业化的发展方向。经过近20年的精耕细作，投资去哪儿，控股艺龙，入股同程，收购英国天巡网，携程在增长最快的旅游行业占据了绝佳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中，微信简直是个异类。虽然外界也有质疑说，微信当然可以唱去中心化的高调，因为微信本身就是最大的那个中心；微信当然可以鼓吹用完即走，因为微信本身就是个用不完走不掉的存在。

微信七岁了，已经有了10亿活跃用户，但它仍然没有成熟到优先考虑利弊，仍然在对错这件幼稚的事情上较真。我知道微信压根没想感动我，但我真的挺感动的。

于是，一个奇特的景观出现了，像富士康那样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巨头，正在走向智能化、无人化；而像Google、Facebook和今日头条这样的智力密集的互联网巨头，却在日益变成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CEO桑达尔·皮查伊出现在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这是这家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的CEO第一次出席中国操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皮查伊来了，并参加了和雷军的一场对话，这被世界视为一种积极而友善的姿态。

说句题外话，微信该做的不是想办法帮助用户退订不活跃的公众号，而是想办法帮助用户退订过于活跃的公众号。另外，把内容从公众号中解放出来，提供某种信息流的呈现方式，作为一个选项还是值得考虑的。

我们为微信着急，倒不是担心微信老得失去活力，而是担心微信有一天会像关掉一个没人用的功能一样，关掉公众平台。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下今日头条这么一个内容平台，那有多么可怕。

所以本质上，所有真正重要的互联网企业家，所有真正重要的互联网媒体人，这几天都在乌镇。如果你不在那里，又没有其他特别的原因，那就说明一件事——你不重要。

ofo的另一名投资人王刚也认为，ofo和摩拜“两家合并肯定是最好的选择”，甚至都替它们想好了各自的分工：“摩拜就应该做国际市场，ofo做中国市场。”这思路还颇有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伦理呢。

比起他们的上一代，这一代互联网创业者更早地明白了商业的涵义、竞争的涵义、政治的涵义、安全的涵义。如果遇到王朔问：“年轻算屁呀，谁没年轻过？你老过吗？真是的。”他们可以回答：“我们，我们没有年轻过。”

据搜狐第三季度财报披露，搜狗的营收重回50%以上的高速增长轨道。这似乎证明了王小川的看法，即搜狗营收增长放缓是外部因素导致的阶段性现象，至少对搜狗来说，搜索引擎仍然是一个有着很大成长空间的关键业务。

答：先澄清Freemium这个概念。所谓Freemium，是指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它通过免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主要功能或基础功能，来对该产品或服务的增值功能向用户收费。

在中国，不会有人发起类似的“不买东西日”，即使有，也会因为太不和谐而被和谐掉。面对这个避不及躲不开的双十一，我无意要求别人不买东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双十一那天，暂停购物24小时。

Armour的运动短裤，我已在淘宝下单预订，只等双十一那天付清尾款。本来我是要让自己抵制一次双十一的，看来今年这个计划又要泡汤了。我不是冤大头，明知有便宜的不买，非去买贵的。

本文首发于36氪“开氪”收费专栏《keso的互联网洞察》，欲第一时间读到最新文章，下载36氪app，在“开氪”专栏中订阅。

也有人并不感到惊奇，在他们看来，世上压根不存在工匠精神这种东西，有的只是成本的计算，和营销包装而已，多数企业追求的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这是本能，经济动物本该如此。

不过，搜狗现在的主业，以及八成以上的营业收入，还是来自搜索引擎和搜索广告业务。搜狗认为，中国的搜索市场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市场早已不再性感。

丁磊不做，自有人做。2008年315晚会，央视曝光了垃圾短信的一个重要源头，分众传媒旗下的分众无线。公众这才发现，那些形象高大、红极一时、令人羡慕的知识英雄，另一个身份竟然是流氓。

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公司总是出现一些奇葩的人，说一些奇葩的话，做一些奇葩的事。这些事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互联网公司真的有文化吗？或者说，这些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真的有它们自己以为的那么强大吗？

你开个淘宝店，用户永远都是淘宝的；你做个公众号，读者永远都是微信的。做个独立app，其实就是想把用户和流量抓在自己手里，就像稻子收进自家谷仓，心才能放得下，毕竟你不知道自己会遇上什么样的天灾人祸。

Store审核指南》，对类似微信用户对公众号作者进行赞赏这样的的功能打开绿灯，4月19日被关闭的iOS版微信的赞赏功能有望回归。时间又过去了12天，这一功能目前还没回来。

一件受到摩尔定律左右，很快就会从先进变成落伍，需要不断更新换代的电子产品，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件奢侈品，这是电子产品的基本属性决定的。无论今天你花了多少钱，三年后它们都会变成同样的电子垃圾。Ap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