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林涛：赞助人的隐身：《金瓶梅》首部英文全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摘要：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译本的翻译出版离不开译者之外的赞助系统，然而赞助人的隐身现象在当前的研究中却鲜有触及。本文拟以《金瓶梅》首部英文全译本《金莲》为例，借用勒菲弗尔的赞助人理论视角，从各种副文本中挖掘其他代理人的参与方式及其对翻译实践的影响。通过对内文本和外文本各自功能、价值的剖析，本文还原了赞助系统的复杂性，颠覆了对《金瓶梅》英译过程、翻译策略和译者的传统认知，从而改写了其文本译介史。

关键词：赞助人；隐身；金瓶梅；副文本；内文本；外文本

自从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于1995年出版以后，翻译活动中归化策略盛行的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译者隐身问题引起了翻译学界的兴趣，众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如Boyden，2006; McLaughlin，2008；Olshanskaya，2011；Coldiron，2012；胡安江、许钧，2009；周红民、程敏，2012；唐健禾，2013）。多数研究的关注焦点在于翻译作品的文本分析和与此相关的理论批评，也有学者将一些副文本如译者前言或性别研究纳入研究视野（如Andone，2002），将视线引向改善译者在翻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但迄今为止，鲜少有人重视翻译活动中其他代理人的隐身问题。文本译介往往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从其文本选择、译者决策、译文出版与推广到读者接受，无一不受到其他代理人的影响。然而，在最终出版的译本中，却很少提及这些参与者的贡献，即使偶尔在译者致谢中出现一些代理人的名字，也往往语焉不详，让人无从得知这些人在翻译中究竟以何种方式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本文拟以《金瓶梅》（以下简称《金》）首部英文全译本《金莲》（The Golden Lotus）为例，借用安德烈·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的赞助人理论视角，从各种副文本中挖掘其他代理人的参与方式及其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勒菲弗尔 （1992）提出了赞助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可促进或者妨碍作品的阅读、创作和改写的一种力量，包括个人与机构。他指出，赞助人这一概念具有三大要素，即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要素。三种要素可以同时体现于一个赞助人身上，也可分散于不同赞助人；其组合方式多样并且互相作用（同上：15-17）。大量可交互印证的副文本资料显示，在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英译《金》的过程中，扮演赞助人角色的不仅有出版商和其译者前言中提及的格洛弗（Glover）先生、汉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和老舍，还有仅见于私人档案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承印商和拉丁文学者赖特（Wright）。

1. 副文本的翻译学功能

副文本概念由法国著名学者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提出，其影响迅速扩大到文学批评之外的领域，也得到了翻译学界的重视。从文本空间上看，热奈特 （1997）的副文本包括内文本和外文本两种类别。内文本与正文本出现在同一文本空间，比如一本书的封面、标题、序言等就是典型的内文本；而外文本则处于正文本之外，例如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书评、作者采访等。就功能而言，副文本是作者、出版社和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直接媒介，可以左右、引导、甚至决定文本的受众、推广以及解读。按照热奈特 （同上）的说法，没有副文本的文本是不存在的。因此，离开副文本研究文本的做法难免失之偏颇。

尽管一些翻译理论家如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认为，正文本之外的材料由于其自身可能存在的偏见及片面性，使用时应慎之又慎 （Toury，2012），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的不可或缺性。杰里米·芒代（Jeremy Munday）就是其中之一，在芒代 （Munday，2013；2014）看来，文本之外的资料，如档案、书稿、成书之后的叙述以及采访等，对于历史研究至关重要，但在翻译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果要了解译者的工作环境、翻译实践和身份，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这些资料必不可少。

离开副文本进行的翻译文本研究往往会落入一切以译者为中心的窠臼，从而将译本的所有特征归因于译者的主体性或能动性。然而翻译出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涉及到不同的环节、层次，因而必然有译者之外的其他参与者进入翻译的场域，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经济或地位诉求、以及能动性影响或赞助翻译出版的过程。如上文所述，此类参与不会在正文本中得到记录，也很少在内文本中得到体现，因此，“文本没有揭示出来的”信息只能从副文本中进行挖掘梳理（Tahir-Gürçağlar，2002）。埃杰顿的《金》英译实践显示，通过副文本挖掘、还原出来的赞助系统的复杂性，有时可以颠覆我们对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和译者的传统认知，从而改写相关文本的译介史。

2. 赞助人与翻译动机

埃杰顿的《金》英译本标题为The Golden Lotus (金莲)，由罗特莱基出版社在1939年7月10日于伦敦出版。在译本的《序言》中，埃杰顿谈到了自己的翻译动机：

一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某现代心理学派产生了兴趣，为研究其社会应用价值，我决定从本国之外的其他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寻找实例，于是我开始学习汉语，并到处搜索合适的文献资料，小说显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领域。（Xiaoxiaosheng and Egerton，1939：viii）

埃杰顿在上述引言中使用了笼统措辞“某现代心理学派”，背后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结合《金莲》序言开头所提供的信息，埃杰顿五载翻译，十年润色，译本最终于1939年出版，则可推算其开始着手翻译的时间大约在1924年。回顾审视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不难发现，当时最为盛行的“现代心理学派”大概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派莫属。一战后，“弗洛伊德关于性的观点开始广为人知，甚至大为流行”（Craig，1962：79），很多当时的作家都曾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涉性话题频繁出现于福斯特、沃尔夫、乔伊斯和劳伦斯的作品中。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埃杰顿本人也曾在1938年出版过一部旅游传记《非洲皇权》（Egerton，1938），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记录了自己的行程以及班甘特国王的一夫多妻生活。由于书中涉性细节较多，有读者抱怨，该书是“伪旅游传记”，实当归入“半色情文学”。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看出在译者的翻译动机方面，弗洛伊德其实在意识形态上充当了赞助人的角色。当然，如果没有副文本佐证，这种观点仅为猜测。2013年，笔者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作调查研究时，找到了埃杰顿1936年11月18日写给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1920年和1921年的夏天，我去了维也纳。我向弗洛伊德解释，相对于他的理论的临床应用，我对其社会应用更感兴趣。我跟弗洛伊德见了很多次面，也经常去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经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一个年轻弟子贝恩菲尔德，贝恩菲尔德向我论及了他们当时所说的“教育”分析。在那之后，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做些工作，在一种有别于我们自己文明的发达文明中，检验一下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否有效，应该是件不错的事情。所以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文明，最终沉浸在一本世情小说《金瓶梅》的翻译中。

引文内容与埃杰顿在《金莲》译本序言中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只是相较于序言中措辞的含蓄、隐晦，上述引文更加明确地说明了弗洛伊德对译者翻译动机的直接影响，印证了笔者前文所做的推论。弗洛伊德虽然并未参与到《金》的翻译之中，但译者受其思想启发而诉诸翻译活动的事实说明，在意识形态方面，弗洛伊德虽无赞助人之名，却有推动翻译之赞助功能。翻译活动受社会文化思潮左右的现象众所周知，但要最终确定是在哪个层面收到了何种思潮的左右，副文本无疑可以提供最具说服力的答案。

3. 赞助人与文本选择

如前所述，埃杰顿在其翻译动机的驱使下，“开始学习汉语”，并把目光投向中国小说，最终选定了《金》。据此可以判断，在此之前，埃杰顿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知之甚少，并非像很多人宣称的那样是成绩卓越的“汉学家”。为了找到证据破除传统上一些学者一厢情愿地对埃杰顿汉学家的包装，笔者根据译者前言中提到的线索进行了实地文献考察。

译者前言中，埃杰顿（Xiaoxiaosheng and Egerton，1939：xi）对老舍提出了特别致谢：“没有舒庆春先生慷慨、不倦相助，我可能根本就没有勇气翻译此书。翻译工作开始时，他是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对于他的帮助，我将永远心存感激。”东方学院是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前身，笔者在亚非学院找到了当年埃杰顿的报名表和成绩记录。资料显示，埃杰顿之前并无汉语语言文化知识，其最终确定选择翻译《金》必然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在这一方面，其语言导师老舍无疑是一位隐性赞助人，可能在文本选择上提出过建议。由于埃杰顿在译者前言中对老舍提供了何种帮助含糊其辞，近年来，有学者甚至公开辩称老舍应该是《金莲》的真正译者，埃杰顿只做了润色工作 （Hegel，2011）。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埃杰顿和老舍的译者和赞助人角色将发生有趣的交换，必将成为翻译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值得全面重新审视。但是这一推论的验证有待于更多副文本的发掘。

在序言中谈及《金》的文本选择时，埃杰顿（Xiaoxiaosheng and Egerton，1939：ix）坦承选择翻译《金》多少有些偶然。他在阅读高第（Henri Cordier）的《中国书目》时首次听说了这本小说，高第在书中写道：“如果翻译了这样一本小说，那么任何其他中文世情小说都将成为附赘悬疣”。在德国汉学家顾路柏（Wilhelm Grube）的《中国文学史》中，埃杰顿了解到，《金》在观察和描写方面超凡入圣，纵使所有其他中国小说相加也难以望其项背。埃杰顿最后提到了劳弗尔（Berthold Laufer）的《满文文学简介》，作者在文中不仅肯定了《金》的艺术价值，还为其性描写进行了辩护，认为《金》与左拉和易卜生的著作一样，都不应该被冠以“不道德”的恶名。

列举了三位欧洲汉学大师对《金》的评论之后，埃杰顿（Xiaoxiaosheng and Egerton，1939：x）总结到：“结合上述种种观点，毋庸置疑，《金瓶梅》乃是心理和文化素材的一座宝库。于是我开始着手翻译此书”。在译者本人不具备充分的源语言和源语文化知识的情况下，埃杰顿借助于阅读业已成名的汉学界学者的作品，对中国小说进行了解并最终选择了《金》。在此过程中，高第、顾路柏和劳弗尔等人的著述被译者用来向英译本读者普及《金》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几位汉学大师在诗学角度已然成为埃杰顿《金》英译本的赞助人。

4. 翻译过程中的赞助人角色

上述几位学者对埃杰顿《金莲》译本的赞助作用都是隐性的，并非有意识地实际参与到其翻译活动中。在译者前言中，埃杰顿还提及了另一汉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他的致谢词十分明确地交代了西门华德对《金莲》译本的贡献：

我还要感谢西门华德博士，他之前是柏林大学的中国学教授，目前在东方学院担任副教授。对于我提出的一些疑问，他给予了极具价值的帮助。对于此书的翻译，他一直兴趣有加。（Xiaoxiaosheng and Egerton，1939：xi）

此前提到老舍的帮助时，埃杰顿只是笼统感谢其“慷慨、不倦的相助”，给后人在解读老舍的真实角色中留出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老舍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时结识了学习汉语的埃杰顿，这些在老舍的《我的几个房东》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两人租住一处达三年之久，根据该文叙述，合租期间，埃杰顿“一直闲了三年”（老舍，2017：53-58）。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老舍对埃杰顿翻译《金》的事情只字未提，遑论自己的参与和帮助？不仅如此，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老舍在客居伦敦的近五年时间里，创作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并完成了另一部长篇《二马》的大部分。这种写作速度本身已属高产，如果在写作之外还能以外语翻译一部百万言之巨的古典小说，恐怕并不现实。

如果诚如埃杰顿所言，译事耗费五年，那么译稿杀青当在1929年，而老舍和埃杰顿共同租房的经历结束于大约1928年，显然，即便译事伊始确有老舍赞助，埃杰顿在翻译中，特别是在老舍离开后，仍需要其他赞助人的帮助。西门华德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显然异常重要。在参阅出版社档案时，笔者发现了数封埃杰顿与西门华德的通信，其中不乏如下内容：

亲爱的西门：

不好意思，再次因为这本可恶的小说麻烦你。

你记不记得在你寓所时，我拼命想找到一处难点但却怎么也没找到？这个难点在126校样上，大概在校样中央的一段，段落开头句子是：“郑爱香正递沈姨夫酒”。有一个双关语，是关于“干儿子、儿干子”的。

我想不到什么合适的办法翻译这个双关语，特别是我还不明白“儿干子”是什么意思。

埃杰顿的措辞“再次”、“在你寓所”等都表明其向西门华德寻求帮助的频率之高，以及两人因《金》英译而产生了较为亲近的个人联系，当然也从侧面证实了埃杰顿所说的西门华德对译事的“兴趣有加”。而埃杰顿所请教的双关语内容既关乎汉语言层面知识，也涉及文化层次的信息。由于初学汉语不久，在理解原文方面，埃杰顿需要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帮助，应在意料之中。西门华德在协助译者解读源文本、寻找合适译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赞助人的角色，推动了译文的形成，避免了一些潜在的翻译错误，提高了最终的译文质量，有助于译本在读者中的传播和接受，从而为译本生命周期的延长做出了贡献。

5. 译本编审的非常规赞助人

译本初稿完成之后，有很多人先后投入到译稿的审校和编辑之中，但埃杰顿的译者前言中只提到了两位：格洛弗先生（Mr. A.S.B.Glover）和奇夫德伟利先生（Mr. L.M.Chefdeville），并指出前者审校了译稿全文，后者检查了文中全部人名（Xiaoxiaosheng and Egerton，1939：xi）。内文本提供的有关编审的信息仅此而已，但如果据此认为参与审校编辑的赞助人已经在译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而没有“隐身”的话，要解释《金莲》译本需要十年润色方得出版的事实似乎略显牵强。通过深入参阅外文本材料，笔者发现，这十年之中，另有一些非常规的幕后赞助人在译本编审中发挥过不同寻常的作用。

格洛弗先生发给出版商的审校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其他赞助人的一些信息，在涉及到译文中性描写的地方，出现了以下记录：

校样52：见承印商所提质疑。在打印稿上此处标有问号，并写有“诲淫”。

校样105：承印商的校对者对污言秽语提出质疑。

校样134：承印商：“变态：请删除或使用拉丁文”。

校样327：承印商认为一处文字实在太过淫秽，即便使用拉丁文，也令人无法接受。（quoted in Qi，2016：49）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格洛弗先生并非在表达自己对待性描写的态度，而是在向出版商汇报承印商的意见和建议。在现代出版业，印刷厂所做的主要工作大约是印刷出版社提供的材料，而且在最终出版的书籍材料中，并非总能找到承印商的信息。但是在《金莲》出版的时候，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今天大相径庭。直到20世纪中叶，所有图书必须同时印有出版社和印刷厂的信息，而当时英国的《色情出版物法案》（Obscene Publications Act）更是规定，色情出版物一经认定，承印商和出版商、作者、销售商罪责相同（Craig，1962：115）。举一实例为证：1954年，英国的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左拉的作品《土地》，但是，许多承印商都拒绝为其印刷该书，原因居然是在这部约20万言的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动物交媾的描写（Elek，1954）。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金莲》的承印商才延请了自己的校对人员在出版社审校、编辑之外，独立审校了译稿，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修改的地方以及处理意见。作为幕后赞助人，承印商这种自觉、主动审查译稿的做法一方面推迟了译文的出版，但另一方面，其目的却正是为了推动译文的最终面世。行动效果与动机之间的矛盾背后，隐藏的乃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的文化、政治风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承印商能够在《金莲》的出版中担当直接赞助人的角色，正是由于当时的文学审查制度充当了涉性文学作品的间接赞助人，只是，与其他常规赞助人不同，其赞助功能在客观上主要表现为妨碍、而非促进作品的问世和传播。

6. 译本修改与神秘赞助人

在上文格洛弗的报告中，承印商对性描写的处理意见之一是使用拉丁文。这说明参与编校《金莲》译稿的各赞助人之间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拉丁文可以在英文作品中作为性描写的“避难所”，规避文学审查。这些信息从侧面告诉我们，源文本里的性描写在埃杰顿的译本初稿中是以英文出现的，1939年出版时，书中的拉丁文片段乃审校之后各赞助方博弈、妥协的产物。但是这些拉丁文译文出自何人之手？

《金莲》序言中写道，如果《金》的作者是英国作家的话，他肯定会绕开某些话题，或将某些章节以模糊的笔触带过。但是，他却毫无避讳地使用最为直白的语言将一切展示给读者。埃杰顿说，虽然这经常让译者感到尴尬不已，但是，

我觉得，如果要翻译此书，就必须全文翻译，不过不能全部译为英语，所以读者会大为恼火地发现，偶尔会有一些段落以拉丁文出现。我对此深表歉意，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Xiaoxiaosheng and Egerton，1939：viii）

埃杰顿在序言中的行文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这也许不难引起当时读者的理解和共鸣。但这样的措辞，也让读者顺理成章地认为，作为《金莲》的英文译者，埃杰顿同时也是译本中拉丁文的译者。至少全文看不出任何暗示由其他译者参与的只言片语。加之老舍（2017：55）在《我的几个房东》中说埃杰顿“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坏”，长期以来，多数研究《金莲》的学者都对埃杰顿将性描写翻译为拉丁文这一“事实”深信不疑。幸而在史料的梳理过程中，笔者找到了可以颠覆上述看法的通信记录和译者手稿。

《金莲》中的拉丁文段落的译者赖特（F. A. Wright）教授是另一位隐藏在幕后的赞助人，他直接参与了《金莲》的翻译，但是其贡献却长期淹没于浩瀚的档案之中。在一封给赖特的书信中，出版社写道：“如果你填入译本的拉丁文能够做到在数量上和删掉的英文大致相似，那对我们来说就再好不过了”（quoted in Qi，2016：50）。从出版社的诉求中我们可以看出，赖特的拉丁文译文以埃杰顿的英译本为源文本，属于转译，与汉语原著的文本距离又间隔了一个层次，形成了一种文学审查制度下的特殊翻译景观。而出版社要求赖特填入相同数量的拉丁文的做法，一方面印证了此时英文译本已经完成排版，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当时出版印刷的技术局限。

由于社会文化原因，不使用拉丁文的《金莲》译本无法得到文学审查机构和承印商的首肯而顺利出版，但是，性描写的拉丁文译者赖特的赞助功能却被有意或者无意地从最终译本中完全掩盖。读者长期以来从《金莲》序言中得出的译作由单一译者埃杰顿完成的印象，说明各赞助方对译本的包装成功地制造了文本完整性的假象。这也提醒翻译研究者，要想系统性地研究译本的赞助网络，对副文本的挖掘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内文本层面。

7. 赞助人与出版推广

《金莲》最终于1939年面世，固然是由于各赞助方认为译本在文本方面和社会接受度方面已经成熟，但是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发挥了其鲜为人知但不可否认的赞助功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就是其中之一。韦利是英国当时当之无愧的汉学权威，汉语作品的英文翻译如果能够得到他的肯定和推荐，自然会受到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读者关注和追捧。因此，很多译者和出版社都千方百计地利用韦利的这种文化资本为自己的作品宣传造势。同为1939年出版的《金》的另一个英译本、由鲍利海（The 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六七妾奇情史》，就使用了韦利所作的序言。这种做法效果极为明显，其表现之一就是，后来的很多学者在引用该书时直接把译者标为韦利，真正的译者名字反而无从查阅。

对于韦利为转译自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德文译本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六妻妾奇情史》（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作序一事，埃杰顿颇有微词。他认为，库恩专挑原著性描写介绍给读者，让人们误以为《金》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色情作品；韦利居然愿意与这种译本的英文转译本发生联系，简直匪夷所思（Qi，2018：91）。埃杰顿这番评论有无私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档案资料显示，韦利也是埃杰顿《金莲》译本的早期知情者。早在1929年，韦利就为埃杰顿的《金莲》写过一篇序言，但是由于译本迟迟未能出版，韦利在1937年写给鲍利海出版社的真正决策者斯坦利·昂温（Stanley Unwin）的信中说，他认为《金莲》可能永远无法出版：“这话我也就跟你说说，如果哪一天它真的出版了，那才是咄咄怪事”（同上：92）。作为《金莲》的赞助人，韦利的上述不同表现展示出他的双重赞助功能：1929年为该译本作序，显然具有促进译本形成和传播的积极赞助人功能，而在1937年的表态则无疑会妨碍译本的传播和推广，转变成为《金莲》的消极赞助人。

与此相关，鲍利海出版社对《金莲》的出版同样具有隐性赞助功能。由于鲍利海的英译本与埃杰顿译本具有竞争性质，而两者的计划出版时间又比较接近，互相产生影响在所难免。得知鲍利海出版社有英译本出版计划之后，一直进展缓慢、而且曾一度停滞的《金莲》出版进度自1938年起突然加快。就《金莲》向西门华德寻求解疑答难时，出版社写道：“之前我私下跟你提起过，我们想在另一个英译本出来之前完成出版工作”。发信人正是埃杰顿在译者前言中感谢的最后一个人，塞西尔·富兰克林（Cecil Franklin），档案资料显示，他不仅是出版社的负责人，而且与埃杰顿私交甚好。因此，在《金莲》的出版上，富兰克林于私于公都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于私，富兰克林乐见好友埃杰顿的译本尽快问世自不必言；于公，战胜竞争对手，取得出版销售之先机，为出版社盈利，富兰克林的赞助功能同样不言自明。而具有竞争性质的鲍利海出版社的英译本也在无意之间、无形之中起到了推动《金莲》出版的积极作用。

8. 结论

相较于译者的隐身，赞助人的隐身现象更加难以得到翻译研究者的关注。没有译者的译本是不存在的，传统上译者始终是翻译研究的一大焦点。在现代翻译出版活动中，归化策略盛行（Venuti，2008）所表现出来的译者在翻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自然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同情和共鸣。但很多人似乎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没有赞助人的译本同样是不存在的。译本从源文本选择到出版，单凭译者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而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赞助人在译本中却很少得到提及，其隐身现象较译者更甚。在某些情况下，译者尚可通过前言等内文本手段在译本中现身，而赞助人的贡献能否在前言中得到认可，往往仰仗于译者的行文需要。

由于内文本的选择性、随机性和由此带来的不完整性，在研究副文本的翻译学价值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内文本层面。内文本与正文本处于同一文本维度，直接为正文本服务；两者互相支持，共同影响、引导、甚或决定读者对译本的解读；而这种解读有时与译本的形成历史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外文本则能够以最为原始的面貌还原正文本的形成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各赞助方的博弈、妥协与共赢。

《金莲》译本的翻译出版实践还揭示出，无形参与其中的赞助人如高第、顾路柏和劳弗尔似乎更容易在内文本中得到译者的明确尊重与认可。有形参与的赞助人情况则较为复杂：参与译本出版辅助性、补充性、边缘性工作的赞助人如西门华德和格洛弗都在内文本中得到了译者一定笔墨的致谢；但是做出了实质性文本贡献的赞助人如赖特反而只字未提，只能通过外文本进行挖掘、还原。当然，其原因之一也许是赖特在内文本的出现会打破译本的完整性，破坏读者的阅读体验，不利于译本的传播与接受。

赞助人系统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赞助功能的动态转换方面。一个赞助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推广、认可或者妨碍、否定同一个译本。韦利对埃杰顿《金莲》译本先扬后抑的实例告诉我们，翻译出版活动的赞助系统的本质仍然是基本的人际交往，具有天然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赞助人在促进和妨碍译本形成推广的两极之间动态转换亦应视为常态。换言之，对副文本的利用应该注重其时效，共时的文本和副文本可以互为参照，而具有一定历史跨度的文本和副文本之间的相互印证推理应该更为谨慎。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情小说《金瓶梅》英语世界译介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7BYY06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文中外文材料的中文译文，若无特别说明，均为本文作者所译。

②摘自埃杰顿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信件藏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档案部。当时马林诺夫斯基在该校开设人类学课程，埃杰顿为注册学生之一。

③摘自埃杰顿1939年5月5日写给西门华德的信件，藏于英国瑞丁大学图书馆档案部。

④摘自富兰克林1938年与西门华德的通信，藏于英国瑞丁大学图书馆档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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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林涛，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翻译学讲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语言文化对比。

本文原载《翻译界》2018年第2期，第21-34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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