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开宝：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本文回顾了自 1914 年以来汉外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基于该领域研究的现状分析，提出了有待研究的课题。文章认为未来汉外语言接触研究应以外语对汉语在语音、语义、语用和语体等层面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应由书面语料扩大到口语语料。文章还认为，未来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结合以及语料库方法的运用，以确保研究的合理性。

关键词：汉外语言接触；回顾；展望

语言接触主要指语言内部接触和语言外部接触。前者是双语人心理词库中的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 具体表现为口头交际形式,又称为直接语言接触。后者则指语言应用过程中,两种或几种语言经由文字传播或文献翻译等途径所发生的接触,即间接语言接触。语言接触还可分为亲密接触和文化接触。亲密接触是指同一语言社区使用两种语言所产生的接触。文化接触是由于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不同语言之间发生的接触。

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语与不同语言发生间接接触或文化接触,其词汇、构词法、句法、语义、语用乃至语体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在东汉末年,汉语便通过佛经翻译吸收了大量佛教词汇,汉语语法受到了梵文语法的影响。然而,汉外语言接触的研究却起步较迟,直到 20 世纪初才有研究成果问世。1914 年,胡以鲁阐述了外来词的翻译原则和方法。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阈就汉外语言接触,尤其是汉英语言接触展开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为此,本文将回顾近百年来汉外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进程, 分析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有待探讨的研究课题。

1.汉外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阶段及其特点

语言接触是语言变化的重要原因,它促使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语言影响是指语言接触所引起的不同语言层面的变化。语言兼用,即双语现象,指语言使用者使用母语和外语进行交际。语言转用指某一语言社群的部分成员弃用母语,转用其他语言。通常,语言接触研究以上述语言变化及其相关的社会因素作为研究对象。

纵观汉外语言接触史,汉外语言接触所导致的语言变化具体表现为汉语所受到的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现象并不常见。因此, 汉外语言接触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外语言接触对汉语不同层面的影响。词汇是文化的载体和思维概念的表现形式。随着概念的产生或移植,词汇会不断变动、更新。汉外语言接触对汉语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莫过于词汇的借用或外来词的吸收, 汉语外来词研究故而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构词法和句法比较保守和封闭, 但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同样会受到外语的影响。关于这些层面的影响,许多学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相比较而言,语义、语用、语体以及语音等层面的影响比较隐蔽,研究难度较大,故而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总体看来,汉外语言接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14 年至 1949 年。该阶段以欧化汉语即欧洲语言对汉语构词法和句法影响的研究为重点,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第二阶段为 1950 年到1990 年。在该时期,外来词研究成绩斐然。许多外来词研究论著和外来词词典相继发表、出版, 如：高名凯、刘正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和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90)等。此外,欧化汉语的研究也取得长足发展。意大利学者Hermanova_Novotna(1975)撰文详细分析了英语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C .Kubler和谢耀基分别于 1985 年和 1989 年出版关于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的著作。第三阶段自 1991 年开始,直至今日。该时期汉外语言接触研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发生变化。汉外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义演变开始得到关注。学界改变以前以文学作品为研究语料的作法,基于报章语料进行研究, 并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何烨, 2004)

2.汉语外来词研究

外来词,顾名思义,是来自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也称为“借词”或“外来语”。外来词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3 大类：1)汉语外来词的定义和种类，2)汉语外来词的特征与汉化，3)汉语外来词的源流。

2.1 汉语外来词的定义和种类

关于外来词的定义和种类,语言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主张外来词是音译词。高名凯和刘正琰(1958)认为只有音译词方可视为借词或外来词。王力(1980：112)持类似观点,指出“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叫借词, 又叫音译词;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来的,叫译词,也就是意译词”。

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译词不是真正的外来词, 而是准外来词。胡裕树指出“至于用纯粹意译方法来仿造别种语言的新词, 虽然代表着新的概念,但仍用汉语的构词成分和构词方法造成的,因此不是真正的外来词。”吴传飞(1996：98)提出,意译词是“一类既含有外来词的某一特征(词义层面来源于外语原词)又含有本族语词的某一特征(汉语的结构层面)的中介词”。史有为(2000：4)将音译词、音意合译词和通过借形手段引进的日语借词统称为外来词, 而将通过意译外语词汇词素而成的仿译词视为“准外来词”。

还有一种观点则强调音译词和意译词都是外来词。胡行之(1936)认为汉语外来词分为 5 种：1)全译音；2)全译义；3)全输入；4)半音半义；5)音义兼顾。显然, 在他看来, 意译词是外来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本仪(1985)认为：“所谓外来词是指源于外语影响而产生的词,决不是外语中原来的词。因为任何一种语言在接受外语影响时,都要在原来外语词的基础上再经过改造和创制的过程。”事实上,无论是外来词,还是外来语或借词等名称,都强调外来词的来源是外族语言文化。概念或语义是语言的核心要素,语形或语音只是语义的载体。意译词的语音或语形虽然不是外来的, 但其概念或语义却来自于外族。仅仅因为某个词的语音或语形并非外来而否定其外来词身份,显然有失公允。依笔者之见,只要某个词的语音、语形或语义的影响源是外族语社群,该词便可视作外来词,不管它是音译词还是意译词。

2.2 汉语外来词的特征与汉化 

作为语言文化接触的结晶,外来词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史有为(2004：308)指出,“外来词在这一语言文化中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保留了外来语言文化的某些特点,一方面又具有本民族语的特点,后者主要在语音上,表现为音位、音节的汉语化, 语音长度(音节数)的汉语化。”应该说,语言二重性是外来词的共性,但它们的内部形式维度即词义自身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张美景(2004)认为外来词内部形式的不同维度包括零内部形式、附会性获得、羡余性获得和保留性获得等。零内部形式是指外来词的构成成分不能体现其意义,如音译词等。附会性获得指外来词的构成成分引起语义联想。羡余性获得是外来词内含添加的语义成分,如表示事物类别的义标等。保留性获得则指引进外来词时,采用音意译结合的方式。此外,外来词具有特殊的语言功能。彭增安(1997)认为外来词可以填补词汇使用上的空缺,表达幽默、讽刺或其他情感, 或者显示洋派。在金其斌(2005)看来,音译词可以发挥诙谐幽默的功能,而字母词可用来表达汉语中那些使人尴尬、惹人不快或人们不愿提及的话题, 即委婉语功能。

作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进入汉语体系时要经历汉化过程,即外来词语音、语义、构词方式和字形都要发生必要的变化,以适应汉语语言体系。欧阳有珍(2002)主张外来词的汉化过程包括语音、语义、语法等层面的汉化。语音汉化具体分为音位、音节构造、语音长度和声调等的汉语化。在语义汉化过程中，若汉语概念空缺，外来词的语义才有可能完整地保留下来。反之，外来词被汉语借用之后，则会发生语义上的变化。杨振兰(1989)认为从广义上讲，外来词的汉化问题涉及共时和历时的汉化，前者指引入外来词时对其实行加工改造，后者是指外来词在长期的语言运用中和汉语体系的自然融合。

汉语具有“因形见义”的传统，重视语义表现。汉语外来词构词及书写形式通常通过“形”把意义理据表现出来，使理据从“隐”转化为“显”。一般说来，汉语外来词吸收的方式有音译、意译、音译兼意译、音意加意译，即音译加表示类别的义标，如 beer 译作啤酒。其中，后 3 种方式均体现了汉语对语义表现的重视，而音译方式的运用也往往强调意义的表达。卢卓群(1998)认为受“望文生义”的语言心理影响，汉语音译外来词通常译字音义双关，即音译词的译音与字义颇相配，或译字偏旁表义，或译字关联别义。郑厚尧(2005)认为重视表意功能的汉字会对音译外来词产生一定的制约。

2.3 汉语外来词的源流考证

考证外来词的源流对于了解外来词词形和词义的演变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十分重要。高名凯、刘正琰(1958)考证了 1500 多个汉语外来词的来源。其中，英语来源的有 547 个，法语来源的 79 个，德语来源的 21 个，日语来源的 359 个，俄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来源的 90 个。史有为(1991)从共时和历时角度介绍了 3000 多个汉语外来词的词源、其语形和语义的变迁，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外来词与异域文化的密切联系。意大利学者 Masini(1993)则对 19 世纪引进的汉语外来词的词源作了考证，分析了这些词汇的原始出处和构词理据。1993 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创办的《词库建设通讯》正式刊行。该杂志专设外来词词库专栏，考证所收集的外来词的词源，考察其词形的发展演变，有力推动了汉语外来词词源的研究。此外，关于一些科学术语来龙去脉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德国学者 Kurtz Joachim(2004)基于历史语料的考察，回顾了自 17 世纪以来“逻辑”这一术语传译至中国且汉化为惯用名词的曲折历程。 Amelung Iwo(2004)追溯了伴随力学引进中国的术语“力学”的种种译名和演变。

在汉语外来词中，源自日语外来词的具体来源比较复杂。高名凯和刘正琰(1958：82-98)认为来自于日语的外来词分为 3 类：1)日语本族语借词；2)选用古汉语词汇翻译西方语言的意译词；3)日本人创造的词汇，如根据西方语言创造的音译词、仿译词新词。根据王立达(1959)的意见，汉语经由 3 种途径吸收日语词汇：1)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被借用到汉语中来。2)用汉字书写但只有训读的日语词被借到汉语中来。3)日本人意译的外语词汇。可以认为，上述观点廓清了这些外来词的来龙去脉，统一了学界的认识。

3.外语对汉语语法影响的研究

外语对汉语语法影响的研究涉及外语对汉语构词法和句法两个层面影响的研究。前者主要指外语对汉语词汇构成方式的影响。后者涉及外语对汉语句式结构的影响。

3.1 外语对汉语构词法影响的研究

由于汉外语言接触的影响，汉语的构词法发生了诸多变化，如：1)构词离散性和多音化趋势不断加强；2)词缀化倾向日益显著；3)字母词数量逐渐增多。

3.1.1 构词离散性和多音化趋势不断加强

构词离散性是指词汇构成成分之间没有任何意义关联，人们很难凭借词汇成分意义的分析来推测词义。如前所述，汉语强调语义的表现，词汇构成大多表现为聚合性结构。然而，由于音译外来词的影响，离散性结构的汉语词汇愈来愈多。史有为(2000)指出汉语外来词催生了散性构词形式，如不含谐音的音译词等，而许多含有谐意外来词的谐意成分也不能形成聚合性结构。

多音化趋势是指汉语多音节词汇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王力认为汉语多音化趋势虽然与语言本身的发展规律不无关系，但外来词的催化剂作用不能小觑。王力(1957：343)指出：“即使语音不简化，也不吸收外来语，汉语也会逐渐走上复音化的道路的，因为这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不过，由于有了这两个重要因素，汉语复音化的速度加快了。”在Masini(1993：145)看来，“来自西方语言的那些借词，是促使汉语向多音化方向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的增多，首先是由于‘词根+后缀式构词成分’结构的流行，随后是‘前缀式构词成分+词根’结构的流行。”胡开宝详细分析了汉语多音节词汇增多的具体原因。他(2005：265-266)主张：“首先，引进外来词时，人们常常采用音译法将外来词移植到汉语体系中。由于汉语以汉字为基本单位，英语词汇的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母与至少一个汉字对应，其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多音节词汇的产生。其次，音意合译法要求采用“音译+意译”和“音译+义标”，这往往会形成三个音节以上的多音节词。意译法的运用虽然能够创造符合汉语双音化特点的外来词译名，但外来词所表示的概念越来越复杂，所含的关键义素往往不止两个。因此，采用提取关键义素的方法所得的外来词译名也常常是多音节词。最后，词缀构词法(前缀法和后缀法)的普遍使用是多音节词汇增多的另一原因。”

3.1.2 词缀化倾向日益显著

汉语是词根孤立语，缺乏词汇形态变化，词缀数量非常有限。但是，随着汉外语言接触的深入，汉语词缀化倾向愈来愈突出。按照Chao(赵元任)(1968：214-215)的观点，“翻译和外来语的借用使现代汉语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词缀，如前缀‘不-’：不科学、不道德、不民主。又如‘多-’：多元论，多音节等”。Kratochvil(1968)和 Tsao(1978)指出，受英语的影响，一些新的汉语派生词缀产生，如：前缀“非-”和“反-”，后缀“-家”，“-者”，“-人士”，“-主义”，“-性”和“-化”等。Kubler(1985)认为，由于英语等西方语言名词复数和动词时体的影响，汉语词缀“-们”、“着”、“了”、“过”的使用频率和范围均大大增加。刘英凯(2000)则认为当代汉语日益风行的词缀化倾向是英语日益显明的词缀化倾向影响所致，这是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汉语文化顺涵化的标志。由于英语的影响，汉语词缀的语义趋于抽象化和泛化，构词位置日益固定，构词能力更强。

然而，吴东英(2001)认为，词缀化是汉语本身发展的自然趋势，词缀法在现代汉语里是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构词类型，英语借词只是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一些新的词缀，加速词缀化的发展。胡开宝(2005：241)指出 1911 年- 1937 年间出现的外来词，发现该时期外来词的引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新的后缀，提高了现有后缀的能产性，但对大量前缀的形成并无太大的影响。事实上，该时期大量前缀的问世，主要归功于众多英语派生词和复合词的翻译，尽管它们的汉译名并非外来词。

3.1.3 字母词数量逐渐增多

字母词即外语原词。从形态上讲，字母词主要分为 4 大类：1)汉语词素加拉丁字母词，如M 计，Q 版；2)首字母缩略而成的拉丁字母词，如 CD，DJ；3)首二或首三字母缩略而成的拉丁字母词，如 ID，Hi_Fi等；4)从英文单词中抽出某些字母或辅音而成的拉丁字母词，如T B，MT V 等。(邓景滨，1996)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直接使用字母词。 Li(1995)指出拉丁字母词已经成为香港现代汉语词法系统的一分子，而朱永谐、林伦伦(1999)也发现字母词已在大陆地区频繁使用，并有自创拉丁字母词的现象。王琪(1999)认为“大陆社会已开始接纳了这种非汉字语素，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打破了汉语‘只用汉字语素构词’的规限。”但是，根据吴东英(2001)的观点，“要考察拉丁字母化在现代汉语是否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们不仅仅要看拉丁字母使用的领域范围，而且要考察：1)拉丁字母的使用功能范围；2)拉丁字母是否用来表示语法意义；3)拉丁字母词的活用能力。”他进而指出字母词的使用功能范围和活用能力都非常有限，而且字母词主要表示词汇意义。故而汉语的拉丁字母化趋势不大可能进一步扩大。史有为(2004：315-316)也预言：“直接使用外来文字形式(字母)构成新词，将来不会多。因为字母缩略形式与汉语母语者使用‘语素-汉字’的认知习惯大相径庭，而且存在很大的冲突”。诚然，字母词使用的趋势可能不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字母词的频繁运用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杨挺(1999：265)看来，人们直接借用外语原词主要是因为有些概念难以翻译，或者出于简洁及其他修辞方面的考虑。王崇义(2002)指出：“英语‘洋’词中用的语言现象，是国际社会、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对人们言语行为影响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语用上的合理性。此外，英语‘洋’词中用还常常具有直接、简洁、趣味等语用和修辞上的优越性。”

3.2 外语对汉语句法影响的研究

早在 20 世纪 20年代，随着汉语“欧化”运动的开展，人们便开始关注英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傅斯年和胡适等学者主张将英语等西方语言的词法、句法乃至文章写作方法都直接吸收到汉语中来，以达到改造并发展白话文的目的。傅斯年(1972)认为，“要想免得白话文的贫苦，惟有从他，惟有欧化……理想的白话文就是欧化的白话文。”胡适(1922)肯定周作人采用直译方法翻译文学作品时指出，“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地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和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

王力通过二三十年代小说的欧化结构和传统白话文结构的对比分析，论述了英语对汉语句法的影响。他(1944/1957：483)指出“现代汉语曾经接受或正在接受西洋语言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包括语法在内，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现代汉语受西洋语法的影响，人称代词的形态在书面语言里发生两种重大变化。第一种变化是‘他’字分化为‘他’、‘她’、‘它’。第二种变化是‘它们’的应用。”(王力，1980：273)“在书面语言里把形容词的词尾和副词的词尾区别开来，前者用‘的’,后者用‘地’。”(王力，1980：320)

谢耀基(2001)指出受英语的影响，汉语句法的变化主要为：1)关联词和被动句使用频率的增加；2)汉语复合句中从句的后置；3)判断句使用范围的扩大；4)汉语语句结构趋向复杂；5)汉语句子里的主语往往可省不省；6)汉语复合句中,偏句可在正句的前面，也可后置；7) “是”的使用更加频繁。

王克非(2002)指出，近代翻译活动对汉语句法的影响表现为被动式使用频率和范围扩大、句式趋向复杂多样和句式变得灵活 3 个方面。他(2002)强调：“没有翻译，外语本身也会对汉语产生影响。但有了翻译，其影响更大，更直接，影响面更大。”

何烨(2004)基于不同年份报章语料的比较分析发现：1956 年 - 1982 年间，新闻版面文章的平均句长没有明显的变化，约为 35-43 个字。定语常为单一修饰成分。1982 年，定语由名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以及从句充当，平均句长陡增，约为 51 个字。2000 年，定语容量更为复杂，一个定语可容纳 2-5 个从句和“被”字结构。

美国学者 Kubler(1985)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巴金著《家》的大量实例分析，对现代书面汉语句法的 14 种欧化现象作了深度研究。他认为由于英语影响，现代汉语正由话题-评论的句子结构转变为与西方语言类似的主语-谓语结构。

台湾学者 Tsao(1978)分析从若干报纸和一本小说选取的语料，指出英语对汉语语法的具体影响为：1)被动结构的扩大；2)“一”使用频率的增加；3)表示可能性结构的广泛应用。

香港学者石定栩和朱志瑜(1999)阐述了香港书面汉语句法受英语的影响所发生的汉语词汇转类现象，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间的转类，非谓形容词和一般形容词、动作动词和心理动词，以及单宾动词和兼宾动词之间的转类等。他们认为造成这种变异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英语语序对汉语语序的影响和干扰是重要原因之一，而翻译是造成这种变异的主要途径。他们(石定栩 朱志瑜，2000)还发现由于英语的影响，香港书面汉语的前置定语变长。“是”字结构、“当……时(时候)”、“及”和插入语等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偏正复句中偏句的位置可在前，也可在后。石定栩等(2003)进一步阐述了香港书面汉语中英语句法迁移的一般情况，如范围短语“或以上”和“或以下”，时间短语“X 后”、时段短语、频率短语、比较结构和指示代词等的频繁使用。

4.汉外语言接触研究：问题与前景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汉外语言接触研究，尤其是英语等西方语言对汉语词汇和语法影响的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一批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王力、马西尼、谢耀基、石定栩和朱志瑜等的研究。然而，该领域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

1)该领域研究发展不平衡

语言接触对语言的影响一般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和语体等。前 3 个层面的影响为表层影响，后 3 个层面的影响为深层影响。就表层影响研究而言，汉外语言接触研究主要集中于语法和词汇层面，而关于外语对汉语语音影响的研究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当代，我国双语人人数快速增长，各种语言接触活动的日益增多，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等西方语言完全可能对汉语语音系统产生影响。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字母词的借用会导致汉语语调发生变化，因为这些外来词的发音与其他汉语词汇不同。但是，汉语语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语的影响？受到影响的具体层面是什么？这种影响的具体方式和内在动因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且具挑战性，显然应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

就深层影响研究而言，迄今为止，关于语义层面影响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语音、语法和语义是语言的最主要组成成分。从语言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这一本质属性来看，语义无疑是其中心和重点。人们要完成交际、思维的任务，关键是理解语义。汉语词义最直接、最深刻地体现着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汉文化的历史背景和内涵，故而外语对汉语语义的影响是最根本、最深远的影响。显见，阐明在外语影响下汉语语义系统所发生的变化对于正确理解汉民族思维或理念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 10 几年来 , 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外语对汉语语义系统的影响 。朱志瑜、傅勇林(2002)以“机会”为例论述英汉翻译对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的影响，邵志洪(1999)讨论了 20 世纪末出现的汉语借词对汉语语义所产生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个别词汇的意义演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比较有限。鉴此，未来的汉外语言接触研究不仅应系统研究汉外语言接触引起的汉语词义变迁，而且还应深入分析这些词义变迁的方式及其内在机制。

应该指出，在汉外语言接触过程中，外语词汇的语用色彩和语用意义，以及国外民族的语用习惯会对现代汉语词汇和汉民族语用习惯产生影响。如：汉民族听到别人赞美自己的服饰或能力时，通常都会以“哪里，哪里”作答以示谦虚。但近几十年来，由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影响，人们逐渐以“谢谢”回应别人对自己的赞美。不过，学界很少有人涉足该领域的研究。此外,关于语体层面影响的研究，尽管一些学者研究了英语等西方语言文学体裁如何经由文学译介途径引入汉语文学体系，但这些研究并未从语言接触角度进行探讨。 毋庸置疑，要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外语对汉语不同层面的影响，语义和语体层面影响的研究不可或缺。

2)研究对象局限于书面语料

汉外语言接触研究一直选用文学作品和报纸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很少采用口语语料。相比较而言，口语语料的使用比书面语料更为常见，使用人群更广，更接近语言应用的实际。基于口语语料研究汉外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能够揭示书面语料所不能反映的变化。因此，未来汉外语言接触研究应将口语语料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3)研究方法单一，以定性研究为主

长期以来，外语对汉语影响的研究一直停留于定性研究阶段，定量研究成果不太多见。人们往往凭借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判断，采用内省式研究方法就外语对汉语具体层面的影响提出假设，选取虽然典型但数量非常有限的语料加以论证。这种方法大多从个案研究以窥全局，以个人主观判断代替客观规律。人们很难获得关于外语对汉语影响的正确、清晰和完整的认识，汉外语言接触研究因而难以走上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郭锡良(1986)论及定量研究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时指出：“如果不作定量分析，就很难把握住汉语诸要素在各历史时期的性质及其数量界限。我们的断代描写和历时研究也必然要陷在朦胧模糊的印象之中。从随意引证到作数量的分析，是古汉语研究走向科学化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样，要科学地阐明外语对汉语的影响，定量研究不可或缺。运用定量研究，我们可以就外语对汉语影响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数值分析，准确把握汉语受外语影响的具体程度，如外来词使用的频率、外来词在总词汇量中的百分比、被动结构的使用频率、词缀化和多音化趋势，等等。

必须指出，目前语料库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语言研究和翻译学研究等领域。不过，国内外学者很少运用语料库技术研究外语对汉语的影响。语料库是大量真实语言材料的集合，是语言运用的样本。运用语料库，人们可以从众多真实的语言事实出发，对语料库的语料进行调查和分析，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揭示语言运用的具体规律。显而易见，开展基于语料库的外语对汉语影响研究，不仅可以避免传统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等缺陷，而且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各种数值，这为进行关于外语对汉语具体影响的定量研究提供了重要保证。

5.结语

总体而言，汉外语言接触研究发展迅速，汉外语言接触引起的汉语词汇及语法变化的研究达到相当的理论深度。但是，外语对汉语语义影响的研究目前还十分落后，语音、语用和语体等层面影响的研究非常罕见。而且，该领域的研究很少以口语语料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局限于定性研究，语料库方法的运用比较少见。鉴此，未来汉外语言接触研究应着力探讨外语对汉语语音、语用和语体等层面的影响，加强外语对汉语语义影响的研究。未来研究应将口语语料视为与书面语料同等重要的研究对象。此外，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或语料库方法，可以有效保证未来该领域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作者简介

胡开宝，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院长，兼任第三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担任《中国翻译》《中国外语》《山东外语教学》和《当代外语研究》等学术期刊的编委以及Routledge“应用语言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in Applied Linguistics）系列丛书、Springer“语料库与跨文化研究”系列丛书（Corpora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语料库翻译学文库”主编。在SSCI、A&HCI和CSSCI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在国际知名出版社Springer、Palgrave Macmillan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9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中国翻译研究院重大项目1项等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

本文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第53-57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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