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文苑英华》所采诗题为中心
程章灿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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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古代中国，虽然文学史之撰写及其呈现形态与现代中国颇不相同，但是，在包涵文学作品的文本整理、文学典籍的文献承递、文学知识与经典的传播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文学史运作的过程中，话语权力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较为隐蔽，往往不为人察觉。本文将其称之为“文学史权力”，并以《文苑英华》一书对所采诗篇题目的处置为中心，讨论总集编纂中的文学史权力运用问题。对诗题进行类化、简化或同化，是《文苑英华》这部总集在文献使用和编纂体例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影响及于诗歌之流传、阐释与接受，更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其对个别作品的占有、支配甚至再创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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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总集；《文苑英华》；诗题；文学史；权力
在古代中国，知识生产和知识秩序的建立与现代中国不同，文学史之撰写及其呈现形态亦与现代中国颇不相同，但是，在包涵文学作品的文本整理、文学典籍的文献承递、文学知识与经典的传播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文学史运作的过程中，话语权力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无可置疑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较为隐藏，往往不为人察觉。我们将这种影响力称之为“文学史权力”。①以总集而论，以往学者比较重视选本对作品的去取、序跋对宗旨的标榜以及评点对趣味的玩赏等等②，而较少注意总集类著作对诗题的处理。本文以宋人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为中心③，着重透过其对所采诗作题目的处理，来窥探其间所隐含的文学史权力及其运作形态。
一、为什么以《文苑英华》为例
选择以《文苑英华》为中心，是考虑到此书作为总集的若干特殊性和代表性。
首先，《文苑英华》虽然不是第一部总集，但是,它“是一部选录上起魏晋、下迄五代的重要文学总集”，“从名称上有袭用昭明《诗苑英华》或者《文章英华》之意，而从具体选录文体的种类看，则真正是继承《文选》之体系”，④是研究先唐及唐代文学的重要依据。至于它在体例方面上承《文选》这一点，则不仅表现在其分体选录作品而先赋后诗的编排秩序，而且表现在其所录作品在年代上基本上继《文选》，与《文选》所录基本不重叠。虽然随着研究的深细化，学者们已经发现《文苑英华》中也收录了少量已见录于《文选》的诗文作品，⑤但是，笔者以为，这毕竟是少数的、个别的现象，并不影响这样一个整体判断，即：《文苑英华》收录诗文作品有意接续《文选》，补其所遗，是收录唐代诗文的一个宝库。
其次，《文苑英华》是一部大型的类书式总集，其分体分类之细，不仅远逾《文选》，甚至超过《艺文类聚》。就分类体系而言，《文苑英华》有不少类目与《艺文类聚》完全相同，甚至少数作品径直取自《艺文类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文苑英华》是上承《艺文类聚》的。例如，《艺文类聚》卷53“奉使”录北齐裴讷之《邺馆公宴诗》、庾信《将命至邺》、又《酬祖正员诗》等篇，而《文苑英华》卷296亦设有“奉使”一类，其下亦收录以上诸篇诗作。再如江总有一首诗，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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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关通越井，蒲涧迩灵洲。
此地何辽敻，群英逐远游。
高才袁彦伯，令誉许文休。
游焉值君子，复此映芳猷。
崤函多险涩，星管壮环周。
分歧泣世道，念别伤边秋。
断山时结雾，平海若无流。
惊鹭一群起，哀猿数处愁。
是日送归客，为情自可求。
终谢能鸣雁，还同不系舟。
其如江海泣，惆怅徒离忧。
《文苑英华》卷266录此诗，题作《别南海宾化侯》；《艺文类聚》卷29亦录此诗，却题作《别宾化侯诗》，与《文苑英华》略有不同。意味深长的是，全诗共22句，二书不约而同，只选录此诗自“分岐泣世道”至“为情自可求”之间的8句。这一现象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即《文苑英华》此处乃据《艺文类聚》钞录，只是其题目稍有变异。⑥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相互联系与诸多相似点，后代很多研究者，包括专门研究类书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将《文苑英华》误认为类书，甚至称为宋代“三大类书”或“四大（类）书”之一。⑦本来，总集分体别类以类相从的编纂方式，即有与类书相近之处，像《文苑英华》这样收罗宏富的大型总集，就其所发挥的实际功用来看，更不妨看作是文学专科的类书。换个角度来看，亦可以说，总集之“总”中包含有“类”，而类书之“类”中亦包括有“总”，二者是相互贯通的。实质上，无论是“总”还是“类”，都贯彻着某种话语权力：如果说类书主要体现的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文化权力，那么总集体现的则是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权力，亦即本文所谓文学史权力。
第三，《文苑英华》之值得特别关注，还因为它的出现，正好处于古代中国从钞本向刻本转换的宋代。此书在宋代流传颇广，影响甚大。南宋学者彭叔夏撰有《文苑英华辨证》，不仅是校勘学的名著，而且为我们窥探先唐及唐人别集之流传、追索《文苑英华》之史源及其编纂真相，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前人往往将《文选》与《文苑英华》相提并论，却罕见将宋人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与旧题清人胡克家《文选考证》相提并论者。这两部校勘学名著同为十卷，虽然《文选考异》的篇幅明显大得多，但是，仅就本文所涉及的研究课题而言，《文苑英华辨证》的意义与价值显然不让《文选考异》。
二、《文苑英华》对诗题的类化、同化与简化
《文苑英华》收录诗文作品，分赋、诗、歌行、杂文等38体。其中，卷151-330各卷所录诗（乐府已包括在其中），卷331-350各卷所录歌行，皆在本文讨论的诗歌范围之内。每一体之下，再按照诗歌题材内容，分列类目，层层而下，越分越细，各层次的类目可以称之为大题；每一类目之下，分别统辖若干诗作，各篇诗作的题目，可以称为小题。这种依照类别区分、大题统摄小题的编纂方法，形成了全书井然的结构秩序。诗与诗之间，各小题相互联属，也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网络，共同支撑着上一层次的大题。题目越分越细，是为了便于读者检索具体诗作，揣摩学习；至于层层而上地设置大题，则是为了更好统摄全局。总之，这种编排方式与类书相近，其目的之一亦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类书式的作用。
这里举《文苑英华》卷153“天部三”为例：雨十七首；喜雨九首；对雨十二首；苦雨九首；杂题雨三十首。雨、喜雨、对雨、苦雨、杂题雨等，都是类目，亦即本文所谓大题，每一大题之下统摄的小题多少不等。这些大题的设立，显然是总集编者归纳、总结、整合并且命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贯彻了他们的分类观点，而且体现了他们的文学史权力，其命名一端最为明显，即使“杂题”一类也不例外。表面上看，“杂题雨”之下的三十首因为无法整合，才归拢到这个大题之下，但即便如此，杂题的设立，亦证明编者作过整合和命名的努力：既整而难合，故以“杂题”命名之。⑧
“杂题”的命名在《文苑英华》中多次出现，例如卷152“天部二”与“望月二十六首”并列的，有“杂题月三十五首”。在编者眼中，这三十五首诗，既不能归入本卷的“望月”，也不能归入上一卷的“月”、“中秋月”、“玩月”、“对月”等大题之下，只好另立为“杂题”，自成一类。在其他卷次和类目中，杂题有时候与类目结合，于是产生了诸如“杂花”（卷323花木/杂花）、杂咏（卷327花木/杂咏）等大题。“杂”多从来是相对于整一而存在的，“杂题”的存在，正好反映了《文苑英华》编者对于类目的整合和对于大题的命名。
为了支撑大题，或者说，为了使具体诗作（小题）更加切合类目（大题），《文苑英华》编者不惜对小题进行整改。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整改现象绝不只见于《文苑英华》一书中，也见于其他总集和类书。不妨先将《文苑英华》与《文选》作一比较。《文苑英华》卷159“地部一”，在“山三十五首”的大题下，录有沈约《游钟山》一首。查沈约此诗亦见录于《文选》卷22，题作《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与这个诗题相应，《文选》将沈约此诗归在“游览”诗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诗也可以视作“应教/奉和”诗。为了使此诗小题与《文苑英华》的大题相合，编者删去了《文选》诗题的后半，并在前面加一“游”，在这一番改造之后，“（游）山”遂成为新题的中心。这正是《文苑英华》编者所期待的整合效果。如果这一删改不是由《文苑英华》编者所作，那么，这一结果就过于巧合了。即使后退一步，假设《文苑英华》不是自我作古，而是采用了此前总集或别集中早就存在的题目，那么，在这种有明显倾向性的采择中，也同样彰显了编者的立场，体现了编者的文学史权力。
再将《文苑英华》与《艺文类聚》作一比较。如前所述，《艺文类聚》卷53“奉使”录北齐裴讷之《邺馆公宴诗》，庾信《将命至邺》、又《酬祖正员诗》等篇；此诸诗亦见录于《文苑英华》卷296“奉使”，但诗题却有所不同。裴讷之诗变为《奉使至邺馆》，庾信后一首诗题变为《将命至邺酬祖正员》。显而易见。“更名”后的诗题，好比作过“易容”手术，至少在形貌上突出了与“奉使”这一类目的亲缘关系，变得更加切题。在这里，编纂总集好比作一篇文章，切题成为必要而且首要的考虑，而这样做的时候，总集编者有如文章作者一样，对他的作品拥有极大的主宰权力，易言之，这时的总集编者具有一种类似“作者”的身份。遗憾的是，这一点人们通常视而不见。
不知道是不是笔者的错觉，在整合诗题这一点上，似乎《文苑英华》诗体前50卷（卷151-200）表现得尤其突出。例如卷151“天部一”在“月”之大题下，录有沈约《咏月篇》，此诗《文选》题作《秋月》，《艺文类聚》题作《望秋月》，可以说都已切合大题，《文苑英华》却照样对原题作了整改。更典型的整改，表现在下面两个例子中，整改前后的题目全然不同。第一个例子，是《文苑英华》卷298“馆驿”大题下所录李郢《淛河馆》，据宋本校记，本集中的诗题作《暮春山行田家歇马》，无“馆驿”字样。《淛河馆》的题目，虽然切题，却不知《文苑英华》编者当日有何版本依据？恐怕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重新题名。第二个例子见于卷305“哭僧道”大题下所录孟浩然《悼正宏禅师》。据明本校记，本集中的诗题作《过景空寺故融公兰若》，并无“哭悼”字样。无论是采取新题，还是自命新题，都将影响这一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存储位置及其流传阐释。
若采用前人诗题，《文苑英华》最有可能援据的应是各家别集。事实上，彭叔夏在校勘《文苑英华》时，利用了很多当时可以见到的别集。别集中的许多诗题，与《文苑英华》所录者不同，有些明显经过总集编者的剪裁。例如卷160录李嘉祐《发湓城浦望庐山》，集本诗题多“初晴直省斋勅催赴江阴”十字。今录李诗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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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香炉雪，
千峰晩色新。
白头悲作吏，
黄纸苦催人。
多负登山屐，
深藏漉酒巾。
伤心公府内，
手板日相亲。
《中兴间气集》卷上录李氏此诗，其题作《登湓城浦望庐山初晴值省勅催赴江阴》，与别集同，皆比《文苑英华》本多出十字。可见唐宋人所见通行本诗题如此。从诗意来看，诗中三四及七八句，与题中末十字是相互呼应的。《文苑英华》录此诗于“庐山”大题之下，为了避免对大题的干扰与偏离，故将诗题后十字删略。这种“断章取题”的做法，对理解诗意及诗歌章法已经有所妨碍，不过程度尚不太严重，如果将其与另一部总集——《石仓历代诗选》中对同一诗题的处理相比，简直应该算小巫见大巫。《石仓历代诗选》卷52录此诗，而诗题删略得居然只剩下“江阴”二字！⑨
断章取题，亦即对诗题进行简化。《文苑英华》卷160“山中”大题之下，录王绩《山中叙志》，也对原题进行了简化。据王绩本集，此诗原题《未婚山中叙志》，收入《文苑英华》时，为了切合“山中”的大题，而作了删简。今本《东皋子集》卷中题作《山中叙志》，与《文苑英华》正同，乃是因为今本此集是“后人从《文苑英华》《文粹》诸书中采绩诗文，汇为此编”。⑩别集反过来以总集为据，正好也是总集之文学史权力的体现。又如，《文苑英华》卷190“早朝”大题下，录有沈佺期“同前”（即《早朝》）诗一首，亦是收入总集时，为了配合类目而作了删简。据本集，此诗题原作《同韦舍人早朝》。⑪这种删简可以说是受大题类化或同化的结果。既然大题是编者意志的体现，那么，这种类化或同化便是编者的文学史权力在总集中的贯彻。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诗题恐怕只是抄手或刻工为图省事而自行删略的，无关编纂宏旨，但即便这样，也必须看到，抄录和刊刻是总集编纂的一个重要环节，决定着所抄刻总集的最终面貌，因此，抄手刻工实际上参与了总集的编纂，其潜在影响力不可忽略。
因类改题有很多更为典型的例子，例如《文苑英华》卷160“山中”大题之下，录顾况诗一首，题为《山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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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爱向山中宿，
况在葛洪丹井西。
庭前有个长松树，
半夜子规来上啼。
同书卷329亦录此诗，却归在“子规”的大题之下，小题作《山中听子规》⑫。细绎全篇之意，题作《山中作》似较合题。大多数情况下，诸如此类的两题并用，孰是孰非殊难判明，可以断言的是，其中必有一题是为了切合大题类目而有意改动过的，属于权宜命名。幸运的是，还有某些诗人手迹流传下来，使后人得以判断原题面貌。《文苑英华》卷231“隐逸二”于“处士”大题下，录许浑《题韦处士山居》。据宋本校记，别集此诗题作《题韦隐居西斋》（《丁卯诗集》卷下），而宋岳珂撰《宝真斋法书赞》卷6“唐名人真迹·唐许浑乌丝栏诗真迹”则作《题韦山人山居》。显然，《文苑英华》之题较本集更为接近诗人手迹之原貌，也就是说，总集编者见到的诗题原本当是《题韦山人山居》，但出于切合大题的需要，而改成了《题韦处士山居》。浑言之，处士、隐居、山人三者并无本质区别，析言之，则在表面形态和内在意味上有所偏差，通过更名“易容”，可以消灭或缩小这种偏差。可见总集编者的意志与权力的贯彻是多么自觉和彻底。
下面再举两例个案来进一步说明。
个案一，《文苑英华》卷194“乐府三”在《公子行九首》的大题下，录有以下诸家诗作：《公子行》，刘希夷；同前，常建；同前，司空曙；同前，于鹄；同前，李商隐；雍陶；韩琮；聂夷中（二首）。
从表面上看，这8家9篇作品似乎是同题作品，仔细核查，诗题原来有同有异。常建《公子行》一诗，在本集中题作《张公子行》，一作《古意》，《全唐诗》同本集。《河岳英灵集》卷上亦作常建《古意》。司空曙《公子行》一篇，因未见宋以前别集，无法对校，但《全唐诗》卷292题作《观猎骑》，又注云：“一作《公子行》”，当是援据《文苑英华》。于鹄一篇，《全唐诗》卷310亦作《公子行》，当即从《文苑英华》辑录，故不足引为论据。雍陶《公子行》一篇，在《唐音》卷14题作《公子》，《全唐诗》卷518题作《公子行》，亦以《文苑英华》为据。韩琮及聂夷中的三篇《公子行》，目前尚未找到诗题的异文。上举本集与总集异题诸例，足以证明《文苑英华》对这些诗题作了类化处理。意味深长的是，宋代另一部重要的文学总集郭茂倩《乐府诗集》卷90“公子行”题下录刘希夷等9人10篇，其具体篇目与《文苑英华》虽有出入，但采用《公子行》之题，除第一篇之外，其余各篇题皆标“同前”，却如出一辙。⑬而南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5引张祜、顾况、雍陶三诗（并见《乐府诗集》），诗题皆作《公子》，一字之差，殊堪寻味。如果说总集代表了一种文学史权力，那么，诗话代表的则是另外一种文学史权力。面对这几首诗题，《乐府诗集》和《文苑英华》相当一致，但是，《对床夜语》显然不准备服从《文苑英华》的权威。
最应具体讨论的是李商隐《公子行》，其诗云：
一盏新罗酒，凌霜恐易销。
归应冲鼓半，去不待笙调。
歌好难愁和，香多不惜飘。
春场铺艾帐，下马雉媒娇。
此篇《李商隐诗歌集解》页1540题作《公子》，《校记》取校《文苑英华》，并校出4条异文，唯独不校诗题。⑭显然，《文苑英华》对诗题所作的类化处理没有引起校勘者的足够注意。实际上，题目中有没有“行”字，牵涉到对这首诗的诗体及诗意的理解：是将此诗当作一篇乐府，还是一篇纯粹的五律，是看作怀旧拟古的题目，还是词中别有讽喻的隐衷，不仅影响到诗歌的理解，也会影响文学史上对诗人惯用之体类及题材的统计结果，不可小觑。《文苑英华》将李商隐此诗归入乐府诗，并加以《公子行》之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编者已经运用权力之便，将自己对诗体诗意理解的倾向一并推销给读者了。
个案二，《文苑英华》卷194“《少年行》”大题下所收的若干诗,包括崔颢、高适、释皎然、李廓诸家，经过《文苑英华》的类化处理，后人在这里所看到的是诸家完全一样的诗题：《少年行》。
经过校核，我们发现，崔颢所作一题《渭城少年行》，高适所作一题《邯郸少年行》，释皎然所作一题《长安少年行》，李廓所作一题《长安少年行》。本来可以显示各家《少年行》之特色视角与描述重点的城市界定（渭城、邯郸、长安等）全被抹去了，剩下的只有虚化、类化的诗题。此中照样可以看到掌握文学史权力的总集编者的身影。
三、题目类化背后的文学史权力运作
《文苑英华》对诗题所进行的类化或重新命名，究竟有什么文学史意义？在诗歌史上产生了什么后果呢？探讨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在这些题目类化背后所隐藏的文学史权力是如何运作与表现的。
首先，这种权力是分类和命名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旦操作不当，甚至会产生望文生题、错误归类的现象。这种错误的产生,正是权力失控甚至滥用的表现。先举卷308“怀古”大题下所录李白《秋夜独坐怀古》一诗为例。诗云:
少隐慕安石，远游学子平。
天书访江海，云卧起咸京。
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
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
但奉紫霄顾，非邀青史名。
庄周空说剑，墨翟耻论兵。
拙薄遂疏绝，归闲事耦耕。
顾无苍生望，空爱紫芝荣。
牢落暝霞色，微茫旧壑情。
秋山绿萝月，今夕为谁明。
原书校记云：“此诗，集以《秋夜独坐怀故山》为题，语亦相应。今《英华》作《怀古》，故入此门，恐误。”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这种分类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诗意还是从诗题的承传来看，此类都只能归入“怀故山”的大题之下，《文苑英华》编者大概是受“少隠慕安石，远游学子平”、“庄周空说剑，墨翟耻论兵”等句的误导，而认为是怀古诗；或者是因原诗题“怀故山”三字坏脱，编者又不详考“拙薄遂疏绝”以下诸句，而致命题归类错误。
再举一个《文苑英华辨证》卷6中已经提到的李益诗题的例子。李益名篇《宫怨》诗云：
露湿晴花春殿香，月眀歌吹在昭阳。
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
《文苑英华》卷323“花木”类“杂花”大题下录此诗，题作《宫苑花》。这显然是先将“宫怨”误作“宫苑”，再误读首句而望文生题，因而对原题作了类化的处理。⑮
通过整改、删削原诗题，可以改变对读者阅读的引导，展现总集编者的文学史权力。《文苑英华》卷158“天部八”在“冬九首”大题之下,录有梁简文帝《冬夕》一首。检唐代类书，《初学记》录此诗题作《冬》，《艺文类聚》题作《大同十一月庚戌》，皆不同于《文苑英华》。《冬夕》显然是类化后的诗题，在这个诗题的引导下，读者将不由自主地期待诗句中有对“冬夕”的描写，不幸的是，这一期待终究是要落空的。
作为在文学文献传承史上影响深远的总集，《文苑英华》所采诗题在后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主导了诗题传承，引领了对诗意的阐释与理解。卷159“地部一”在“山三十五首”的大题下，录有庾信《游山》一首：
聊登玄圃殿，更上增城山。
不知高几里，低头看世间。
唱歌云欲聚，弹琴鹤欲舞。
涧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
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竖。
按诗意，这是一篇游仙诗，诗题当作《游仙》。然而，后人多承袭《文苑英华》之题，完全受其左右，不仅《御定渊鉴类涵》卷317、《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卷49之类的官修总集和类书如此，而且如《石仓历代诗选》卷12、《古诗镜》卷28之类的个人编定的总集也如此。稍微好一些的是倪璠注《庾子山集》卷3、《古诗纪》卷125、《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112，在《游山》题下加注“一作《游仙》”，遗憾的是他们仍将《文苑英华》作为权威依据，对其诗题不敢多有怀疑。只有清人吴兆宜没有慑于宋代总集的权威，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在其所撰《庾开府集笺注》卷4中，定此诗题为《游仙》。《文苑英华》这部总集所代表的文学史权力与其他文学史权力的角力及其胜负格局，在这里彰露无遗。
《文苑英华》中有不少自我重出的诗篇，大多数是因为分类时左右摇摆，分属两个门类而致。
例如卷154与卷215重出的吴均《雪诗》：
雪逐春风来,过集巫山野。
澜漫虽可爱,翻飞讵堪把。
问君何所思,思昔同心者。
坐须风雪霁,相期洛城下。
《文苑英华辨证》卷6：“此篇与《类聚》同，而一百五十六卷重出，乃作《云诗》，以‘雪逐’为‘云逐’，‘风雪’为‘风云’，误矣。按《类聚》自有吴均《云诗》二首。”在彭叔夏已然充足的证据之外，还可以补充一条证据：如果说“云逐春风来”还勉勉强强讲得过去，那么，“风云霁”则是完全无法成立的。异题异文代表一种传播的可能，也代表一种传播中的权力。彭叔夏的发现使《云诗》这一题目及其异文没有在后代产生多大影响。
重出诗的根源在于题目和题材分类的重叠。一首诗有两种篇题（小题），或者因分属两个不同的类别而有两个大题，这种身份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总集编者赋予的。例如唐人司空曙《秋喜卢纶同宿寺》，既录于《文苑英华》卷235“寺院”类下，又编入同书217“人事”类“宿会”之大题下。正如一个人有多种身份而较难认定一样，一首有多种题目和类别位置的诗，也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与把握的困难。在这一方面，总集编者由于工作疏忽而产生的讹误，或出于自身方便而采取的措施，往往都会影响到读者的权宜。
其次，为题删句是总集展现其文学史权力的突出表现之一。可举何逊《早朝诗》为例：
诘旦钟声罢，隐隐禁门通。
蘧车响北阙，郑履入南宫。
宿雾开驰道，初日照相风。
胥徒纷络绎，驺御或西东。
暂喧耳目外，还保性灵中。
方厌游朝市，此说不为空。
此诗全篇共12句，而《艺文类聚》卷39“朝会”录此诗，只有前8句，《文苑英华》卷190“趋朝”大题下亦只录此八句，可见其沿袭《艺文类聚》。不同的是，《艺文类聚》题作《早朝诗》，而《文苑英华》则从集本，题作《早朝车中听望》。从“朝会”和“趋朝”的大题来看，仅录前8句或许更为切题，但从集本诗题来看，缺少后四句，题中“车中听望”四字即无着落。⑯虽然这种只为切合大题而不顾诗篇完整的做法，更多见于类书，但在《文苑英华》这样的类书式总集中也时或可见。也许，其类书式的形式特点，也赋予总集以更大的文学史权力，可以更随意甚至武断地支配作品。
这绝不是孤例。《文苑英华辨证》卷7《同异》辨证“凡诗文与他本有题同而词异者”，共有三例。第一例是卷179“应教二十四门”大题下所录隋柳顾言《奉和晩日杨子江应教》：
诘旦金铙发，骖驾出城闉。
鲜云临葆盖，细草藉斑轮。
千里烟霞色，四望江山春。
梅风吹落蘂，酒雨减轻尘。
日斜欢未毕，睿想良非一。
风生叠浪起，雾卷孤帆出。
掞藻丽繁星，高论光朝日。
空美邹枚侣，终谢渊云笔。
此诗以“日斜欢未毕”为界，前后分为两大部分，不仅用韵有别，其叙写层次亦明显不同，颇不相接。《文苑英华辨证》卷7《同异》指出，《初学记》（卷6“地部中·江第四”）中载有同一作者同题诗一首：
大江都会所，长洲有旧名。
西流控岷蜀，东泛迩蓬瀛。
未睹纤罗动，先听远涛声。
空蒙云色晦，浃迭浪华生。
欲知暮雨歇，当观飞斾轻。
两相对照，基本上可以判定，《文苑英华》和《初学记》二书所录皆不完整。柳顾言此诗应有三章/首，《初学记》所录节取其中间一章/首，以切“江”题；《文苑英华》则取其首尾两章，以切其“应教”之题，却罔顾这一删简有损原诗的完整性，也有损原诗题意之间的谐合，权力未免过大了一些。其后，《古诗纪》、《石仓历代诗选》以及《佩文斋咏物诗选》等过分迷信《文苑英华》的权威，皆将此诗当作两题，分别存录。
《文苑英华》卷223“释门五”录许浑《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
楚客送僧归故乡，
海门帆势落潇湘。
碧云千里暮愁合，
白雪一声春思长。
满院草花平讲石，
绕龛藤叶盖禅床。
怜师不得随师去，
已戴儒冠事素王。
《文苑英华辨证》卷7认为，“许集有此诗二首，前四句同，后四句异。”“前诗题作《和浙西从事刘三复送僧南归》，后诗作《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岂《文苑》误耶？”并录其相异的后四句如下：
柳絮拥堤添衲软，
松花浮水注瓶香。
南宗长老几年别，
闻道半嵓多影堂。
实际上，这是许浑一诗二稿⑰，《文苑英华》只不过根据自己的判断，取用一首诗之题，与另一首之本文相匹配，在彭叔夏看来，这样做似乎专断了一些。
此外，《文苑英华辨证》卷7还举方干《叙雪寄喻凫诗》为例：
密片繁声久未销，
萦风杂霰转飘飖。
澄江莫蔽长流色，
衰柳难拈自动条。
湿气添寒酤酒夜，
素花迎曙卷帘朝。
此时行径无人迹，
惟望徽之问寂寥。
并指出方干集中别载一首：
密片无声急复迟，
纷纷犹胜落花时。
逡巡不觉蔵沙渚，
宛转偏宜傍柳枝。
透室虚明非月照，
满空回散是风吹。
高人坐卧才方逸，
援笔应成六出词。
这两首都咏雪，彼此首句明显有呼应之势，应该是同时所作同题诗作。《文苑英华》收其中一首，而不取另一首，自然体现了自己的别裁眼光，同时也展现了取汰的权力。⑱
第三，对一首诗歌来说，诗题就是它的一个身份证。重新命题，意味着重新颁发身份证，同时意味着通过此举获得对诗的某种占有权和控制权。《文苑英华》卷231“隐逸二·山人”下录皇甫冉《送王山人归别业》，集作《送元晟归潜山所居》。再核以两种唐人选唐诗，《中兴间气集》卷上作《送元晟还归潜山所居》，《极玄集》卷下作《送元晟归潜山》，这两种题目中的“元晟”是谁，于史无考。《文苑英华》改题为《送王山人归别业》，即是为此诗重新颁发身份证。它不仅控制诗题流传及诗意阐释的方向，而且影响了对两种唐人选唐诗旧题的考证与理解。说《文苑英华》是采用旧题，目前找不到版本的依据，那么，可以追问的是，这部总集在重新命题时，谁给了它这样的权力？
四、小结
总集与其文献来源的关系，尤其是总集与别集之间的关系，应该从文献文化史的角度作更多的研究。
总集之名，无论是“总”还是“集”字，本身已意味着某种汇聚整合的权力。在汇聚整合的过程中，总集并不只是简单的抄录，也不只是单纯的选取或汰除。实际上，在编辑过程中，总集不仅对诗题进行整合与类化，甚至为了切题而对诗歌文本进行某些剪裁。也就是说，对于前代的诗文作品尤其是别集中的作品，总集并非单向的接受、使用，而是有双向的反馈。从作品意义生成及其在后代的传承角度来说，总集的这些作为实际上是作品的再创作。在这个意义上，总集的编者可以说兼有作者的身份。作为文学史权力的代表，总集对别集、尤其是个别篇章而言，无疑是一种既包容又挤压、既扶持又裹挟的力量。
将《文苑英华》作为总集的代表，是因为由《文苑英华》可以回溯《文选》，由此引起我们对《文选》中的诗文命题及分类问题的重视与重新思考；也可以由《文苑英华》下探南宋以及其后各种总集对相关问题的处置。在这一方面，宋以前与此后的总集有没有什么异同？也许，我们会想起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联想到书中将其他诗体删节成绝句；会想起《后村千家诗》，联想到其中的诗题与分类；甚至会想起《瀛奎律髓》，联想到其中的题目、分类以及题评……更有意思的是，《瀛奎律髓》曾被后人改题《唐宋诗三千首》⑲，在《后村千家诗》的基础上则出现了更广为人知的《千家诗》。这说明，具有命题权力的总集，其自身也不免被后人改题。总集的文学史权力受到了后人的挑战，这就意味着，曾经作为文学史权力运用主体的总集，此时已经变成了其他文学史权力施展的对象，由此形成一种权力的循环。这一切，都让我们感觉到文学史权力的复杂性与普遍性，本文不过是浅尝辄止而已。
注释（向上滑动阅览）
① 戴燕在其《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曾提出“文学史的权力”，着重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如何在知识秩序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并展现其话语权力与文化影响，与本文所论宗旨大不相同。
② 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尤其其外篇第一章《选本论》。
③ 《文苑英华》一书版本颇多，本文引据此书，除有特殊说明者外，皆据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此本主要以明刊本（计860卷）为底本，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刊残本（计140卷）补配。其中，与本文论述密切相关的卷次中，有40卷之底本为宋本，即卷201-210，卷231-240，卷251-260，卷291-300。详情请参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出版说明》。
④ 凌朝栋：《〈文苑英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⑤ 凌朝栋在研究中发现，《文苑英华》亦收有少数《文选》中已有的诗文作品（见《〈文苑英华〉研究》第139-141页）。就诗体而论，最突出的是沈约有7首为二书重录。
⑥ 今本《文苑英华》所录为全篇，是后人补全的。原书校记云：“《英华》及《类聚》节文八句，今以集本添入全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二册，第1344页）
⑦ 凌朝栋曾专门分析这一现象，详参《〈文苑英华〉研究》第80-84页。
⑧ 按：《文苑英华》立“杂题”之目，亦上承《文选》。《文选》于诗歌一类之下，已分立“杂歌”、“杂诗”、“杂拟”诸细目。当然，若追溯《文选》之学术渊源，至少还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下赋分“杂赋”一类的做法。
⑨ 《石仓历代诗选》卷5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四库全书总目》卷149《东皋子集》提要。
⑪ 〔唐〕沈佺期、宋之问：《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陶敏、易淑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6页。
⑫ 《全唐诗》卷267顾况卷此诗题作《山中》，注：“一作朱放诗，题作《山中听子规》。”按：朱放说误，此或涉《文苑英华》卷329《山中听子规》下一首为《赠朱放》诗而讹。
⑬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⑭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⑮ 再如《文苑英华》卷209将费昶《发白马》误编在“白马”大题下。故《文苑英华辨证》卷6：“费昶《发白马》诗原在乐府白马类，按白马乃津名，故加发字，与前白马不同，今移附于末。”此是《辨证》卷6所举“门类混淆当是正者”一例，其他例证尚有，如：“梁简文帝《琴台诗》、周明帝《过旧宫诗》，并在应制门。二诗既非应制，又无和篇，况《琴台诗》又已编入三百十三卷台门乎？”
⑯ 参看《文苑英华辨证》卷6。
⑰详参罗时进：《丁卯集笺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1、231页。除《辨证》所举四句外，头两句亦有小异。
⑱ 与此相同的还有另外一例，即《文苑英华》卷288罗隐《商于驿与于韫玉话别》，《辨证》指出，罗隐集中别有一篇，其题目同而诗异。今按：两诗语意浑不相关，亦不相接，罗集所录，有“偶别已经秋”之句，尤与“话别”之题不符，或是集本有误。
⑲1990年，北京中国书店曾据1912年扫叶山房本影印《瀛奎律髓》，即题“宋.方虚谷编,清.纪晓岚批点，《唐宋诗三千首》”。
〉此文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
文｜程章灿
责编｜陈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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