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石刻文献之“四本论”

程章灿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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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刻作为一种文献形式，具有写本、刻本、拓本、辑本等四种形态。石刻的四种版本形态，构成了石刻文献从生产、阅读、流通到利用的生命循环的完整过程。不同版本形态，代表不同的生产阶段，需要有不同的生产者参与，“四本”突出了石刻文献的物质性与复杂性。从这四个角度来分析和解读这一过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四本”彼此的异同和关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思考“四本”对于重建整个中国古典文献学体系尤其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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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石刻文献    写本    刻本    拓本    辑本

“四本论”一词出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文学》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四本论》,指的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亦即“才性四本论”。据南朝梁刘孝标注引《魏志》:“（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① 这就是所谓“才性四本论”,简称“才性论”,就是讨论才华和性情之间的关系。当时的玄学家们针对这个话题，有四种不同的看法：傅嘏认为才性是相同的，李丰认为才性是不同的，钟会认为才性是相合的，而王广认为才性是相离的。综合起来，有关才性关系的这四种观点，就是魏晋时代的“四本论”。

就石刻文献来讲，一般认为存在三种版本形态，简称为“三本”。第一种是“石本”,也就是石刻实物本身。无论这石刻是碑刻，或是摩崖，或是墓志，或是其他的类型，也无论石刻是在其使用现场（可称之为“第一现场”），还是在博物馆、展览馆（可称之为“第二现场”）之中，^② 只要我们面对的是石刻实物本身，其文献存在形态就可以称之为“石本”。第二种是“拓本”。拓本来源于石本，是石刻实物与纸墨相互配合，经由人工棰拓而成的一种新的版本形态。拓本是石本的衍生物，也是石本的复制与再现。它不仅是一种文献形态，有时候，也是一种文物形态，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第三种是“书本”，指的是以书本形态出现的石刻文献，例如宋代洪适所编《隶释》和《隶续》。洪适特别重视汉魏时代隶书体石刻，用隶书摹写抄录了许多当时还存世的汉魏碑刻，并且刊刻成书。这是石刻文献一种新的存在形态，它虽然不是石刻实物，也不是拓本，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石刻的内容与形式，以书本的形态促进了石刻文献的保存与传播。总之，石本、拓本和书本，可以说是石刻文献研究最基本的三种文献形态。^③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或者思考基点，就会有另一种不同的看法。例如，从文献材质构成来看，拓本主要包括纸、墨两端，从纸的一端来看，拓本与书本皆可以称为纸本，与石本正相对应。而从墨的一端来看，拓本亦可称为“墨本”。在很多北宋文人笔下，拓本都被称为“墨本”，如苏颂《寄题吴兴墨妙亭》：“剔去藓文人乍识，传来墨本字犹完。”^④又如黄庭坚《书磨崖碑后》：“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如丝。”^⑤此外，如果从文献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对石刻文献的版本形态也可以获得新的认识。上述石刻文献的“三本”，基本上侧重的是石刻的刻印状态，只不过有刻于石上、印于纸上、刻于木石之上之别而已。而当我们从石刻文献生产的全过程及其方式来看，可以说石刻文献实际上有四种版本形态：第一种是写本，第二种是刻本，第三种是拓本，第四种是辑本，合称为石刻“四本”。这四种版本形态之间也存在异同或离合的关系，因此，本文借用“四本论”的字面，来概括这四种版本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以下即对这“四本”进行分析和解读，并进而思考“四本”对于重建整个中国古典文献学体系尤其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意义。

一、石刻“四本”：写、刻、拓、辑

（一）

写本

这里的写本指的是石刻文献的底本。所谓底本，是指刻石之时所依据的原本，它可能写在纸上，也可能写在绢帛之上，还可能直接写在山岩崖壁之上。其用以书写的工具，多数情况下是笔，也有可能是凿子，或者其他的工具。严格说来，石刻写本处于石刻生产过程的最上游，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属于石刻的前世或前身。当一件石刻尚未镌刻，其写本还能够看到，一旦刻竣，写本往往就难得看到，仍然流传于世的写本稀若星凤。

东汉的一些碑刻，包括熹平石经，有不少是蔡邕书写的，或者撰书皆出自蔡邕之手。当年蔡邕所书底本——也就是写本是什么样子的，今天都看不到了，只有透过现存少量石刻和拓本，才可以想见其仿佛。在刻石之前，写在纸上或绢帛之上的字迹，需要经过勾勒或模勒的处理，实现文献媒介的转换。有的写本是直接用丹漆写在石面之上，通常称为“书丹”，无需勾勒即可镌刻，但经过镌刻之后，这些丹漆书写的痕迹消失殆尽。某些石刻由于一些意外原因而未刻竣，从而留下某些书丹的痕迹，使后人得以窥见写本的样子，例如三国时代的《王基残碑》，因未刻全即被废入土，发掘出来时尚残留丹漆痕迹。此碑出土于洛阳，据本籍即属洛阳偃师的清代金石学家武亿言：“碑石出土，仅刻其半。士人传云，下截朱字隐然，惜无人辨识，付之镌工，遽磨拭以没，今存者凡得三百七十字，姓名俱不见。”^⑥比对拓本，所谓“仅刻其半”似乎言过其实，但也可能出土之后，大多数未刻朱字已被镌工补刻，致使今见拓本上仅有行首行尾若干文字未刻。传世北宋黄庭坚书《王长者墓志铭》虽然只是初稿，而不是严格的石刻底本，但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这篇墓志的写本形态。^⑦ 倘若此方《王长者墓志铭》的石刻有朝一日出土，持与此稿本相互对勘，当会发现不少文字内容与字体风格的出入。总之，不管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写本都是石刻的源头。单纯从文字内容来看，见存古人文集（包括别集和总集）之中的大量碑志文（所谓“集本”），与石本也是同源的。由此可见，“集本”实际上有“别集本”和“总集本”之分别。

黄庭坚《王长者墓志铭》稿本

汉碑、唐代碑志以及其他石刻上，往往可见整齐的界格。这些界格大多出自刻工之手，可以说是刻工留下的写本痕迹。这个细节提示我们，石刻写本中书手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书手既可能是满腹经纶的石刻文字的撰写者，也可能是在书写方面训练有素的专业书写者，还可能是对文字结构了解不多的刻工。他们的身份和文化素养，会影响石刻文献的最终呈现效果。如果将写本形态的石刻文献称为石刻的前世，将刻本和拓本形态的石刻文献称为石刻的今生，那么，辑本形态的石刻文献就是石刻的再生或复活。因此，石刻“四本”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类似生命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好地展示了石刻文献的成长过程，展现了石刻文献的生产力和生命力。

石刻写本的写手有不同的背景，其书写情况也多种多样。同样一块碑石，可以写刻不同的碑文；同样一篇文稿，可以采取不同的书写形式，从而产生不同的写本。以《唐三藏圣教序》为例。根据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他所收藏的《唐三藏圣教序碑》共有五种，其作者有太宗、高宗之不同，其书体则有褚遂良正书、王行满正书和怀仁集王羲之行书之不同：

● 第六百十八：《唐三藏圣教序》,太宗撰，褚遂良正书，永徽四年十月，在京兆府慈恩塔中。

●第六百十九：《唐述三藏圣教序记》,高宗撰，褚遂良正书，永徽四年十二月。

● 第六百三十一：《唐三藏圣教序并记》,太宗、高宗撰，王行满正书，显庆二年十二月。

● 第六百五十一：《唐三藏圣教序并记》,太宗、高宗撰，禇遂良正书，龙朔三年六月，同州重立。

● 第六百九十八：《唐三藏圣教序并述圣记》,太宗、高宗撰，沙门怀仁集王书，咸亨三年十二月。^⑧

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第六百九十八号。怀仁是长安弘福寺沙门，他从当时所见王羲之行书作品中集字，排纂编列，刻成碑文，创造了“晋人书唐碑”这样特殊的石刻写本状态。通过书体、字形的选择与排布，他不仅参与了书写的过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写本的书法样貌。从这个角度来看，怀仁就是这个唐碑的书写者之一。怀仁之所以选择集王羲之书，是因为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情有独钟，以至亲自操笔，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并对王书给予极高的评价。^⑨ 因此，怀仁的集字之举，不仅使书圣王羲之变身为唐太宗的写手，而且迎合了唐玄宗的审美趣味，煞费苦心，^⑩这不仅是艺术史的创举，也是政治史的别出心裁。从文献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说，怀仁此举还开创了古圣今贤穿越时空进行书写合作的文化传统。

（二）

刻本

与写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刻本形态的石刻随处可见。这里所谓“刻本”，与书籍史或者古文献学史上通常所讲的“刻本”不太一样，这个“刻本”不是版刻，而是石刻，是刻在石头上的，两种媒介材质明显不同。石刻根据其形制与功能的不同，又细分出碑刻、墓志、题名、石经、摩崖等不同名目，虽然各家分合标准各异，所定名目不同，^⑪但皆属于传统所谓“石本”。不管哪一种石刻，就其生产状态而言，都是工匠们用刀凿在石头上凿刻出来的，皆可称为“刻本”。石刻刻本与版刻刻本虽然材质不同，技术上却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些能工巧匠就兼擅版刻和石刻。例如南宋刻工王诗安就是二艺兼工，既刻有《薛叔似墓志》，又刻有薛师石《瓜庐诗》。^⑫这里之所以不称之为“石本”，而称之为“刻本”，是为了突出“刻”这个动作。这也是“四本”命名的一个原则，其首字皆为动词（写、刻、拓、辑），为的是突出这四种版本形态各自的生产制作特点。

刻本是工匠用刀写出来的，以刀代笔，尽可能逼真地再现写本的面貌，但仍然或多或少地带上工匠个人的书写习惯。从这个角度说，刻本甚至可以称为刻工的写本。当然，刻工的书写（镌刻）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一方面受到工具（刻刀）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到材质（写本是在纸上，刻本则是在石上）的限制，总是不能恣意发挥。^⑬这个过程类似于今天的临帖，再精确的临帖，也不免有细微的走样，甚者掺入临帖者的个人发挥。刻工由于一时疏忽，或者由于文化水准不够高，还难免产生讹脱衍倒，有可能把字画刻错，甚至把一个字刻成两个字。

张迁碑（局部）

《张迁碑》是非常有名的汉代碑刻，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纰漏，却较少为临书者注意。碑文中有如下文句：“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⑭实际上，“爰既且于君”是“爰暨于君”之误刻，“爰暨”一词是汉朝人的常用词汇，意为“于是到了”,当时受过教育的人对此语词都不陌生，此篇碑文的撰写者更不会误书。而《张迁碑》的刻工未必读过什么书，由于不理解“爰暨”的词义，于是将“暨”误刻成“既且”二字。^⑮总之，刻工在勾勒、临写、再现原来的写本时，不免带入自己的书写习惯与风格，也不免带入个人及时代对字形字义的理解，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因此，石刻刻本不仅凸显了刻工的书写习惯与风格，而且体现了刻工的文化素养与时代背景。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第三十二首写道：“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⑯一方面，启功先生认为，学习碑刻书法，要善于体会，讲究方法，不能一味师法刻工的刀锋，而要细细观摩碑拓，透过刻字的刀锋去体会其背后隐藏的书法家的笔锋。另一方面，他在这首诗中使用的“刀锋”一词，正体现了他将镌刻视为书写、将刻本比为写本的理解。写本中看到的是书写者的笔锋，刻本中看到的是刻工的刀锋。对于刻工来说，刀锋也就是他的笔锋。刻工镌刻就是一种再书写，可以让写本的书法变得更好；如果刻工的理解和技术不到位，也可能使之相形见绌，弄巧成拙。^⑰

闾伯昇暨妻元仲英墓志

总之，石刻的刻本可以理解为刻工的写本，这可以从两个方面举证。一方面，同一石刻底本，刻工不同，风格面貌也明显不同，犹如淳化阁帖的不同刻本。比如东魏的《闾伯昇暨妻元仲英墓志》，前后是由两个刻工来完成的。如果把拓片放大来看，两个刻工所刻的刀锋精粗、笔画粗细，是可以看出区别的。^⑱又如“魏墓志中的侯刚、常季繁二志，聚优劣两刻手，展示在一方石版上，便是很好的例子。这两方墓志，所书写的文字，均出于名家之手，但占全石四分之一的左上角一部分，和其余四分之三部分，字迹的优劣，实有天壤之别。但这并不是两个人书丹，而是更换了刻工”。 ^⑲又如，北魏崔宣默、崔宣靖两方墓志，志文的书写者为同一人，而在石刻上呈现出的字迹风格差异却很明显，这也是因为刻工的水平和书写习惯有所不同。^⑳同样一方墓志由两个刻工镌刻，正如两人抄写一篇文章，彼此的字迹自然会有差别。因此，一件石刻，从媒介材质上来说可以称为“石本”，从制作方式的角度来说可以称为“刻本”，从刻工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称为刻工的写本。

在流传过程中，石刻还会出现翻刻与重刻的问题。翻刻有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推广与传播，如淳化阁帖一翻再翻，产生了多种版本；有的则是为了怀古与纪念，以重现被毁损的前代石刻。如果这些石刻有拓本留传，后人便可以据之翻刻；如果没有拓本留传，那就只能重刻。南京栖霞寺寺门之前，原来立有由南朝江总撰文、韦霈书写的六朝名碑《摄山栖霞寺碑》，其撰书皆出自名家之手，影响甚大，故唐人苗发《送司空曙之苏州》诗云：“若到栖霞寺，应看江总碑。”^㉑可惜在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的那场灭佛运动中，此碑被毁，^㉒北宋康定元年（1040）寺僧重刻此碑，至太平天国之乱，宋碑又被毁，2013年栖霞寺再次重刻此碑。^㉓从南朝、北宋到当代，同样一篇碑文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刻工刻了三遍，形成了三种不同刻本，也就是三种不同的刻工写本。这里使用“刻本”而不是“石本”的概念，也是为了更好地区分石刻流传过程中由翻刻与重刻等造成的不同刻本的版本问题。

（三）

拓本

石刻的第三种版本形态是拓本。如果把刻本理解为刻工的写本，那么拓本也可以理解为拓工的写本。不同的刻工，对于原来的写本和书写的字迹会有不同的处理。有的刻工比较忠实于原稿，有的刻工则会出现较大的走样。拓工也是如此。同样一件石刻，不同的拓本有不同的呈现效果。这跟拓工的技术及其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也跟制作拓本所用的纸墨材料及周遭气候环境有一定关系。简而言之，拓本是对刻本的复制或还原，还原度的高低与拓本制作的主客观条件息息相关。

从凿刻到拓墨，由石而纸，拓本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石刻文献再生技术与保存媒介，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石刻阅读与传播形式。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提供了更方便、更多元的阅读与欣赏石刻的方式，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古物手迹的迷恋心理。比起翻刻来说，拓印省时省力，可以大量复制再现石刻字迹，使古代石刻化身千百，广为流传。拓本不仅可以复制石刻的文字内容，还能复制石刻的图像书法字迹，全形拓甚至可以复制石刻的形制。面对拓本，可以阅读古人的文字，可以观摹古人的书法，可以欣赏古物的形貌，跨越时空，遥接古昔。这种体验非常难得，也非常容易。如果只是对石刻文本感兴趣，不用千里访碑，不必置身石刻现场，只要一纸拓本，就可以满足阅读需求。这种阅读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只要有拓本，随时随地皆可以阅读。从复制的角度来说，拓本可以看作是写本的影子或化身。印章刻竣，钤印于纸上，留下印迹，有人称此为“印蜕”。准此思路，拓本亦可称为“石刻之蜕”，石刻如蝉，拓本如蜕。

拓本是拓工的写本。不同的拓工对同一个石刻使用不同的纸墨材料与工具手段，采取不同的拓印方式，获得不同的拓本。拓本的不同，既体现于纸墨上，也表现在拓印风格上。有的拓工使用乌金拓法，用浓重的黑墨拓印，黑底白字，黑白对照强烈，字划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拓工使用朱拓法，使用红色的朱砂来拓印，红底白字，别具一格。有的拓工使用蝉翼拓，拓印时用力较轻，墨色较浅，适宜椎拓精美的小楷与纹理细致的图画或器物。此外还有蜡拓、摩崖拓、套拓等诸种拓法。^㉔椎拓之时气候的阴晴冷热，拓工用纸的生熟厚薄，用墨的干湿浓淡，椎拓工具的精粗，都有可能影响拓本的效果与风格，但上述诸因素皆属于客观条件，其重要性不及人的主观因素。不同的拓工有不同的风格，从这个角度来说，石刻拓本即是拓工特殊形式的书写的成果。在拓本的制作生产乃至流传过程中，拓工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重要因素。

与石刻实物相比，拓本的最大优势是柔软轻便，便于阅读，便于携带，也便于跨地流通。今天使用照相机，也可以把石刻拍下来，尤其是针对荒郊野外沾满尘灰的碑刻，或者远在悬崖峭壁之上的摩崖，照相机的镜头可以推拉缩放，具有一定的优势，还可以减少人的攀爬之苦。用相机拍摄石刻照片，也是一种复制方式，数码相机所拍摄的石刻照片，阅读与使用之时可以聚焦、放大，其清晰度有时不逊拓本，电子本传递则更为方便。但是，总体来说，拓本尤其是高手精心拓印的拓本，其原文呈现之精确度以及双色对比之清晰度，仍有照片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旧的拓本经过现代数字化技术处理，也可以聚焦放大，而具有数码相片的优势。因此，从便携实用的角度来看，拓本可以说就是前电子时代的PDF版本。正是由于看到了拓本的这些优势，很多传统金石学家才将拓本置于金石学的核心，例如缪荃孙就认为，“金石以拓本为主”。^㉕

（四）

辑本

第四种形态是辑本。这里之所以不用“书本”这一名称，是要突出“辑”这一行为动作，强调这种石刻文献的形态是辑录编撰而成的；不用“印本”这一名称，是因为拓本中已包含“拓印”的动作，避免重叠交叉。石刻辑本主要有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将石刻拓本影印汇编成册。与书籍相比，石刻拓本一般尺寸较大，何况每种石刻拓本尺寸不同，参差不齐，要编辑成册，就需要缩印成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尺寸。例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汇集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本一万多种，这些拓本就是缩印之后，按年代先后编排，装订成十六开本的101册（末一册为索引）。严格来说，这套书只能算是图片辑集，而非拓本汇集，因为其图片尺寸与原拓本已经显然不同。这种辑本中的拓本尽管缩小了尺寸，但仍然保持原本的字体及行款格式，放大来看，其效果略同于拓本。直至今天，缩印汇编仍是石刻拓本整理的主要方式，此类书籍的数量也与日俱增。

第二种则是石刻文献内容的汇编，即将石刻或拓本上的文字内容抄录下来，按一定主题或原则编辑，然后撰录成书，例如宋代洪适所编《隶释》《隶续》,清代王昶编撰的《金石萃编》,以及今人赵超编撰的《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等，或断代，或通代，或专辑特体字体石刻，都有特定的逻辑原则。此类辑本所关注的重点大多不在于石刻上的字形或行款格式，而在于作为文献的石刻文本，亦即其文字内容。上举诸书中，《隶释》《隶续》二书稍微有些例外，因为其关注点为汉代隶书诸刻，不单纯关注其文字内容，也关注其字体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石刻典籍辑本的数量相当之多，但这类书籍在释读、抄录、雕刻、排印的过程也会滋生错误，阅读与引用之时需要留神。

第三种是服务于书法练习与欣赏目的的碑帖，这类书籍大多数是近代以来编辑出版的。为了习书临帖之时便于摊放在书桌上进行对照、揣摩、体会，此类辑本的开本不宜太大，因此需将拓本剪裱重排，装订成册，字迹缩放至适当尺寸，甚至只取拓本中字迹清楚、结体优美的文字，而不强求文本的完整。严格来说，此类字帖是不能与同名拓本等量齐观的。一方面，它往往经过缩放，改变了原刻的大小，原碑字迹大小往往无由得窥。另一方面，此类碑帖辑本经过剪裁、重装，没有保存原拓本的行款格式。为了弥补此一缺憾，有些碑帖辑本会缩印拓本作为附录，并标注原碑尺寸及文字大小，以便读者了解其行款规格。

三种辑本类型，不管哪一种，都是石刻文献书籍化的成果。书籍化使辑本具有强大的复制能力与传播功能，是写本、刻本和拓本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辑本所依据的刻本或拓本版本不同，各种辑本之间的歧异遂由之而生，优劣之分也在所难免。

以上所论石刻文献“四本”中，第一种写本、第二种刻本与第四种辑本，其概念都是重新界定过的。四本彼此之间的关系环环相套，彼此相生，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进一步的研探必不可少。

二、“四本”之生产、阅读、流通与利用

石刻的四种版本形态构成了石刻文献生命循环的完整过程。从生产、阅读、流通与利用这四个角度来分析和解读这一过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四本”彼此的异同和关系。

首先关注一下“四本”的生产者。写本的生产者是谁？可能是碑文的作者，也有可能是专门请来的书法家，还有可能就是操刀的刻工。想要确定书写者的身份，良非易事，对于汉魏六朝的石刻来说，此事尤为困难。汉魏六朝石刻上很少题署书写者的名字，当时的社会习俗对于书者和刻者都不太重视。唐代以后，石刻上题署书写者姓名的才逐渐变多，宋代以降，书写者不仅题署姓名，还更多地留下与自身籍贯身份相关的各种信息。由于汉碑上题署书写者姓名者寥若晨星，因此，汉代《西岳华山庙碑》上出现的“郭香察书”四字就引起了纷纭的争议。历代金石学家对于“郭香察书”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应该读作“郭香察/书”,郭香察是书写者的名字；有人认为应该读作“郭香/察书”，郭香是“察书”——也就是校勘者的名字；各有证据，难下定论。^㉖我个人比较倾向后一种理解。东汉时代，社会上流行用单名，作为东汉人名，“郭香”比“郭香察”要合理得多。这位在《西岳华山庙碑》上留名的“新丰书佐”姓郭名香，其职责是“察书”，亦即检查核对碑刻有无错漏。他虽然并不是碑刻的书写者，却在此碑的书刻过程中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刻本的生产者，最主要的是刻工。自清代开始，金石学家开始关注刻工这一人群，近人曾毅公撰有《石刻考工录》，在前人辑录的基础上增补较多，初具规模。拙著《石刻刻工研究》收集了四五千个刻工的资料，同时对官署与民间刻工的组织及社会地位，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此书于2008年出版，其后经眼石刻文献越来越多，续补辑录的刻工刻石资料又逾一千多条。作为刻本的主要生产者，刻工将石刻写本上的文字转换为刻本，在这一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技艺。有些刻工同时精于书法、篆刻和版刻，堪称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元明以降，很多著名的书法家（石刻书写者）都有专用的刻工，这些刻工大都在书法上有很深的造诣。 ^㉗

拓本的生产者，最主要的是拓工。清代末年，一些重要的学者，特别是金石家（如吴大澂、缪荃孙等），往往专门雇用拓工为自己服务。金石学家与拓工之间，有时是委托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有时是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㉘总之，刻工和拓工对于整个石刻文献的生产和流通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群体都不应该忽视。

辑本的生产涉及书籍生产的全过程，包括搜集、编录、印刷、出版等环节，参与这一过程的编纂者、刻版者和印刷工人都是石刻辑本的生产者。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石刻辑本的生产过程，差不多涵盖了写本、刻本和拓本的全过程，无论就其所涉及的生产者、生产技术还是生产规模而言，都是最为复杂的。

总而言之，以上所强调的石刻“四本”的生产者，有意淡化了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而强调了各种工匠的作用和贡献。强调各种工匠的作用和贡献，实际上是强调石刻文献的材质与形制特点，突出石刻的物质性。这并不是要否认士人对于石刻文献生产的重要性。相反，士人与工匠都是石刻文献的生产者，两相对比，士人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而刻工与拓工的作用则是比较隐晦的，隐藏在历史的后台，不太为人注目。石刻文章绝大多数是由士人撰作书写，历代金石学家大多都是士人出身，当然比较重视撰书者，而不那么重视刻拓者。可以说，传统金石学比较关注的是石刻文献的文本性，而不是石刻文献的物质性。

其次，写本、刻本、拓本、辑本，既是石刻文献的四种存在形态，也是四种阅读对象。由于物质媒介的不同，人们对“四本”的阅读方式也各有不同。但不同的阅读媒介和阅读方式中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读后感。写本的读后感体现为对文本的修改润饰；刻本的读后感体现为各种形式的题刻、补刻、唱和，拓本的读后感体现在各种体式的跋尾，辑本的读后感体现为各种批注和题跋。这些读后感或写于纸上，或刻于石上，或题于书上，都是依附于石刻文献阅读而产生的衍生文本。从阅读角度来看，石刻的题跋或跋尾类似古书的批校，二者之间的异同如何，其中体现了怎样的阅读方式、阅读特色和阅读成果，都需要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再次，碑刻的流通，涉及访求、馈赠、交换、买卖等活动，流通的关键是拓本流通。拓本流通与其背后的文化动力有关。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和赵明诚《金石录》可以看出，随着北宋金石学的兴起，一批士人癖好收集拓本，友朋之间拓本交流渐成风气，大相国寺的碑拓市场也逐步形成。此种风气，经元明清三代，至晚清之时，玩赏阅读金石碑帖成为士人的普遍风气，成为士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标志。在这种文化风气的驱动下，拓本流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拓工群体也有了广泛的施展空间。士人、拓工、碑贾、书商等都参与了这一流通过程。除了拓本的流通，还有辑本的流通，偶尔还有石刻文物的流通。不过，石刻实物交易不如拓本方便，一是笨重或体积大，二是价格昂贵，三是交易涉嫌违法，四是储藏不便。晚清官僚学者端方发挥自身的优势，克服了诸重困难，在拓本之外同时收集了许多石刻实物，但在他意外死亡之后，其费心搜集的拓本、石刻及其他古物很快便流散了。^㉙

最后，从石刻文献的利用角度，“四本”概念除了可以用来思考四种版本之间的异同关系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四本”对于整个文献学尤其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意义。

中国古典目录学与其他传统学问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石刻文献尤其是石刻辑本发挥了重要作用。《集古录》和《金石录》是从目录学角度整理石刻文献著作，属于通代石刻文献目录；《隶释》《隶续》从断代分体的角度，对石刻文献进行辑录整理。^㉚《宝刻丛编》按照地域分类，是分地辑录，与《舆地碑记目》是同类。^㉛《宝刻类编》则按照石刻书者之身份类型，分为八类依次辑录。^㉜从这些编纂体例及其中所体现的思路中，可以看到石刻文献目录学与集部总集类目录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石刻辑本的编撰，就是具体而实在的石刻文献目录学实践。

《隋书·经籍志》收录了不少石刻文献，有些收在经部之中，有些则编入集部之中。《隋志》经部小学类著录《一字石经周易》《一字石经尚书》《一字石经鲁诗》《一字石经仪礼》《一字石经春秋》《一字石经公羊传》《一字石经论语》等七种，此即《熹平石经》，亦即东汉熹平年间所刻七经，只有隶书一体，故又称“一字石经”；又著录《三字石经尚书》《三字石经春秋》等，此即《正始石经》，刻于三国魏正始年间，有古文、篆、隶三种字体，故又称“三字石经”。值得注意的是，《隋志》著录《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只以“一字石经”“三字石经”标目，而不以时代称名，其意在于突出其字体和小学之用。《隋志》经部小学类还著录《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令人费解的是，秦始皇东巡齐楚故地，并在六地刻石立碑，^㉝《隋志》只著录东巡会稽的刻石文，不知何故。《隋志》经部小学类明言，汉魏石经“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㉞由此看来，当时秘府所藏“秦帝刻石”拓本，很可能只有会稽刻石文，其他已无踪影，故没有著录。

《隋志》经部小学类所著录的秦始皇东巡会稽刻石文及汉魏石经，皆为拓本，而集部总集类所著录的《碑集》《杂碑集》《荆州杂碑》《雍州杂碑》《羊祜堕泪碑》《桓宣武碑》《诸寺碑文》等，则应当是“传录之本”，而非“传拓之本”。东汉以来日益孳乳的石刻文献，对于中古目录学提出了挑战。《隋志》将一部分拓本形态的石刻文献置于经部小学类，突出其字体字形属性，将另一部分文本形态的石刻文献置于集部总集类，突出其文章属性。从《隋书》史臣的眼光来看，石刻至少有经学、小学和文章三种用途，《隋志》以其著录方式突显了这三种用途。

石刻的四种版本形态，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意义层面的。如庾信为他的同时人所写的碑文墓志，就可能有写本、刻本、拓本和辑本四种形态。其写本与辑本被收入《庾信集》以及后人编辑的文章总集之中，而其刻本和拓本，则至今尚有被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这些版本，既是同一篇文章，也不是同一篇文章，既属于同一个版本，又不属于同一版本。因为，就文献记录而言，它们可以视为同一版本；就文献媒介与生产方式而言，又可以视为不同版本。在进行文本校勘时，如何看待这些版本，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总之，石刻文献的版本与书籍的版本略有不同，所以要慎重使用传统的书籍校勘学原则来处理石刻的“四本”。

石刻的写本、刻本、拓本、辑本，既有明显不同的媒介材质，又有界限分明的功能区隔。另一方面，“四本”之间又是彼此融通的，可以进行媒介转换，实现文化价值的再发掘、再利用。例如，剪裁拓本中的文字，将其重新拼合，或与写本或刻本相结合，组合为新的字帖、对联、诗文。又如，将拓本中的文字勾摹缩放，将其作为笺纸的纹饰，进而创造出一种可供玩赏阅读的新的艺术品——集古笺。^㉟四种不同文献形式之间的融通与杂交，促使跨类别跨界限的文献更生，使石刻有机会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舞台上演绎自己的角色。

三、小结

综上所述，石刻文献蕴含了不同形式的“写本”形态。在石刻文献的四种形态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写本的影子。对“写”字的含义，可以作更为广义、灵活的理解：刻工用刀镌刻是一种“写”，拓工用墨包捶拓也是一种“写”。拓本是从刻本衍生出来的，其物质媒介由石变成了纸，与刻本的由纸到石，正好相反。拓本是中国古代了不起的发明，很多学者认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实际是受到拓印技术的启发。^㊱拓印是一种文献传承的技术，它极大地提高了文献保存的保真度，也提高了文献复制的效率。石刻的辑本需要根据前面的写本、刻本和拓本提供的内容，重新编排组合，较大规模地生产，其中既有刻本之刻，又有拓本之印。譬如作为辑本的石刻文字汇编（如《金石萃编》《唐代墓志汇编》），其文本内容既可能是根据拓本过录的，也可能是根据原石誊录的，还可能是根据文集抄录的，来源多种多样，而最终汇辑为一书。石刻文献“四本”的相互转换，为石刻文献的再生产提供了左右逢源、相成相生的方便。

石刻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写本”。首先，将石刻学和写本学结合起来，可以建立一门石刻写本学。其次，石刻的写本与文书等稿抄本不同，由此可见，在写本学内部，需要开辟一个比较写本学的分支。再次，石刻文献与书籍文献属于不同的文献类别，那么也可以融合其他文献类别，在文献学内部开辟比较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在比较文献学之中，还可以包含比较目录学、比较版本学、比较校勘学。总而言之，研究石刻文献，要重视其物质性，重视文献生产过程中版本形式和物质形式的联系，才能更好地认识石刻文献的写本性和特殊性，更全面地理解石刻文献的意义。

注释（向上滑动阅览）

① 以上引文参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0页。

② 关于“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参看程章灿：《石刻的现场阅读及其诸种样态》，《文献》2021年第4期。

③笔者以往讲授“石刻文献研究”课程时，也经常这样强调，参看程章灿：《石刻研究的基本问题》，《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

④《苏魏公文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9页。

⑤ 《黄庭坚诗集注》卷二十，刘尚荣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88-689页。

⑥ 武亿：《授堂金石跋》，高敏、袁祖亮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页。袁维春《三国碑述》（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2页）亦征引武说。此碑拓本，参看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册，第18页。

⑦ 孙宝文编著：《黄庭坚墨迹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

⑧ 以上五本著录，参看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卷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58、59、63页。针对第六百十九号拓本，金文明有校证（第71页）云：“太宗高宗撰，吕本无‘太宗’二字。”

⑨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晋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5页）云：“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盖出于太宗之御撰。”《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8页）卷末史论称“制曰”，其文有云：“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⑩ 启功：《论书绝句》第四十二首（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86页）云：“集书辛苦倍书丹，内学何如外学宽。多智怀仁寻护法，半求王字半求官。”

⑪ 今人杨殿珣大分为七种，参看杨殿珣编：《石刻题跋索引》之“目录”及 “凡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而清人叶昌炽则细分至42种之多，参看叶氏所撰《语石》卷三至卷五，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82-380页。

⑫ 参看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4页；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61页。

⑬ 关于石刻材质对刻工的影响，参看彭砺志：《好太王碑书体平议——兼论石材质地对古代碑刻书体的影响》，丛文俊、刘成主编：《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14-138页

⑭ 高文：《汉碑集释》（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90页。

⑮ 参看《汉碑集释》第495页注十五所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及王念孙《汉隶拾遗》之说。

⑯ 启功:《论书绝句》，第66页。

⑰ 相关论述，参看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第32-46页。

⑱ 《闾伯昇暨妻元仲英墓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十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下，图版591（叶390上）。

⑲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自序”，第2页。

⑳丛文俊：《北魏崔宣默、崔宣靖墓志考》，《中国书法》2001年第11期。

㉑ 《全唐诗》卷二百九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扬州书局本，1986年，第742页。

㉒ 此碑简称《江总碑》，其部分残片今藏朝天宫南京市博物馆及栖霞寺内。

㉓ 参看吕佐兵主编：《圣碑：南京栖霞山明征君碑瞻礼》，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12-220页。

㉔ 参看李一、齐开义：《拓片拓本制作技法》第二章“拓片的种类与拓印方法”，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5-24页。

㉕ 缪荃孙：《江苏金石记》卷前“例言”，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金石》，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册，第2页。

㉖ 参看王敏辑注：《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9-133页。

㉗ 以上相关内容，可参看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第一、七章，第3-23、140-162页。

㉘ 关于拓工，可以参看程章灿：《捶石入纸：拓本生产与流通中的拓工——以晚清缪荃孙及其拓工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㉙ 参看罗覃：《两位中国艺术品收藏家的交汇：端方与福开森》，苗巍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

㉚ 洪适对汉隶石刻的整理，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隶释》提要（第734页）云：“其弟（洪）迈序娄机《汉隶字原》云：‘吾兄文惠公区别汉隶为五种书，曰释，曰缵，曰韵，曰图，曰续，四者备矣，惟韵书不成。’”

㉛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宝刻丛编》提要（第737页）云：“是书搜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案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附于卷末，兼采诸家辨证审定之语，具著于下。”又云：“宋时因志地而兼志碑刻者，莫详于王象之《舆地碑目》，而河淮以北，概属阙如，惟是书于诸道郡邑，纲分目析，沿革厘然，较象之特为赅备。”

㉜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宝刻类编》提要（第738页）云：“其书为类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诸王，曰国主，曰名臣，曰释氏，曰道士，曰妇人，曰姓名残缺，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所书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且于名臣类取历官先后之见于石刻者，胪载名字下方，以备参考，诠次具有条理。”

㉝ 参看程章灿：《传统·礼仪·文本——秦始皇东巡石刻的文化意义》，《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㉞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69页。

㉟ 集古笺的相关论述，可以参看程章灿：《结古欢：晚清集古笺与石刻文献》，《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期

㊱ 参看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6-68页。

〉此文原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文｜程章灿

责编｜陈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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