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中国学术》第43辑

《中国学术》第43辑

《中国学术》第43辑

刘东 主编

商务印书馆2022年

期刊简介

近日，《中国学术》第43辑刊印出版。《中国学术》(China Scholarship)由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主编，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资助、商务印书馆出版，自2000年创刊以来已发行43辑，从43辑开始正式转为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刊。

《中国学术》期刊设“论文”、“评论”和“书评”栏目，每年发行两辑。旨在提高我国人文及社科的研究水准，推展汉语世界的学术成就；增强文化中国的内聚力，促进中外学术的深度交流；力争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工作语言，参与中国文化现代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建。

本辑目录

卷首语

论 文

刘　东  “文明二分”造成的“飞去来器”：接续包华石《西中有东》的深思

苏源熙  克洛岱尔1900年的《认识东方》

裴宜理  工作队：苏联经验的中国化

哈特穆特·莱平  基督教与宗教自由的发现

P. J. 罗德斯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与五十年时期的年代问题

徐向东  莱布尼茨论偶然性与自由

雷思温  卢梭论神义论与人的自我拯救

马　勇  远去的背影：中英缅甸交涉再检讨

戴福士  李岩：中国文人、反叛者和谋士(1606—2016)

评 论 

尤锐 林嘉琳 陈力强 伊若泊 有关《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的评议

李朵  读罗泰评《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所记

李峰  方法论、逻辑和有关西周政府的争论：对罗泰的回应

书 评

方 遥  “传统”之外的《中庸》与道统叙述（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

顾 漩  仙与人间：康儒博与修仙的学问（评《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

范震亚  一种非理想主义的正义观（评《理想带来的暴政》）

刘 东  对于风险的有意遗忘（评《水下巴黎：光明之城如何经历1910年大洪水》）

刘佳慧  大学体制如何配伍时代召唤（评《观念的市场：美国大学的改革与阻力》）

郭敬燕  博雅教育的三重价值及其现实意义（评《为什么选择博雅教育》）

刘 扬  艺术史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评《艺术与社会结构》）

赵 卿  国家视域下的“艺术界”（评《艺术与国家：比较视野中的视觉艺术》）

向浩源  实证研究视野下的先锋艺术风格嬗变（评《先锋派的转型：1940-1985年的纽约艺术界》）

徐 明  科学与官能相融合的感性之学（评《五感:一种混合身体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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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浙大，对于刘东老师来说，是“用生命画出了一个团圆”。39年前，刘东老师正是于西子湖畔开始了自己读书、教书、写书、编书的生涯。光阴荏苒，刘东老师主持编辑《中国学术》已有二十余年，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种“为人作嫁”的工作。

跟随刘东老师回到浙大的步伐，《中国学术》已经从清华国学院的院刊变成了浙大中西书院的院刊，《中国学术》的日常编务工作，也转移到了浙大。不过，“原先的那支编辑队伍眼下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稳定，除个别编辑也转移了过来，其余的都还留在清华、北大、人大和社科院。事实上，尽管我们的编务组总在吐故纳新，可眼下这支既优秀又年轻有为的队伍，几乎就是不可取代的了。——当然，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这本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学术刊物，并不会因为我本人的工作转移，就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刊物，而将继续保持同各个领军学府的密切联系”，刘东老师如是强调。

关于本辑《中国学术》收录的文章，刘东老师在卷首语中不吝笔墨进行了逐一介绍。其中，论文栏的第一组，收录了三篇论域不同的文章，但都聚焦于“中外关系”的主题。刘东的论文接过了包华石所挑起的话题。也就是说，如果后者所著的《西中有东》一书，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对启蒙时代的西方文化发生了具有正面意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此后在“欧洲中心”的“文化政治”中，西方政客与学者对于当年这种积极影响的故意遮掩；那么，前者则在自己这篇新作中进一步揭示了穆勒父子如何为了制造“文化他者”，而分别就他们并不熟悉的印度与中国大发议论，把一组原本是由中国人帮助他们克服的弱点，反过来说成是东方人固有的文化劣根性。可叹的是，严复竟又把约翰·穆勒指鹿为马的判断带回自己的故土，并伪装成了自己的思考，遂在一种“文明二分”的机械图式中，把这种文化的“输出－回馈”变成了“飞去来器”，从而锋利地割伤了自己的祖国。苏源熙（Haun Saussy）的论文回顾了克洛岱尔的《认识东方》。作者指出，对于1900年前后的欧洲人来说，把中国和日本当成写作背景，是一个难得而独特的机会。如果说，谢阁兰的《碑》和庞德的《华夏集》都呈现了各种有关“中国他者”的声音，且这种声音还以全新的抒情方式，对英美的现代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克洛岱尔那些短小的散文诗，其叙述者就不再是一位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而无非是拥有外语表达渠道的一位实实在在的外国人，他正在中国从事着观察和记录。不过，《认识东方》的大部分诗作并未强调欧洲观察者的主导地位；由此一来，克洛岱尔的文学尝试也就与马拉美的风格有所不同，是让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杂交，因为这两者在遥远亚洲的格调中，并非像在巴黎那样表现为相互对立。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论文聚焦于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所以关涉的中外关系也更为切近。作者指出，从革命的年代到和平的岁月，在中国共产党为联络城乡所建立的机制中，没有什么比派驻工作队更重要的举措了。这样的一种机制，虽然是从俄国革命移植而来，可它所以能获得积极的效果，却要归功于本土实践中的创造。因此，这种工作队机制的中国化，不单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要因之一，还对此后长期的农村发展与管理，乃至当前的精准扶贫与反腐败行动，一直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如果从“创造性转化”的角度出发，对比一下苏联工作队的失败与中国工作队的成功，将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

论文栏第二组，聚焦于西方古典研究。莱平（Hartmut Leppin）的论文研究了基督教与宗教自由的双重关系。根据传统的简单化叙事，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必然带来宗教宽容，而罗马的基督教化则会导致宗教压迫。然而，如果回到大量的古史材料，就会发现有关宗教宽容的话题要远比这复杂。事实上，古代并没有明确的“宗教宽容”概念，它反倒是随着基督教兴起而诞生的；而且，即使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异教罗马也会压迫某些宗教实践，迫使罗马公民去崇拜公民宗教。在公元二世纪，“宗教自由”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尔图良那里，指的是“无人接受强迫的信仰”的观念。可到了公元四世纪，一旦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它也同样开始迫害异教徒与异端分子。因此，基督教对于“宗教自由”的确立，曾经起到了吊诡的双重效果。它一方面唤起了宗教自由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宗教上的排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早期基督教的辩证法带来了一份既珍贵又有毒的遗产。罗德斯（P. J. Rhodes）的论文研究了西方历史中的纪年问题。修昔底德曾通过对五十年时期（公元前478—前432年）历史的记载，论证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即雅典力量的持续增长，和斯巴达对此产生的恐惧；修昔底德还曾抱怨，赫拉尼科斯（Hellanicus）对这一时期的记载过于简略，在年代上也不够精准。而关于这段历史，还有来自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另一份记载；然而狄奥多罗斯的主要资料来源原本并没有呈现为编年的形式，这也就迫使他不得不重新组织材料。作者通过比对狄奥多罗斯的记载和其他史料，证明狄奥多罗斯虽在一些问题上记载正确，但若就整体而论，他的定年并不可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无法容忍无事可记的年份，便分配材料去填满每年的记录。由此可知，每当在编年上出现矛盾时，修昔底德的记载以及其他材料就显得更有价值。

论文栏第三组，聚焦于西方近代哲学。徐向东的论文研究了自由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意义。文章从莱布尼茨的偶然性概念出发，分析它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自由的条件，以表明上帝在什么意义上是自由的。而对于“上帝的自由”的思考，则又暗示了自由与完善的本质联系，这就为理解“人的自由”提供了模型。紧接着，作者还阐释了一个相关的问题：恶的存在，以及上帝在人的行动中的“合作”，是否既为传统的有神论带来了困难，又使道德责任在人类行动者那里，变成了一个相当棘手的概念？总的来看，莱布尼茨对于偶然性和自由的理解符合他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则；这位理性主义哲学家相信，决定论并没有剥夺人类的自由，因为那就是理性的自我决定，或者要取决于这样的自我决定。雷思温的论文，研究了卢梭如何经由人的自我拯救概念，改造了传统神义论。作者指出，卢梭既从启蒙的立场上批判了传统的启示宗教，却又在自然宗教的意义上，坚称自己是一名基督徒；这一看似矛盾的主张，反映了上帝在他那里的复杂性。具体而言，卢梭拒绝接受原罪、三位一体等传统教义，并在笛卡尔、霍布斯等人的前提下，建立起自然教育学说和公民学说，这都属于人性的自我拯救。可与此同时，人性的败坏却又使这种自我拯救取决于上帝对于人们善根的保证，尽管那上帝本身也需经历批判的洗礼。事实上，正因为已经接受了启蒙的立场，所以卢梭心目中的基督徒，也只能召唤回一位遥远的、面目陌生的上帝。

论文栏第四组，聚焦于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马勇的论文指出，近代中国的剧烈转型并非单纯的工业化、现代化，还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构；而中国历史久远的属国体制，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面前，不到半个世纪便已全部解体，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个巨大的代价，尽管也可将其视作新的历史起点。但无论如何，重新构筑这段帝国解体的历史，从而检讨当年的利弊得失，乃是理解近代转型的必要侧面。而在这段历史中间，缅甸的离开又属于重要的环节，所以围绕这个问题，当年清廷决策的内幕、中英交涉的玄机，以及可以从中找出的历史经验，都值得后人去认真检讨与总结。戴福士（Roger Des Forges）的论文指出，众多中国历史学家和作家，都曾围绕着作为李自成谋士的李岩展开过相持不下的长期争论，包括此人到底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如果李岩的故事属实，那么其存在又具有何种意义。可2004年在河南省博爱县唐村，地方干部竟惊喜地发现了《李氏家谱》的抄本，其序言写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一旦有了这样一份家谱，再加上原有的《怀庆府志》，便可写出较为全面而可靠的、作为“文人、反叛者和谋士”的李岩的传记了。作者进而指出，这个有趣的个案不仅向我们证明了辨清史实与虚构关系的必要性，还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存在着跨越时空的相互影响。

评论栏中，尤锐（Yuri Pines）、林嘉琳（Katheryn Linduf）、陈力强（Charles Sanft）、伊若泊（Robert Eno）的四篇书评，共同肯定了李峰的《西周的政体》一书。该书基于金文文献，对西周的官僚制政府进行了很有开拓性的研究；当然，他们也同时指出了此书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过于专注韦伯视角、历史证据有限、忽略青铜器出土背景等等。李朵则以罗泰撰写的书评为核心，指出了李峰更强调西周政府中行政化、专业化、世俗化的方面，罗泰则主张西周的官僚制建于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之上，而这种亲缘关系的保障，是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宗教秩序。在这位评论者看来，这样的差异源自两位学者不同的学术训练与知识背景。最后一篇，则是李峰对于罗泰的系统性回应。在他看来，罗泰的批评有很多概念上的误解与混淆，而且罗泰所讲的“人类学的视角”，即以亲属关系为秩序的政府概念，不过是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墨守，正需要接受现代史学的批判检视。作者认为，这些理论性的问题，再加上罗泰对近期考古学（尤其是青铜铭文）的不准确知识，使得他所写出的书评更多是在推广自己的观点，而非符合学术规范的专业评论。

来源：“道术与天下”微信公众号，卷首语原文载自：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4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i-v页。本文有删改。

编辑：杨悦

责编：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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