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主席发表视频致辞。本次服贸会的主题为“开放引领发展，合作共赢未来”。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展会，本次服贸会吸引了全球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2日下午，服贸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论坛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浙江大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制度研究院首席专家黄先海教授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数字贸易平台与中国创新变革”的主旨演讲。黄先海副校长在2023服贸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发表主旨演讲黄先海副校长在演讲中指出，数字贸易是全球贸易增长新亮点、中国贸易增长新动力、贸易强国新引擎。数字贸易大循环，正成为当前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数字贸易平台创新，赋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创新与产品创新深度融合。数字贸易平台对创新带来的变革，包括组织与方法创新。就组织创新而言，数字贸易平台是驱动平台上中小企业创新的无边界“类孵化器”，是数字时代驱动产品与技术创新的“新基建”。就方法创新而言，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创新，在最大程度上促使创新到达率、准确率、速率发生革命；另一方面，基于AI模拟试错的创新，成为“试错模拟器”，大幅缩小了创新的真实成本。数字贸易平台组织与方法的创新，进一步要求对数字经济垄断监管进行定义重构与规则重构，进一步带来有关规则的变革。黄先海副校长的演讲引发了热烈反响。会后，黄先海副校长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采访。文字：陈泽星编辑：胡春婷责编：王

8月28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庄初升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批准号：14ZDB103）结项鉴定会在紫金港校区举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先春主持会议。陈先春副主席介绍了参加鉴定会的专家，并对鉴定会的流程及要求进行说明。陕西师范大学邢向东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鉴定会的专家还有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复旦大学陈忠敏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赵日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谢留文研究员。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参会并致辞。会上，庄初升教授对项目的执行情况、主要研究成果以及贡献与不足等情况作了报告。该项目成果包括四方面内容：（一）田野调查，实地调查海内外42个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方言点，获得音频语料及其相应的记音材料近20万条；（二）文献整理，选择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编写的13种客家方言文献录入计算机，进行点校、注释，并将所搜集到的71种98册（篇）客家方言文献集成出版；（三）语料库建设，建设数字化介质的“海内外客家方言有声语料库”和“海外珍藏客家方言文献语料库”；（四）综合比较，就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展开纵横综合比较研究。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在认真审阅结项最终成果并听取报告的基础上，专家组从调查布点、方言用字、音系说明、记音规范、语图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提问并发表了鉴定意见。邢向东教授代表专家组作总结并宣布鉴定意见。专家组认为，该项目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空前的，是高水平的创新性成果，对客家方言乃至整个汉语方言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专家组对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一致同意通过结项鉴定，建议等级为优秀。会议最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彦教授在发言中指出，项目结项只是一个分号，希望未来持续发挥研究成果的影响，形成研究团队和研究范式，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贡献力量。浙江大学文学院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子课题负责人、课题组核心成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会议。项目简介阶段性成果《近代汉语客家方言域外文献集成(全50卷)》（商务印书馆，2023年）该项目于2014年11月获批立项，至2023年5月申请结项，研究工作持续了八年多的时间，最终完成《客家方言调查报告》三卷（超过250万字）以及《客家方言音韵比较研究》《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客家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等三部专著（超过70万字）的撰写，建成两个大型语料库，出版《近代汉语客家方言域外文献集成（全五十卷）》（商务印书馆，2023年）等多部著作，在海内外专业期刊、集刊发表论文50余篇。此外，项目组还指导完成了10篇以客家方言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为客家方言研究培养了不少后备人才。该项目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最大规模的客家方言调查研究项目，是汉语方言学的一项重大基础工程，也是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一项专题性工作，具有原创性、集成性、创新性。项目着眼于基础研究，广泛搜集第一手翔实可靠的材料，在为客家方言研究界乃至汉语方言研究界提供基础语料、基础理论方法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项目的调查成果采用网络数据库的形式发布，能够实现其作为重大项目的社会价值和公益效能，对于加强大陆客家与港台客家、中国客家与境外客家的沟通联系和文化认同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来源：“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8月10至12日，“全面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在紫金港校区成功举办。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布朗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杜兰大学、维拉诺瓦大学、匹茨堡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国王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伊始，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史文磊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蔚文教授，会议美方协调人、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丁悦副教授分别致欢迎辞。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美国西北大学联合主办，浙江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承办，Journal

Review等在内的国际顶尖期刊发表过多篇高质量论文。罗思高教授中文流利，与中国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有紧密的合作。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8月24日上午，杜江峰校长来到文学院走访调研，深入了解学院发展情况。杜江峰校长参观了文学院院史文化墙、古籍所展示空间、文学院大先生展等，实地走访了研究所学术教学空间，并听取了文学院院长冯国栋关于学院办学历史、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全面汇报。杜江峰校长对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杜江峰校长要求文学院进一步加深对学校迈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使命愿景的理解把握，在培养中文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学科建设“拔尖造峰”和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思考，积极推进，争取更大的进步。走访期间，杜江峰校长亲切慰问了新引进高层次人才高奕睿教授，了解他来院工作、生活情况，希望他在学术研究上发挥人才引领作用，推动学科建设新进展。学校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两办调研室相关人员陪同调研，文学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参加调研活动。杜江峰校长参观指导文学院来源：转载自“浙大文学院”微信公众号，原题为《文院之声

“新书速递”栏目不定期推送我校文科学者近期出版的著作，多维度展现学者观点及学术成果，推进学术普及。本期为人文领域专题，推送《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治理贫困：法国的社会问题(1789-1848)》《南宋都城三部曲》《革命与图像：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图像与政治文化》《成唯识论证义》《意识现象学教程：关于意识结构与意识发生的精神科学研究》《逻辑与智慧人生》《西海长云：6-8世纪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壁画保护技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八)》《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6卷第1期)》等著作。点击新书封面可了解更多详情《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刘迎胜

“新书速递”栏目不定期推送我校文科学者近期出版的著作，多维度展现学者观点及学术成果，推进学术普及。本期为社会科学领域专题，推送《跨境电商理论与实务》《跨境电子商务》《典型合同原理》《中国社会保障行政案例判解》《日记里的教育世界：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老子的管理要义》《数字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理论、实践与前瞻》《碳标签制度的探索与展望》《唯物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历史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沉思》《公法研究(第22卷)》等著作。点击新书封面可了解更多详情《跨境电商理论与实务》马述忠

编者按今天（8月15日），是我国首个全国生态日，这是我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综合性活动日，意义特殊重要。设立全国生态日，有利于更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值此之际，“浙大文科”特转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方恺等《强化顶层设计，推动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一文。在生态文明语境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味着生态产品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学术界和政策界对生态产品的定义尚无定论，但大部分阐释局限于农、林产品等传统生态产品，鲜少关注碳汇等其他生态产品类型，而后者对于实现碳中和至关重要。笔者认为，碳汇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为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而提供的新兴生态产品。如何将碳汇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一、明晰生态资源权属，提升碳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强化发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统计等部门之间的数据整合能力，建立碳汇生态资源云平台，动态汇总和更新不同类型碳汇生态资源的数量、分布、结构、功能、性状等数据信息。基于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成果，建立相对独立的碳汇生态资源权属登记体系，灵活采取租赁、入股、托管、赎买等形式集中收储碳汇生态资源，为市场化经营和交易扫清障碍。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完善碳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开展碳汇生态资源资产清单编制工作，构建包含不同空间层级和产品类型的碳汇生态产品价值数据库。二、经营碳汇资源项目，实现碳汇生态产品价值提升。综合考虑地方资源禀赋，合理布局碳汇生态资源项目。例如，我国素有“竹子王国”之称，在南方很多地区，遍布着大量的毛竹林。据测算，毛竹的年固碳量平均可达5.1吨/公顷，集约化经营后甚至高达12.75吨/公顷，且生长周期短，固碳潜力大，增汇优势明显。对碎片化的碳汇生态资源进行整体打包，量身定制招商方案，吸引优质社会资本，确保项目精准落地，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碳汇生态产品经济效益最大化。形成碳汇生态产品规模化经营格局，以链式帮扶机制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吸引就业和投资，使人力、物力资本聚集到农村地区，以碳汇生态产品产业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三、拓宽市场交易渠道，激发碳汇生态产品潜在需求。加快建设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逐步提高碳汇所占份额，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优质碳汇生态产品接入碳市场。主动对接有购汇意愿的控排企业，摸清碳汇生态产品的市场需求。引导碳汇项目经营企业开展碳足迹核算和碳标签认证，探索建立碳标签和碳普惠制度。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企业和消费者的碳汇生态产品购买意愿。逐步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碳汇生态产品交易机制，发挥市场在碳汇生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碳汇生态产品流通格局，推动其价值实现。相关政策建议因地制宜强化顶层设计。在全国范围内选取碳汇生态资源禀赋好、潜力大的区县开展试点；编制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中长期方案，建立多元化绩效考评体系；开展造林绿化、湿地修复、海洋养殖等重点碳汇建设项目，扩大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搭建碳汇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碳汇补偿机制。数字赋能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挥卫星遥感、通量观测、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碳汇生态资源监测、核算、交易和补偿等各环节的作用，构建“陆海空一体化”碳汇数字化平台；设立碳汇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和人才培养基金，建设碳汇提质增效前沿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和产教深度融合。绿色金融助力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目标，政府负责碳汇生态资源整合和财政兜底，企业发挥经营优势推动碳汇生态产品产业化发展，村集体和农户以各种形式参与利益分配，结合更多具有公益属性的绿色金融产品，激发碳汇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活力，形成“政府搭台、企业联动、社会参与”的绿色金融新模式。作者简介方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管理与政策、能源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李程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中国环境报》2023年8月8日第03版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8月14日，由浙江大学主办、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研修班在浙江大学开幕，来自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六个东盟成员国的政府主管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领军人才等50余人参与研修。中国—东盟数字经济研修班开幕式现场。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和东盟正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总干事吴忠表示，数字经济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此次研修班学员来自东盟各国家政府部门、学校、医疗卫生、企业等领域，交流内容涵盖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医疗教育等多方面，希望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搭建起各方合作的新桥梁。浙江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先行省份，20年来，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开启了一系列数字变革实践。浙江省经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厉敏介绍，多年来，浙江加快推动数字核心技术攻关，聚力产业能级、数字赋能、数据价值及创新生态跃升，数字安防、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飞速发展，涌现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网易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全球知名企业；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直播电商、数字支付、数字文旅、无人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领跑全国。此次在浙江开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研修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贡森介绍，研修活动以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及体验和分享的方式进行，充分考虑浙江与东盟成员国产业基础的契合度，最终遴选出服装、旅游等产业的龙头企业，及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专业市场——义乌，作为项目的现场教学基地。中国—东盟数字经济研修班开幕式上，来自东盟成员国的学员正在提问。浙江大学副校长何莲珍表示，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浙江拥有丰富的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双方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贸易、城市数字治理以及数字人才培育等领域加强合作，在数字经济发展道路上共谋发展、共赢未来。开幕式后，项目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马述忠给学员作课程介绍，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教授主讲第一课《全球数字经济开放与规则体系构建》。据悉，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交流合作项目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开办共9期研修班，组织针对特定国家的国别班，以及针对政、产、学、研等不同界别的专门研修班。在研修班项目之外，该计划还将依托浙江大学设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访问学者项目和硕士学位教育项目。来源：中国新闻网，原题为《东盟政产研赴浙江交流研修

何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般而言，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被人们相信。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观点、讨论都是知识的构成部分，它必须是经过验证，而且正确，并为人们所相信。相较于知识，知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它是知识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即对应了验证知识价值属性的理论体系、证成知识工具属性的逻辑和方法体系，以及面向知识使用者、以知识使用为导向的知识叙述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了知识体系。“中国自主”则表明了知识体系的主体。这种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知识体系，它内源于中国，而非其他国家；它是中国自主的，不是由其他国家输入与型构的。概而言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指的是内源于中国历史与当代实践经验所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认知，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形成的整体。基于这一认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一自主性、本土化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征，它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自主性、本土化归根结底是一种自觉意识，它更多地是一个规范性论题而非一个实证性命题。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大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支撑知识生产的学科设置、学科内涵、学科评价等方面，都带有深刻的西方烙印。华勒斯坦（Immanuel

“课外阅读”和“思考题”，可供学生进一步拓展宽度和深度。该著作适合中文系或文学院高年级本科生和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生使用，也可供对汉语史有兴趣的读者自学。作者：汪维辉

8月3日，浙江省政府副省长张雁云一行来到浙江大学，就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建设情况及区域金融发展相关主题开展调研。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立忠出席座谈，校文科资深教授、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主持。张雁云听取了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发展情况的汇报，对研究院在学术研究、智库成果、建言献策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经济与金融是紧密相关的，并根据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和金融工作任务，提出要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再运用经验指导实践，希望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进一步优化机制、加深合作，更好地发挥智囊团作用；进一步聚焦我省区域金融重点工作，从实践中获取鲜活案例，总结提炼经验做法，取得更多研究成果，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凝练出更有“浙江特色”的智库成果。王立忠代表浙江大学对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浙江大学坚持“更高质量、更加卓越、更受尊敬、更有梦想”的战略导向，积极服务浙江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高水平建设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等重大科创平台。金融研究院作为浙江大学代表性优秀智库平台，要在专业学科上谋新局，在人才项目上增新量，在研究成果上出新贡献，提升服务决策的水平和能级，为加快我省金融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会上，专家学者分别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发展、提升我省资本市场建设等提出针对性建议。史晋川表示，研究院将认真按照张雁云副省长的讲话精神、在学校和省金融局的领导和指导下，积极探索创新，承担国家及区域金融发展重大战略研究，更好地服务省委省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决策咨询研究，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李耀武，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吴登芬、副局长陈姝，省金促会会长盛益军等陪同调研。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原常务副理事长陈国平，特聘高级研究员谢庆健、宋伟农、杨小苹，学术委员会主任金雪军，常务副院长王义中等参加。来源：求是新闻网、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浙江大学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共评选出21项成果，含专（编）著奖特等奖1项、专（编）著奖一等奖3项、专（编）著奖二等奖9项，译著奖1项，普及读物奖1项，青年成果奖6项。本文推介译著奖、普及读物奖及青年成果奖获奖成果。译著奖成果介绍《语素导论》

为有效促进决策供需紧密对接，提升课题研究质量，助力国家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浙大服务中央决策能力建设，7月25日下午，浙江大学2023年度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是继2022年首次在京举办重点研究课题研讨会后第二次举办，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大力支持。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区域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出席会议并讲话。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区域中心副主任袁清，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区域中心副主任徐宝敏，区域中心副主任方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智库联络处干部、课题交办部门联系人、指导专家，以及部分课题负责人参加会议。研讨会由区域中心副主任、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主持。会上，黄先海副校长指出，国家高端智库认领课题研究工作一直是区域中心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中之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标党和国家的更高要求，对照浙大“走在前列”的战略目标，区域中心正以提升高端智库课题为抓手，激发教师投身智库研究的潜力与活力，整合多学科多领域智库人才，进一步谋划符合国家高端智库定位的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和针对性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智库联络处干部路畅简要介绍了国家高端智库交办课题工作机制，并对浙大在课题认领申报、研究开展、质量提升、成果报送等方面的工作表示肯定。她指出，交办课题是高端智库直接服务决策的主要渠道，在服务中央决策和部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浙大进一步加强与交办部门的沟通对接，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专家现场指导本次研讨会邀请了科技部、生态环境部有关领导以及来自清华大学的资深专家现场指导。会议听取了2023年度4项重点课题汇报，课题负责人围绕研究背景及目的、前期研究基础、总体研究思路等方面进行了汇报。与会专家就课题的研究需求与课题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从研究创新点、研究路径、报告撰写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课题负责人汇报下一步，浙江大学将以高端智库课题研讨会为契机，继续加强与决策部门的沟通，推动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产出创新性、突破性成果，进一步提升“为党谋略、为国献策”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一个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影响力的国家高端智库。来源：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浙江大学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共评选出21项成果，含专（编）著奖特等奖1项、专（编）著奖一等奖3项、专（编）著奖二等奖9项，译著奖1项，普及读物奖1项，青年成果奖6项。本文推介专（编）著奖二等奖获奖成果。专(编)著奖二等奖成果介绍《俄罗斯小说发展史》

7月31日上午，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一行来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考察了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调研“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以及学校文化建设和文物相关工作。浙江省副省长胡伟、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参加调研。在参观了“百代标程——悦读宋韵展”和“造物之美——材料、颜色、造型、技术、观念、审美（教学常设陈列预展）”之后，李群表示，浙江大学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文物工作，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体现了大学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责任与担当。他强调，要认真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物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编辑“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作的重要指示，持续发挥“大系”的独特作用，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任少波感谢国家文物局对学校工作的支持。他表示，浙江大学以“大系”编纂出版为契机，大力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先后成立了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艺术与考古学院，下一步将继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依托“大系”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文化交流等工作，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赓续传承的基因密码，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积极贡献。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总主编张曦介绍“大系”相关工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办公室主任张俊峰、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考古司副司长辛泸江；省政府副秘书长梁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范庆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党组书记陈广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省文物局局长杨建武；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朱世强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调研。来源：转载自“浙大发布”微信公众号编辑：胡春婷责编：王

浙江大学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共评选出21项成果，含专（编）著奖特等奖1项、专（编）著奖一等奖3项、专（编）著奖二等奖9项，译著奖1项，普及读物奖1项，青年成果奖6项。本文推介专（编）著奖特等奖以及专（编）著奖一等奖获奖成果。专(编)著奖特等奖成果介绍《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

年创刊于广西桂林，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领域专业性期刊，已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本刊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每年6

7月21日，“出版视点”系列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会上公布了2023年度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入选机构名单，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再次入选。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冯士新为入选智库颁牌。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教授陈洁参加会议并接受颁牌。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持续深化出版行业智库建设，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为加快出版强国建设、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大智力支撑。该计划着眼打造一批定位准、机构实、成果好的专业化智库，推出一批具有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重要研究成果，培养一批政治能力强、研究水平高、发展潜力大的出版智库专业人才，持续推动出版业理论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在公布的27家入选机构中，有12家新申报机构入选，同时继续培育2022年入选智库中的其中15家出版智库。27家入选的机构涵盖高校出版院系、出版企业研究部门、出版领域专门研究机构等多种类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势较为突出，具备建设高质量出版智库的良好基础。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原人文学院、计算机技术与科学学院联合组建。中心自入选2022年度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以来，立足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战略等出版深度融合国家重大产业发展需求，关注数字教育、数字阅读、数字文化、数字学术等产业领域，举办相关学术论坛，新设专业研究室，在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同时开展高端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和应用示范，多次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奖项。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本文有删改。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浙大文科近期新闻资讯[Vol.105]浙江大学举办2023“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国际研讨会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公布，浙大2位教师、3位校友上榜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7月7日，浙江省经信厅投资处二级调研员陈昌杰一行到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并座谈。双方一致同意后期通过调研形式，挖掘相关课题，探索产业促共富新路径。详情：中心快讯

雪往期推荐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公布，浙大2位教师、3位校友上榜浙江大学首届优秀教材奖名单揭晓，文科多本教材获奖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专题研讨会

7月12日，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审结果揭晓，本届共评选“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10名、提名奖获得者20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赵骏教授获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郑春燕教授获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此外，本届另有3位校友上榜，其中宋华琳教授荣获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竺效教授、翟国强研究员获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赵骏教授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郑春燕教授“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是经党中央批准设立的重大奖项，受到全国法学法律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为我国法学领域的重要奖励项目。其评选活动由中国法学会组织举办，自1995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十届，评选产生了99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这些获奖者，有的走上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重要岗位，有的成为法学教育科研领域的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专家，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工作自2022年12月启动，旨在引导和激励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践行者、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者、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的培养者。来源：中国法学会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浙江大学首届优秀教材奖名单于近日揭晓，本届共评选出87本优秀教材，含特等奖26本、一等奖24本、二等奖37本。其中，文科领域入选特等奖6本、一等奖8本、二等奖10本。浙江大学优秀教材奖设立于2022年，是面向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的专门奖励项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过展示我校教材建设取得的成就，增强教材工作者荣誉感、责任感围绕“人格塑造、素质提升、能力培养、知识传授标”有机融合的育人目，持续推进精品教材建设，加强优秀经典教材的传承与发展，形成具有浙大特色的高质量现代教材体系。该奖设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以下为我校文科领域获奖情况：特等奖教材名称出版社第一主编姓名学院新编普通话教程(第六版)浙江大学出版社吴洁敏外国语学院新编大学英语

《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指导建设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性、复杂性问题，加快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教育部于2021年布局遴选了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浙江大学是较早开始探索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高校，在国家正式吹响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的号角后，于2022年启动首批校内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建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近日，浙江大学社科院举办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专题研讨会，邀请校内外人士共商实验室发展的关键问题。7月6日，社科院组织举办了校内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专题研讨会。省社科联科研管理处处长蔡青、副处长方晶，学校社科院副院长邓水光、程丽，校内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代表和文科院系教师代表出席。邓水光副院长主持本次研讨会，并代表社科院介绍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总体情况。研讨会气氛热烈，实验室代表和院系教师代表围绕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内涵定义、范式方法、建设方向等话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代表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运用科学实验方法、具备基础实验场地设施设备、致力于解决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的交叉性、创新性、开放性研究平台。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智库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突出实验研究逻辑；与自然科学实验室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根本任务是解决“智慧”问题，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催生新思想诞生，依托新技术更深入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通过各种实验方法，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关键问题提出假设并予以验证，依托学科交叉优势、顺应多方法趋势、整合多模态数据，助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更新、方法创新和技术革新。在实验室建设方向上，与会代表建议，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首先要明确研究问题，守牢哲学社会科学底色，积极回应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其次要将实验室建设成为集科研和教学功能为一体的开放平台，扩大实验室影响力；另外，专家建议学校层面建立统一的实验室预约平台和实验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打造专业研究团队，制定实验室管理规范。蔡青处长对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浙大作为头部高校，更应率先探索出具有浙大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路径。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要围绕哲学社会科学关键性、基础性、前沿性问题进行长远规划，利用实验方法和交叉优势打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后一公里”。会上还发布了“浙大文科数据服务系统”，为校内研究机构和全校师生提供数据汇交、展示、分享等服务，促进文科数据资源积累和数据复用，以探索建立科研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附：部分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代表和文科院系教师代表发言——（按照发言先后顺序）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主任、公共管理学院黄萃教授认为，社会实验的方法有自然实验、准自然实验、调查实验、计算实验等，核心要义是控制、对照和观察。文科实验室应和理工科实验室在研究数据、方法和工具上互通有无，并进行独到的迭代创新，既要做好本领域的理论研究，也要回应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副主任、艺术与考古学院副院长王小松教授认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知识，但无法产生反思和批判精神。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根本任务是解决“智慧”问题，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催生新思想诞生，依托新技术更深入地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强化科学研究与社会的连接。外国语学院语言认知与发展实验室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外国语学院语言认知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外国语学院院长董燕萍教授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是通过实验、准实验、自然观察、计算模拟等实验方法，根据演绎逻辑，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关键问题提出假设并予以验证的研究机构。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需围绕基础理论进行范式更新，继而进行方法创新和技术革新。实验室研究员杨静教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为教师的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带来了正面影响，希望探索实验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宣传，进一步扩大实验室影响力。神经管理学实验室神经管理学实验室副主任、管理学院王求真教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不应被视作单纯的实验平台，更应该是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平台，顺应多方法趋势、整合多模态数据，做好基础理论研究，让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发展。数字法治实验室数字法治实验室执行负责人、光华法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魏斌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特征，一是采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实验性技术，二是理论模型设计、验证和纠偏的实验性过程。此外，实验室应该成为集科研和教学功能为一体的开放平台。浙江大学—卢森堡大学高等智能系统与推理联合实验室浙江大学—卢森堡大学高等智能系统与推理联合实验室主任、哲学学院廖备水教授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研究问题至关重要，需要从跨学科角度进行范式变革和方法创新，加强国际合作，进而产出世界一流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文学院文史大数据实验室文学院文史大数据实验室主任徐永明教授认为，当前文化数字化战略已成为国家战略，浙江是文化大省，浙大具有良好的建设基础，需要更加重视文化大数据建设，重视算力、算法与大数据相结合的实验，加强大数据中心等实验室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学院数字体育与健康实验室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教育学院数字体育与健康实验室主任、教育学院胡亮教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对象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研究重点是用科学手段解决重大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形成标志性的成熟实验手段、打造教学科研咨政并重的平台，建议在重点领域进行实验室布局，并通过闭门会议等形式鼓励更深度的思考讨论。实验室副主任司琦教授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可借鉴学习理工科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和科研方法，加强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交流，打通资源共享渠道，在坚持学科主体性的基础上主动学习其他学科领域的理念、范式和方法，产出具有深刻变革意义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陈宝胜教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要素在于聚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确哲学社会目标、采取科学创新的实验研究方法、具备基本实验场地设施设备、稳定的实验研究团队和规范制度，建议实验室与国家战略需求同频共振、强化学科交叉融合、突出实验研究逻辑、守住哲学社会科学底色、配齐配足研究团队、构建管理制度规范等。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潘恩荣教授提醒学界关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中潜在的数据安全风险、伦理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并倡议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推动范式共存、融合和创新，建立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广泛共识。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岳文泽教授指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还存在重当前轻长远、重建设轻运营、重外延轻内涵、重技术轻融合、重结果轻需求等认识性问题，建议完善实验室建设的顶层设计，运营前置、需求定制，建立联动联建机制和扁平化治理机制，避免重复低效建设和资源耗散。浙江大学—华为智能财务联合实验室浙江大学—华为智能财务联合实验室主任、管理学院陈俊教授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应与新文科建设、人文社科研究前沿和产教学研融合，解决学科前沿问题，回应国家社会需求，学校层面也要营造支持实验室发展的良好氛围。注：以上专家观点未经本人审阅文字：黄斐凡图片：俞

7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座谈会并发言。参加会议并发言的专家还有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袁海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海林、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与会专家认为，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经济发展展现出巨大韧性，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应当充满信心，并就解决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专家学者们发言后，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同时要看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对我国发展带来诸多影响。我们要全面、辩证、长远地研判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李强指出，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关键期，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要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在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上下更大功夫。要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通过增强工作互动性来增强决策科学性。李强希望广大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把握客观规律和发展大势，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来源：转载自“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原文来源于央视网、新闻联播）、澎湃新闻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溯源研究”课题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徐青森出席并致辞，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作为本次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出席并作课题汇报和总结发言，交流阐释了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论述的深刻理论和实践价值意义。任少波在进行课题汇报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重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和贺信回信，形成一系列重要论述。学习重要论述、开展溯源研究，其重要意义在于能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论述理论体系的原创性认识，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路的理论要义，丰富大学发展模式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理论模型；更加深入地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导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更好推动一流大学群体服务支撑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任少波表示，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深入研究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论述，要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念方法，探索一流大学“建设新路”，认识大学的新优势、新使命、新战略、新治理等。结合课题研究，他初步阐述了课题组梳理的重要论述思想溯源、浙江溯源。徐青森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本次研讨会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精神意义重大。他强调，要在有机结合相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二十大报告重要精神的背景下，产出更丰富的系统化学理化研究成果；要总结各地各高校建设实践成效，聚焦工作难点重点更好地服务“双一流”建设；要以课题研究、学术研讨等为契机，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共识和交流；希望各界专家积极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言献策，并为建设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和智力支撑。浙江大学副校长何莲珍致开幕辞，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叶民主持会议。杨晓慧、袁振国、陈如平、田延辉、秦宣、侯万军、张应强等来自各界的专家代表就相关主题在会上进行了热切交流讨论。教育部社科司科研处相关负责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溯源研究”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研讨会。来源：转载自“浙大发布”微信公众号（文字记者

6月21日，“国际秩序转型与中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办。会议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院、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政治学研究所协办。会议邀请了来自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HSE

7月4日，浙江大学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经学院（系）推荐、校内外专家评审、浙江大学文科发展领导小组审定通过和网上公示，共有21项成果获奖，其中专（编）著奖特等奖1项、专（编）著奖一等奖3项、专（编）著奖二等奖9项、译著奖1项、普及读物奖1项、青年成果奖6项。获奖名单专(编)著奖特等奖《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

7月2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23年度工作会议在浙江大学举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作为教指委秘书处单位主办了此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委员齐聚一堂，总结过去四年工作，谋划下一届教指委重点工作。教指委秘书长、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郁建兴主持会议。浙江大学副校长何莲珍在致辞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次公共管理专业教指委年度工作会议，对于如何回答系列之问意义重大。她从做强基本单元、抓好核心要素、攻坚改革关键、挖掘新资源、当好智能团五个方面肯定了教指委发挥的助推作用，并就会议召开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全面把握建构公共管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二是要守正创新推进公共管理类专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做好相关保障支持工作，积极主动作为、切实提高效率和质量。郁建兴做教指委工作报告。他表示，过去四年半，本届教指委严格遵守章程，切实履行职责，共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一，带头学习贯彻新思想，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到实处；第二，做好参谋咨询，积极发挥教指委的决策智囊团作用；第三，抓好指导引领，助推全国公共管理类专业教育质量提升；第四，积极凝聚队伍，指导高校落实教师教书育人责任。他指出，本届教指委在遴选和跟踪评估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编制和推广课程体系建设的基本规范、承担教育教学改革并引领示范、创新教学技能提高教育质量、履职尽责做好高教战线的决策咨询服务等五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并藉此会议对下一届教指委工作提出建议，一要跟踪评估和验收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二要全面开展新时代公共管理精品教材建设；三要推进公共管理类基础课程及核心课程的数字化转化和示范；四要继续做好教指委平台建设和秘书处工作。最后，郁建兴分别从背景意义、基本要求、重点工作、建设方式、实施安排、保障机制、组织领导等方面介绍了《新时代公共管理精品教材建设方案》。科学出版社副总编刘俊来介绍了出版社教材出版工作的相关情况。他表示，在教育出版市场出现竞争新格局的今天，出版社要在构建新业态上抓住机遇、精准发力：第一，精品教材建设要与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新发展相结合，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精品教材体系建设要以履行国家职责和核心课程指南为指导，与马工程教材既有所区分又有所衔接；第三，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作为当前工作的首要环节；第四，要把握新时代新任务，认真落实新使命新要求的各项举措；第五，要在教材编写到教材研发的转变过程中，凸显出新形态教材的重要性。在审议工作报告和教材建设方案环节，各位委员分别围绕如何做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考察和验收，如何建设新编精品教材等问题展开讨论。西北大学教务处处长、公共管理学院曹蓉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句华教授分别代表小组发言。郁建兴做会议总结。他表示，过去四年，公共管理类教指委圆满完成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布置的各项工作。他指出，教指委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需求出发，聚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验收、新时代公共管理精品教材建设等两项工作，共同谋划教指委当前和未来的重点工作。下一届教指委也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进全国公共管理类专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23年度工作会议圆满落幕。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将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凝心聚力、务实笃行，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和崭新昂扬的精神风貌，共同为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为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来源：“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微信公众号，本文稍有删改。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地球既是一颗遨游在星际间美丽无比的“蓝星”，又是一艘飘浮在太空中岌岌可危的“救生艇”。当下世界局势混乱焦灼，俄乌冲突再度撕开了人类灾难之幕，种种“存在性焦虑”与“前景性恐慌”一次次敲响警世之钟。在此情形下，摆在人类面前的选择——“自救”还是“自毁”？如果说人类发展是人类活得“好与坏”的问题，那么全球安全便是人类能否“存与亡”的问题。一安全观是安全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性认知。“全球安全倡议”宣示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给出了人类追求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总体方案与实施路径，勾画出了人类安全前景，即“六个坚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六个坚持”，和合为本、向善求治，为人类自救于危难、发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宁，描绘了呈现和合共生、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人类安全“前景图”。“全球安全倡议”所内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是对国际无政府逻辑的超越。长期以来，国际无政府逻辑主导国际安全理论和全球安全治理实践。人类面对的是唇齿相依的共同命运，要求人们从“对抗型安全”转向“共生型安全”，即转向遵循共同安全原则。为此，中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在全球、地区、双边等层面，分别提出了多种类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方案。中国的实践走出了新的安全共同体建构之路：结伴不结盟—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二

“尔听斯聪”，采自浙江大学校歌取其聆听智言，启发思考，识达清明之意活动预告No.1国家身体：性别、基因、地缘身体时间：7月4日(周二)19:00-22:00主讲：范笔德(Peter

为进一步聚焦学术前沿，增进学术交流，推动理论创新，学校各学院（系）、部门积极组织各类学术活动。“浙大文科”现将近期文科相关学术征文信息汇总整理如下，诚邀相关学者踊跃投稿。

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成为卓越人才培养和汇聚的战略基地、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全球创新高地。目录前言 第一部分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立足浙江省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工程”）的战略决策，在浙江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并以此为龙头，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年来，浙江持之以恒实施“千万工程”，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2018年9月，联合国将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授予浙江“千万工程”。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要求“深入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我们要系统总结、深入把握浙江“千万工程”的好做法好经验，更好推进乡村振兴和美丽中国建设。“千万工程”的做法和成效“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众，成效显著，影响深远。20年来，浙江持之以恒实施“千万工程”，探索出一条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为人民群众所认可的成效。坚持党建引领、党政主导。“千万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每年都出席全省“千万工程”工作现场会，明确要求凡是“千万工程”中的重大问题，地方党政“一把手”都要亲自过问，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每年召开“千万工程”高规格现场会，省市县党政“一把手”参加。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为群众办实事内容，纳入党政干部绩效考核，强化奖惩激励。党政主导、各方协同、分级负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促进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年来，浙江通过深入学习和广泛宣传教育，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在工作中，把人居环境整治同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全面提升“千万工程”。把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各阶段各环节全过程，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绿色产业，为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奠定基础，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注入动力。注重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注重规划先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城乡一体编制村庄布局规划，因村制宜编制村庄建设规划。目前，浙江已经形成以县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为龙头，村庄布局规划、中心村建设规划、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规划为基础的“1+4”县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体系。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和阶段性工作任务，实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协调。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制度。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推进一系列制度改革创新。建立全省统一的就业制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形成河长制、路长制、湖长制、田长制等项目责任制，等等。这些体制机制创新，有力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同规同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市域城乡同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全国领先。加大资金投入、调动市场力量。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浙江省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市级财政配套补助、县级财政纳入年度预算，做到真金白银投入。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通过明晰生态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着力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鼓励企业打破行业壁垒、拓宽产业边界，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探路带路，推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休闲农业、农村电商、文化创意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鼓励基层探索、共建共享。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坚持鼓励基层创新，充分发挥各地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地出台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村民说事监督规范、村民诚信指数评价规范等形式多样的制度，建设“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道德评议团”“百事服务团”等基层治理载体，创设“河小二”“池大爷”“塘大妈”等岗位，形成“幸福积分制”“垃圾分类积分制”等激励机制，涌现出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典型安吉县余村村、以“村企共建”著称的乐清市下山头村、以民宿著称的德清县仙潭村等各具特色的典型案例。正是在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础上，浙江逐步健全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千万工程”的经验和启示20年来，“千万工程”之所以取得突出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同志的战略擘画和关怀指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总结“千万工程”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客观规律，尊重农民意愿，推进包括整治村庄环境、完善配套设施、节约使用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素质、方便农民生产生活在内的各项建设”。“千万工程”把改善民生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同时努力提升农民、发展农民，多年来同步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让乡村工匠、农村实用型人才不断成长起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要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坚守初心使命，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农民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让农村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农民。坚持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本世纪初，浙江农村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但随之而来的是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千万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引导农村地区变革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坚持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把改善村容村貌与发展生产、富裕农民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迈向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新路子，让万千村庄充满生机活力和特色魅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环保、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抓好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实现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千万工程”涉及城市与乡村、硬件与软件、技术与设施、观念与机制等多方面，需要进行整体设计。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部署下，“千万工程”正式启动前就由当时的浙江省委农办牵头进行整体设计，指导全省各地工作。在此基础上，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根据自身的自然禀赋、社会经济条件、风俗文化等制定方案，推动建成万千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宜居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要围绕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统筹部署、协同推进，抓住重点、补齐短板，激发乘数效应和化学反应，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效力效能。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千万工程”是浙江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龙头工程，实施20年来始终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不断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使城乡关系发生深刻变革，走出了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坚持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当然，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和工作也要与时俱进，看准了的要及时调整和完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浙江“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始终围绕总体目标，保持战略定力，一任接着一任干，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延伸整治范围、丰富整治内涵，取得了显著成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者介绍钱文荣，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城市化与人口迁移、土地制度与政策。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6月27日第9版图片：新华网

近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智库联盟联合主办，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和嘉兴学院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共同承办的高质量发展智库论坛·“千万工程”20周年研讨会在嘉兴举行。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和推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20年来，“千万工程”先后经历了示范引领、整体推进、深化提升、转型升级等四个阶段，经历了从温饱型生存需求向小康型发展和共富型发展需求的演变，实现了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向“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向“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迭代升级，探索出一条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小切口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科学路径，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千万工程”成效显著、影响深远。2018年9月，“千万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嘉兴学院党委书记、嘉兴学院中国共同富裕研究院院长卢新波表示，“千万工程”源自一项满足浙江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民生工程，现已成为改写当代中国“三农”历史的伟大工程，成效显著、影响深远，具有全国和世界意义，我们要深刻感悟“千万工程”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学习好、研究好、运用好“千万工程”的宝贵经验，更加扎实有力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刘东指出，“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萌发与实践的生动案例，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活教材。本次研讨会既是对“千万工程”的价值认知再提升、实践经验再提炼、学理研究再深化，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在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杜志雄作了题为《“千万工程”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发性意义》的主旨报告。他从乡村振兴的路径和工作重点、乡村振兴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乡村振兴的认识和建设规律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千万工程”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发性意义。他强调，“千万工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群众民生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环境为重点，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深化改革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之路提供了规律性认识和科学性启发。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朱守银教授作了题为《学浙江：学什么、怎么学——从学习“千万工程”做法经验说起》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学习浙江“千万工程”做法经验，不是要照抄照搬个别地方和某些方面的具体做法、短期目标等，而是要深刻体会和准确把握浙江“千万工程”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强调，“千万工程”源于习近平同志的深厚农民情结和真挚为民情怀，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浙江“千万工程”要从宗旨意识、人民观念、思想路线、群众观念学起。原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顾益康副主任作了题为《“千万工程”二十周年伟大成就与经验启示》的主旨报告。他认为，“千万工程”是最能彰显新时代中国“三农”影响力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窗口”效应的伟大工程，并用“五个一”概况了“千万工程”伟大作用意义：“千万工程”开启了一个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新时代、催生了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新理念、引发了一个民族复兴乡村振兴的新战略、构建了一个城乡融合科学聚变的新机制、创出了一条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径。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智库联盟负责人钱文荣教授作了题为《“千万工程”20年：从乡村建设到乡村经营》的主旨报告。他从乡村经营视角对“千万工程”20年的改革创新与理论价值进行了总结梳理，他认为，“千万工程”从环境整治、美丽乡村的乡村建设阶段正逐步转入了综合效益开发、多元资源变现的乡村经营新阶段，从乡村建设到乡村经营的推进和跨越，重点解决重建设轻经营的问题，进一步整合城乡资源和激活发展活力，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以高水平的“乡村经营”推动高质量“富丽乡村”建设，以进一步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自豪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浙江省社科联领导，浙江大学等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智库联盟成员单位专家学者、示范村书记代表80余人参会。来源：“浙大卡特三农智库”微信公众号、杭州日报，本文有删改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突出强调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并号召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规律与根本特征，为我们在新的时代征程上赓续历史文脉、汲取文明智慧，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指明了根本价值遵循和前进方向。一赓续历史文脉，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不仅镌刻着一个民族来自何处、去往何方的变迁史，更蕴含着民族何以持存、何以兴盛、何以创新的精神命脉。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在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创造的，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鲜明的精神标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使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传承者、持续创新者，当代中国文化的积极开拓者、践行者。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我国传承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与广大人民习以成风的行为价值习惯相互契合、融通，既深刻改变了中国，又在中国大地上不断丰富。“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要素、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造就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二人民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主体，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根本的力量。人民是创造中华文明的主体力量，在艰难曲折、艰苦拼搏和新益求新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千年的文明赓续，还是近代百年来的艰苦拼搏，都已经深刻证明，中国人向来都把对文化的自觉自立自信当作民族持存与发展的核心要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民立场传承和坚守中华文明，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确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实现人民对中华文明的全面认知，强化人民群众对文化生命力、文化感召力与文化影响力的高度认同。那么，如何准确认识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性质与定位？具体来说，第一，人民是积极有为的文化创造者。回首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无论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还是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人民是文化发展舞台的“剧中人”，也是“剧作者”。回眸党的百年奋斗史，无论是构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始终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引领人民。第二，人民是历史性与空间性相统一的文化实践者。文化的表达、传承、发展，都需要在人的现实生活和具体实践之中反映。从文化的历史维度来看，每个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中国人，都是滋养于中华历史根脉、浸润于传统文化气韵、传承于民族精神禀赋之中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都是文化历史基因的“活”的载体，文化自信自强是广大人民对中华文明承继与创造的自豪，也是对中华传统价值体系的坚守。从文化的空间维度来看，人民坚定文化自信自强，不仅表现为对自身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更是对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海纳百川的包容与接纳；既是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中博采众长、融通生成，又是在培根固本、抱诚守真中不忘初心、守正创新。第三，人民是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最终享有者。文化为人民所创造、在人民的现实实践中生成发展，因此，人民理所当然是文化的享有者、裁量者。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文化建设发展质量的最终标准。近年来，一大批深受人民喜爱的文化产品火爆“出圈”、广受好评，“红色旅游热”“考古热”“非遗热”百花齐放，“国风”“国潮”万紫千红，原本安静躺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散落在广袤大地上的民间艺术、绘制在古书典籍里的诗词画卷利用新的科技、新的表达形式再度焕发出逸态横生、浓姿百出的鲜活魅力，人民切实感受到了高质量文化产品所带来的生动力量。守正开新，气象万千。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关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高品质、个性化的新特点，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自内心的深度认同和自信。三坚定文化自信，汇聚人民力量，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否积极、文化情感是否充盈、文化信念是否坚定是评判文化自信是否深入的关键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将国家、民族与社会的现实追求升华为人民对文化的自信自强。从内到外发挥精神信念与思想意识相联结的文化合力，让人民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中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自信果敢、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将理想信仰之光、科技创新之魂、富民强国之梦共同汇聚为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力。首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在伟大的中国实践中创立和传播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承托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又融汇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统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坚定文化自信就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互融通，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把这种结合深入其生活文化的每一细节，筑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辉煌。其次，开放包容，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在中国大地上融通殊方精华。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的历史沧桑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大原因就在于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始终以广阔胸怀接纳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将之融入自身，不断进行消化、融合与创新。今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们要坚持从中国人民社会交往的现实情况出发，拓展世界眼光，以广袤海纳的胸怀汲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创造出凝聚中华文化精髓、映照中国人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与世界进步潮流相融合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要不断拓宽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交流互鉴的多元渠道，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在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程中奏响世界文明更加绚烂的华美乐章。最后，

马一浮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他镕铸四部，会通儒佛，兼具正统儒者所应具备的诗教、礼教和理学三种学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体现为著名的六艺之教，即《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和《春秋》教。马一浮先生（1883-1967）六艺之教最完整地蕴涵在孔子的《论语》中，马一浮先生的《论语大义》即从六艺之教视角对其展开诠释，成为他学术思想体系的纲要。六艺是孔门的六部经典，但又不仅仅限于六部经典的文本，而是广义地包涵六种，或者说六门，甚至是六类活泼的、随时代发展的、有创新性的、有人文教化作用的学术文化。文化是精神的产物，六艺文本虽是先圣精神所寄，但六艺内涵却是每个人性分所具之事。性是心中之德、心中之理，自性德流出，就是从本心发出，所以马一浮先生提出“一切道术皆统于六艺，而六艺实统于一心”。因为《诗》《书》导于善，礼、乐归于美，《易》《春秋》求其真，与西方学术文化的真善美三种境界相通。真善美本是人类心灵最真的感受和永恒的追求，东方西方，心理悠同，所以西方学术亦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六艺一心——马一浮学术思想及其世界意义”特展他在浙大讲学时，曾就此推阐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由“已然”推知“未然”，进而到“应然”，是马一浮先生文化观的提升，是他观照人类知识经条理而形成的文化哲学。这种高瞻远瞩地对中国正统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精辟阐释，对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和准确定位，对人类文化的全面认知和高度统摄，正是我们今天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为弘扬马一浮先生的学术思想，为更好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马一浮先生诞辰140周年、莅临浙大作国学讲座85周年之际，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马一浮书院和档案馆，结合建校126周年华诞，联合策划举办了“六艺一心——马一浮学术思想及其世界意义”特展。展览面积约600平米，共展出书法真迹、文物照片等相关作品100余件，全方位展现马一浮先生的生平交友、学术思想、诗歌成就和书法艺术。一国有成均，在浙之滨。马一浮先生与浙大有着深厚的情缘。例如，竺可桢校长亲自聆听马一浮先生国学讲座的日记手迹，体现出他对马一浮先生的尊重和对学生教育的重视。马一浮先生在浙大所作国学讲座的日期、地点、时间和每一讲的内容编制成的课程表，能让大家感受国学大师在特殊年代的讲座场景。“六艺一心——马一浮学术思想及其世界意义”特展校歌是马一浮先生留给浙大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已经传唱近一个世纪。重现校歌的原始文本，特别点明马一浮先生秉承先秦诗乐合一、寓教于诗的传统，旨在让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校歌的背景和寓意。二直接孔孟，羽翼六经。马一浮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和概貌，分为六艺之理、以诗说法和书以明道三部分。他一生从表征陆、王到远绍程、朱，为最后直接孔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一生不断呼吁人类蠲除世俗习气，恢复人性的本初之善，而晚年自号蠲叟、努力创办复性书院，其宏大的愿心就在于此。人们藉由他读书、译书、著书和交友、教学的人生长卷片段，以期领略他直接孔孟的内在思想理路和蠲习复性的愿心。六艺之教最重要的是《诗》教，马一浮先生一生所写的上千首诗都是本《诗》教而创作，以诗明志，以诗兴教，以诗会友，以诗纪事，其用典如盐化水，其遣词典雅工稳，其意蕴牢笼天地万有之思，其神思独造睿智澄澈之境。1962年马一浮自作诗书法作品马一浮先生的书法出入钟王，融会碑帖，兼善众体，独标一格。今选出其不同时期、不同书体的代表作真迹，供参观者一睹其笔法的功力与魅力。三树我邦国，天下来同。马一浮先生寄给谢无量的诗作《滤风行》，是一首寓意深刻的名作。作者以滤酒来比喻过滤民风，希望风俗“去彼慓悍，渐就清醇”，这和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是异代同调，千古一心，展现出诗圣哲人的崇高理想。1958年马一浮行书《滤风行》手卷马一浮先生把这种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儒家的六艺。他认为“六艺虽是中国的文化，但可以推行于全人类”，而“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六艺一心——马一浮学术思想及其世界意义”特展让我们走近马一浮，认识马一浮，理解马一浮，走近他、认识他、理解他，就是走近、认识和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就是我们当今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作者简介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六艺一心——马一浮学术思想及其世界意义”特展策展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与历史文献、传统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等。来源：转载自“启真新论”微信公众号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提起马一浮先生，你会想到什么？标志性的大胡子形象？浙大校歌词作者？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其实在他的传奇一生中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标签。如何更好认识马一浮先生？在马一浮诞辰140周年、到浙大讲学85周年之际，由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马一浮书院、档案馆承办的“六艺一心——马一浮学术思想及其世界意义”展览不能错过。展览共分“国有成均、在浙之滨”“直接孔孟、羽翼六经”“树我邦国、天下来同”三个单元，分别以马一浮与浙大、马一浮的六艺论思想、马一浮的文化观为内容展开，5月18日起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二号展厅展出。在浙大的讲学汇编成博古通今的《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与熊十力、梁漱溟并称现代新儒家三圣，周恩来称其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先生在二十世纪经学、文学和书法等领域均独树一帜，具有典范意义。“区别于之前校内外举办过的马一浮生平展、书法展等，我们这次举办马一浮展览，主要想以浙大收藏的马先生书法、诗词等作品为主，展示‘马一浮’三个字背后的丰富内涵。比如马先生‘直接孔孟’的学行涵养、马先生如何从文化视角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先生为浙大撰写的校歌所承载的诗教乐教遗风等。”策展人介绍道。马一浮与浙江大学有着特殊深厚的渊源。1938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浙大西迁，马一浮接受时任校长竺可桢邀请，在江西泰和和广西宜山为西迁途中的师生讲授国学，讲稿后辑成《泰和宜山会语》。他在浙大讲学中系统提出“六艺论”的思想，既是他的课程大纲，更是他整个治学理念的学术宣言书，也是抗战期间重要的中国文化宣言。《泰和宜山会语和刻》

为进一步推动传统经学的探源性挖掘和原创性研究，缅怀马一浮先生在文史领域的精神引领作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日前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文献》杂志社联合举办“返归六经：新材料、新观念、新方法暨马一浮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执行院长冯国栋主持。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先海以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杂志社代表先后致辞。开幕式结束后，著名学者杨国荣（华东师大）、彭林（清华大学）、桑兵（浙江大学）、王军（北京大学）分别就经典的意义、《乐记》的作者、马一浮与理学的命运、大规模经学文献智能分析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发表了各自最新的研究心得。大会发言后，专家学者围绕经学文本与经学史、新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经学数字化和马一浮思想研究等专题展开讨论与交流。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为经学研究提供新视野。在易学研究中，李守力（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结合集安八卦和海昏竹书等材料认为《说卦传》三至六章保留了《连山》《归藏》遗说，是浓缩了的易卦演化史。陶磊（浙江大学）借鉴量子理论，区分了“易”与“易学”，并指出应该建构立足于多元文明与多元认知背景的新的易学知识范式。《尚书》的文本、主旨及《尚书》学史受到学者关注。程浩（清华大学）参考安大简《诗经》认为《西伯戡黎》“格人元龟”之“人”是入汉后的儒者对“以”的误读。赵敏俐（首师大）综合二里头等考古成果，认为《禹贡》是中华早期历史的神话式书写，为大一统观念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地理基础。刘光胜（孔子研究院）指出在清华简等证伪《古文尚书》后，对汉魏孔氏家学的研究要开启由“证真”向“察伪”的根本性转向。在以《礼记》为基础的研究上，陈赟（华东师大）认为《礼运》“太一”“大同”分别是原初秩序经验的宇宙论和政治——伦理的刻画，“大同”是秩序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地。关长龙（浙江大学）参考现代人工智能的结构设计，以《大学》“诚意”为出发点，论述了“意”字的本义、所指及存有功能，建构了主体生命结构中“意”之场域。杨华（武汉大学）重申了《礼记》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吴柱（山东大学）认为《表记》《论语》“中道而废”，《中庸》“半途而废”的本义是中道而毙、死而后已，反映了儒家对“好学”的终极定义和“仁道”的终极追求。在经学文本纂辑与流传的探讨中，徐渊（同济大学）分析了《论语》在战国时期的“二次成书”过程与《论语》的各篇辑纂方法和选篇原则。虞万里（浙江大学）据蜀石经《周礼·考工记》残拓，从文献和文字两方面推知蜀石经与开成石经同祖兼经注的太和旧本，蜀石经注文大致是太和旧本的面貌。对出土文献的专门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话题。在清华简研究中，曹峰（人民大学）认为《五纪》从超时空、大一统的意识出发，构建出严整的天人秩序，是一种王官之学。李若晖（人民大学）通过分析《系年》第一章所载“籍礼”体现的意义与矛盾，论述了该章反映的历史认知逻辑。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贾海生（浙江大学）结合传世礼书，揭示了家伯束孑阝簋铭文体现的礼制。对古文经的研究离不开出土文献，李守奎（清华大学）分析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古文与古文经，探讨了先秦经籍的面貌，阐述了新材料视野下的古文经对以及古文经对当代研究的启示。新见文献往往能推动学术繁荣。苏芃（南京师大）认为《春秋经传集解》敦煌写本残卷与日本中村不折旧藏出自一卷并重申了《左传》“皆占其徒”的讹误问题。张丽娟（北京大学）探讨了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刘叔刚刻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的版刻流传、文本源流与校勘价值。吴仰湘（湖南师大）据哥伦比亚大学藏《新学伪经考》陈廷瑛批校稿，认为陈廷瑛对“新学伪经”说的攻击折射出晚清中国经学“尊孔崇经”传统的痼弊。张凯（浙江大学）参考康有为《周礼》札记，分析了康有为和廖平思想的差别。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话题。徐永明（浙江大学）通过介绍“智慧古籍平台”和OCR校对技术，说明了新技术的应用对文旅研究和古籍整理的意义。唐宸（安徽大学）建议运用数字人文文本分析、网络分析等多样化技术手段，建构具有文本呈现可靠性、扩展空间前瞻性和特殊文献兼容性的智慧化专题数据库等高质量基础设施促进“三礼”数字化研究的深入。经学史研究是历久弥新的议题。在先秦经学史研究中，景海峰（深圳大学）论述了孔子在文本经典化的地位和作用；毛瑞方（北京师大）从文献学史的角度分析了“六经”成为官方正经的过程。邓秉元（复旦大学）探讨了墨学与子路一系儒学的精神联系。在汉代经学研究中，丁鼎（山东师大）指出齐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是两汉经学的源头。徐兴无（南京大学）从“一端与连类”“经义与象类”两方面分析了汉代经学的话语形式。程苏东（北京大学）认为郑玄对《洪范五行传》的注释体现出“结构取义”的解经思路，强化了《洪范五行传》与“六艺”经传间的联系，提升了汉代《洪范》五行学系统化和经学化水平。研究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义疏学非常重要。童岭（南京大学）结合日藏义疏学佚籍文献，重新审视了南北朝至隋代义疏学佚籍。刘玉才（北京大学）在论述吴骞《皇氏论语义疏参订》成书的同时认为此书诸传本间尚有研究空间。在对宋以后的经学史研究中，张涛（清华大学）认为《四库全书》辑本《周礼新义》附《考工记解》是《永乐大典》载郑宗颜《周礼新讲义》中“王安石曰”部分，与《字说》联系紧密，但难以否定前人“王安石‘不解《考工记》’”的记载。杨浩（北京大学）认为明代欧阳德对四书的理解注重与良知学的结合，强调通过内省、实践和修养来实现良知的体现和发展。不少学者还提交了关于儒家经注形成和对《十三经注疏》整体研究的论文。顾永新（北京大学）认为儒家经典的正经正注是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方向东（南京师大）从阮刻《十三经注疏》的角度揭示了经、注疏、释文存在的问题。王锷（南京师大）梳理了《十三经注疏》的汇集、校刻和整理过程，指出欲整理出超越或代替阮刻本《十三经注疏》，还需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治学门径与读书方法是本次会议的特色话题。傅杰（浙江大学）回忆随沈文倬先生读书的往事，谈论了关于读书和做学问的心得。漆永祥（北京大学）以自身治学过程中的不足为例，提醒在场学者应重视文献考据的功夫。对马一浮先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焦点话题。在思想方面，董平（浙江大学）认为马一浮先生的“六艺论”重构了以“六艺”为代表的文明价值，突出了文本、思想、历史的多维统一。何俊（复旦大学）指出马一浮先生以朱子为宗，又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其用朱子学统摄阳明学的方法，既化解了理学与心学的冲突，又阐明了他新的思想。徐儒宗（浙江社科院）强调马一浮先生“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的思想体现了现代儒者对中华文化必将引领世界文化的高度自信。严寿澄（上海社科院）从“尽心”“识仁”“知要”“达常”四端概述了马一浮先生的论学要义。在书法用字方面，吴晓明（浙江大学）认为马一浮先生书法用字特点是以小篆为正、以法帖用字为据和用字宽容。此外，陈谊（浙江省图书馆）展示了浙江图书馆珍藏的马一浮先生批校古籍，激发了在场学者的强烈兴趣。本次会议以马一浮先生“复性明体，开物达用”的精神为依托，以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为主题，趋新求进，重在预流，反映了当前国内研究的最新动态。会议现场讨论热烈，体现了学者扎实的学风、广阔的视野以及将主敬、穷理、博文、笃行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的美好愿景。内容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2023年6月21日（记者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6月16日上午，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杨永恒、副处长刘晗等一行莅临我院，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经验举措”主题开展调研交流。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周江洪、常务副院长张彦、副院长程丽、院长助理史文磊以及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了调研座谈。在座谈交流中，周江洪院长介绍了浙江大学文科建设总体思路和发展情况及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职责分工，杨永恒处长介绍了清华大学文科建设总体情况及文科建设处的职责分工，双方围绕文科科研的组织方式、文科学科分类建设的经验、文科科研机构（含实验室）等平台建设的机制体制、优化文科学术生态的举措、文科科研管理体制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双方一致认为以后应加强沟通交流，相互借鉴经验，保持友好往来，共同努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服务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贡献应有力量。会后，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一行还访问了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参观了“百代标程——悦读宋韵”等展览。图文：吴添慧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Councils）成员。详情：陈志钢教授应邀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成员（四）近日，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任教授周敏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地点：紫金港校区成均苑7幢530室主办：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No.10中国与日本有关非洲合作峰会的政策学习时间：6月23日(周五)14:00-15:30主讲：王

雪往期推荐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分论坛人才引进

6月15日，《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冯士新，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芳，中宣部出版局古籍处调研员周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青，北京语言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永龙，《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主编、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以及来自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出版发展公益基金会、新华文轩的相关领导出席活动。《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领衔主编，是深入落实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做好敦煌文献保护、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而制订的国家“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第一项重大成果，它集敦煌学语言研究之大成，反映了敦煌学最新研究水平，被称为中国敦煌学事业的“三峡工程”、“敦煌吐鲁番字词考释的里程碑”。张涌泉教授张涌泉教授从编纂情况、词典特色、编辑的工匠精神、学界专家的评价等方面对《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道出了本书编写的艰辛与不易，以及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张涌泉教授形容词典为一叶“小舟”，期待它能让在浩瀚的敦煌文献之海航行的人们有所依凭。冯士新局长冯士新局长致辞祝贺《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新书发布。他认为《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作为“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第一项重大成果，反映了我国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新发展，也体现了学术界、出版界合力打造学术精品的新实践。他表示，中宣部出版局、全国古籍办将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以《永乐大典》和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等工作为牵引，统筹各方面力量，努力打造体现时代高度、彰显中国精神的精品出版标杆。周青副部长在致辞中对这部巨著的成书过程进行了回顾，他认为，这部大型词典背后有无数人的心血和付出，高水平编写团队的坚守、出版社的工匠精神缺一不可，可谓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江蓝生先生发来贺信。她认为，《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是以张涌泉教授为首的编写团队多年学术积累的成果，吸收融汇了敦煌学界、语言学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称之为“集大成之作”实至名归。项楚教授国际著名敦煌学家、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先生还为本次的新书发布会录制了一段视频。他表示，《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是敦煌文献字词考释成果集大成之作，凝聚了编纂者的发明和创见，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语言的大型工具书，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高质量学术著作。本书的出版，对于促进敦煌文献的整理校勘、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大型字典词典的编纂以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李宇明会长中国辞书学会李宇明会长介绍了国家对辞书编纂出版的高度重视，并从辞书编纂的角度肯定了本书的价值。《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全景展示了敦煌文献语言的面貌，是一部富有创新价值的工具书，对推进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是我国辞典编纂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开创了学术型词典编纂的新范式，为我国辞书编纂的宏伟蓝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荣新江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表示，张涌泉教授是敦煌学界一位树大旗、攻坚战的领袖，出版了包括《敦煌变文校注》《敦煌俗字研究》《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在内的多部著作。此次推出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突破了以往敦煌语言辞书的范式，广泛收集所有敦煌吐鲁番文献，包括通俗文学作品、社会经济文书、佛经等，将为汉语史、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全面丰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方面的资料。杨永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杨永龙教授认为，《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定位准确，侧重特色语词、疑难俗字，针对性强；其广征博引、材料可靠，特别是对以往很少受人关注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以及道教文献等的整理和利用开阔了学术视野；且收词详备、释义精确，两万余条目、五百余万字可谓卷轶浩繁；探源溯流，原创性强，是在继承前贤精华的基础上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会议最后，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荣新江教授与张涌泉教授共同为新书揭幕，相关领导和与会专家上台见证。来源：“四川辞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本文有删改编辑：寿容儿责编：王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首批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主要依托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并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成立。为进一步加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引育在国家层面有重大决策影响的高层次智库人才，中心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研究为主岗（智库）教师若干名，纳入学校事业编制管理，热忱欢迎优秀人才加盟。研究领域中心重点围绕东西部互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与区域协调发展、浙江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三大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以下三个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合作社会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岗位及要求应聘人员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爱国奉献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恪守学术规范，师德高尚，学风严谨，身体健康，能全职在浙江大学工作。*在政府部门、党政军智库、国家高端智库、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工作岗位上承担过政策研究相关工作者优先。求是智库岗1.

6月14日至15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议长阿克马尔·赛义多夫，赤道几内亚第三副总理阿方索·恩苏埃·莫库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主任韦罗妮卡·博佳女士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孙业礼主持开幕式。本届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外交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共同举办。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以“平等、合作、发展：《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主题。除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外，论坛还设置了5个分论坛。其中，以“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主题的分论坛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区域中心”）与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联合承办。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区域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在分论坛开幕致辞中指出，“数字人权”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延伸出来的数字权，即数字的隐私权、尊严权。人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对浙江来讲，数字经济高度发达，数字人权也应在浙江首先得以守护和推进。他表示，浙江大学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进程中，主动作为、积极贡献，正积极地履行责任担当，深化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人权合作。分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伟，区域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主持。区域中心副研究员、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倪好作了题为《民生发展是人权发展最坚实的依靠》的报告。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简介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首批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以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为主要依托并整合学校相关研究力量于2014年12月成立。中心主要围绕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等与区域协调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重点聚焦东西部互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与区域协调发展、浙江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三大领域，以区域经济合作、社会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为三大研究方向，深入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决策咨询研究。内容来源：“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潮新闻图片来源：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组委会视频来源：视频来源：“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本文编辑：寿容儿责任编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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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面对进一步复杂化的法律系统，数字法学研究有必要引入实验方法。相较传统的实证法学研究方法，实验方法在挖掘数据规律、确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等方面具有可复制性、可验证性等优势。数字法学实验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形成数字法治学术共同体，面向不同应用场景构建法学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展开仿真模拟实验以实现预测和验证目标。此外，在引入实验方法时，要注意数字实验可能造成的数据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形式主义风险和可靠性风险，使实验方法成为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数字法学研究方法。现下，人类社会经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及20世纪末的信息时代后，在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革命的助力下向着数字时代狂奔。在此背景下，工业时代的法律规则与法学理论被不断地质疑、解构与重新阐释，传统法学范式的危机逐步显露，日趋规范性的数字法学体系呼之欲出。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司法领域的深度融合，如何在概念化、条文化、体系化等传统规范实证的要素之外追寻法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成为因应时代变化的重要理论议题。借由前所未有的司法数据体量、日益精准的数据分析技术，法学领域利用经验实证方法产生了一大批聚焦法律实效的针对性理论成果。然而，现有的数字法学研究仍主要基于对已然的法律事实或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借此发掘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勾勒出社会中“真实的”法律制度。当然，这无疑是法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可惜的是，更具创造性、科学性与可验证性的实验方法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甚至有大量观点排斥将实验方法引入法学领域。事实上，实验方法作为分离变量、研究因果的首要工具，合理的实验设计所具有的严密的逻辑性是其他观察方法所无可比拟的。顺应数字化的时代浪潮，法学应当承认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将“法学是否应当引入实验方法”的争论转变为“法学实验如何更具可验证性与可操作性”的追问。一、从自然科学实验到社会科学实验：学术史的初步梳理实验方法是一种总结经验并用经验证据论证或反驳命题的方法，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类实证科学都在普遍使用。与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比，实验方法更具科学的精确性和可验证性。自然科学的实验是为了发现真理，事先做一个假设，再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来证明或证否该假设。但是，社会科学的实验方法，或者说是法学中的实验方法，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法学中的实验方法的可能目的是发现法律运行过程中的规律，当前针对大数据的实验就是为了发现隐藏在大数据中的规律和特征，反映了法律实践自身的特点。为了理解为什么法学可以运用实验方法，在此，有必要对从自然科学实验到社会科学实验的学术史做基本的梳理。（一）启蒙时代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兴起纵览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其兴起的时期大致可定位在以神学和经院哲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古世纪之后。事实上，现代科学所彰显的理性精神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并非立刻脱身于经院哲学，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古世纪时的西方，经院哲学的目的是论证早已被肯定的、尽人皆知的基本真理，其对象是超验的世界、上帝和灵魂等问题。与此相应，哲学家的任务不过是对上帝赐予、由教会传达的真理加以解释，使其同其他知识联系起来从而便于理解，因此，哲学不过是神学的“婢女”，自然科学也不受重视。而为了“于当代诸权威之中求得一席能自由呼吸的天地而已”，科学实证方才以反抗传统权威的姿态走入历史。在此过程中，达•芬奇、伽利略、开普勒以及牛顿等人均试图通过机械论思想解释自然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传统解释对象的神学色彩。从16世纪开始，数学学习的兴起、科学方法的建构以及经验结果的积累均加速了欧洲科学革命的出现。其中，弗朗西斯•培根是科学革命的典型代表，其科学思想在于强调在自然科学中依靠经验归纳逐步构建命题并系统地观察与实验的重要性。培根拒绝了经院哲学所重视的理性演绎方法，在他看来，“精神或理性能对感官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加工，知识是理性的，又是实验的；而理性本身却不出真理。”唯有通过真正的归纳法，把实验同理性能力结合起来，才能理解事物本身。因此，培根宣称：“我不是要从事功中引出事功，或从实验中引出实验（像一个经验家），而是要从事功和实验中引出原因和原理，然后再从那些原因和原理中引出新的事功和实验，像一个合格的自然解释者。”而在同一时期，笛卡尔则强调怀疑自我存在以外的一切。笛卡尔相信，数学作为最确定的知识形式，为科学提供了基础。因此，与培根的实验主义不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更为强调演绎方法，即根据人类理性尤其是数学演绎推理的方法发现整个物理宇宙的运行定律。但这并不代表笛卡尔不重视实验方法。相反，笛卡尔认为实验方法是理性思考的必要手段：“为了解除这个困难，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安排一套实验，根据实验结果不同来决定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解释”，“我在认识自然方面能有多大进展，就看我今后能有条件做多少实验。”除了培根与笛卡尔之外，同时代的伽利略更是宣称，一切全称命题（Universal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为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学理支撑。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关系的认识。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的形成、运行、演化以及法律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与法治关系密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个重要前提是通过法治方式有效维护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新征程上，要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学术理论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为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二坚持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同时深刻阐述了经济和法律的相互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影响。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用以规范日常经济活动及解决个人、组织、社会整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应运而生。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所有制形式，法律在建立所有权和维护所有制的形式上也呈现出相应的形态，是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反映。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依据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的制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及物质生产方式出发来解释法律现象，为我们认识经济与法治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导。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经济运行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必须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才能有序开展。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需要法律发挥规制功能。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法律，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比如，法律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促进生产和交易，通过分配制度使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收益；在市场自发的契约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各类经营主体产生的自愿、平等、诚信等观念，被民事法律确立为法律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反过来又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等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法律在保护财产权利、规范契约履行、拓展市场范围、鼓励公平竞争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驾护航，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认识和把握经济与法治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才能构建起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三坚持立足中国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经济和法治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丰厚土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阐明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当前，我们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恪守契约精神，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要密切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使其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加强理论探索，围绕经济发展、市场规制、知识产权保护、涉外法治等方面的重要议题开展研究。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研究完善产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意义，完善公司法及公司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地方司法的改善对于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等。在市场规制方面，研究如何通过改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创造活力；如何更好发挥规范侵权责任的法律与市场声誉机制的共同作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等。在知识产权方面，研究如何完善专利法以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创新能力，知识产权执法方式对企业创新激励的影响，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保护对各类专利价值的影响等。在涉外法治方面，研究如何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从中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加强提炼总结，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深化理论研究，同时以科学的态度借鉴国外法律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律经济学知识体系。从古希腊时期到欧洲近代，不少学者都对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作出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欧美学者发表了不少论著，推动西方法律经济学学科向前发展。对于这些内容，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和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要加以辨析抵制，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对其中反映法律与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容，要根据我国实际借鉴吸收。近年来，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批判吸收国外理论与研究方法中的有益成分，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理论框架、分析范式、演进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并作出一些本土化理论建构。在实践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对我国救济制度、专利质量、司法机制、公司治理等领域进行案例分析，对相关领域的客观规律进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提供了学理支撑，也推动了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的构建。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吸收借鉴国外法律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律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加强法律经济学的比较分析，发挥这一学科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作者介绍史晋川，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现任校文科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法与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叶斌，浙江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先后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获得管理学学士、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内容来源：转载自“启真新论”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于《人民日报》2023年6月6日09版图片来源：“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