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真新论 | 徐向东：哲学为什么重要？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开篇就指出，人天性就具有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欲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被给予了理性思考和理性反思的能力，但人类在这方面具有的能力又不足以让我们一眼看穿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向我们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其中一些现象可能是幻觉或者是欺骗性的，我们只能通过现象去猜测或推断世界的真相，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通过猜测或推断得出的结论是否确实反映或表达了终极实在的本质。对于我们这些仅仅具有格外有限的理性能力的存在者来说，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像是一道我们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所理解的宇宙只是我们在人类认知能力的最大限度内看到的宇宙，我们只能猜测而绝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宇宙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宇宙，或者我们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大爆炸出现之前是否还有任何宇宙。物理学家不可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这些问题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因为作为人，我们确实想对一切未知的东西一探究竟。

一旦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其作为纯粹动物而存在的状况，他们不仅渴望理解自己所生活的外在世界，而且也渴望通过这种理解来认识自己并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他们为了应对自己所面临的选择压力而结为群体开始生活，并最终形成了我们当今所看到的各种形式的人类社会。人类特有的精神能力是在我们称为“社会进化”或“文化进化”的那个阶段产生的。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尽管人类产生了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开始认识到社会合作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人类个体绝不可能被充分地社会化。一方面，自我意识让人们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及其对于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的重要性，而且在任何现实世界中，社会竞争也从未消失。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人类个体实际上都无法脱离他人而过上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我们就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所生活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的关系。我们需要设想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能够让我们有比孤独生活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去思考，如何恰当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思考平等与其他重要的人类价值，例如自由和共同善的关系。人是能够追问其自身的存在状况的行动者，他们确实应当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形式，这种追问本质上界定了哲学和哲学问题。

最为根本的哲学问题从人类存在以来就已出现，得到了历代哲学家的反思和思考。这些问题包括：实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我们如何知道好与坏、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我们应当如何组织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或共同体？生活本身是有意义的吗？是否存在生活的终极目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根本上是为了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进而寻求对人类来说可能是最好的生活。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想活动，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实践性的。从根本上说，哲学沉思是为了成就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生活。每个人在人生中某些时刻都会成为哲学家，或者至少成为具有哲学意识的人。当我们思考我们是否可以吃动物肉时，我们可能会追问动物是否具有感受痛或快乐的能力，由此会进一步追问有意识的经验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与神经系统相联系；当我们追问我们没在看月亮的时候它是否存在时，我们可能是在追问一系列与存在和实体相关的问题，并进而去探究实在的根本的构成要素；当我们追问我们是否可以为了拯救很多人的生命而杀死一个人时，我们是在探求正确行动的原则或标准；当我们讨论少数民族或贫困地区的考生是否应该获得高考政策性加分时，我们就已经在思考平等和正义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已被赋予了理性反思能力，却无法摆脱对自身的存在状况的追问，因此就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做既是为了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了对与我们一道生活的其他人负责，甚至是为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负责。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是按照自己对此前的哲学遗产的审视、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认识，以及自己的个人经验来思考根本的哲学问题。在人类生活的发展历程中，对核心的哲学问题的思考本身就具有一种连续性。但是，我们确实无需由此而否认每一个时代都面临自己特有的哲学问题，具有自己思考根本的哲学问题的特定方式，并进而提出不同的答案。这本身就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种思想活动而独具魅力的一个方面。

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时代，新科技的发展让我们面临一些人类此前不曾碰到的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迫使我们去思考，机器智能有朝一日是否会超过人类智能，这让我们产生了人类最终会被“取代”的忧虑；纳米技术、生物医学工程、认知神经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似乎使得人类以超越自然演化的方式来增强各方面的能力变得可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当然也会产生一些明显具有负面效应的问题。例如，核技术有可能会使得人类毁于自己手中，各种技术发明在大大提高人类生活便利性的同时，也有可能会让我们耗尽地球上的能源和资源；全球气候变化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则会对人类及其未来产生各种灾难性结果。我们确实需要利用哲学资源来处理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了消除人工智能体最终会“取代”人类的忧虑，我们就需要思考人类心灵和人类智能的本质和来源，反思一下人类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具有或能够具有我们称为“道德地位”的那种东西，仔细考虑一下我们是否要把“道德地位”赋予人工智能体。而这也会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我们与自然界其他成员（特别是非人类动物）的关系。

为了探究人类增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我们不仅需要去理解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及其可能来源，确切地弄清楚人类精神能力与其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关系，而且也需要恰当地界定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的伦理限度。

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其解决方案的探索中，哲学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

作者简介

徐向东，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分析哲学、早期现代哲学等。

来源：转载自“启真新论”微信公众号，原载于澎湃新闻客户端

编辑：寿容儿

责编：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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