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祖斌 杨婷婷 | 作为高等教育话语的新视角：生态承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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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等教育话语的新视角：生态承载力研究
作者简介：贺祖斌（1965-），男，广西灌阳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人才项目领军人才，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杨婷婷，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桂林，541004。（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1年第3期 P23-30，38）
摘要：高等教育生态；生态承载力；生态弹性力；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承载压力度高等教育生态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更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它的切入，使高等教育理论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研究起源于高等教育大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平衡问题，引发从生态的视角对其关注和探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其内涵理解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以及教育资源与环境子系统对具有相应质量标准的发展规模所能承载的供容能力，它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一项重要指标。从生态承载力这一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时，必须把握其客观性、可变性和多层次性的特征。运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理论，可以从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弹性力、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压力度等三方面对区域高等教育进行测算和评价，从而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研究，是高等教育理论的一种创新，在理论方法、实践应用、生态评价、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高等教育生态；生态承载力；生态弹性力；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承载压力度
伴随着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许多新的现实问题也同时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来自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支持。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是指对高等教育创新进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贺祖斌教授多年来专注于“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此，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杨婷婷对贺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概念溯源：“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生成
杨婷婷：贺教授好，我们知道您是国内较早研究“高等教育生态”的学者，同时您还对其中“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理论进行了论证。这个理论的提出为高等教育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新的解释。请问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一命题的？贺祖斌：关于关注“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这要追溯到2002年。我当年正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准备做博士论文，但选题一时未定下来。我的导师文辅相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的杰出学者，是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创者，是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点首位博士生导师，也是国内最早提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学者之一，并担任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对于学术，他要求非常严谨，对学生要求也很高。因此，我的博士论文，曾经三次易题。第一次，我提出做高等师范教育方面的选题；第二次，我提出做高等教育评价方面的选题，都被他一一否定。他的理由就是，我从事多年师范教育，比较熟悉，难有理论创新；教育评估政策性很强，评估方法、评估技术难以突破，同样难有方法上的创新。这两方面，都是我熟悉的领域，但都被他以“难有理论和方法创新”为由予以否定。他叫我回来“再想想”，就这样，我回来“再想想”了半年。我认为，必须打破原有的思维习惯，推翻既定的方向，重新开始思考。我静下心来，在浩如烟海的论著中寻找学术灵感，挖掘智慧火花。我本科学的是生物科学专业，硕士学的是教育学专业，是否可以从生物、教育之间找一个交叉点？于是，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社会学、教育学、生态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献，再加上我原有的生态学的底子，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教育生态。随后我着手从阅读的中外文献中，进一步了解教育生态的研究状况。一方面，在国外的教育生态研究领域，有两位学者对我影响较大，一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A·克雷明(Gremin.L.A.)。学界认为， “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这一术语于1976年由克雷明首先提出。其在所著《公共教育》中列专章探讨了教育生态学问题。克雷明认为：教育生态学的方法就是“把各种教育机构与结构置于彼此联系中，以及与维持它们并受它们影响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中来加以审视”。贯穿克雷明教育生态学思想的核心在于把教育视为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系统，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因子（学校及其他教育者）都有机地联系着，这种联系又动态地呈现为一致与矛盾、平衡与不平衡。另外一位学者是英国教育学家阿什比(Ashby，E.)。早在1966年，阿什比在他著名的《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中讨论了“高等教育生态”这个概念。他运用生物学“遗传”的内涵从中世纪大学的世界主义的理想、19世纪欧洲大学的主要区别以及欧洲大学向外的早期移植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 发现英国的高等教育输出到印度、非洲后在文化差异、观念冲突、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方面最初遭到了本土文化和观念的抵制；但随着引进的高等教育与植根于本土文化教育环境的不断适应、改进，以及新政策的不断推出，使欧洲的高等教育模式结合印度和非洲的环境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因此，他得出了“大学构造必须继续使它们自身适应变化的大学环境”的结论。阿什比经过对欧洲高等教育在印度和非洲国家的移植和发展的研究，提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的著名论断，为高等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当然，除了以上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外，还有其他学者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教育生态问题，其共同特点是强调生态学的基本精神——综合、联系、平衡，而研究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微观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因子、宏观教育生态学等几个方面。因此，他们关于教育生态研究的思维和方向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另一方面，从我国教育生态学研究来看，20世纪60年代，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方炳林教授最早涉足教育生态研究，并出版《生态环境与教育》一书；到80年代，李聪明著的《教育生态学导论》在台湾出版。我国大陆学者对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有几位学者进行探索并出版了相关成果，诸如吴鼎福的《教育生态学》，任凯等所著的《教育生态学》，华东师范大学范国睿所著的《教育生态学》。这些早期教育生态学专著的出版以及一些相关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教育生态学研究已开启一个新的教育研究领域。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特别是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还刚刚起步，在如何将生态学的原理运用于对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上，尚有待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研究还有很多空间和空白点，值得深入探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起连续几年的大扩招在社会上也一度引起关注和议论，很多人认为高校“办学条件不足”“质量下降”“生态平衡被破坏”等等。这些认识正涉及教育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下决心做这方面研究的外部动因。我坚信，对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生态研究，只要坚持深入下去，势必有所突破。因此，我带着近五万字的开题报告《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学分析》，十分有信心地再次向文先生汇报。最后他一锤定音：好，很好！就这样，我又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学分析》，并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对论文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博士论文答辩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董泽芳教授认为：该研究首次提出并论证“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等新概念，具有十分有意义的创新价值。之后，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专著《高等教育生态论》出版。对此，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评价说：该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同时为高等教育问题的分析增添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运用了一种新方法，有助于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更为系统全面的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本书研究所得出的有关高等教育大发展所引发的生态承载力问题，必须通过提高承载力与适度控制发展来解决；高等教育区域生态失衡的问题，必须通过区域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予以改善等结论，都可为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的决策提供参考。这就是当年我研究高等教育生态的动因与背景。至于高等教育生态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当然也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生态哲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兴起、生态学与教育学的结合等大背景和学科交叉融合相关联。
二、话语分析：“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内涵
杨婷婷：在国内高等教育学术界，高等教育生态研究本身是一个新命题。在研究中，您首次提出“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理论，并在《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研究》一文，可以说，这奠定了关于“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研究的基础。“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这个全新的、原创性的概念，它有哪些内涵和意义？贺祖斌：在自然生态系统研究中，一个避免不了的话题就是生态承载力问题的研究。“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过去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没有涉及，我是从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承载力”的内涵延伸而来的。我们知道，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生态承载力问题，由高等教育系统与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既然具有生态系统的一些特有规律，那么，属于社会生态系统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自然也有生态承载力问题。以生态系统形式存在的高等教育系统，它具有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高等教育系统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存在相应的承载力，一旦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超出一定教育资源和相应环境的承受能力，那它的资源供给和再生能力就会受到破坏，系统将失去平衡。因此，高等教育的承载力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规划尺度和重要指标。把生态承载力引入高等教育研究，可以更好地从宏观上来把握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和相应的办学条件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另一种新的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自然生态系统中承载力概念的界定原则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特点，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应理解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 以及教育资源与环境子系统对具有相应质量标准的发展规模所能承载的供容能力。它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是在一定时期内确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尺度，是区域高等教育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可量化的评价指标。这是我对“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内涵的首次界定。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一新理论？我认为，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以生态系统的持续承载为基础，以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承载目标。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基础之上。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可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来理解。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是指一定质量和规模的高等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个方面：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高校的基础设备和设施、高校师资配备。因此，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势必会影响投入高等教育系统的教育资源，从而将影响教育质量。高等教育环境承载力，是指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为一定质量和规模的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能力。它是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当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时，它能促进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反之，高等教育的规模超过外部环境的承载力时，将打破高等教育系统与其环境的生态平衡，环境承载力将限制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因此，环境承载力是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约束条件。“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概念提出及其内涵界定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高等教育发展无论从静态的发展状况还是从动态的发展进程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体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上。高等教育发展是按照自身规律，以长期、持续、稳定地维护数量、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与高等教育生态资源供给能力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为准则来选择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的环境支持力度，即社会经济的规模和水平是由低到高、由不发达到发达递进发展的，它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和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也是由少到多、由小到大渐次提高的；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本身在一定时期内有限，其吸纳能力和发展程度是由弱到强逐步演进的。一个国家或因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或因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其高等教育会沿着“指数振荡式上升”的路径发展。但不管受外界的影响和压力多大，高等教育系统中数量被动增长是有限度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是无限制的，它也受到高等教育系统的教育资源（投入、师资、设施等办学条件、生源质量和学术氛围等）供给能力和高等教育发展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和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等）的支持能力的限制。一旦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超出一定教育资源的承受能力，那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它的资源供给和再生能力就受到破坏， 系统将失去平衡，其高等教育的培育质量将难以维持。同样，若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缺乏其生存环境相应的财力投入、政策支持和文化发展需求的外在压力，也很难使高等教育得到均衡持续的发展，其质量标准也将受到影响。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要维持一定质量标准和规模的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资源和能支持其发展的办学环境，这就是高等教育系统能够维系平衡的生态承载力。
三、话语分析：“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特点
杨婷婷：的确，根据您的解读，“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那它与其他高等教育研究理论相比，具有哪些特点？贺祖斌：“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虽然是从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承载力延伸而来，但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引入，它必须有新的特点。在《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研究》一文中，我概括出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几个特征，即客观性、可变性和多层次性。在应用这一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时，必须把握其特点。一是客观性，即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是客观存在的。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承载力是客观存在一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无论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与弹性限度，还是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与环境的容纳能力，都是一定的。因此，这一特定时期，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是稳定的，是客观存在的。生态承载力的客观存在性是高等教育系统最重要的固有功能之一。这种固有功能，一方面为它抵抗外力的干扰破坏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为它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可变性，即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是可变的。在自然界，没有一个生态系统是绝对稳定的。所有的自然系统的生态平衡都是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即围绕中心位置有自然波动，虽然这种波动有时可以偏离到不同的平衡位置，但总体上是在中心位置周围波动。高等教育系统也一样，如果对系统作用的强度超过了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系统则变化到另一状态，建立新的平衡和新状态下的生态稳定性。反之，如果通过一些社会调节机制和手段（如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师资队伍等），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和高等教育发展环境的支持能力，也可使生态系统恢复发展到更高一级的状态，则系统的生态承载力便提高。因此，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性是相对意义的稳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生态承载力也是可变的。三是多层次性，即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体现在多个水平层次上。在高等教育结构中有层次结构， 因此高等教育系统是个多层次的系统。它的多层次性不仅表现在系统内各单元的生态系统水平上，而且表现在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包括普通、成人等各种类型高校以及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种层次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水平上。同样，在其不同层次水平上，生态承载力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注意低层次的生态系统承载力，还需注意较高层次的生态系统承载力。正如奥德姆(E．Odum)指出：如果我们需要稳定，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更高层次的管理与规划上。因此，对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应在较高层次上或者较大范围内进行，这样才能够宏观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上述这些特点，虽然与自然生态系统紧紧相关联，但毕竟它属于社会生态系统，因此有它的社会属性。在应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这一概念时，必须要根据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寻找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依据，才能够更加合理地提出咨询意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四、实践应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运用
杨婷婷：“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这一理论提出的时间已过去将近20年，它在高等教育界有什么新的发展和变化？在高等教育发展和研究方面有哪些应用？贺祖斌：理论创新必须服务于、落脚于实践创新，离开了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只有适度超前于实践而创新的理论才能用来指导实践，完成理论的使命。”“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在高等教育学界率先提出后，我对其又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还承担了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管理模型及其干预机制研究”，并先后发表了《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调控模型研究》、《广西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调控模型及其应用》等系列论文，对构建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调控模型和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我认为，与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一样，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最终承载对象也是人，基本的承载媒体是由师资队伍、办学资产条件状况、高校类型数量等客观实在组成，而且是可以准确量化的值。因此，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基本判定指标可以从生态承载力的组成要素角度，将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组成要素分为两部分：一是承载媒体，主要有师资队伍、办学资产状况、高校类型和数量三大类；二是承载对象, 即所能承载的高校发展规模，主要体现在在校生数。要确定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承载情况，首先必须知道它的承载媒体的客观承载能力大小（即教育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被承载对象的压力大小（即承载压力度），然后才可了解该生态系统是否超载或低载。因此，可从承载指数、压力指数和承压度来描述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承载状况。将生态承载力引入高等教育系统中，同样涉及生态系统中的压力和弹性度问题。生态系统中压力作用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弹性度，即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应大于承载对象的需求量，环境供容能力应大于具有相应质量标准的发展规模所需的环境承载的供容能力。描述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状况，不仅需了解生态系统中承载媒体的承载能力，而且需了解承载对象的压力大小。区域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实质上包含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弹性力、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压力度等三方面含义。因此，要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 一是评价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弹性力，它是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支持条件；二是评价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和环境的持续承纳分别是生态承载力的基础条件和约束条件，是实现可持续承载的基础保障；三是评价高等教育系统承载压力度，承载对象对承载媒体的压力反映了高等教育系统的承载饱和度，是对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现有承载状况的直接反映。所以，对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的评价可首先对这三方面进行单独评价，然后综合三方面做出整体评价， 以全面有序地了解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状况。根据构建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相关评价模型， 我以2007年广西高等教育状况为样本，对广西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的生态弹性度、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压力度等三项指标进行分析评价，综合这三项指标的计算分析结果，对广西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结论认为，广西高等教育生态弹性指数处于较稳定状态，同时反映广西高等教育系统的自我抵抗能力和生态系统受干扰后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较强，系统的承载稳定性较高；而对于广西高等教育资源承载指数的评价，分析结论认为，广西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承载力刚刚过中等，处于扩招之后的压力状态；对广西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压力度分析，所得分值表明广西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承载力较为稳定。综合以上三项指标评价，可以得出广西高等教育系统当时生态承载力状况较为良好,表明广西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良好，广西教育资源与环境子系统能基本满足当时相应质量标准的教育发展规模所需承载的供容能力，进而得出了“在加大投入提升高等教育生态弹性力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的结论。这也符合当时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求。该研究成果也是对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应用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预测的一次初探。随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界，也有其他学者进入了关于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比如浙江大学马鹏媛博士的《区域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定量分析》、江西农业大学魏毅教授的《生态学理念下的江西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建设》、中国矿业大学彭勃博士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生态化配置与培植》等论文相继发表。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发展，虽然有不少学者加入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研究行列，而且总体上来看， 该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所取得的成果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一是针对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为出台和落实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发挥了积极的咨政作用。通过振兴计划，整合政策资源，重点加强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建设、人才培养、区域均衡等， 有助于在中西部形成一批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和特色学科，全面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和质量，进一步缩小与东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二是有助于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通过调节公共教育财政支出与省际财政转移支付对区域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配置，倡导对区域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教师资源建立相应的共享机制，搭建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互动平台，促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提升高等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三是有助于解决区域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非均衡问题。鉴于区域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基础设施资源承载力存在的显著差异性，需要政府合理规划教育经费投入， 优化竞争性经费与非竞争性经费的投入结构，逐步缩减区域差距，进而实现资源配置均衡化。四是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省际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适度调节省际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有效实施对口支援政策，促进我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五是针对高等教育资源短缺问题，提出根据高等教育本质与内在发展逻辑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生态观，以生态化方式配置和培植高等教育资源，即依据生态学的分层规律和生态位原理为各层高校配置人才资源和物力资源，并建议在精英、大众层次高校分别培植精英型、大众型高等教育文化资源。另外，中国海洋大学何培英在其博士论文《高等海洋教育系统微观承载力的量化分析与研究》中，应用所提出的有关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和方法，以“中国海洋大学”作为对象对微观承载力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是针对一所高校的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实例。该论文提出基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海洋教育系统微观承载力的观点，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的确定方法，构建承载力量化模型，比较准确地评价高等海洋教育系统微观承载力大小，为分析其影响机制以及识别制约高等海洋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提供科学依据。这说明，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研究视角，不仅可以对区域高等教育进行宏观分析，还可以对一所高校生态承载力进行微观分析，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但是，一个新的学科和研究视角的引入，总有一个成长过程。关于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与应用问题，目前研究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对量化指标、评估方法、数据的采集等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各类资源对于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贡献率等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
五、未来展望：“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发展
杨婷婷：我们知道，在学术界，一个新理论的提出需要时间的历练和实践的验证，并逐步得到理论界的认可。只有在实践中发挥了它的影响力，才说明这个理论具有生命力。在您看来，“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理论研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贺祖斌：一个理论要具有生命力，关键在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时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生命力是生命的表征，同样也是思想的表征。生命的力量源于它与自然界永无止息的对抗；思想的力量则在于它对于既定实践的超越和指导。理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创新。实现理论创新，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中解放出来，从传统认识中解放出来，在新形势下坚持理论创新，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理论创新必须服务于、落脚于实践创新，离开了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只有适度超前于实践而创新的理论才能用来指导实践，完成理论的使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为我国教育生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薛天祥教授认为：现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成果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总体上还跟不上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实践。他认为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有“四种形态”，即：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产生高等教育学科的分支学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产生高等教育学科的综合学科；在解决矛盾中产生新的理性认识；由高等教育理论本身的矛盾引起高等教育理论创新。
在我看来，高等教育生态应该属于上述第一类理论创新，即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产生高等教育学科的分支学科。通过考察、探究高等教育中的生态问题,形成分支学科特有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这类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形成新的分支学科，从而扩大解决新问题的范围。我想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研究视角，就是高等教育理论的一种创新。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未来的创新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展望。
首先，加强高等教育生态理论和方法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视角，高等教育生态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致力于探究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生态。生态系统的研究既是一种新的观点，又是一种新的方法，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和特征；对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些突出的生态现象，需要进一步作精辟的阐述和缜密的分析；对高等教育的承载力、生态区域发展、生态环境以及生态平衡等生态问题，需要进行深层的研究；需要从高等教育制度生态环境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需要通过对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控制，促进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探寻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切，都需要国内高等教育理论界学者在方法和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需要综合教育学、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等多学科的融合、交叉，从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
其次，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理论应用于实践。比如，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202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超过100万人，在学研究生规模超过300 万人；专升本扩招30万人；在2019年扩招100万人的基础上，2020年、2021年两年高职院校继续扩招200万人。以上这些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正进入新的扩招周期。根据国家发布的有关意见，我国要适度扩大研究生规模，适度扩大专升本规模，取消中职毕业生升高职的比例限制等，这些措施势必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那么，如何避免规模扩大后对培养质量的影响，提升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是其中的关键。否则，各阶段的教育均以升学为导向办学，就很难保障扩招后的人才培养质量，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剧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对此，我们的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是否能够支撑？这些可能产生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决策层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只有在新的扩招之前做好充分准备，才有可能避免出现类似于1999年第一次高等教育扩招后给高等学校带来的内外部压力。
再次，建构高等教育生态评价理论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教育评价要“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并明确强调，要突出教育评价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实际上就是强调教育评价的生态性。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化必然导致评价方法的多样化，建立健全系统的、科学的、高效的质量控制与评价机制是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其中，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生态评价思想和方法将引入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即高等教育生态评价。高等教育生态评价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突出几个特点：一是评价的系统性。高等教育作为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系统性。系统性体现在评价思想和观念、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上，它是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不同维度的指标处于不同层级，形成指标与指标之间清晰的逻辑关系。二是评价的整体性。这是由系统结构的整体性决定的。系统内部的诸要素相互联结的方式可以是单向的、交互的，也可以是网络的。这些联结关系的总合表现为系统内部的组织、机制、序列和层次等整体性。三是评价的动态性。动态观念是从系统的状态与时间的关系来考虑的，是力图从高等教育发展中去考察被评对象的客观性。动态评价是以对计划、方案、活动提出改进意见为目标的，以便获得改进工作的依据，并有利于发挥对问题的诊断、调节等评价功能。四是评价的协同性。协同性表现为各评价元素在整体发展运行过程中协调与合作的性质，结构元素各自之间的协调、协作形成拉动效应，推动评价对象共同前进。对事物双方或多方而言，协同的结果整体加强， 共同发展，就会使系统处于最优状态，达到最优效果。五是评价的反馈性。教育生态评价作为教育管理的一个环节，它执行着一种特殊的反馈机制，是克服教育活动对目标的偏差，使教育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从控制论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不可知因素，教学质量的控制和管理，主要通过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控制高等教育的输入和输出，调节教学过程，保证教学质量。
最后，加强教育生态的理论人才培养。自湖南农业大学2012 年自主设置全国唯一的“教育生态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开始，教育生态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逐步走上专业化发展之道。在郭丽君教授带领下，该校研究团队对教育生态方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高等教育生态学引论》等论著，开启了对教育生态学学科定位的探索，并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我想，这对于一个学科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好的开端，也希望教育生态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有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和参与。
高等教育理论的产生依赖于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需要创新，理论的突破更离不开创新，指导实践的历史使命呼唤创新。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提出、论证与应用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只有伴随发展实践而不断创新的理论才能永葆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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