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吕 榭 | 价值与功用：本科生成绩单与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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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主持人：邬大光，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人语：本科生成绩单是一个历史现象，是大学生四年学习成效的全部留痕，每张成绩单都承载了众多教学过程的要素，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和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师生，构建了本科生成绩单数据库。这组文章是研究团队利用数据库资源完成的第一组论文，后续还将有系列论文发表。我们期待通过对本科生成绩单的研究，更深入地揭示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为深化教学改革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价值与功用：本科生成绩单与教学管理
邬大光　吕　榭
作者简介：邬大光（1957-）男，辽宁锦州人，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政策、大学历史与文化等研究；吕榭，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厦门，361005。（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3期 P14-22）

摘要：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本科生是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最大的学生群体，本科生成绩单是反映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质量的载体之一，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适用范围。本科生成绩单是一个历史现象，其中的每一个符号和要素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蕴藏着极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以来，成绩单的价值与功用遇到挑战，在我国本科生成绩单中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诸如“价值理念”缺失和“管理功用”失范等。这些现象亟须得到关注和纠正。研究本科生成绩单就是探讨如何遵循本科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重振成绩单的价值与功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教学管理；学分制；本科生成绩单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使命，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命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视人才、渴求人才。过去一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国家从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人才培养理念和举措，如“四新”“卓越工程师”“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等。这些理念和政策的实施呼唤高校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把人才培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应停留在宏观的理念呼唤和制度规定上，而应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教学实践当中，本科生成绩单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抓手”。在长期被忽略的本科生成绩单中，遮蔽着诸多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亟待广大理论研究者和教学管理者加以关注。

一、本科生成绩单的价值与功用

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大学成绩单的历史却语焉不详，尤其是在我国百年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对成绩单的关注和研究寥寥无几，但成绩单作为反映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载体之一，包含了大量不为人所关注的重要信息，蕴藏着极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成绩单中的每一个符号和要素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例如从成绩单可以判断学生的学习能力、专业水准；从成绩单可以研究知识体系、课程结构的变迁；从成绩单可以审视教学管理、教学改革、教学转型的轨迹；从成绩单可以“反推”人才培养方案、学分制、绩点制的实施情况。可以说，高校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千头万绪，成绩单是其中的一根“线头”，而这“一条线”却牵动了整个人才培养体系。成绩单不仅承载着教学过程的各种信息，也承载着大学发展史的部分进程。一份成绩单反映的可能是大学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横断面”，而一个国家一所大学多年的成绩单则可以反映大学发展过程的“纵向”历史。总之，从研究的角度看，成绩单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现代大学已经进入了“凭证时代”，大学毕业生拥有各种证书，如毕业证、学位证、技能证书等，但大学成绩单依然是最原始的成绩记载，也是带有时代气息的印记，如大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师评价、学生选课、学生评价、考试制度等等，都会在成绩单上有所体现，只是有些信息可以直接反映出来，有些信息折射在相关的制度或机制上，有的信息则被遮蔽在一系列的符号之后，需要深入挖掘才能把握其背后的意义。高等教育发展史表明：成绩单和大学的任何一种证件的出现都是大学演进的一个缩影，也是大学适应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一种进步，都是研究大学历史的一个视角。尤其是在大学培养的各层次人才中，本科生成绩单最为重要且引人关注。当一位博士生求职时，只要提供了学位证和毕业证，成绩单并不会受到特别关注，但本科生成绩单则不同。

就世界高等教育而言，成绩单经历了多少次改进尚不清楚，其使用价值和适用范围延伸到了哪些领域仍有待挖掘。我国大学成绩单的历史相对简单，最早的成绩单与大学文凭没有区别。近代大学的早期文凭曾有多种称谓，如考单、考凭、文凭、执照、凭照等多种叫法。据考证，1904年《学堂考试章程》正式确立近代教育文凭制度，之后在1906年修订的《学堂考试章程》中，“文凭”才正式成为毕业证书的专用名词。我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文凭是由第一所官办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于1900年颁发的，文凭的体例格式延续了科举文凭的风格，按照成绩分等由地方官府或学堂给予不同文凭。第一张大学文凭上标明了“考凭”字样，冠以“钦字第壹号”，在其开头部分便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与考核结果详加说明，并列举了学生所修习的大学课程。彼时的成绩单只记录了课程名称，既没有课程分数也没有等级。我国的第一张大学文凭也就是第一张成绩单，或者可以说第一张成绩单就是第一张大学文凭，因为第一张成绩单是与大学文凭合二为一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国近代大学成绩单的历史与大学文凭的历史齐平。

我国第一张本科成绩单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符号”，甚至有“光宗耀祖”的功能，因为上面有学生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名字。当时的毕业文凭是由朝廷认可后，盖上钦差大臣关防印信才发给学生，学生都是毕业后再回学校领取文凭。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看，我国历史上的成绩单功能相对有限，其功能具有本土的“原始性”，而今天的成绩单在原始功能的基础上，已是一项具有管理主义和绩效主义倾向的制度集合，牵动着各种利益相关者，乃至直接或间接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者“市场”。

成绩单是一个历史谱系现象，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无论是在西方千余年或我国百余年的大学演进中，成绩单的使用价值和适用范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形式和格式上看，今天的成绩单看似十分简单，呈现的就是学生的学业成绩，包含了学生修读的课程名称、课程类型、课程学时、课程学分、课程绩点等信息，实际上其每一个符号的增加都是一次教学“革命”。从管理上看，成绩单体现了学校对学生课程学习的管理要求，记录了高校对学生从大学入口到毕业出口的基本规定。然而，成绩单发展到今天，大学生和社会对成绩单的认知和以前大不一样，或者说精英化阶段的成绩单与大众化、普及化时代的成绩单给社会和大学生的影响完全不同，不能用精英化的简单认知去分析和思考普及化时代的大学生成绩单。

成绩单包含着多种学业信息，承载着多种教学管理功能，每份成绩单都是学生大学期间所有学习经历和学习成果的浓缩，每一个信息都有特定的价值和功能，都可以作为分析高校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的原始依据。如果再把成绩单与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等结合起来看，此时的成绩单也就具有了质量评价的功能。但我国对成绩单关注较少，尤其是忽略了成绩单各种符号背后所蕴藏的人才培养模式变化。从价值层面看，成绩单在国内外都是教育的信用凭证之一，国外的成绩单主要是代表各自大学的教育“信用”，而我国成绩单既代表着大学的信用，更代表着国家信用。从功能层面看，成绩单已从“静态”的记录功能向管理功能延伸，如学分制进入教学管理之后，其功能之一就是高校间的学分互认和学分转移，这是促进学生流动的必要手段，也被认为是成绩单的“原始功能”。然而在我国的成绩单上，几乎看不到学分流动的留痕。也就是说，我国讨论多年的“立交桥”“学分银行”等改革措施基本流于形式，高校间基本不存在学分互认和学分转移，学生流动制度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有人把这样的成绩单称之为“贫瘠”的成绩单。成绩单本应为学生的各种“流动”提供支持，为学生的各种“流动”留痕，但如果成绩单的“留痕”功能没有体现，显然我们需要从治理能力开始反思。

当代的本科生成绩单已经出现了异化现象，且开始遭到诟病。如美国大学的“成绩单陷阱”，让数以百万计因拖欠学费或是未缴纳学校罚款（如停车罚款）的学生成为了学校的“人质”，高校扣留欠费学生成绩单的做法，导致学生无法在转学时转移已获得的学分，同样也使学生在寻求工作时无法提供成绩证明，最终无法就业。虽然我国本科生成绩单没有遇到西方式的挑战，但成绩单的价值和功用在降低却是一个事实。尤其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进入“买方”市场的背景下，成绩单作为进入职场的“门票”的含金量已经大打“折扣”，因为当下的成绩单只能算作静态的“模拟型身份”(Analog Identity)资料，只能起到一定的身份标识作用，还无法呈现学生真正的能力和水平。

针对成绩单面临的挑战，西方国家和大学已经开始对本科生成绩单进行“改造”，尝试将成绩单从“静态文件”变为“动态记录”。如加拿大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 of Ontario，HEQCO）在2017年发布的报告中直言，“目前的证书和认证制度不能很好地为学生服务，高等教育机构应该为他们所发布的长达一个多世纪未改变的标准成绩单而感到尴尬”。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学院（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College，UMUC）对传统成绩单进行了改造，促使成绩单重回“学业成绩的黄金标准”，试图让成绩单厚重起来。正是基于成绩单的困境，部分国家对成绩单改革进行了各种探索，如数字徽章、综合学习者记录等开始出现，力图通过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成绩单，搭起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桥梁，重新彰显成绩单的价值。从我国的情况看，尽管成绩单上的课程分数越来越“漂亮”，但大学生在进入市场时，仅凭成绩单还无法找到心仪的工作，这就使得高校在成绩单上面临两难选择：既要考虑学生需求，又要面对用人单位的质量检验。如何化解这对矛盾，并承担起高校的应有信用，成为高校办学者无法回避且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

本科生成绩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成绩单的改进有其内在逻辑。从成绩单中不仅能够看出一所大学、一个院系、一个专业的教学与发展逻辑，更能从中总结出教育教学规律、评价规律等，还可以对以往的培养目标与教学管理措施进行反思，在反思中找寻教学转型的方向，引领教学改革。对大学生而言，成绩单相当于另一份“毕业文凭”，不仅呈现了学生在大学四年中的学习经历，还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关联，在升学、留学、求职、就业、评奖评优中都不可或缺。然而，我国对于本科生成绩单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的改进，如聚焦如何提高学生自助打印成绩单的效率、怎样改进人工录入成绩的效率等等。因此，如何为学生提供一份能够表明其真实能力又能守住学术信用的成绩单，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通过简略回顾成绩单的历史和存在价值，可以发现这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落。在大学发展过程中，成绩单经历了从“原始”到“现代”、从“凭证”到“信用”、从“贫瘠”到“丰富”、从“学术”到“市场”、从“单纯”到“异化”的过程……只是由于我们对成绩单一直缺乏关注，使得我们无法回答成绩单演变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如成绩单何时与毕业文凭“脱钩”，成绩单何时出现分数和等级，成绩单何时出现学分、绩点等等。应该承认，成绩单是教学管理的“工具”，但成绩单背后遮蔽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理念、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等，应该成为教学管理追求的目标和价值。

二、令人费解的若干“成绩单现象”

成绩单既是学生、学校和国家的信用凭证，同时也是衡量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一份“成绩单”，尤其彰显一所大学的教学管理水平和能力。从教学管理的视角看，成绩单体现的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教学制度安排，是高校进行教学管理的工具。如果仅仅从一所学校或一份成绩单的视角，很难发现成绩单存在问题，但如果对不同学校的成绩单或不同学校相同专业的成绩单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乱象”，因为许多成绩单折射着“价值理念”的缺失和“管理功用”的失范。这些现象已不容忽视，亟须得到关注和纠正。

（一）成绩单的“价值理念”缺失

第一，成绩单的“漂亮分数”表明缺乏对质量底线的坚守。在数据库所收集的224份本科生成绩单中，仅有10份成绩单在课程成绩后标明“重修”字样。单从课程考核高通过率、高分数的现象来看，人才培养质量似乎很高，高校的教学管理颇有成效。成绩单上是否标明“重修”二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校在教学管理中是否为了满足学生需求而丧失对高等教育质量底线的坚守。透过成绩单的分数，一次性通过和“门门高分”可能并不是一个“创新人才”诞生的标志，反而是由于课程高分的“密码”已然被破解。学生为了追求成绩单的完美呈现，可能抛弃了自身的兴趣和专业发展；学生对于成绩的“完美”追求，可能也并非出于自愿，而大多是由于就业市场的需要。这一份份看似“完美”的成绩单，不知遮蔽了多少教学管理中的“黑洞”。实际上，成绩单上出现低分、重修等，恰恰显示了真实，低分可能是学生走出舒适区的一次突破，重修也可以是学生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对于成绩单上课程分数“虚高”的现象，国外对此已有专门研究，将其称之为“赞助性行动”。多数学生不想在成绩单中呈现“重修”“补考”或是“缓考”等字样，主要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担心对未来升学、就业产生不良影响，但对于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而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是否坚守高质量的底线思维。也就是说，成绩单中所呈现的“高分”有可能是一种质量“失真”，看似“完美”的成绩单实际上是丧失了质量底线。

第二，教育教学新理念和新制度没有充分落地。新时代高等教育理念层出不穷，如本科教育领域提出的以学生为中心、跨学科、创新创业、国际化、个性化等各种新理念和新制度都要落实落地。但遗憾的是，这些在成绩单中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看不到这些新理念引起了成绩单哪些变化。以学分制为例，本意是将学习进度和学习内容的选择权交还给学生，然而现实却与之相去甚远，学生做不到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选择课程、选择学习进度，根本无法践行学分制的初衷。学生在学分制的框架内，只求学分数量达标，不注重自己的选择权，提前或延期毕业的同学少之又少，毕业率和就业率成为一种新型攀比，学分制的功能在现实中出现异化。在实际的教学管理过程中，2018年，教育部曾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机构逐步实行统一的学分制。”时至今日，为什么学分制的功能还无法实现统一？为什么各高校对于学分制的理解不同？再如，目前的成绩单没有记载学生在各个网络平台在线学习的经历，学生已经习惯运用网络获取学习资源，在线学习成为一种更为便捷、普遍的学习方式，而成绩单在记录空间上相对狭窄，难以反映学习活动的丰富性、持续性、终生性，无法全方位地体现学生真正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目前“考证热”的重要原因。

第三，对于课程体系和结构的顶层设计和思考仍非常欠缺。严格说来，课程是成绩单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它是知识体系最直观的呈现。然而，我们看到的只是成绩单上的课程门数越来越多，专业课越来越多，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越来越多。随着课程的增加，总学分也开始增加。在不断强调教学改革的背景下，现行的教学改革只能是一边对课程做加法，一边对学分做减法，却不去触碰课程体系，用增加课程表示“改革”，用庞大的课程门数“绑架”学生，将课程数目与教学改革进行简单正相关的理解，并进行线性管理。说到底，这是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百年诘问缺乏思考，对课程体系和知识结构缺乏顶层设计。从“增课程”再到后来“压学分”，也就成了教学管理中的一种循环。学分看似降了下来，但原有的课程体系和知识结构并未发生改变。“增课程”与“压学分”的随意性影响了教学质量，导致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种盲目的学分和课程增减不会带来教学质量的根本提升。

（二）成绩单的“管理功用”失范

通过成绩单数据库发现，不同高校间的成绩单在形式或格式上大体相似，但详审之后就会发现，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成绩单千差万别。这究竟是在彰显各个高校的办学特色，还是反映了教学管理中的乱象？答案显然是后者。成绩单的“大体相似”可能是教学模式缺乏创新的表现，而“千差万别”就是教学管理混乱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成绩单规范性不足。从成绩单中可以看到，高校的教学管理对于成绩单的基本规范与准则缺乏共识，缺乏一套相对规范的标准，不同学校本科生成绩单所呈现的内容要素差异较大。例如，大多数成绩单未标注学生课程重修情况，只有个别高校对此进行了说明。此外，一些高校的成绩单为中英文合版，大多数高校成绩单仅用中文表述，使用英文成绩单的高校其课程表述也不完全合乎英文表述习惯。这表明当前我国高校本科生成绩单内容要素的文本表达尚不规范。当我们在一些教学管理的基本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时，又怎样判断成绩单的真实性与科学性？用人单位又如何据此判定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课程设置科学性不够。课程数量过多是我国高校成绩单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学生四年修读课程平均超过70门，其中门数最多的学校高达130门。从类型上看，必修课过多，平均必修课占比约七成，选修课占比仅三成，学生自主选课空间较小；理论课过多，平均理论课占比近90%，实践课占比仅10%左右，课程实践性不足。同时，大多数高校课程集中安排在大一、大二和大三，在大四安排课程较少或者不排课。而大一新生适应性课程、大四研究性课程开设极少，写作课程、口头交流课程、跨学科课程、思维训练课程等当代青年必备能力课程开设极少。课程与课程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同一门课程内部缺乏梯度设计。可见，课程开设的总量、不同类别的课程比例及其在各学年的分布并无规章可循。一所大学在学生数和专业数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应该开设多少门课程？应该有多少门次课程？需要开设的课程与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比例？这些问题在我国高校一直没有答案。

第三，课程设置分类混乱。从不同高校成绩单可以发现，我国高校的课程分类比较混乱，存在彼此交叉、包含以及相互矛盾的情况。比如，在选修课方面，有的高校分为“公选”+“任选”，有的分为“校选”+“跨选”；在必修课方面，既有“公必”+“通必”的分法，也有“基必”+“专必”的划分，还有“必修”+“通必”的情况。同时，还出现同一个课程被冠以“公共必修”和“基础必修”“通识必修”等不同名称的现象。单就体育课而言，就存在多种划分，划归“必修”“选修”“通识”“素质”等模块的均有，还有的高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思政类课程归为通识教育之后，不再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何为通识课程”在我国教育学界虽然长期没有达成共识，但把思政类课程列为通识课程显然不合适。如果教学管理者依据自己的判断将其列入通识课程，这显然影响了真正的通识教育。此外，还有部分高校的本科生成绩单对于课程类型只字未提。由此可以判断，高校的课程开设较为随意，对课程的系统性、科学性缺乏认识。

第四，学分设置标准不一。从学分总量的设置上看，部分高校课程总学分数设置过大，最多的高校四年总学分量超过了200学分。从课程学分设置上看，部分高校把多门专业课设为6学分及以上，而大部分高校专业课则为3学分左右；对于毕业论文（设计），多数高校将该部分学分设为6学分，少数高校则为4学分或12学分。从学分换算标准上看，各校的学分换算标准各有不同，学分学时对应混乱，出现相同学分对应不同学时、相同学时对应不同学分、同一课程对应不同学分等现象。相同学分对应不同学时可分为三种课程类型进行探讨：在理论课方面，1学分可换算成16/18/32学时；在实验课方面，1学分可换算成16/17/18/20/31/16～24/16～36学时；在实践课方面，1学分可换算成36学时/72学时/1周。在相同学时对应不同学分上，如36学时对应学分为0.5～6。在同一课程对应不同学分上，如《形势与政策》这门课对应的学分为0～8。可见，在学分的换算标准上，各高校并无明确且统一的标准，多是基于管理者主观经验或“学分需要”进行换算，导致各个高校间课程学分设置标准不一，跨度较大。

第五，成绩呈现和GPA计算模糊。从成绩单上可以看出，课程成绩的呈现方式不仅较为多元且相对模糊，除了传统的百分制之外，还存在二级制（如P、F；通过、不通过；合格、不合格）、五级制（如A、B、C、D、F；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以及其他类型（如A、A-、B+、B、B-、C+、C、C-、D+、D、F）。在成绩评分上，部分老师给学生成绩打分存在随意性，出现了一个学生多门课程是100分或99分的现象。在成绩表述上，表述差异过大，成绩和学分之间的关联度较低，存在个别学生成绩低于60分也照样能够计算其学分的现象。不同高校的绩点计算范围存在较大差异，部分高校仅将必修课程纳入GPA计算范围，不考虑选修课等课程绩点；部分高校则将选修课程也放进GPA中计算；还有一些高校只计算用百分制表示成绩的分数绩点。此外，还同时存在对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纳入计算和不计算范围这两种情况。

综上，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直到今天在成绩单上还可以看到如此多的乱象？被遮蔽的深层次问题暂且不说，那些用眼睛直接可见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改进？应该说，成绩单上反映出的这些问题，都属于“管理失范”。这些现象既令人费解，更值得反思。从目前成绩单的乱象来看，教学管理水平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看到这些混乱现象，不免让人联想到百年前的“铁轨”。世界上的铁轨曾有多种不同的轨距，为方便不同轨距的列车在交通网络中自由行驶，许多国家在原有轨道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形成了今天的标准轨。学业成绩单也如当年的多轨距铁路一般，多种课程分类并存、多种评价体系共行，输送人才的列车在成绩单的轨道中何时才能实现自由行驶？成绩单之所以存在众多令人费解的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缺乏研究，二是管理的惯性，三是计划体制下的思维模式。

三、超越传统成绩单：从“工具”

走向“理性”

无疑，成绩单是高校教学管理的工具之一，但又绝不仅仅是工具。大学是以“育人”为目标，而非“制器”。关注和研究成绩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成绩单的管理问题，而是回归成绩单背后的教育价值选择问题。成绩单管理从表面上看是管理科学的问题，但是从深层次来讲却是涉及教育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共同话题。因此，对于成绩单管理不能仅从管理学的视角，还应从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视角来探讨。

从教育学视角看，大学教育是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探讨本科生成绩单就是寻找大学成绩单管理如何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并以此充分发挥成绩单管理的育人功能。因此，通过本科生成绩单不只是看到几门课程成绩，而是看到成绩单背后人的教育和发展，而这一话题又涉及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成绩单是否反映人的全面发展，即本科生成绩单如何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张成绩单不仅要体现课程学习成绩，还应完整地体现学生各个方面的发展。但从现实看，高校成绩单多数体现了学校智育活动的过程，而其他方面的呈现则是空白或是薄弱状态，仅凭成绩单无法看出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目前高校的成绩单是不完整的成绩单。其次，成绩单是否反映人的发展差异性问题？显然，尊重学生个体发展差异性既是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教育的最高追求。但是在实践中可以看到，这一常识却变为难题。其中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管理的单一，而另一方面则折射出大学管理本身的局限性。再次，成绩单是否反映学生个体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单就同一个体而言，其发展的不同方面也会呈现差异性。有的学生偏重理性、有的偏重感性，有的学生思辨能力强、有的动手能力强……因此，即便单个学生成绩单，在其学业成绩的不同方面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差异。但从现有成绩单看，千篇一律的成绩单背后看不出学生选择的差异性，也看不出个体发展的差异性。最后，成绩单是否体现学生个体的发展轨迹？从学生增值视角而言，成绩单不仅仅是学习结果的呈现，它还应体现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的进步。但目前多数高校的成绩单一般只是体现最终的结果，缺乏平时成绩、期中成绩、课堂讨论等过程完整的学习记录。除此之外，还应看到成绩单管理背后的文化差异。例如，在国外大学，成绩单是学生个体隐私的重要组成，非经学生本人同意，家长不能看到成绩单；但中国大学强调家校沟通，强化家长对学生学业的督促却成为成绩单的重要任务。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涉及个人隐私，但从深层而言，这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大学生成人和自我独立的理解。

从以上例子不难发现，成绩单看似简单，其背后却隐藏着丰富的教育意义。但是，在现实教学管理过程中，由于教学管理的惯性，高校对于成绩单管理往往倾向于简单化处理，或者一刀切，而对于成绩单育人功能的理解及其潜在价值的挖掘不够。这种教育价值功能的发挥不足，有时会使成绩单不仅不能促进学业进步，反而成为加速学生“内卷”的工具。在我们传统教育中，我们都是鼓励学生成功，鼓励学生去追求成绩的优异。这种追求普遍优异的背后却失去了对人全面发展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鼓励学生去体验成功，却让学生畏惧挑战、害怕“失败”。因此，从教育学意义上说，成绩单管理首先必须回归到人本身，回归教育的初心和本质。任何教育活动必须以诱发学生学习潜能、激发学生内在学习欲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成绩单管理也不例外。成绩单应成为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催化剂”，而不是学生成长的阻碍力量，这既是成绩单管理的出发点，也是所有大学教学管理的归宿。凡是与此相违背的做法，都必须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

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组织，其成绩单管理无疑首先应基于教育学的意义。然而，在大学职能不断拓展和裂变的今天，大学已经超越了单纯学术组织，而变成了兼具行政组织、公司组织、法人组织、公共组织等不同属性的复杂组织。大学组织这种属性的变化使得大学内部任何管理活动都赋予了新的特性。对于成绩单而言，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成绩单成为各方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重要场所，这种博弈突出体现了由谁来定义大学质量标准，以及以怎样的机制来保证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成绩管理。从学术视角而言，确保学术人员对成绩标准的定义、确保学术标准和质量是大学所有学者的共同追求。但现实情况下，随着成绩单的功能不断拓展，成绩单已然成为继学历文凭之后，通向就业市场的另外一张重要“通行证”。这些变化使成绩单从单纯学术至上标准转向了学术与市场的双重考量，并由此使得大学的学术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大学领导者等不同人员对于学生学业成绩评定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从教育统计学上来说，学生成绩呈正态分布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常识，但是从现实结果看，这种常识却难于做到，成绩偏高已经成为大学的一种熟视无睹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教师向学生妥协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消费主义的价值导向带来的学术向市场妥协的必然结果。对于这种结果，无论大学教师、教学管理者还是领导者，都应该看到并警惕这种现象带来的双刃影响，并尽可能通过制度建设来规避或减少这种现象发生。除成绩普遍偏高这一现象之外，我们还应看到随着学生维权意识增强，高校也不断有学生向成绩评定提出质疑。从理论上说，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一种进步。但现实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进步”有时成为了大学无原则的“退步”。因为对于学生这种诉求，许多大学缺乏相应的学生申诉和回应机制，进而可能导致成绩单成为师生产生矛盾的“导火线”，而多数情况下，成绩单成为了高校“讨好”学生的“棒棒糖”。对于这种现象，多数情况下归结于中国特有的“人情面子”，或者说是在市场消费主义盛行之下高校质量底线的后退。但很少有管理者从成绩单的功能变化来探讨建立科学合理的学生参与机制。从微观方面说，这是大学教学管理的缺位；而从宏观方面说，这是大学在对其自身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时，缺乏深刻认识进而未能对其治理结构进行深层的改造。所以，从公共管理学的意义来看待大学成绩单管理，其核心是如何对待利益相关者对成绩单的诉求和期待，并建立相应参与机制确保利益相关者来参与大学管理。必须指出的是，大学在变化的过程中，自身必须保持定力，无论是大学教育者、管理者、还是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组织无论如何变化，学术组织是其本质属性，而其他组织属性则是大学组织的衍生属性。对于大学成绩单管理，可以兼顾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但必须守住作为学术组织的底线要求与水准，这是大学教学管理的基本常识与要求。

除了从教育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来认识大学成绩单管理之外，对成绩单管理还有众多复杂的理解，这种复杂性有时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解释和理解。例如，在成绩单管理过程中，公平是大学成绩单管理的基本底线和要求，公平保证了学校成绩的公正性、权威性和正义性。然而，在成绩管理过程中，绝对的公平往往难以做到。公平从其教育意义上说，包括了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以及结果公平。然而，从现实情况看，不同地区、不同区域、甚至同一区域同一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社会文化资本的不同，其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客观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起点差异带来的结果事实差异，在教育学意义上，从理论上来说应当客观地看待这些差异，因材施教，因类发展。但从公平视角来看，大学管理却往往要求统一规范要求，这种统一规范要求有时却使大学关注中间普通群体学生的学习需求，而忽视对优势学习群体和弱势学习群体的观照。显然，如何在“统一要求”与“多样发展”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考验大学管理能力，也体现了大学自身对于教育的理解和价值追求。尤其在今天，当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学生入学群体的多样化，带来学生学习程度和水准的多样化。对于这种多样化学习群体，单纯以一个尺度来考核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准，其表面上的公平却隐藏着实质性的不公平。相反，如果过多考虑多样学习需求，或者降低学术水准，则可能导致另外一种极端，使得大学的成绩单失去公平性和公正性，抑或是走向另一个方向的极端，从而带来新的不公平。所以，从教育学意义来讲，我们需要遵循学生多样的发展和学习需求，并给予差异化的教育。然而从公平视角来看，有时则无法兼顾学生学习群体的多样学习需求。事实上，对于这种特殊群体的“照顾”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国外已有研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赞助主义”。但是，对于大学而言，应当尽量去减少这种“赞助”，而不是助长这种“赞助”。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警惕另一方向的极端——大学有时过于功利。例如，为了鼓励和吸引同学进入“实验班”，有意将实验班的成绩绩点适当提高。于管理效率而言，这种“照顾”无可厚非，但从教育学视角出发，这种逆向“照顾”则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公平。

总之，大学成绩单管理尽管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却是教学管理的大事。成绩单管理是政策性很强的一项管理，同时又充满着教育学上的意义。特别是随着以学生为中心、结果导向教育理念持续深入，成绩单不仅仅是学生学习过程的最终记载，也是学生学习成果的最终体现。反过来，对于成绩单的重视程度实质上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结果导向教育理念在教学管理上的贯彻与执行程度。但从本次成绩单数据库分析结果来看，我国高校对于成绩单管理完全是一种“经验管理”模式，其管理过程中缺乏一种教育学意义的诠释，也缺乏一种理性辩证的认识与实践过程的改进。特别是在多维视角透视下，对于成绩单管理在价值取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差，由之也导致了成绩单管理的“失真”现象。对于上述不同价值取向，本文的主旨认为，大学成绩单管理首先需要从教育学意义来解释，而后再从公共管理以及其他学科来解释。或者说，对于成绩单管理首先应当从教育学意义来审视和考量，而不应当先从其他视角来做合理化解释，因为只有从教育学意义上来揭示成绩单的意义和内涵，才有可能使大学的成绩管理回归到育人的功能。这不仅是大学教学管理的基本底线要求，也是大学成绩单管理科学化的理论前提。

（参考文献略）

大学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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