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静||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认知与表述 ——兼论共产党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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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双方既有军事上的合作与摩擦，也有观念上的冲突与碰撞。既有研究多通过考察国共的“宣传战”来揭示国共的观念冲突，但行文中时常用抽象的概念简单呈现两党的论争过程，或者以共产党一方的话语评价两党论争的事实。实际上，在研究中同时考察双方对同一概念或词汇的不同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自的观念与意图，才能较好避免论证陷入自成因果、自成其是的境地，进而对国共合作或分歧有更深刻的理解。

要探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话语冲突与观念差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或可作为一个切入点。目前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集中关注此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此政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夏清则从词汇竞争的角度，探讨了共产党的主张如何从人民阵线、民族战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等词汇，固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规范表述。片冈哲谷、沈钜光、范力沛等学者则将统一战线视作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政策，使共产党获得了包括广大农民、城市和乡村精英等群体的支持。范力沛的《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一书，试图追溯与考察20世纪20至50年代统一战线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发展，既有思想文化史层面的阐述，也有政策实践层面的讨论。总体来看，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鲜有研究从认知层面探讨国民党对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看法。

在中文语境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多时候是以“统一战线”或者“联合战线”这一简称出现。本文旨在探求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认知与表述，在此基础上分析国民党的言说意图与观念支撑。斯金纳曾言，我们的某一行动要取得成功，必须首先使其合法化，为实现行为的合法化，或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行为者的动机必须基于一些已经被社会认可的标准原则，要保证他的行为“能够以他的社会中已成规范词汇的术语——一种能够在叙述他的所作所为的同时将他的所作所为合法化的词汇——来加以自圆其说的证明”。抗战时期，国人有一套价值观念，即“国家至上”“抗战第一”，国共两党都试图占据团结抗战的高地。通过揭示国共两党对同一概念或观念的不同表述，可以看出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差异及政治观念的差异，以及是如何争夺抗战话语权与领导权的。

一、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

经国共两党商定之后，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布《中国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其原稿即是共产党于7月15日交付给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公开发布的宣言版本经国民党要求，删去了“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等字眼。共产党在《宣言》中指出：“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共产党向全国宣告：“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蒋介石在第二天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对此局面，《东方杂志》评论称，国共合作实现后“迁延十年的国共纠纷业已告一段落，而民族解放战争中又多一生力军”。

从《宣言》和蒋介石的讲话来看，国共双方在团结抗战这一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但结合漫长的谈判过程，可发现二者很难在“合作”的表述上达成一致。在国民党看来，“团结”不等于“合作”，共产党此举是向国民党“输诚”，早在1937年6月13日，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师长向蒋介石报告，就称“共产党名义倡言投诚，实则养精蓄锐”。11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共党提国共合作代独裁口号”，12月9日又称“统一抗战指使，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

而共产党显然也担心时人将其在《宣言》中承诺的四项内容，解读为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1937年2月10日，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中做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后，随即于4月15日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声明不能将四项保证解释为“共产党的投降”，而是为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步骤，也为使共产党以取得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活动的机会，从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妥协的最后限度是保持自身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在《宣言》发布以后，共产党多次强调自己并非投降国民党。

事实上，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相继发表，红军接受改编以及军队指挥权、边区人事安排都是国共两党谈判后的结果，在一些问题上蒋介石不得不让步。8月1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人就职后，蒋介石、汪精卫、吴铁城、熊式辉等人就致电祝贺。因此，前述国民党人所谓共产党“投降”或“输诚”并不准确。

《宣言》发布后，共产党利用可以公开活动的机会，在报章上广泛宣传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即致电周恩来并转其他共产党人（博古、叶剑英、潘汉年、刘少奇、彭德怀等），告知宣言及蒋介石谈话的意义：一、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二、宣言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以及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三、蒋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今后的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9月29日、10月2日，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宣言》分别依（原）标题《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新发表于《新中华报》及《解放》杂志，重申共产党人的上述意见：《宣言》和《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宣布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是一个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这期杂志同时刊载了毛泽东9月29日撰写的《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此文强调上述观点的同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联合组成，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即为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对于共产党广泛宣传“国共合作”的行为，国民党人并不赞同，认为共产党承诺接受国民党领导、帮助国民政府抗日，而非如共产党所宣传的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而展开合作。对于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口号、政策，国民党持怎样的态度且为何持此种态度，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国民党人对“统一战线”的态度

尽管共产党1935年8月便已提出联合各方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却经历了从“反对”到“联合”的过程，加之国民党“清党”后两党长期的斗争，因此国民党起初认为“统一战线”只是共产党集合更多党派、左翼分子对付自己的一种“策略”，将“统一战线”等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共产党人只能不断公开强调自己主张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非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斗争目标是日本而非国民党。

除此之外，还有人怀疑统一战线只是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一种政治手段，是共产党在多次被“围剿”后挽救自身命运的“缓兵之计”。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斥责此种言论是只会让中国继续分裂，无力抗日。陈云则强调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是为战胜日本的“战略”。凯丰、胡绳则声称，统一战线是一种民主形式，在其中各党派可“相互督责、相互批判”，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有助于中华民族对日抗争。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不再频繁地在报章上称“统一战线”为“人民阵线”，转而对“统一战线”采取“不理会”“不提及”“不谈论”的态度。1938年3月，《纽约时报》刊文评论，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支持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united front），他们支持革新国民党的面貌，使其行政更具效率和活力。蒋介石、孙科、邵力子及陈诚大体上相信共产党人发表民主的、非革命的宣言是真诚的，以及他们为抗击日本而克服政治上的差异的决心。以汪精卫、陈立夫为代表的保守力量的态度则相反。5月，《纽约时报》又发文评论，“只要中日战争持续，国共的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可能就会完好无损”，“当然，随着抗战日益艰难，谁也无法保证国民党中的‘求和派’不会与日本妥协”。

《纽约时报》上的这两则评论大体上准确。蒋介石、孙科愿同共产党合作抗战，蒋介石同意公开发布共产党的宣言，孙科则早于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就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提议国共合作抗日。陈诚是坚定的（对日）“主战派”，其在西安事变前向张学良表示“我的抗日之志决不动摇，若中央能够容共我亦有把握”，在蒋介石决定“联共”后，陈诚也未明确反对共产党及统一战线。

汪精卫、周佛海则在对日作战与联共抗日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全面抗战爆发前，《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孟长泳评论：“汪精卫赞同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前提条件是共产党人取消‘边区政府’并‘解除武装’。”全面抗战爆发后汪则声称共产党将从抗战中坐收渔翁之利，其在1939年以后积极反共。周佛海也持相似观点，他于1937年10月6日写下如下日记：“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周佛海1939年回忆这段历史时又强调：“这次的中日战争……阴差阳错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地打下去。使共产党和俄国在傍鼓掌称快。”而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陈立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表示自己本计划与各党各派组成联合阵线对付共产党，但最终未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评论将国共团结作战等同于“统一战线”建立，但国民党人似乎并不愿用“统一战线”表现战时两党关系，在国民党的官方文献中难以找到“统一战线”的字眼。1938年后国共军事摩擦和舆论纷争逐渐升级，如《大美晚报》评论的，各党的结合关系不甚明确，主要参加者多无谓之倾轧，“如甲党常以乙党失信为口实，乙党亦复反唇相讥，互相交谪，迄无已时”。

在此种情况下，1939年9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统一战线”问题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斯诺这篇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的访谈被香港《国际周报》和《上海周报》翻译刊出，原文中的“united front”分别被译作“联合阵线”与“联合战线”，其他内容则基本一致。斯诺指出，国共两党对战时的政治基础有不同看法，共产党一再说明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但在国民党的文献和言词中都不见引用。国民党的战时基础是使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归服到国民党的政治独裁下。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陈立夫等都对斯诺表示，中国唯一的、合法的政党就是国民党，共产党自1937年“妥协”后便不复存在，因此并不存在联合阵线。蒋近来也告诉一位德国记者，“中国没有一个共产党”。斯诺问毛泽东，联合战线以及共产党的合法基础在哪里？一党不承认另一党的存在时，联合战线岂非“徒具虚名”？毛泽东回答称：联合战线已存在多时，少数人虽承认联合战线存在，但在口头上仍反对，这是阿Q式的做法。有些国民党员如张继，就不否认联合战线以及共产党的存在。蒋介石宣称共产党自1937年发表宣言后便不复存在，其隐含之意或是共产党尚未取得合法地位，而此番言论发表之时，国共两党局部摩擦不断，国民党人或正借此为企图取消边区和中共军队制造舆论。

1940年2月24日，斯诺再次在《密勒氏评论报》撰文，重申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和统一战线的态度，并就国共军事摩擦发表评论。斯诺称，本期待中国的“统一战线”能促进国共两党间的民主和谐，最终却没能促成民主或基本的和谐。国共两党目前更像是军事休战而非政治联合。国民党高官直言，“统一战线”只存在于共产党人的用词中，并否认共产党具有与国民党成为平等的政治伙伴的法律基础。斯诺推断，国民党人的此种态度或许是为缓解英、法、美三国对中国“赤化”的恐惧，但主要还是表达对共产党的敌意。如何理解部分国民党人私下对斯诺所说的话？国民党人是基于怎样的立场与观念说出这番话？

三、“容纳”抑或“融化”：国民党的党派观念及行动

部分国民党人否认“统一战线”一说，甚至直接否认共产党的存在，或是逞口舌之快，或是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事实上，统一战线号召各党各派联合抗日，也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权威。七七事变之前，国民党坚持实行“党外无党”的政策，禁止外界提“各党各派”，1937年5月25日、31日，6月17日，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写道“勿准有各党各派字样”，注意“民主口号与各党各派联合口号之取消’，。

193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民党试图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的做法不合理，提议建立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由各党共同拟定一个统一战线纲领，组成一个从上至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联盟中各党派仍保存政治及组织上的独立性。国民党最终并未采取这一建议，尽管如此，其在3月31日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仍宣布对各党各派采取“容纳”的立场。

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很快响应了这一决定。4月13日，国家社会党领袖致信蒋介石和汪精卫，表示“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15日，蒋、汪回信，表示希望“全国贤智之士，或加人本党，共同负荷，或秉持共信，一致努力”。4月21日，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亦致函蒋、汪，指出“同人等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抗战之中心力量——国民政府。24日，蒋、汪覆函表示“苟蕲向之从同，必团结而无间”。即便如此，仍然有人鼓吹只允许一党合法存在及活动。4月22日，《新华日报》便发文驳斥了此种言论：“蒋、汪两先生遵照孙中山先生遗教之精神，公开表明各党派可以在秉持共信之下共同为抗日救国而努力。”4月27日，汉口《大公报》的社评则将蒋、汪给国社党与青年党的复函视作“该两党已取得公开存在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尽管公开声称容纳各党各派的立场，但在行动上仍企图合并其他党派。1938年起，合并或“融化”共产党的想法就常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中。1938年1月29日，蒋记道：对共党之方针，使之融化；1月30日，蒋计划：改造本党——容纳各派组成大党。蒋介石将“容纳”各党派等同于融化各党派。2月4日至11日，蒋介石几乎每日思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利弊。3月25日，蒋又记：对共产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使之就范，而不加强制。4月27日，蒋写道：对共产党之态度应严正本身立场与地位为先，而再以领导与联系处之。

在舆论上，叶青鼓吹由国民党合并各党各派，方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与团结”。他指出，各党独立基础上的“联合”抗战会造成离心倾向，而合并则可实现真正的统一与团结。他将各党派的宣言中有“三民主义奋斗”的表述，视同各党派放弃自身主义和立场。国民党宣传要员陶百川就叶青的观点，征询一个国民党老党员的意见，老党员表示将各党派取缔无助于抗战，但也没有必要从政治和法律上确定党派关系。事实上，直至抗战后期，各党派地位仍未通过正式法令予以确定。

毛泽东明确反对以“统一”为借口合并其他党派，造成“党外无党”的事实。他向《新中华报》记者表示，若国民党与过去十年一样实行“党外无党”的政策，不允许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党存在，企图以武力消灭其他党派，只会使中国陷入无力对日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企图“融化各党派”的做法，也遭到了邹韬奋的驳斥。8月26日，邹韬奋借着蒋、汪二人的复信，反驳“一个党”、消灭各党派的论调。他指出，蒋委员长曾对法国记者指出“国民政府在孙总理各项原则不受破坏之条件下，愿与各党携手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就联合抗战的具体形式展开了多次谈判，迟迟未能达成一致。为了打破僵局，推动国共军事合作的谈判进程，1938年11月6日，共产党通过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案，针对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提出几点建议：一、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二、保持中共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国共两党合作方式，建议国民党采用下列组织方式之一：甲、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且将加入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乙、由两党组织各级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事宜。

然而，由于第一次国共跨党合作“不独不能收融化统一之效，反使国民党同室操戈”的教训，国民党人拒绝再次采用此种方式。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提议国共合并，周恩来随即拒绝。国共两党最终只同意彼此遇事协商。这种结果不能说是某一党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拥护国民政府的同时坚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而国民党则要求共产党绝对服从，乃至与其合并，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和立场体现出两党合作中的巨大分歧。实际上，国民党自身派系林立，尚无法统一，遑论融化、统一其他党派。

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论，关乎各党派团结抗战的性质与形式。共产党声称以国共两党作为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但战线中各党派所处的位置及其权利边界，均未有明确的界定。1939年12月27日，一位外国记者在重庆采访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人后就表示，过去两年摩擦不断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未有明确界定。

国民党尽管公开表示容纳各党各派，但决不认可与各党派为平等合作的关系。国民党既希望对外抗日，又希望对内统一，这注定了其行为的两面性或矛盾性，一方面宣称“谅解、团结”“容纳”各党派，另一方面却又企图“收服”“合并”各党派，其在争取其他抗日力量与巩固自身统治地位之间努力寻求平衡。随着共产党在边区的力量不断扩大，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下的独立与自主，则进一步招致了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的严厉抨击。

四、救国之路：“统一战线”还是“统一”？

关于国共团结抗战组织形式的谈判暂告一段落。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报告，则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说前面只是国民党人基于自身统治地位或是话语权考虑，否认“统一战线”的存在，那么在毛泽东此次报告之后，国民党则利用舆论配合实际行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国民党的舆论从质疑“统一战线”与其“统一”能否调和，进而分析“统一战线”中“统一”的含义，最后指责共产党破坏“统一”。换句话说，国民党人认为“统一战线”无法促进其“统一”。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为保证两党长期合作，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他提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共产党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要视具体情况决定对国民党是“先斩后奏”，还是“先奏后斩”，或者暂时“斩而不奏”，抑或“不斩不奏”，总之，不可使统一战线破裂。

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下独立自主发展的态度，很快招致舆论的质疑。11月26日，《新华日报》刊登一读者来信，读者询问编辑当天一家报社称“统一的中央政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法调和的观点是否正确。编辑的回复是，二者决非无法调和，统一的中央政府必须有各党各派的参加和拥护，才能坚强有力；也只有各党各派共同拥护政府的抗战国策，才能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含国民党政权，并非离开统一的中央政府独立存在，也并非与中央政府对立。“二者无法调和”论者的企图是分裂国民党与其他抗日党派及民众。同一天，《西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统一’的中央政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调和》的文章，似乎是对《新华日报》编辑的回应。文章指出，中国的民族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统一”而非“联合”的中央政府，中国不需要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章强调一个为民族要求独立的中央政府，其本身就是统一的政府，并非有各党派拥护才能统一。随后，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针对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及《论新阶段》的报告公开致信毛泽东。他在信中指责共产党“破坏国家统一和团结”，问题由此上升到政治指控层面。这封信12月25日由国民党《中央日报》转载发布，内容大略如下：近代国家以“统一”为特征，尤其是军事权、行政系统要统一，要求中共将军队归于国家、取消特区，同时放弃马克思主义，否则毛泽东所提出的民族联盟无实现之可能，两党也会陷于无限的猜疑与摩擦之中，后世也必以抗战之失败归罪于今日的党争。《公开信》很快被《申报》（香港版）、《青海民国日报》《西京日报》等报纸，及《血路》《中华评论》《胜利》以及被冠以“反共专刊”之名的《抗战与文化》等杂志转载。叶青、张涤非等人也在《再生》《抗战与文化》等杂志上撰文附和张君劢。张君劢等撰的《团结与统一》一书也宣称，真正的“统一”须同时实现行政权、军权、法令、国民思想的统一。

要求“统一”也是国民党人的一贯诉求。抗战爆发前，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潘公展就提出统一方能救国，“统一即所谓安内，抗敌即所谓攘外，安内而后能攘外”。潘指出，英文“United”乃“联合”之意，亦所谓之“统一”，"UnitedFront”二字可译为联合战线，亦所谓统一战线，但联合与统一有别。中国历史上之统一，均系一单位，联合无法求得和平，统一才能实现和平与抗敌。陈立夫、吴铁城也公开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联合封建余孽，阻碍国家的统一进程，于救国无益”，声称要挽救中国有赖于国民党对行政权、军事指挥权的统一。国民党的“统一”诉求在抗战爆发后依然在发挥影响，张君劢的公开信即为一证。

为了驳斥张君劢，11月14日，林北丽（署名“世姪女”）首先在《新华日报》发文，反驳张提出的三个观点。第一，林声称张君劢“军队应属于国家”的观点，可能会使人误解张君劢在“为日满与伪组织宣传”，理由是“今日之满洲国自号为国家，华中、华北伪组织亦自称代表中华国家”，“吾人亦将率军队属之乎？”第二，林表示，边区政府实为“战时之产物”，而非“割据”。第三，林强调，今日抗战表面上虽仅为民族战争，但也负有为全世界民族争和平、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义务，因此不可放弃马克思主义。林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其他人的反驳。1939年1月25日，刘敬远发文指出，取消边区更有利于抗战和建国，阶级斗争不利于当前的民族战争，陈国新则重申了张君劢的观点。

与此同时，汪精卫开始对日展现出求和姿态。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宣言，蒋介石于26日发表讲话予以严厉驳斥。他指出，日本“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日本所谓缔结协定共同防共者，目的不在防共也不在于俄。而实在于借此名义以亡华”。12月29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发出“艳电”，主张与日“和平谈判”“共同防共”，要求共产党彻底抛弃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的组织。汪的“求和”主张遭到全国民众的一致声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

1月15日，共产党人王明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发表演讲，在谴责汪精卫后随即质问张君劢写公开信是否由于其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理由是公开信内容与汪精卫“艳电”的“反共”内容一致，王明强调“反共”客观上是帮助日本和汪精卫，反共实际上就是反对抗战，反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以此作为对张君劢公开信的反驳。

而国民党方面尽管明确表示不会与日本签订“防共”协议，但面对共产党的舆论攻势以及严密的组织工作，也开始采取实际措施限制共产党发展。1939年起，国民党决定对共产党“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宣传”的措施。1939年3月由蒋介石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则是国民党“以宣传对宣传”的重要方式。此运动高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有论者遂鼓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精神总动员”无法相容，统一战线破坏军政统一。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根据1939年10月的其中央社会部报告，也强调今后“要对各乡村未经国民党所组织之民众加紧组织工作”，以备将来国民党军队所用。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召开，李宗黄等委员又提出议案，提出共产党“分化统一，破坏团结……究其原因，实因本党……党务方面尤以过去仅注意城市工作，在农村中则缺乏基础，致党脱离民众，遂予异党以活动之机”。

为了回应各种“反共”舆论，2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1939年2月7日撰写《回答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一文，发表于《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时论丛刊》等刊物上，对蒋介石的话加以延伸，指出“反共就是灭华”，目前谁若是竭力制造抗战阵线中的不一致与摩擦，便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了国家统一与团结。5月1日，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也援引蒋介石的讲话，劝诫中国各党派与民众勿参与“共同防共”。

很有意思的是，配合着要求撤销边区和中共军队领导权的舆论，有人反称共产党歪曲“统一战线”的含义。伍重光在国民党党刊《中央周刊》刊文指出，有人称当前国内团结抗日的现象是“统一”而不是“统一战线”；或称当前的抗日战线实为“联合战线”。他不赞成“统一”之说，原因是目前中国还有边区政府存在；他也不赞成“联合战线”的说法。他主张采用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法，但既非“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统一战线”，也非各党派“共同合作共同发展的联合战线”，而是“各党各派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将进而自动解散组织的统一战线”。在此番诠释下，原本由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竟成为国民党要求各党派放弃自身主义立场进而解散的概念工具。

面对国民党取消边区行动以及相继出台的防制共产党办法，毛泽东曾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谈话。记者问：有人认为统一战线重要，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毛泽东回答：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应统一于抗战、团结及进步。记者再问：由于对“统一”的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答：团结和分裂都可能，而共产党争取两党长期合作，这样中国才能避免亡国。

在国民党强调国家须统一于“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时，共产党人坚持统一必须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团结”是两党共同认定的抗战精神，但对于“统一”的解释二者始终有分歧。共产党“统一战线”口号中的“统一”含义是联合各阶层、各党派一致抗日救国；而国民党的“统一”则是企图合并其他党派，统一军政，实行其一党统治，这也是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所在。

五、结语

“统一战线”最初是作为一种政策、口号为共产国际所提出，但它进入流传阶段后首先是作为一个新的词语或概念为人们所熟悉，不同政党或个人均基于各自立场和意图对其进行解读。中共之外对于“统一战线”的态度大概分为四种：一是直接否认其存在；二将其看成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一时之计；三是承认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前提条件是共产党取消军队和边区政府，放弃共产主义；四是重新诠释“统一战线”的意涵，偷换概念，借“统一”要求其他党派合并。

值得提出的是，国民党人不提或否认“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其否定联合抗战的必要性。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意识提案》，为使“民族斗争意识消灭政治斗争意识”，决议制定了多项宣传“民族统一阵线”的办法。换句话说，国民党承认联合抗日的必要性，只是拒绝使用共产党的术语。而两党对于“统一”的不同认识与诠释，也是国共双方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在客观上的反映。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就提出，每一个互相冲突的派别不仅各有自己的一套利益与目的，而且各有自己对世界的描述，它们把相同的对象描述为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而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词语结合在一起，当这些词语对于那些使用它们的人来说不再具有相同意义时，人们就必然会彼此误解、互相争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成为团结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关键口号与政策，成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外国记者分析国共关系与中国政局的重要话语工具。共产党也凭借着对“团结”“统一”等词的阐发、利用，使得这样一套话语逻辑得以成立，即反共就是反对抗战、阻碍抗日救国，为自己争取宣传上的主动地位。

退一步说，不管用哪一种术语，国共双方合作抗战是既成事实，对于双方而言也都意义重大。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于根所说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一份“无限期停战协定”。国共双方都做出了妥协，也各有所得：共产党避免了蒋介石与日本讲和，蒋介石也得到了抗日援军。对于共产党而言，在统一战线口号下，与社会各阶层建立广泛同盟变得顺理成章。共产党在其根据地以外地区所受到的压力也大大减轻，也可以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声。对共产党在战争期间的实力发展而言，统一战线尽管不是充分条件，但也是必要条件。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被国民党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息所笼罩。

当然，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和冲突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日本方面极力分化国共联合抗战的力量，这反而时刻警示国共两党保持克制。因此，尽管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口舌纷争不断，但是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联合抗日势态。新四军事件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才出现根本裂痕，此时美国方面也明确表示，两党若陷入无限党争，将不会援助中国。于是两党重启谈判，协商解决纠纷。直至抗战结束，国民党大体上仍坚持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国共两党达成一种既联合又相互牵制的微妙平衡。在抗战结束之后，稳固国共联合抗日关系的最重要纽带“抗击日敌”不复存在，两党也终于由局部冲突走向无可调和的全面内战。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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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