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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毅||传统仪式在现代政治中的再现：1934年长沙祈雨背后的地方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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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亡民国肇兴之后，中国由传统的王朝国家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国家的合法性逐步受命于天，讲究天人合一，转变成受命于民，讲究民主与科学。所以，中华民国废除了清代的祀典制度，民间信仰被视为“迷信”而不断受到打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随即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将定性为淫祠的民间信仰一律从严取缔。此后，又颁布《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加强查禁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办法》《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等，不断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管控。所谓的“祈雨”，显然与这些政令格格不入。然而，1934年湖南大旱，湖南省政府却抬出陶真人和李真人进城祈雨。如果说普通民众遇灾求神的心理并未因国家政体的变更而完全改变，还带有传统的延续性，但为何此际地方政府也要参与其中，而对国家政令置若罔闻？本文试图以此次祈雨事件为切入点，从地方社会的视角揭示当时湖南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既有关于湖南与国民政府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湖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控制与反控制，关注的焦点是湖南地方军事实力人物及其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立场。这为了解当时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却忽视了地方内部的社会力量。地方社会力量是影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重要变量。本文将揭示湖南地方社会在湖南省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关于湖南地方社会力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以来的绅权方面。湘军兴起后，湖南军功绅士大增，绅权随之急剧膨胀。由此，绅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湖南官绅力量的对比，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但都无可否认，湖南绅士深刻地影响着湖南政局。民国以降，湖南地方社会力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关注20世纪30年代的湖南，检视当时地方社会力量是如何影响湖南地方政治的。 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关于1934年长沙祈雨的研究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灾情与救灾方面，涉及祈雨活动的，也只简单认为是“愚昧无知”，对祈雨背后的人事未做深究。
一、民众呼吁与士绅组织：陶李真人进城救灾
从以上5人简历来看，均可谓长沙社会头面人物，尤其是彭清藜、萧恩震。彭是前清遗老，在湖南教育界很有影响力。萧则是湖南商界巨头。有籍贯记录在案的彭、皮、萧三人，均是陶李真人所在的长沙东乡人，这当是其请陶李真人的原因之一。不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5人中有4人是湖南省区救济院的成员。罗是院长，皮是副院长，周、萧是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那么，陶李真人进城救灾与湖南省区救济院是否有关呢？我们作一考察与分析。 湖南省区救济院是当时长沙最大的社会组织之一，由湖南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改组而成。救济院分本院和基金管理委员会。基金管理委员会由省教育会、省农会、省商会、省赈务会、湘岸淮盐公会、祀产管理委员会等选举产生，负责财政事务。下辖养老所、救荒储藏所、育婴所等机构，负责长沙等地的慈善救济事宜。其前身湖南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是1915年成立的统管湖南省城长沙各项慈善事业的机构。每年收入有田租8000余石，房屋、地基、盐票租金收入7000余元，政府每年津贴盐税附加和慈善补助费4.7万多元，另收长沙各行商公益捐洋1万元。由此可知，湖南省区救济院实际上是管理地方公产，并将其收益用于社会救济的机构。 陶李真人进城是湖南省区救济院救灾的主要措施。省区救济院不仅有省赈务会的代表，所辖救荒储藏所正是救灾机构。救荒储藏所主要职能是积谷备荒，每遇荒年，减价平粜。在旱灾发生后，“士绅彭清藜、罗先闿、皮宗让、萧恩震、王寿慈、王尹衡、朱寅亮、周培钧、邹寿熙、杨肇筠、曹铎等三十余人”，在长沙县财政局召开维持民食会议，提议限制谷米出口，举办平粜等。上述诸人当中，包括了已知的祈祷公团所有成员，引文中的邹寿熙是省区救济院下属的省河救生局主任。这从侧面证明请陶李真人进城与平粜一样，是救灾的主要措施。 毫无疑问，长沙四乡农民呼吁求神祈雨，推动了陶李真人进城救灾；而湖南省区救济院之所以成为陶李真人进城的主要推手，是因其将陶李真人作为救灾的主要措施。
二、建构合法性：湖南地方政府的选择
民众的呼吁与士绅的组织是陶李真人进城祈雨得以开展的基础，但实现这一活动的关键因素并不取决于他们，而是湖南地方政府。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尽管有舆论的批评以及中央政府禁令的约束，但湖南地方政府还是选择了支持陶李真人进城祈雨这一活动。 在陶李真人进城前二十余天，省代主席曹典球即曾亲往定湘王庙致祭祈雨，但遭到了报刊的批评。曹致祭定湘王后，《大公报》不仅作了报道，也发表评论：“善哉！主席劳矣。雨而可得也，虽磕头如捣蒜，吾亦为之。”其语不无对曹讥讽之意。曹据此回应：“批评求雨，即是有伤厚道，望大家不可滥发轻薄的论调。”《大公报》则继续反驳：“今夏旱灾遍全国，故各地五花八门之求雨怪剧，时流露于报纸，舆论界以其所为过于虚妄，不能不关之正视听。试打开全国报纸一看，有谁同情于神怪之求雨者？”并称：“果其如此，则全国报纸皆有伤厚道，皆违反天和矣。”此后，《大公报》仍不断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求雨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理应为革命所冲倒。 祈雨的阻力还来自南京国民政府。7月30日，行政院院长汪兆铭致电江浙沪三地，针对农民求雨的行为，要求“注重启发人民常识，使知人事，而除迷信”，禁止设坛求雨。尽管电令并未下达给湖南，但却公开将求雨定性为“迷信”，对此国家显然是禁止而非支持。《大公报》全文转载，并以《汪电苏浙省府禁设坛求雨》为题，显然也意在警醒湖南地方政府。 面对种种压力，湖南地方政府并未打消迎神求雨的念头，而是通过建构求雨的合法性以及营造和利用地方社会求雨迫切的态势，为其迎请和祭祀陶李真人提供理由。 首先是曹典球针对禁屠求雨批评的回应。曹认为，政府禁屠求雨是顺应民心，“不为与民众心理，未免不合”。曹进而指出科学与宗教并不矛盾，“欧美近二百年来有许多大科学家，一面在教堂做祈祷，一面在实验室发明种种事物者不可胜数，何独至于中国求雨而疑之？” 不过，对迎神祈雨合法化做最多阐释的是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何就如何看待祈雨，应不应该祈雨，以及如何才能达到祈雨救灾的目的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迎接陶李真人进城救灾和后续影响等给出了一套具有“合理性”的解说。 一是重申“天人感应”说。在陶李真人进城一周前，何键就各地求雨事件表达了意见：“禁屠祈雨，固未必全合科学方法，然舜祷桑林，甘霖下降，古籍所载，一一不爽，此何则，善心所至，感召天和。”何键认为“禁屠祈雨”的合法性不是来自科学，而是传统的“天人感应”观，斋戒祈雨“实欲以先天之善心，挽后天之劫运”。 二是祈雨的行为是“效法先圣”。何键认为“天人感应”有强大的历史依据。除舜祷桑林外，又引“孟子所谓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之谓”。迎神祈雨者，不是“迷信”之徒，而是“效法先圣”之流。虽然仅是用词的不同，但话语背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却有天壤之别。前者是应当受到批判的，后者却是值得提倡的。由此为祈雨平反，为湖南地方官员的行为找到正当理由。 三是祈雨的同时，也要尽“科学”的人事。8月13日，大中社记者问“连日下雨，是否祈求得来”？何答既是“天人感应”，也是尽了“人事”的结果。不过，此时何键认为修塘坝、培植森林、排水抽水都是“人事”，意在调和“祈雨”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为自己祈雨行为作出辩解。何这一套新说法是发表在旱灾缓解、祈雨不再是救灾的重点之后。 四是反戈一击，批评报刊报道不实，“不尽人事”。可能是受到舆论批评的压力，何键在陶李真人回宫一周后，再次对祈雨发表看法。当时有人批评恭送陶李二真人回宫“过事铺张”，何认为“陶李二公果有知觉，见市民糜费太多，一定是心感不安”。也有人批评“有些街团，借神敛财”，何认为“其人的心术，更不堪问了”。尽管何键并未否认这些批评，但他却没有就此否定祈雨，“不是不可作的事”，反而批评新闻报刊“捏造谣言”：“最近各报所载第四路总部经理处长张慕先，与财政厅长张开琏辞职，以某人继任，并谓某人又离辞不干云云，绘影绘声，像煞有介事，其实不仅本人并不知其事，而谣言之来，恐怕张厅长、张处长二人自己，亦莫明其妙。”何的此番言论，与其祈雨行为受到报刊的批评有关。但何批评报纸报道失实，举的例子却与祈雨毫无关系。最后，他不无警告地说，“采访员固不应贪取稿费捏造谣言，而各报编辑人员，对于凡足以惹起影响的新闻尤须慎重刊布”，而且这是“随便举一个例证”。 通过一系列的话语建构，以何键为首的湖南省政府为迎神祈雨找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为其行为找到了正当理由。 同时，湖南地方政府还营造和利用社会求雨急切的心态，为迎请陶李真人进城做好了铺垫。在曹典球行香定湘王庙后，湖南各地求雨之声四起。邵阳、湘潭、沅江等地县长纷纷求雨。当求雨在各地蔓延之际，省府迎神救灾则成为了顺应民意之举。不仅利用民意，何键等还主动营造民意。何通过其亲信水灾善后委员会总干事周安汉制造邀请留汉佛学家李佑斋回湘设坛祷雨，意为陶李真人进城求雨张本，但最后不了了之。 行文至此，令人思考的问题则是，什么原因促使湖南地方政府选择祈雨，而竟违背中央政府“破除迷信”的政令？
三、“一般”与“特殊”：湖南省政府选择祈雨的原因
1934年旱灾是全国性的，迎神祈雨的现象也在他省多有出现。不过，各地政府对待祈雨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在现代政治中诉诸传统的现象并不鲜见，各地不同的做法则成为了解当时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关键。笔者试图通过与江浙等地的比较，揭示湖南的“一般”与“特殊”，进而分析湖南省政府选择祈雨的原因。 江浙各地政府对待祈雨，既有禁止也有支持。苏州的迎神祈雨遭到政府“禁止”。崇德县乡民祈雨也遭到弹压。江阴、常熟、南通等地政府则支持设坛祈雨。但在7月30日行政院发布祈雨禁电后，基本都偃旗息鼓。 相较江浙等地的迎神祈雨，湖南祈雨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在全省范围内，各级政府基本步调一致，对迎神祈雨多是支持；二是在参与迎神祈雨的活动中，湖南由省政府主席和省府全体委员出面，在当时仍属罕见；三是当行政院发出禁电后，江浙等地对祈雨表示反对与禁止之时，湖南的迎神祈雨却正迎来高潮。如果说迎神祈雨是地方社会的要求，那么它是如何成为湖南省政府的选项的呢？ 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大是重要推力。近代湘军兴起以后，军功绅士大量增加，同时地方公共事务复兴。在绅士的捐款，以及厘金、盐税等项收入用于慈善救济情形之下，湖南慈善事业呈发展态势。慈善机构将资金用于买房置地，加上原有的产业，形成了比较可观的地方公产。民国以后，这些慈善救济机构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变动而瓦解，而是进行了重新整合与改组。1915年成立的湖南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与1929年设立的湖南省区救济院，便是最好的明证。除日常的慈善救济之外，还建立了学校、创办慈善救火队等，参与到城市与乡村的治理当中。 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机制，也是重要的原因。基于这种机制面对地方社会组织的迎神祈雨活动，湖南省政府及市县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并给予政策支持。祈祷公团迎请陶李真人入城求雨，长沙市县公安局出洋三百元，以示支持，并连续发出“禁屠”指令。 地方士绅与政府官员间有着良好的沟通管道，具有关键因素。省政府代主席曹典球与士绅彭清藜、皮宗让、萧恩震三人均是长沙东乡人，有同乡之谊。曹先后担任湖南贫民救济会主任、慈善总公所评议等职，与湖南省区救济院联系紧密。彭清藜与曹典球、何键之间均有良好的私交。彭、曹曾以王先谦门人身份，公开祭祀王先谦，表明其同出一脉。何键与彭清藜则有师生之谊。在彭九十大寿时，何键命长沙市市长“主持其事”，联合各界公宴，并执弟子礼，上寿银2000元。何极力恭迎彭，更重要的原因是看重彭的声望，借此收拢人心。也即是说，祈祷公团所属的地方士绅，在湖南地方政治参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当这批地方士绅提出迎神祈雨时，湖南政府不得不给予重视。 此外，湖南省政府之所以选择支持地方社会，更主要的是与湖南地方财政匮乏，无力救灾，需依赖地方社会有关。1933年，湖南省政府向全省各县市摊派募款五百万元，以作为救济国难维持省防经费。1934年旱灾发生之后，湖南省政府以政费缺乏为由，再以田赋作抵向各县市借款一百万元。所以，救灾只得求助于地方。在旱灾缓解不久，湖南省政府即“欢宴全省绅耆，商量旱灾救济的事”。虽然具体讨论内容不得而知，但这却表明，湖南省政府在赈灾上对地方士绅的严重依赖。 而反观中央政府，在湖南救灾一事上却显得“无能为力”。湖南省政府数次呈报内政部、中央赈务委员会，请颁赈款。但是，中央政府仅“虚与委蛇”，对于如何救济无具体办法，尤其是给多少钱粮更讳莫如深，反对于湖南自救倒是处处掣肘。蒋介石“否准发给在湘采购军米照费”，湖南请发赈灾公债一千万元，中央赈务会也以“请迳咨商财政部核夺”推脱。 地方政府选择支持地方社会祈雨，则可以达到双方的共赢。地方政府支持祈雨，满足了地方社会的要求，同时地方政府又可获得地方社会的支持。 如果说湖南省政府处在地方社会与中央政府的拉锯之间，那么迎请陶李真人则表明其站在地方社会一边。与北洋政府时期陶李真人经常迎请进城救灾形成鲜明对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七年间，湖南省政府一直无请陶李真人的行为的发生，此次迎请该作何解释？这与1934年的政治环境，即湖南地方与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离心倾向有关。在北伐战争之后的两三年中，湖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之间曾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先后主政湖南的有唐生智、程潜和鲁涤平，但最终何键胜出。蒋桂战争结束之后，何键积极向南京国民政府示好。1930年4月，何键公开表态：“湖南始终是中央的湖南”，“国民党治下之湖南”。何作为地方实力派，一直处于西南（两广）与中央的政治夹缝之中。肖自力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南京政府前期何键的政治生存及其策略有十分细致的研究。从1931年到1933年间，何键有一个从“与西南为敌”到“挟西南自重”的态度转变过程，逐渐呈现出湖南向两广靠拢、中央与湖南之间裂痕加大的趋势。1934年正是这一趋势的高潮之年。1934年6月，何键亲赴广州，与两广实力派结成以反蒋为前提的三省同盟。1934年下半年，蒋介石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着手消除湘、黔、川、滇等省的割据状态，湖南首当其冲。在蒋对湖南强硬手段增多之时，何并未流露抗拒之意，倒是有迎合之态。 结合当时的政治局势，可以解释何键在“迎神祈雨”态度上的转变，即从之前的祈雨到力辟迷信。10月15日，何键发表名为《迷信心理之谬误及鬼神之真义》的演讲。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对鬼神进行了重新诠释。何一开篇就言，“在民权昌明的今日，而少数人仍然脱不了神权时代意味，智识简单，可笑更复可怜”。此时似乎他已经忘记了两个月前自己求神祈雨的事了。何虽然并未直接否定鬼神之说，但将鬼神限定为祖宗父母与圣贤豪杰。我们且不论何键缘何有此番演讲，但可以肯定演讲内容与中央政令保持一致。可以说，何键此次演讲有洗白其此前祈雨行为的嫌疑。何之所以如此，与有向蒋政府妥协有关。 抬出陶李真人晋省祈雨，表明湖南省政府试图通过地方社会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同时也揭示出湖南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湖南当时与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江浙等省不同，仍有一定的自主性。
四、结语
晚清以降，长沙逐渐形成了遇到大的水旱灾害便迎请陶李真人进城救灾的传统，并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仪式。即在地方士绅的请求下，由地方官员出面，恭迎真人入城，再由湖南省县官员虔诚致祭。待灾情缓解之后，举行盛大的巡游和欢送仪式。据不完全统计，陶李真人进城救灾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不下7次（不包括非官方行为）。至迟从1871年起，陶李真人成为解救湖南水旱灾害的主要神明，并且迎请其入城者多是湖南省县一级最高的地方官。北洋政府时期，陶李真人进城救灾的频率最高，多达四次，1924年到1926年每年都有。遇到水旱灾害，迎请陶李真人成为当时的“向来习惯”，甚至有“非陶公真人不能下雨”的说法。但1927年之后，再难见到陶李真人的身影，一直到1934年。而据《湖南自然灾害年表》统计，从1928年到1934年之间，几乎每年长沙和湖南各地均有水旱灾害的发生，特别是1931年全省性的大水，长沙受灾严重，亦未请陶李真人救灾。由此可知，陶李真人是否被请进城救灾，个中原因远不止是灾害大小程度决定的。 祈雨活动在现代政治中的发生，并不简简单单是“迷信”或“愚昧无知”的表现，而是组织者将其作为一种救灾的方法，即借助传统仪式来实现救灾的目的。在1934年大旱面前，全国各地均有祈雨现象的出现，显示出祈雨所代表的传统力量的强大。通过梳理陶李真人进城救灾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地方社会及其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并得出如下几点看法。 首先，陶李真人进城救灾的传统仪式是湖南地方社会力量的重要表征。既有研究已证明，晚清以降，湖南逐渐成为中国的中心地区之一，伴随一大批军功绅士的产生，地方社会力量显著增强。民国肇兴后，湖南地方社会力量不消反增，请陶李真人进城救灾不仅是地方传统的延续，更是地方自主性的彰显。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该时期陶李真人进城最为频繁，表明当时地方社会力量在维持湖南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其党国势力不断向湖南渗透，尽管该时期湖南也发生了比较大的水旱灾害，但始终不见陶李真人的身影，由此表明地方社会的空间在减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湖南地方社会在地方政治中不发挥作用了，1934年陶李真人乘势而出，就是地方社会力量影响湖南政治的重要体现。 其次，在现代政治中，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弱是影响地方传统仪式能否再现的关键因素。祈雨活动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地方规模大小、时间长短并不一样。沈洁和胡勇军均研究了1934年苏州的求雨活动，尽管其注意到了地方社会不同群体的反映，但对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未揭示民众、商人与政府的内在关联。1934年长沙祈雨活动的发生与农民的呼吁、湖南省区救济院等社会力量的推动有关，而湖南地方政府不禁反而参与祈雨，则是倚重地方社会力量的表现。所以，祈雨活动的出现，不仅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不足有关，更是地方社会力量较强的反映。 最后，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地方社会力量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变量。1934年湖南省政府选择祈雨，而置中央禁令于不顾，固与当时湖南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出现分离有关，但也与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力影响有关。湖南省政府在救灾之时，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援助无力，另一方面是地方社会在救助中的重要作用。当地方社会把祈雨作为救灾的主要措施之际，湖南省政府选择祈雨，实际上是借助地方社会力量维持政治的运行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END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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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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