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试论现代“革命”概念的创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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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

很少有哪个概念像“革命”这样，给现代世界历史打上如此深刻的烙印。在当代的史学研究中，也很少有哪个概念像“革命”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应该强调，对“革命”概念的探讨，早在德语学界的标志性成果《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历史辞典》问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英语和法语学界，都有学者讨论“革命”概念在现代政治语言中的诞生和发展，法国学者顾尔摩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比较注重考察“革命”一词含义的演变，不过论者并没有完全忽视相关的历史语境，如顾尔摩在分析17世纪末“革命”概念的转变时，很重视当时英法两国的政治态势和思想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的这些研究与后来德语世界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并非那么畛域分明。在德语学界，罗森史托克和格里万克先后就这个课题发表了重要论著，尤其是格里万克的著作，相当详尽地叙述了“革命”概念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衍生和发展历程。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前后，在有关革命的政治文化研究热潮中，又有一些关注现代“革命”概念的研究问世。在国内学界，高毅教授受当时政治文化研究的影响，率先介绍了18世纪法国政治语言中“革命”概念的演化。近年来，国内学者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同仁，对概念史研究兴趣日增。本文拟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概述现代“革命”概念诞生及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介绍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笔者所见资料，就若干问题略抒己见。

就笔者对现有研究的理解而言，各位学者在考察现代“革命”概念创生时的侧重点尽管有所不同，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他们之间并无大的分歧。所有人都注意到“革命”一词在西方语言中的含义有所转变，而关键的转变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所有研究者都承认，现代“革命”概念的基本特征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真正定型的。他们在考察相关的转变时，援引不同时代的词典、重要作家的经典著作以及各时代的标志性文献，不仅对“革命”一词进行语义辨析，而且关注这个术语的单复数、它出现在特定表述中的时态、与它紧密相连的限定词的使用、“革命”一词的大小写、与“革命”相关的派生词和衍生概念等诸多现象，从而较好地勾勒出“革命”概念演进的历程。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不少研究者注意到“革命”概念的时间性（temporality）问题，而这个话题尤其能体现“革命”概念与现代历史哲学和政治运动特有的关联性。本文拟结合新近西方学界的动向，就这一点作进一步的展开。

一 现代“革命”之前的革命

从词源上说，西方语言中“革命”一词源自古代晚期基督教语境中的revolutio。这个名词从拉丁动词revolvere演化而来，其意思是循环往复的运动，如月亮的运转。奥古斯丁曾用这个术语来表示时间的循环（de revolution saeculorum）。不过，这个术语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成为意指剧烈政治变动的常用概念。这并不是说古代和中世纪没有近似于现代革命的政治现象，而是说对这类现象还没有使用“革命”概念来指称。古代存在“没有革命概念的革命性变化”（Revolutionare Veranderung ohne Revolution），古代人会使用其他概念来表示这类变化，如古罗马人使用seditio，tumultus，turba，discordia等，大致都是动荡或叛乱的意思。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人们依然使用罗马时代的mutayio rerum或commutatio rei publicae等术语来翻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与“革命”相近的政治概念。从12世纪开始，拉丁语单词revolutio开始进入民族语言；法语的revolution可以追溯到12世纪；英语的revolution自1390年正式出现；德语中的类似现象出现在1483年。不过这个概念基本的含义与奥古斯丁时代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主要指天体的循环运行以及一定单位的时间的逝去，如Revoluto anno（过去了一年，这里用的是revolvere的过去分词）。显然，这两种意思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革命”用来指剧烈的政治变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具体的文本来自14世纪佛罗伦萨两位姓维兰尼（Villani）的历史学家。哥哥乔万尼（Giovanni）在描绘1343年的民众暴动时说：“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城邦中有这么多的新现象和各种‘革命’（varie rivoluzioni）”；弟弟马特奥（Matteo）这样记载1355年锡耶纳的动荡：“锡耶纳市民进行了一场突然的revolutione。”研究者强调，两兄弟对“革命”的使用固然带有明确无误的政治色彩，但其含义更接近于骚乱，而不涉及国家体制的制度性变革。这些零星的用法表明，当时意大利语中的rivoluzione（或rivolutione）与现代“革命”概念还有不小的距离。另一个有趣的证据是，马基雅维利在讨论国家的制度性变革时，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术语，而是使用Mutazione di stato（国家之变更）之类的说法。这位政治学大师还没有接受作为政治概念的“革命”。

“革命”从天文学进入政治领域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应该不是偶然的。罗森史托克强调，这个单词从科学术语转为政治术语，与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政治领域内占星学的运用有直接关系，天文学术语很容易被借用到政治中。布克哈特在谈到14世纪意大利的暴君们时，提到他们“迷信占星术和不信宗教”，这与罗森史托克的说法相呼应。意大利政治的世俗化和政局的动荡是导致“革命”一词成为政治术语的重要背景，而罗森史托克同样在16世纪的德语和法语语境中发现了类似的背景。但必须指出的是，在维兰尼兄弟的笔下，“革命”并没有最初天文学意义上的那种循环复归的味道，而主要是指政局的动荡。而且，直到16—17世纪，这个术语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仍然少见。格里万克认为，在现代“革命”概念诞生之前，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君主反对派的学说和行动是最接近实际意义上的现代革命的，但这些反对派并没有使用“革命”概念来概括自己的目标和行动。他们认为反抗的依据在于当局违背既定的法律制度；他们的目标是要回归被破坏的、神意安排的秩序或“自然”秩序。

直到17世纪末，“革命”一词作为政治术语仍然不常见。在法国，顾尔摩的个案研究揭示了这一点。他仔细考察了16—18世纪一个特定文本的各种法语译本，这个文本就是马基雅维利的《论狄特·李维〈罗马史〉前十卷》（Disori sopra la prima decada de Tito Livio）。在1571、1664、1691和1782年出版的四个译本中：16世纪的译本根本没有使用“革命”一词；17世纪的两个译本零散地使用——1664年的一次，1691年的两次；1782年的译本使用这个术语则不下25次。既然意大利语的文本是恒定的，“革命”一词在法语译本里的使用频率可以反映出它在法语中流传的广度，显然它在17世纪还不是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英语的情况与此类似。在后世的历史叙事中，17世纪中叶英国的内战（1640—1649）经常被称为“革命”，但17世纪著名作家克拉伦敦伯爵（Edward Hyde，Earl of Clarendon）和霍布斯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而是用叛乱（rebellion）或复数的骚动（motions）。虽然霍布斯的确使用过revolution一词，但它指的不是那场内战，而是主权在经历长期议会到克伦威尔的篡夺后，从查理一世回到了查理二世手中。这是一种复归运动，它更近似于restauration（复辟）的概念，与“革命”一词最初的天文学意涵贴近。

在17—18世纪之交的一些法语词典中，revolution词条的释义中已经包含政治意义，但只是多种含义中的一种。1690年的弗尔迪耶尔词典中，revolution首先是天文学术语，但它“也指世界上发生的意外的变化。没有哪个国家不曾遭受重大的revoultion和decadecens（没落）。最伟大的君主也有命运上的revolution。亚历山大之死就在他的国家引发了重大的revolution”。1694年法兰西学院词典对它的释义同样是将天文学含义放在前面，随后才是尘世或政治事务中的含义，“世界上各种事物中的变化，命运的重大转变”，并附上了一系列的形容词——“重大的”“迅速的”“突然的”“奇特的”“不可思议的”“惊人的”。1717年该词典再版时，这个术语的定义带有更明显的政治色彩，补充了如下内容，“公共事务中、世间事物中发生的变化”，而且这个定义在1740和1762年的版本中反复出现，没有改动。在18世纪后期的新版《百科全书》中，revolution的政治释义被放在了最前面：“revolution……就其政治意义而言，意思是一国政府发生重大改变。”但是应该注意到，它仍然只是诸多含义中的一种，而且这个术语在美文意义上的释义（主要指故事或人物命运的转折）篇幅远远长于政治释义。这样看来，柯林武德一个并不正确的猜测或 许有一定的依据：他曾认为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概念借自17世纪末法语的文学批评。这类词典对于“革命”的释义虽然不全是负面的，但很少有正面的意义。1704年首次出版、耶稣会主编的《特雷乌词典》着重强调这个术语的负面含义，“指世界上发生的意外变化：耻辱、厄运、崩溃”，并且给出拉丁语释义：“公共务中的变化、动荡、灾祸、厄运、统治权的覆灭”（Publicae rei commutatio，conbersio，calamitas，infortunium，imperi occasus）。

到18世纪初，人们至少可以确定，“革命”作为政治概念已经进入法语词汇中。但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政治意涵远非是revolution的唯一含义。它在使用中与其他含义并列，当代学者列举的革命前夕的法语词典就揭示了这种情况。考虑到词典收录词条与语用实际相比可能有所滞后，因而“革命”作为政治术语在法语中的实际运用应该更早，而英国“光荣革命”对此产生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光荣革命对于法语中“革命”概念发展还有另外的意义。在前文出示的词典条目释义中，“革命”是个泛指的笼统概念，而且经常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但光荣革命之后，流亡海外的法国胡格诺派作者使用了单数的、特指的“英国革命”（la Revolution d’Angleterre）概念，以区别于此前泛指的革命。这样做是为了反击绝对君主制的辩护者对革命的负面评价——英国革命不是其反对者指控的政治混乱，相反威廉三世阻止了对英国基本法的篡改。在这个意义上，“英国革命”具有一般革命所不具有的积极意义。顾尔摩总结说，“英国革命”的特指用法突破了对革命等同于混乱的消极认识，但这是在保守的意义上寻求革命的正当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前引霍布斯对revolution的用法颇为接近，尽管所指对象不同。

英语语境中“光荣革命”概念的出现同样可以说明，为了证明这场革命的正当性，人们需要对其加以限定和区分，以突出其独特性。据分析，第一个给1688年革命冠以形容词“光荣”（glorious）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个叫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的新教牧师，时间就在革命发生后的一两年。伯内特深知，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是“光荣”的，而他选择这个形容词就是为了给这场政治变动寻找宗教和政治上的合法性。

胡格诺派对“革命”概念的新用法和君主派对革命的一般理解，都证实了基思·贝克的一个基本看法：当时仍然是个将稳定视为尘世至善的时代，而政府的首要职责就在于维护人类事务中的稳定。这一点在法国官方和天主教作者的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就概念的使用而言，为了打击胡格诺派的论点，只需将“革命”当作一个复数的普通概念使用，就可以彰显其负面影响了。因为这就意味着，1688年革命只是英国经历的历次骚乱中的一次而已。1693年，法国耶稣会士奥尔良的约瑟夫（Joseph d’Orleans）发表了题为《英国历次革命史：从君主制开端到现在》的著作，这里的“革命”指的是折磨英国人的政治变乱。他沿用了此前法国人瓦里亚（A.Varillas）在《欧洲宗教领域历次革命史》中使用的革命概念，后者将新教和各种异端等同于动乱。约瑟夫的著作在18世纪的法国产生了持久的反响，一大批有关各国诸次革命的历史著作纷纷问世，但引人注目的是，这其中没有一部有关“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在这些作者看来，法国的绝对君主制缔造的政治稳定已经克服了革命频发的弊端。这种崇尚稳定的心态固然与法国经历的宗教战争和投石党运动等政治大动荡的负面经历有关，但应该强调的是，它与近代早期普遍的政治守成心态存在一致性。直到1776年，传统政治精英仍然认为政治方面的“新举措”（innovations，nouveautes）——更不消说后来的“革命”了——会危及稳定，达到善治的根本出路是回归传统。

第一，回顾“现代化”之前的“革命”概念的特征时，首先需要指出的要点是，它虽然已经成为政治概念，但仍然只是各种含义中的一种。而且，这个词作为描述人类生活中的重大变革的概念，还远没有取得今天这样的优势。这一点在上引词典的释义顺序和各种意义所占的篇幅中便能看出。甚至到1789年6月24日网球场宣誓之后、法国革命实际上已经启动时，未来著名的革命报人德穆兰（C.Desmoulins）在给友人的信中使用的revolution却是一个医学术语：某人死于起哄给他造成的revolution（惊厥）和失禁。

第二，这个术语在作为一般的政治概念时，其含义基本是消极的。的确有关于英国革命的正面看法，但即使在《百科全书》这样带有进步色彩的词典的解释中，英国革命也是作为一个特例来强调的：

revolution：虽然大不列颠在其整个历史中经历过各种革命（revolutions），但英国人尤其用这个术语来称呼1688年的革命……国王詹姆斯的糟糕统治，使得这场革命成为必须……（詹姆斯的）流亡是因为克伦威尔的篡权（usurpation），而后者的篡权又起源于此前的一场叛乱（rebellion）。

正如这个释义中的第一句话所揭示的，“革命”通常情况以复数出现，它泛指政治秩序的突然变动。对于这种常见的复数用法，基思·贝克正确地指出，这是因为作为整体概念的“革命”，本身蕴含的变化和失序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无限的多样性。而当它作单数使用时，词典一般以不定冠词而非定冠词来修饰，如会说众多革命中的“某场革命”，某一年的一场革命，或以某个品质形容词说明其特征或独特之处：“重大的”“迅猛的”“突然的”。上引《百科全书》对英国革命的表述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何吉尔伯特·伯内特会给这场革命加上“光荣”这一形容词。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从时间性来说，此时的“革命”是一种事后性（ex post facto）的历史范畴。它是某种已然发生的事情，一般具有突然性，并非出于行动者有意识的选择。它是各种事态的结局，而非有意愿、有计划的人类行动，是一种只有发生之后才被认识到的客观现象。顾尔摩评论说，“革命”是“被经历的”（subi），但不是“被意愿的”（voulu），它只能是人被动接受的现实。所以在词典的定义中，与这个名词概念相关的动词是“发生”（arriver）。《福尔迪耶尔词典》的表述是“世界上发生的意外的变化”；《百科全书》的说法是“一国政府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总之，革命是自动发生的，而不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第四，既然革命只是一种被动经历的事实，它就没有自觉的执行者，也就是基思·贝克说的，革命还没有自己的驱动者（agent）。作为一种事后性范畴，作为各种事态的结局而非人类行动的逻辑后果，革命不具备自身的动力学。虽然革命由人类的狂热所推动，但这是一种偶发性现象，是一种结局而非事先的规划。即便革命可以被预见，人们也倾向于对它作被动的理解，而不是积极地置身其中。《特雷乌词典》中说，“在一个重大革命酝酿（qui se preparait）的前夜，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在这个表达中，革命是自行酝酿的，人似乎置身事外。因此在法语词典中，这个术语的主动意味的派生词，如革命者（revolutionnaire）、发动革命（revolutionner），在1789年之前根本不存在。

第五，这种语境下的革命没有自己的时间顺序和动力学。它是突然降临的，很难追溯其人为的起因。尽管18世纪有众多以“革命”为标题的著作，但这些革命更像是天命现象，革命中的人似乎是被动的执行者。甚至光荣革命也是如此，它并没有自身独特的动力学。实际上，在当时人的理解中，光荣革命仅限于詹姆斯二世下台、威廉三世即位这个事件，而不包括后世史学阐发的一连串的前因后果。所以，革命也没有自己的时间维度。

二 现代“革命”概念的酝酿与创生

当1789年革命到来时，“革命”在法语中不再是个陌生的词汇，但它还与现代人理解的“革命”有不小差别。德穆兰对revolution的使用也表明，当时的法国人还没有对他们经历的重大事件冠以单数和特指的“法国革命”的称号，德穆兰和米拉波（Mirabeau）一开始是以“再生”（regeneration）来称呼这场宏大事业的。法国史家莫娜·奥祖夫也认为，法国革命刚开始时，“再生”的确是具有纲领性的重要口号。各种证据表明，即使在巴士底的风暴来临时，人们对“革命”概念的理解仍然带有传统的政治动荡的意思。汉娜·阿伦特有个重要看法，“革命”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的路标是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和利昂古尔（Liancourt）公爵的那场著名的对话。据传国王当时说：“人民叛变了。”公爵纠正说：“不，陛下，人民革命了。”阿伦特对此的解读是，“革命”概念“也许是第一次，重点从循环运动的规律性完全转向了不可抗拒性”。但基思·贝克认为，即使这次对话真的发生过，利昂古尔也可能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革命”概念，不过这个传统概念并非阿伦特理解的模拟天文学的循环运动，而是18世纪法语语境中常见的含义，即意外的政治大动乱、尤其是政府的突然变更。阿伦特对这次尚待证实的对话的解释，继承了格里万克的说法。罗森史托克则认为，革命者用“革命”这个概念来定义自己的事业，发生在1789年7月12日到16日，因为德穆兰和米拉波已经这样使用revloution一词了。科泽勒克依据米涅1824年版《法国革命史》中关于这场对话的记载，认为公爵使用的“革命”概念包含了一些未来“革命”概念的核心要素，尤其是暴力的使用和人民的主权意志。不过他同时也认为，“革命”作为一个现代历史概念，在法国革命之前有一个创生（Herausbildung）的过程。

就笔者所见，关于法国革命与现代“革命”概念的创生的讨论，基思·贝克的论证最具说服力。他并不把现代“革命”概念视为一个随法国革命自动产生的现象，而是革命者因应时势而作出的一个话语选择和概念浓缩的过程。在他看来，革命者是将启蒙时代即已存在的各种有关革命的话语融入对当下事件的思考和定位中，从而创造出真正具有现代色彩的“革命”概念。他的论文《发明法国革命》讨论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在1789年之前，除了前述关于这个术语的传统用法，还有三种新的话语汇入了革命时代的概念重塑中，笔者总结为进步主义的话语、意志主义的话语和危机论的话语。高毅教授的总结是作为理性进步的革命和作为社会危机的革命。在贝克看来，所有这些话语都被整合到革命初期革命者对其经历的一系列事件的概念化表述中，这个过程就是单数和特指的“法国革命”（La Revolution francaise）概念的发明。

革命的进步主义话语的典型代表是伏尔泰。传统的复数“革命”意味着人类事务中突然和意外的改变，但在这个传统意象之外，启蒙哲学发现了另一些革命，它们意味着长期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这些变革既更为深刻，也更具正面意义，革命开始成为一种展现人类思想进步的历史节奏。伏尔泰的《风俗论》和《世界史纲》等著作就体现了这种转变。在这些作品中，revolution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它们很多时候是复数形式，其含义与前文提到的传统意义差别不大，如宫廷中突发的革命（revoultions subites de Palais），实际上类似于今天所称的宫廷政变。但伏尔泰有时也赋予这个术语一种另外的时间性，比如他在阐述8世纪罗马教宗的宗教政策时说，他们灵活的手腕“酝酿着”西方世界的革命。这是一种有动力学和时间维度的革命。另外，伏尔泰有时也赋予革命积极的意义，他在盛赞新生的伊斯兰文明时说，这是“世界上经历的一场十分重大且迅猛（si grande et pirmpte）的革命”。

在伏尔泰的《风俗论》中，“革命”一词出现了63次，其中41次是在相对传统的意义上使用的，经常带有“可怕的”“血腥的”“残忍的”之类的负面形容词。不过有12次是指更为深远的转变进程，如人类思想的进步，这时“革命”经常以正面的形容词来修饰，如“公正的”“伟大的”。另有10次兼具上述两种含义，既认为“革命”是个事件，也视之为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过程。众所周知，启蒙哲人的历史学经常是一种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体史。在这种史观中，“革命”一词很自然地与进步主义勾连起来，意味着一种文化变革，一种人类思想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文明社会中不可逆转的深远变革的表现，因此即使是局部性的革命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如达朗贝尔和孔多塞在讨论印刷术的发明这一革命的意义时就是如此。孔多塞的名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对这种人类历史观作出了经典表述，即历史就是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系列变革。

启蒙的进步主义史观基于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哲学，“革命”概念也进而获得了一种时间维度，一种历史正当性。但这种革命带有某种必然性，个人的主动性相应地隐没了。相比之下，著名政论家马布利（Mably）则以其意志主义话语彰显了人在革命中的关键角色。马布利的著作《法国历史评论》于1765年和1788年分两次出版，被视为18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其中对“革命”概念的运用尤为引人注目。马布利是位古典共和派，认为良好的政治秩序之维护，不能依靠君主的权威，而是取决于国民的政治勇气和美德。《法国历史评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法国人何以在多个世纪中遭遇一连串的革命？他将法国历史与英国历史进行了比较，认为法国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缺乏遏制暴政的决心和勇气，这致使他们陷入受奴役的境地。今天的法国人如要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就必须在革命和奴役之间作出抉择。“所以，一个优秀的公民应该期待，而且有责任根据自己的地位、能力和才具去推动这些有益于祖国的革命。”马布利仍以传统方式使用革命一词，用它来描绘混乱、断裂、骚动和震荡。但他也指出，这类动荡会导致不同的结局。如果一个民族有决心声张它的政治意愿，就能把握革命带来的机会，推动自由的事业。革命不必然表现为人类事务中的狂热、混乱和意外，但它的积极结局需要人民有把握自己的命运、为自由而积极行动的政治意愿，而不是被动地屈从命运。因此，马布利指出了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中包含的机遇，他敦促法国人应具备政治上的雄心，应把握革命提供的机会，声张自己的政治意愿。因为，正如马布利强调的，革命的时刻一旦到来，它就会提供政治抉择的空间，历史则有了新的可能性。革命可以从偶然和意外转变为果断的政治行动。这是一种强调历史行动者的意志的话语，它使得革命有可能从一种被动的经历转变为一场实现人的政治抱负的壮举，1789年的革命者将很好地展现这一点。

18世纪末法国政论界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兰盖（Linguet），从危机论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对于“革命”概念的理解。他主笔的《政治年鉴》是当时最引人入胜、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在1777年发行的最初几卷中，兰盖向欧洲（尤其是法国）发出警告，即将到来的革命并不像哲人们期待的那样是一场和平的变革，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这篇代表性文献标题为“威胁欧洲的独特革命”（Revoulition singuliere dont I’Europe est menacee）。他笔下的革命颠覆了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的启蒙学说。他承认社会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欧洲也许从未如此接近一场彻底的颠覆，它起因于彻底的绝望”。在处境日益凄惨的民众与少数奢侈的富人之间，只有刺刀和绞刑架矗立，在这种局面下，兰盖只看到两种可能，要么是被压迫的民众在悲惨中死去，要么他们中间出现“新斯巴达克斯，他在绝望之下走投无路，为生存而竭尽全力，号召他处境悲惨的同道者去争取真正的自由，去摧毁那些吃人骗人、歪曲自由的法律”。两种灾难总有一种躲不过，兰盖强调，“每天我们都向灾难靠近一步”。

革命是一种威胁，是悬在人们头顶的危机，届时文明社会将在灭亡和复苏之间命悬一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社会走向末日的那一刻，时间自身也在加速走向终点。这种启示录般的文风是兰盖报刊文章鲜明的特色之一。在启蒙的进步主义话语之外，兰盖为革命描绘出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景象；马布利的意志主义话语之外，兰盖更强调革命意味着艰苦卓绝、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对“革命”概念的这种理解，将展现在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革命者的言行中。对他们而言，敌人无所不在，革命随时会因为革命者的松懈而功亏一篑，罗伯斯庇尔那句著名的诘问“你们想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正体现着“革命”概念包含的兰盖式的忧患和危机意识，革命不可能仅靠启蒙的“几何精神”而不诉诸非常手段。他们也将展现兰盖的“革命”概念中蕴含的时间性：革命的每个时刻都与整个事业的未来息息相关，革命的永恒价值与当下的行动交织在了一起，因此革命者需要时刻惕厉。

对上述各种革命话语的综合，不用等到雅各宾主义到来就已经完成了。革命既是一场伟大的进步，也是人民宣告其权利的意志主义的行动，但同时也是一场不可片刻松懈的艰苦斗争：所有这些含义，连同政局大变动的传统意蕴，在革命开始后的几个月内逐渐凝结在了单数的“法国革命”概念中。这方面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法国学者皮埃尔·雷塔对革命初期一份报纸的探讨。这份报纸名曰《巴黎诸革命》（Revoultions de Paris），其标题中的“革命”使用的是复数。报纸最初没有想定期出版，它最早是1789年7月18日印刷的，直到11月1日才成为一份新报纸。一开始它逐日讲述巴士底狱被攻陷前后一周巴黎发生的事件，所以只是关于当日事件的流水账。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罕见，其他出版物也有类似的做法，如一份报刊的名称叫做《巴黎诸革命，或关于首都发生的事件的准确报道，尤其是对7月11日到23日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报道》。这些标题中的复数“革命”，与其传统意义较为接近，即国家事务中意想不到的变化。但是，随着革命时间的迁延，这份受人欢迎的报纸的表述方式在发生转变。到11月，报纸承诺，每个周一都将详述上周发生的事件。这就意味着需要对较长时段的事件进行总结，如有可能还需赋予这些事件以独特的名称和意义。

这一进程的标志性成果是1790年1月报纸的一篇社论，“巴黎诸次革命（revolutions）导论……或1789年革命要旨（clef de la Revolution de 1789）”，其中前一个“革命”用的是复数，后一个是单数。作者试图将1789年的历次个别性的革命统称为1789年革命。何为“1789年革命”的要旨呢？作者解释说，这些事件不能仅仅被视为时间之流中的突然变乱。相反，法国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它为这个世界提供的是一幅崭新的画卷。它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是人民的壮举，他们片刻之间就掀翻了世世代代奴役他们的枷锁。所以这场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一个带有普世意义的现象，因为它为所有尚待解放的人民树立了推翻专制主义的榜样。

这个壮举是一次彰显人民的意志和决心的行动，除了这种意志主义，这份报纸在定义1789年革命时，带上了关于解放和进步的启蒙腔调。这尤其体现在理性和迷信的对立中：专制主义之所以根基深厚，是因为“神的祭司以厚厚的纱布窒息了理性，或使理性陷于麻木”。但人民终于懂得，谴责这种“神圣化的专制主义”并非渎神，如果不道德和非理性走得太远，“我们就有权憎恨造成我们不幸的古老权威。这种憎恨能够保障理性的回归”。所以启蒙造就的进步主义革命是由悲愤的、受压迫的人民实现的，伏尔泰、马布利和兰盖的话语被结合在了一起，虽然其表述不尽一致：“我们极端的不幸给了我们挽救不幸的勇气。理性之光加速了这一刻的到来，但并非一切都是它创造的。人民在哲学的统治到来之前就已恢复了自己的权利。”另一个地方又说，民族只有到“哲学的革命完成”之时才了解自己的权利。但不管怎样，缔造这场革命的始终有两大因素，即人民的不幸与启蒙：“在一个因奴役而堕落和衰老的民族当中，唯有极端的不幸和启蒙的进步才能发起一场革命。”当人民有决心对其压迫者进行报复时，革命就必然是一种暴力和动荡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将持续整个革命，因为每一天都可能存在“死亡抑或自由之间的关键抉择”。每一天都将决定法国是“被奴役抑或自由”，决定法国人是最幸福抑或最不幸的人民。总之，每一天都是决定法国和人类命运的转折点，此时此刻的危机感被无限地投射到了未来，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科泽勒克所谓“现代革命概念的历史标准”，已经清晰地体现在这份报刊的文字中了。

启蒙的话语赋予革命以历史正当性，意志主义的话语使得革命可以成为人民把握其命运的机遇，危机话语则催生了独特的革命心态，并使得革命得以从内部产生激进化的动力。革命前夕关于革命的新理解，都被融入革命初期革命者对自身行动的理解中，这种理解就浓缩在了“法国革命”这一概念的创造中。这个概念当然也包含政治动荡的传统含义，但它已不再是一种被动的经历，而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创举。相应地，新的“革命”概念也就派生出自己的行动者，即“革命者”。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1793年6月1日孔多塞在《社会教育报》上发表的《论革命者一词的意义》一文：

我们从革命中缔造了“革命的”这一形容词；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是指一切支持革命的事物。说一个人是革命者（revolutionaire），就是说他拥护革命原则，为革命而行动，并且愿意为革命而献身。革命精神就是产生、推动这种有利于自由之革命的精神。

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现代革命者的含义，他不仅有革命的意志，而且有革命的行动。孔多塞的革命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推翻专制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共和国。他还定义了反革命，当革命启动但还没有结束时，就必然存在大量抵制革命的人，这就是反革命；而为了防范这种危险，就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所以革命者同时也是有危机意识的行动者，这个概念本身也融汇了前述各种有关革命的话语。

三 现代“革命”的时间性

至此，“革命”概念已经随法国革命的发展而具备了其现代含义的全部要素：革命是历史的进步，是革命者展现其意志和决心的行动，是生死攸关的艰苦斗争，而革命也将在这种斗争中酝酿出使自身不断走向深入的驱动力。这些都已体现在法国革命者的言行上，并不同程度地再现于随后的历次革命中。但法国革命与随后的现代革命还是有一些差别。丹尼尔·莫尔奈曾指出，法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没有自己的列宁，没有真正的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去策划和领导革命。现代“革命”概念的诞生虽然是随法国革命进程的深入而到来的，但法国革命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但正如罗森史托克说的，此后欧洲的一切革命中都可看到人的主动性的推动，革命甚至是制造出来的（die gemachte Revolution）。法国革命创造了现代“革命”概念和革命者，但之后是革命者发动和引导革命。之所有这种发展，在笔者看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法国革命之后“革命”概念的时间性有一个进一步展开和明确化的过程。

“革命”最初是事后性的概念，但法国革命改变了其时间性，因为革命者可以为预期中的目标发动革命。研究者已指出，法国革命开启了一种没有疆界的期许，它是一场通向未来的大戏的开幕式，因为它是全体人的事业而非部分人的事业，它要洗刷人在历史中沾染的一切污点，获得彻底的解放和再生。但这是个很笼统的愿景，对其最终的具体结局和实现手段，革命者的理解很不一样。换言之，法国革命期间，革命者在革命的未来目标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英国学者马丽莎·林顿曾探讨过法国革命中的未来观念。她承认，法国革命敞开了展望未来的新视野，但革命者没有能力预见和规划未来，而是在革命进程中不断参照各种既有的模式，尤其是在雅各宾时期，革命者将古典共和国视为创造新时代的榜样。对于这个悲剧性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作出了经典论述，他们明确指出，雅各宾派领袖们误会了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指出了这一点，并强调，当法国革命完成创建新社会的使命后，所有的“罗马古董”全都消失不见了。新时代的革命应自觉地摆脱这种对过去的参照和模仿：“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科泽勒克认为它明确了“革命”概念的时间性：新的革命必须摆脱过去，立足未来形成自己的内涵。就与“革命”有关的概念史而言，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创生和传播，无疑是革命者对其未来目标进行概念化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一现象本身又与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者对这个重大事件的反思紧密相关，在此我们只能作一点简略的介绍。在1848年前后，围绕法国革命的解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不仅已经与这场革命建立起直接联系，而且已经在欧洲革命者之中广泛传播开。自由主义者觉得，革命应在1789年的原则之上完成其任务，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则不幸偏离了革命的根本目标；但社会主义者认为，法国革命是尚未完成的革命，1793年的平等和民主理想还没有实现。这种理念在19世纪30年代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比舍（Buchez）的著作中就有明确的表达：雅各宾主义预示着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同体，而1789年的《人权宣言》只是奠定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889年法国革命百年纪念时，盖德派社会主义者的口号就清楚表明了这种分野：“资产阶级纪念你们的89年，我们要纪念我们的93年！”在他们看来，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革命就要继续下去。

在法国革命的继承者中，产生了比社会主义更激进的革命观念，这就是巴贝夫密谋的参与者邦纳罗蒂阐发的早期共产主义理念，所以法国革命酝酿出了最为远大的未来方案。马克思、恩格斯评论说：

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年在社会小组中开始、中期以勒克莱尔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同巴贝夫的密谋活动一起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了彻底的酝酿，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巴贝夫自认是雅各宾事业的继承人，但他认为应当消灭私有财产，而在这方面，雅各宾派仍然不够坚定，革命的行程还没有走完。法国革命开启的通往未来的大戏，在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人那里得到了概念化的升华。诚如马克思所言，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火车头”，但火车头需要革命者的意志主义行动和斗争精神为燃料，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法国革命中找到灵感。这也是雅各宾派、尤其是巴贝夫在苏联革命史学中占据独特地位的原因所在。十月革命后，“热月”的幽灵曾长期困扰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思考，因为“热月”意味着雅各宾式激进革命的停滞或失败。1934年，斯大林亲自过问两场革命的定性问题：法国革命应称为“大革命”，但需冠以“资产阶级”这一限定词，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它的超越和升华；两年后颁布的苏联宪法与1934年的法国宪法也是类似的关系。1921年苏俄成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所后，专门派人赴法国搜集有关巴贝夫的资料，因为他被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总之，雅各宾派等法国革命者展现了革命所必需的意志和决心，他们追求的目标则预示着未来历史的方向。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泽勒克所谓现代历史概念的未来特征（Zukunftsmoment），或曰“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阈”（Erwartungshorizont）之间的日益拉大的距离。很明显的一点是巴贝夫主义者对革命各阶段中财产权问题的认识。1789年革命确定了资产阶级财产权，雅各宾派在共和二年的经济政策向平等迈进了一大步，但他们还没有否定财产权，热月九日之后的巴贝夫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败，他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显然，就财产权而言，革命三个阶段中理想（期待视阈）与现实（经验空间）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未来愿景也越来越宏阔，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的意愿和力度会越发强烈。

而且，此时的“革命”概念已经浓缩了整个现代历史，包括全部尚待经历的历史。在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哲学中，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既是历史的目标，也是历史和时间的终结，因为人们无法设想共产主义之后的历史。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革命的征途不会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持久性的。与此同时，“革命”也成为一个进程，一个“集体单数”（Kollektivingular）和“一次性”（Einmaligkeit）概念。作为进程，“革命”将通过其自身、通过与抵制力量的斗争而不断推动历史进步，这个概念也将扩展到政治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域；作为政治概念，它是一切个别革命的统称，所有这些革命都因为某种未来方案而获得意义，因为它们都指向这个方案所规划的目标。然而，就它们的时间性而言，所有革命都是一次性的，后来的革命是对早前革命的超越和升华，就像雅各宾专政超越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796年的巴贝夫起义超越了雅各宾专政一样。最后，所有这些个别革命组合成一个一次性的世界历史进程。这就是科泽勒克所称的大写的、单数的革命，它将所有经历和期望都汇聚在了一个整体性的、并赋予这些经历和期望意义的一次性概念中。

阿赫托戈在讨论“历史性的现代体制”时认为“未来主义”是这种体制的内在特征，1789年可以被视为其开始的日期，但它在两百年后开始走向终结。在这两百年之中，“革命”无疑是最能反映“历史性的现代体制”的概念之一。“革命”概念不仅包含着对未来的展望，也召唤人们采取行动，并赋予他们行动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的确如科泽勒克所说的，不仅是历史变迁的指示器，也是变迁的驱动者。不过，正如阿赫托戈指出的，“革命”概念包含的这种对未来的乐观进取心态，在20世纪末经历了严重挫折。人们普遍质疑，以激进的革命手段加速期待中的理想社会的到来是否合适。在这个背景下，革命话语的衰退以及革命史观的相对衰落，便是这种认知和心态的自然反映了。

四 结语

1842年，法国出版了一部《政治词典》，其中的“革命”词条说，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循环理论长期规范着人们对政治的思考。这位哲学家已经论述了所有的政府形式，所有的政治变革（revolution）都只能在他划定的圆圈中实现，古代人可以改变政府，但不能发明新的政治形式。但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开始，“革命”的意思就转变了，因为革命的目标不是回归民族曾经见识过的政府形式，而是要宣告一种新的权利。词条还说，1815年法国经历的变化不能称为“革命”，而是“复辟”（restauration）。

这个解释标志着科泽勒克所谓概念史“鞍型期”转变的完成：概念从某种经验总结转变为对未来新局面的展望。词条一开始也探讨了“革命”一词的词源，强调了其最初含义的深远影响。这种思路在汉娜·阿伦特那里也很明显，她认为在1789年之前，“革命”主要沿用了其天文学上的含义，即政治事务中的周期性循环。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词源学的意义不应被过分强调。当“革命”一词进入政治术语后，它的演变情况要比阿伦特设想的更为复杂，它在不同国家和时代的含义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既有政治上的循环，也有剧烈和意外的动乱的意思。词源学远不能代替具体语境和文本的分析，否则就犯下了马克·布洛赫所称的“起源崇拜”的错误。

如上文所示，“革命”的概念史应与其相邻概念、与现代历史哲学建立对话关系。在现代“革命”概念的创生和发展中，可以指出两个关键转折，而它们又与整个现代历史哲学有紧密联系：一是革命从被动转向主动；二是革命的时间性从瞬时转向几乎无限的未来。前一个转变反映在“革命者”这个派生概念上，第二个转变则将革命从一次性的突然经历变成一场通往理想社会的进程。在科泽勒克的观念中，二者都是现代历史哲学的反映。因为，革命者的诞生意味着革命是可以制造的（Machbarkeit），历史的进程可以被加速。这时人已经从历史被动的承受者变成可以把握历史的创造者，这种自信来自革命者对于未来历史进程的信念，它赋予时间方向感。但革命者也意识到，革命的进程总是充满危机和挑战，这种心态使得革命获得了独特的内生性驱动力。正是这些信念、意志和心态使得革命和革命者成为现代历史的“火车头”。

因此作为历史火车头的革命同时关涉信念和行动。正如前文所揭示的，它的创生是综合了多种意涵的结果。基思·贝克在讨论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时，曾试图厘清旧制度后期三种相互竞争的话语“束”（strand），它们都致力于定义法国的公法和政治秩序的基础。同样，在启蒙时代关于革命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话语束：进步主义的、意志论的、危机论的、消极的政治动荡的话语束。而现代“革命”概念的创生，看来并非某个话语束简单地排挤或覆盖其他话语束，而是它们彼此竞争和融汇的产物。

法国大革命见证了这一概念的创生过程。但是，“革命”概念的演进、尤其是其时间性方面的发展，并没有随法国大革命而终结。科泽勒克在《历史基本概念》的序言中曾认为，1750—1850年是概念史转变的“鞍型期”（Sattelzeit）。本文则尝试指出，直到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始成为现实的运动时，法国大革命开辟的“期待视阈”才最终被明确地概念化。但是，最近阿赫托戈的理论提醒我们，作为信念和行动的革命近来的境遇表明，对这个概念的进一步探讨在当下依然是必要的。

END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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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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