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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章太炎重返上海，立即以“调人之职”“联合之谋”自任。他与张謇等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合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并躬任会长，进而于1912年3月将联合会改造为统一党。在当时人眼中，统一党颇负“民初第一大党”之望。该党起步早，规模大，在方兴未艾的政党政治浪潮中，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就章太炎个人而言，政党活动也占去了他在辛亥革命至二次革命之间的大部分精力，而这正是他幽居北京期间修订《检论》等著作、重构政治思想框架最为直接的现实背景。职此之故，无论民初政治史研究，抑或以章太炎其人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都曾对统一党投以关注的目光。不过，现有论著的考察重点，多在章太炎与张謇、赵凤昌等统一党头面人物身上，对他们身边那些籍籍无名、却又深度介入政党运作的“小人物”了解不足；而在讨论章太炎与张謇等立宪派之离合这一主导统一党走向的关键线索时，又过于依赖原统一党员王绍鏊在半个世纪后所作的回忆文字，难免被当事人的后见之明所左右。是以章太炎与统一党的实际联系，尚有若干关键细节有待发覆。本文将以报刊、书信、档案及回忆录等多种史料相互比勘，尝试梳理相关史事的来龙去脉。章太炎在清末曾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作出激烈抨击。归国前十余日，他还在槟榔屿《光华日报》上连载《诛政党》，逐一揭发立宪派要角的“劣迹”，其中就包括预备立宪公会的灵魂人物张謇。旬月之间，章太炎便以行动自毁前说，还与张謇化敌为友，正暗示出在激烈笔战的表象背后，双方早已暗通款曲。他在1911年夏秋之间曾想通过浙江谘议局议长陈黻宸“疏通于浙之当道”以求返乡，尤见个中消息。然而老牌革命党人章太炎与预备立宪公会毕竟阵营不同。与陈黻宸、汤寿潜等同乡的旧情，或可解释章太炎如何与该会握手言和，却不足以解释章太炎如何能被他们奉为领袖。新创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里，除原预备立宪公会人士外，章太炎必当另有拥趸。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这批支持者常被指认为光复会成员。其中时间较早、影响较大者，当推宗方小太郎在统一党问世后不久所作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中华民国联合会）系去年（1911年）十一月章炳麟、程德全等为求统一独立各省而提倡之中华民国联合会加以改进而成。其骨干乃章炳麟所率领之光复会。该会网罗旧官吏及主要地方绅士于今年一月三日举行成立大会。”接着，宗方小太郎追述光复会历史，提及它在清末与同盟会的倾轧，进而指出：“今日同盟会与光复会系统之共和党、统一党互不相容，已于此时开始。”20世纪80年代，张玉法撰写《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在分析统一党员成分时，便曾将宗方氏报告作为基本史料之一，指出统一党重要成员中“不乏旧光复会员”的状况。其后马建标的论文也认为，“中华民国联合会主要由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分子和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人员所组成”。众说虽未尽相同，但是，由章太炎与光复会的渊源，来理解他在联合会及统一党中权威的树立，却是诸位前辈学者相对一致的看法。不过，这种观察路径，是否足以充分解释章太炎在统一党内的人事基础，使之题无剩义？需要指出的是，宗方氏报告虽然是后来学者倚重的较早史料，却并非现存最早史料。宗方氏报告落款时间为1912年7月，而当年5月20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书记生西田氏便已完成了一份中国政党年度调查，随驻上海领事有吉明报告上交外务省。宗方氏报告的大量内容，包括本文引用的部分在内，与西田报告雷同。可知宗方小太郎的陈述实属因袭成说，并非实地调查形成的具有绝对说服力的一手史料，其判断亦有必要重予审视。众所周知，章太炎隶籍余杭，在辛亥革命前，曾是光复会等浙江革命势力的代表。由李燮和、蒋尊簋等光复会要人列名中华民国联合会的盛况来看，说光复会之余威曾在组建联合会与统一党的初期为章太炎提供助力，应当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宗方小太郎根据联合会“骨干乃章炳麟所率领之光复会”，进而论断统一党乃至共和党皆当纳诸“光复会系统”之内，却似乎有些夸张。且不论由民社、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五党合并而成的共和党，其来源显然不止光复会一家；即使单把联合会及统一党与光复会归为一系，也未免忽略了双方各自的人事变动，有失笼统。就联合会一方而论，除了拥护章太炎的光复会旧人，张謇所率的众多预备立宪公会成员，也未尝不可称作该会“骨干”。至于光复会一方在辛亥前后的分化情形，则更为复杂。章太炎虽在1910年重建的光复会中挂名会长，却并不真正参与该会现实中的秘密行动。在光复会实际主导者陶成章眼中，章太炎“仅能画策，不能实行”，“办事全非所宜”，其作用在于“藉以联络各埠”，之后“改为教育会会长，方为合宜”；其后不久，章、陶二人也渐生龃龉。章太炎1912年1月曾致电蒋尊簋、汤寿潜等人推举陶成章出任浙江都督，但他同时又劝陶向浙督汤寿潜乞师上援武昌，可知他助陶争浙督，并非替光复会抢夺地盘，而是想借浙省资源巩固武昌政权。章太炎与光复会在筹建中华民国联合会前夕已存在离心趋势，双方的合作实际是同中有异、各取所需。关键问题在于，宗方小太郎在强调光复会名人加入联合会的同时，没有对光复会成员在陶成章遇刺后的整体分流状况给予充分关注。事实上，除追随章太炎进入中华民国联合会之外，当时不少光复会员的选择，是加入浙江平阳人黄群领导的民国公会。陈敬第（叔通）在黄群死后为其作传云：“君创立民国公会，以光复会为中坚。”“成章被狙击死，会众稍稍散，君故与习，悉纳诸公会中。”1912年民国公会并入共和党，后者追述自身缘起时，也承认“民国公会为扬子江一带革命团体之光复会中稳健分子及其他政客学子所组织”，足证陈敬第所言符合民国公会的自我认识。出人意表的是，章太炎从事政党政治后遭遇的首个重大挫折，正是来自这个脱胎于光复会的民国公会。1912年3月至5月间，国民协进会籍忠寅与民国公会陈敬第联手推进各政团合并之议，不顾章太炎的反对，将他苦心经营的统一党吞入共和党。此后陈敬第与黄群等人便成了章太炎在二次革命以前最大的政敌。章太炎将他们视作共和党内“不除，终为祸本”的“大蠹”，痛斥黄群“无赖”、陈敬第“狡险”，甚至将陈敬第之兄陈汉第列入“严词请诛”的“七奸”之一。1912年5月统一党重新独立后，章太炎多有抨击“腐败官僚”之论，学界通常认为这些言论针对北洋政府；事实上，章太炎与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政党的冲突才是这些言论的直接背景，故而章太炎辞锋所指实为籍忠寅、陈敬第、黄群及原统一党中孟森、杨廷栋等政客。直至被袁世凯拘禁于北京，章太炎还屡屡对浙江人，特别是杭州人表现出既恨又怕的怪异情绪。他在家书中告诫夫人汤国梨“浙路崎岖”，勿轻信“杭县人”；就连绝食期间留下的绝命书，也不忘在选择葬地时强调对杭地的厌恶。此类言论出诸生于余杭的光复会元老之口，乍看似乎匪夷所思，但若注意到章太炎此前与二陈兄弟及黄群所代表的浙系势力的冲突，便可知他的担忧并非过虑。由此观之，虽然光复会部分地构成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统一党的前身，后者却并非光复会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光复会与统一党，无论在人事上还是政见上，都是既有重叠，亦有出入。章太炎本人与陶成章既合作又疏离的关系，及其与同样接纳光复会余部的民国公会的矛盾，表明他在民初从事组党运动，主观上未必是想延续光复会的未竟之业。宗方小太郎一口断定联合会以光复会员为骨干，且将联合会与统一党归入光复会之系统，不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对后来学者造成了一定误导。有鉴于此，下文将尝试在光复会的单一线索之外，继续挖掘勾联章太炎与统一党的其他人事脉络，以求对前人研究稍事补充修正。1911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在《民立报》发表，篇末列举了十八位“创办员”，其中除章太炎与邓实，再无光复会员踪影。程德全、章驾时、杜士珍为江苏军政府中人；赵凤昌、张謇、唐文治、应德闳、林长民五人为原预备立宪公会成员；黄云鹏、钟正楙、贺孝齐、景耀月四人则俱为章太炎弟子。曾在民初追随章太炎的王绍鏊回忆道：“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员，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除了主要是江、浙两省的人外，以四川、云南、贵州几省的人居多；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学生，更多的人则是仰慕章的名望而参加的。”“我和章炳麟的学生四川人黄云鹏等，志趣相近，意气相投，当时自称为‘少壮派’。”此说与《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落款中章门师徒与预备立宪公会中分天下的局面是吻合的。王绍鏊口中的少壮派，无疑是章太炎在联合会中的左膀右臂，其成员却不是来自光复会。少壮派群体的存在，正可丰富学界对章太炎组党活动之人事基础的认知：李燮和等手握军权的光复会成员加盟联合会，对章太炎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壮声势、增名望等“务虚”层面，至于“务实”层面助章太炎维持政党日常运营者则另有其人。要厘清此一少壮派群体的形成史，还需回溯章太炎与他们相识的东京讲学时期。据任鸿隽回忆，1908年章太炎在东京坐拥皋比：“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浙人中有沈士远、兼士兄弟、马裕藻、马叔平、朱希祖、钱玄同、龚味生等；川人中有曾通一、童显汉、陈嗣煌、邓胥功、钟正楙、贺孝齐、李雨田及我与我的兄弟任鸿年等。还有晋人景耀月、景定成；陕人康宝忠。这些人大概是每讲必到的。”比起朱希祖、钱玄同等彪炳近代学术史的浙江学生，这群川籍弟子的声名实在暗淡得可怜，以致后人谈论东京章氏国学讲习会时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们与章太炎的亲密关系却非同寻常。章太炎之婿朱镜宙提及，曾道（字通一，金堂人）与钟正楙（亦作正懋，字稚琚，永川人）曾充任章太炎幼女章㠭的家庭教师；陈新彦、曾道“能自调味，每隔数日，即亲烹馔以献”，令章太炎“大乐”；贺孝齐（字伯钟，亦作伯中、伯仲，永川人）与邓胥功（字只淳，重庆人）等人则为《国故论衡》与《学林》的印行出过大力。需要补充的是，任鸿隽所谓的“陕人康宝忠”自幼便随父入川，在四川长大；曾任统一党总务科副主任的永川人黄云鹏（字美涵，亦作墨涵），也在此时拜入章太炎门下。此外，上面提到的贺孝齐，正是章太炎在1912—1913年间所作14封“致伯中书”的收件人；只消一瞥这14封信，便可知章太炎在1913年夏如何以贺孝齐为代理人，远程参与北京共和党政务。少壮派中的得力干将，早在1908年便已集结于东京章氏国学讲习会中。上述“有事弟子服其劳”的相处方式，令章太炎对这些川籍青年“感情尤笃”，也令后者有更多机会介入乃师的生活世界。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与川籍弟子“相率归国”，贺孝齐、钟正楙“携手枪左右随侍”，正可见这些持枪的卫士，已由章太炎的学术讲友，浸假化为现实中与章太炎旅进旅退的政治性徒党。1911年12月6日，受梁启超之命回国四处活动的盛先觉访章太炎不遇，事后向梁启超大吐苦水：“午后访章太炎，托词事繁不见，仅以书答，盖其左右厄之也……乃浼其左右欲面求说明，而此辈少年，意气用事，镇［瞋］目怒视，几将谩骂，觉不屑与较，婉言诱之，左右似亦谅觉意，为再问太炎……觉微闻章太炎左右数人，嚣张浮华，专事阿谀，颇有视太炎为奇货可居之慨，而章太炎似亦竟为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无往而不在也。”此信作为辛亥时期章太炎政治决策环境的目击记录，是极为珍贵的。过去也曾有研究者留意于盛先觉所述“宵小在旁”的景象，但将其解释为江浙资产阶级中“程德全、汤寿潜、张謇、赵凤昌等人的颂扬、趋奉、拉拢”，于当日情状似尚未达一间。这些在章太炎住处充任门房的“少年”，无疑正是一路护送章太炎归国的贺孝齐、钟正楙之流。贺、钟辈因附章太炎骥尾而由落魄学子骤跻革命新贵，飞扬跋扈，自在意中；但他们作为激进的革命青年，与兜售“虚君共和”的盛先觉政见相左，注定话不投机。所以盛氏由于自己碰了钉子而指控贺孝齐辈蒙蔽、利用章太炎，尚属未可遽信的一面之词。然而盛先觉厄于章太炎门人的遭遇，至少说明这些少年的态度对章太炎也并非无影响。按盛先觉本人的说法，前此他在12月3日向章太炎面陈梁启超政略时，后者虽不愿明确支持“虚君”，却颇有“默然许可”之态，明显对滞留海东的梁启超怀有结纳之意；因此三天后章太炎拒见盛先觉，反映的恐怕就不全是自己的意志。章太炎借少壮派为后盾的同时，其行为也难免受到来自少壮派的制约。通过回顾川籍弟子与章太炎的互动，统一党内少壮派的来历与面貌，至此已得澄清。这个群体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少壮派成员均系清末留日学生，其中绝大多数在日本加入过同盟会，倾向革命；第二，少壮派成员的籍贯，多属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其中川人尤多；第三，少壮派骨干成员黄云鹏、贺孝齐、钟正楙等人，均为章太炎的川籍门生。可以认为，章太炎在统一党中倚重的少壮派，是以东京时代的川籍弟子群体为基础，吸纳其他留日革命青年而成。事实上，在流亡东京期间，章太炎对四川人的亲昵绝不限于及门弟子之间。1909年1月，章太炎作书招钟正楙同游，便提到他对黄复生、董修武等川人的爱敬。曾集资帮助章太炎维持生计的吴玉章还忆及，章太炎向他道谢时很感激地说：“同盟会中只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章太炎对川人异乎寻常的信赖，究竟从何而来？针对此一现象，既有研究常将其理解为章太炎与邹容革命情谊的延伸。譬如李润苍在20世纪80年代所作《章太炎与四川》一文，便较早提出了这个观点。此论固有所见，但似乎遗漏了另一个近在眼前、且更有力的直接因素，即1907年共进会的崛起。亲历第一次倒孙风潮的章太炎，正对孙中山等人感到失望，于是他将希望转寄于势头正盛的共进会，就在情理之中。在为共进会领袖焦达峰所作的传记中，章太炎还记下了焦氏与黄兴围绕“革命正统”发生的一番争论： （黄兴）问达峰何故立异，答言：“同盟会举趾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兴曰：“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达峰笑曰：“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兴爽然无以难也。焦达峰等人是否确实有意与同盟会立异姑置勿论，作者章太炎却显然是在借焦之口自浇胸中块垒。章太炎极为信重的旧友张通典曾是同盟会湖南分会首任会长禹之谟的老师，且对禹之谟身边的革命青年颇具影响力；而章太炎在1907年接受宋教仁委托，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另一创始人陈鼎元所办《汉帜》撰写发刊词，则标志着他与华中革命派开始了直接合作。宋教仁在日记中透露，这本杂志原本拟用的名称乃是《中央杂志》，后以此名“不善”，才改称《汉帜》；无独有偶，在发刊词中，章太炎直书“汉水东来，至于夏口，实为神州中央之地”，呼应的正是《中央杂志》这一原名，而其现实所指，则在于华中革命派所持的“中部革命论”。在共进会诞生前夜，章太炎就已同它的缔造者们渐趋合流了。就地域来源而论，共进会员除湖广外，便以四川为大宗。章太炎《自定年谱》追述共进会之兴起云：“共进会者，起自川、湖间游侠”，“其魁则四川张百祥也”。突出强调的也是共进会中的四川因素。可见章太炎在辛亥前夕与川人、特别是川籍学生的密切接触，其实是他对共进会的期待心理投射使然。唯其如此，随着共进会凭借武昌起义的不世之功在湖北军政府中占据要津，章太炎辛亥时期的政治活动，也明显以武昌政权为主轴，而非以光复会及浙省地缘为重，便不足怪。至于章门川籍弟子一方，尽管现有史料不足以证明他们曾直接加入共进会，但若说他们在东京留学生的小圈子中与共进会的西南同乡声气相通，殆亦非过情之论。而且在辛亥之后，此辈对湖北方面的接近也屡有表现。譬如1913年夏脱离进步党独立的新共和党，便是统一党川籍少壮派成员贺孝齐、黄云鹏等人，与奉黎元洪为魁首、而实际由共进会领袖孙武发起成立的民社一派联手促成。1922年“法统重光”之际，章太炎密函黎元洪建言献策，信末还特意关照，由于自己不便入京，“故属川人曾君通一面谒，其人能知大计，亦熟悉川、湘情状。所有详情，不可笔罄者，请随时面询可也”。这位“川人曾君通一”，正是1908年加入国学讲习会，并在中华民国联合会中担任干事的少壮派党员曾道。此事固然说明章太炎对川籍弟子长期重用，但在与黎元洪的双向沟通中，曾道若非与鄂省势力早有交流，恐怕也很难在此类密勿中博得对方的信任。如此看来，对武昌政权的亲近感，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章太炎与少壮派追随者的共同趋向。这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统一党历史的新视角。1911年11月19日，《民立报》刊发了《胡瑛章炳麟等为中华民国联合会开会共商办法通告》。在这篇现存有关中华民国联合会时间最早的报章资讯末尾列名的五位发起人，无一例外地均系“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而赞成员中的第一人，正是章太炎。就在这篇通告问世前两天的11月17日，《神州日报》上已经刊出了武昌军政府拟定的临时政府成员名单，其中章太炎被畀以枢密院长之职。须知章太炎于11月15日方才抵达上海，他在返沪后第一时间便与鄂省代表打成一片，若无任何铺垫，将是难以想象的；而章太炎对组党伙伴的初始选择，也清晰地表明，东京时代与共进会的趋近，已经延伸于他在辛亥之际的政治取舍。遗憾的是这个合作计划并未实现。在章太炎与程德全接洽后，大量涌入的预备立宪公会成员鸠占鹊巢，此后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文书中，便再无鄂省代表出现。章开沅指出，《赵凤昌藏札》中的“联合会人员”名单草稿，按省籍分配名额，独缺湖北代表，体现出张謇、赵凤昌等江浙士绅对鄂省势力的排挤。单就组党一事而论，聚集于上海的江浙士绅似乎较武昌代表棋高一着，夺得了章太炎的更大同情。然而这就意味着章太炎转而向江浙派一边倒了吗？也不尽然。在与张謇等人携手组党的同时，章太炎仍不知疲倦地呼吁“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并于1911年12月的都城之争中坚持定都武昌。12月1日，章太炎在《民国报》发表《宣言》，于强调承认武昌政府之余，更主张黎元洪、黄兴分任大元帅、副元帅。尽管他后经蔡元培苦劝勉强认可黄兴任大元帅的决议，却仍在12月4日的上海大会上当众垂涕陈说“黎公首义有功，虽不能任大元帅，但不可不以副元帅位置之”。其实在11月27日汉阳失守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湘、鄂两军冲突中，章太炎就已明显左袒武昌军务部长孙武，而于黄兴屡加恶评，甚至讥为“逃帅”。对照章太炎辛亥时期对黄兴的强烈恶感，便可知他参与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在此让步背后，章太炎对于武昌方面组织政府之主导权威的维护，始终未尝稍懈。但是，章太炎的愿望，恰与他在组党运动中的新盟友南辕北辙。定都金陵以便江浙绅商控握全国政权，正是预备立宪公会一派的核心诉求；而黄兴则是他们加意笼络，以备充任东南领袖的角色。早在黄兴败走汉阳以前，他们便派庄蕴宽赴鄂邀黄来沪，以图将来“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因此章太炎在与赵凤昌的通信中痛骂黄兴的“金陵之议”，表面上是发泄对革命党的旧怨，实则不啻直接向江浙派表示抗议。由此亦不难想见，辛亥时期章太炎与黄兴的冲突，其缘由并不仅限于革命阵营内各派系的历史恩怨或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的作为。沪鄂相争之际黄兴作为江浙派利益代言人的身份，才是黄兴在辛亥革命后激怒章太炎的根本原因。否则便难以解释东京时代一度“拥黄倒孙”的章太炎，何以在辛亥后调头集火于黄，而对孙中山较多恕辞。所幸随着南北和议推进，北京方面的袁世凯成为章太炎与张謇等人共同的理想寄托，双方的对立才没有持续发酵。但表面的平静之下，章太炎与江浙士绅群体的分歧从未敉平。姑不论章太炎余生始终以拥护黎元洪为职志，就是在二次革命以前的政党活动中，他也一再尝试撮合少壮派与武昌民社中人的联合。1912年8月，章太炎试图将重新独立的新统一党与共和党两党本部合并，改奉黎元洪为领袖，结果反使自己被袁系官僚王赓等人扫地出门；1913年6月共和党脱离进步党重新独立，章太炎又出任共和党副理事长，通过在北京的贺孝齐、黄云鹏等人远程参与共和党的拥黎事业。亲鄂的章太炎以及少壮派一方与持守江浙本位的预备立宪公会派同床异梦，埋下了日后统一党分裂的祸根。除了立场差异，对张謇等人更剧烈的刺激，或许来自联合会及统一党内的人事安排。1912年1月，章太炎指定了九个省份的驻会干事人选，其中四川干事廖希贤、山西干事景耀月与贵州干事王朴，均可确定系少壮派中人；同时，章太炎又以他省会员过少，不足分配驻会干事为由，另派六人为“暂行襄办”。此六人中的贺孝齐、王绍鏊、曾道等三人，也属于少壮派阵营。按照《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的规定，十五名驻会干事乃是会内日常事务的直接负责人，而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皆已落入少壮派之手；若再考虑到张通典、杜士珍等干事与章太炎的交情，那么章太炎对会务的影响力，就更显膨胀了。至于最为关键的各科主任，照王绍鏊的说法：“（联合会）下设总务、文牍、交际、会计四个科。其人选是：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鹏，文牍科主任干事王伯群，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会计科主任干事张弧。一九一二年，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部的各科人事照旧。”《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谓该会共设总务、会计、书记、交际、调查五科，其中“书记”殆即王氏所谓文牍科，而“调查”一科则未见于王氏回忆。宗方小太郎报告所记统一党五科中无调查科而有庶务科，干事为章驾时、王季琳，未详孰为主任。在可以确定主任身份的人物中，少壮派的黄云鹏、王伯群、王绍鏊三人，分别控制了总务、文牍、交际三科要津。手握财经大权的会计科主任张弧虽由熊希龄介绍入会，本人却属于亲袁官僚，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笼络章太炎及统一党的中介，而非与江浙派同心。在少壮派的包围下，担任总务科主任的预备立宪公会大员孟森，实际上处于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兹将现有文献中可考见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统一党少壮派主要成员信息表列如下，以求更加清晰直观地反映章太炎在统一党内的权威来源。
这种形势充分说明，胡瑛、何海鸣等鄂省代表离开中华民国联合会，并未令章太炎沦为被江浙人士架空的光杆司令。以少壮派党员为凭借，章太炎仍可对联合会及统一党的运作施加有效干预，进而与预备立宪公会派分庭抗礼，甚至还居于相对强势的主导地位。时人之所以有“统一党者，实章公一人之党”的印象，正是基于对该党人事情况的观察，洵非虚语。前辈学者多称联合会以江浙立宪党人为骨干，而章太炎不过因其革命声望而被利用，不免低估了章氏师徒的政治活动能力。若说预备立宪公会分子对章太炎一派的不同取向尚能优容，那么后者在现实权力关系中的后来居上，恐怕便非其雅量所能包涵。而籍忠寅、陈敬第等人在统一党成立后不久发起的政团大合并，就恰好给江浙派提供了一个借力甩掉章太炎的绝佳机会。趁章太炎1912年4月北上京师之机，受托主持上海事宜的张謇、孟森等人擅自更改章太炎坚持的“不变党名、不设理事长”等条件，于5月初与国民协进会、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党合创共和党。尤具喜剧意味的是，与孟森共同执掌总务科、充任合并谈判代表的黄云鹏，竟在江浙派的鼓动下临阵倒戈，于5月7日在二百余名统一党员面前大谈“本党应行合并之理由”，其事很快被公诸报章。黄云鹏职位资历皆在孟森之下，但当时报刊介绍统一党谈判代表，却是以“黄君云鹏”居首、“孟君森”次之；而且在这场统一党的最后盛会中，黄云鹏的发言顺序先于孟森，仅次于张謇，“党义党纲之要点”、理事长推选规则等挑战章太炎底线的紧要题目，也全都出自黄氏之口。不消说，孟森等人“策反”黄云鹏并将他推上前台，正是针对少壮派的釜底抽薪之策，无怪时隔一年以后，章太炎仍切齿于“孟森、黄群之无赖”，“而美涵（黄云鹏）实曾受其诈欺”。身在北京的章太炎闻讯，立即追加四项合并条件作为回应。其中要求“上海所推理事长、理事应由北京开成立大会时公众分别认可”，“理事长或不便驻党，则必于其余四理事中推一常驻党内”，“负完全责任”；并主张合并后重选基本干事，其具体方式，或由北京方面认可的驻党理事选派，或由公众选举后经理事认可生效。此类条件无非表明章太炎仍在谋求以他新建的统一党北京总部控制合并后的领导权，结果招来熊希龄、杨廷栋等四十余名统一党员的联名驳斥。到这时，章太炎与张謇等预备立宪公会派的同盟，已经完全破裂。他在北京率部分少壮派党员宣告统一党重新独立，与袁系官僚越走越近，党势却大不如前，这些都是后话了。由此看来，章太炎与张謇等人分道扬镳，远因伏于地缘政治倾向之歧异，直接的导火索则是少壮派在统一党内的权力扩张。然而，关于统一党的分裂过程，在当事人的记忆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同的叙事：“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企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其后台是梁启超；梁是完全拥护袁世凯的。籍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事，其动机可想而知……章炳麟和我们这些‘少壮派’，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主张与比较进步的统一共和党合并，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张謇、熊希龄、张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们相反。在这一场斗争中，同我们‘少壮派’站在一边的是少数，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弧等人的手里，章炳麟也无能为力。”章太炎与张謇等人的分歧，于是变成了同盟会与北洋政府、反袁与拥袁的路线斗争。在统一党史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王绍鏊的辛亥回忆颇有补白之功，以致近五十多年来的相关论著每沿其说；但是，上面所引文字中的多处表述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王绍鏊指梁启超为国民协进会后台，然而将梁启超及共和建设讨论会踢出共和党的幕后主使，正是籍忠寅与陈敬第。王绍鏊批评张弧与张謇、熊希龄、孟森等人相勾结，恐怕也不合事实，因为张弧一直留在章太炎率领的北京统一党中，极受章太炎倚重。至于说章太炎欲与统一共和党合并，更缺乏旁证支持：一方面，1912年4月以后，章太炎因怀疑宋教仁有意谋夺唐绍仪总理之位，对宋评价日趋负面，此情形与王说完全凿枘；另一方面，宋教仁在1912年3月8日致电《民立报》称“统一党举鄙人为理事，在北京时已发电辞职，希登报声明是幸”，更证明章、宋双方在1912年春夏之交均无合并之意。但最重要的问题是，章太炎与张謇在拥袁一点上本无分别，甚至章太炎率统一党迁往北京后，一度比张謇更为亲袁；因此王绍鏊对章、张矛盾的归纳，实为无的放矢。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风影响下，王绍鏊以“偏左、偏右之分”涂抹他亲身参与的少壮派历史，以取容于主流话语对民初政争的解说，尚属情有可原；然而后来的研究者若止步于复述王说，则未免失之轻信了。行文至此，章太炎筹建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的人事背景，已得到大致勾勒。章太炎及其追随者与江浙预备立宪公会人士的对峙，本质上可归结为1911年沪鄂之争在统一党中的延续。此一线索，实为后人了解统一党内情的关键；而章太炎余生若干政治实践，譬如护法、拥黎，乃至以西南诸省为本号召“联省自治”，所依赖的地缘人脉基础，亦已根植于此处。作为1912年崛起的首个政党，统一党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成了后来共和、进步诸党的先驱乃至部分前身，更体现在该党历史提供了一个各方势力在辛亥革命前后分化与重组的生动案例。民国政党政治虽与清末历史不乏关联，却已远非立宪、革命两派之争所能一概笼罩。统一党组建之初，章太炎及少壮派与预备立宪公会派皆以支持北京政府为主要政纲，然而究其实际关切，前者支持武昌政权，后者则坚守江浙本位，可见民初政党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地域性政治集团博弈的投影。政党对各方势力的依附性，及其自身主张的空洞与组织的涣散，已经预示出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黯淡命运。章太炎组建统一党的过程，折射出辛亥时期中国政治地理复杂面貌之一斑。由空间视域出发，村田雄二郎曾将革命与立宪之争，解读为“根植于农耕、园艺的华南文化”与“根植于游牧、畜牧的华北文化”的矛盾；近藤邦康则把革命派划分为立足于个体革命道德的“浙江派”、主张“一省自立”的“湖南派”及号召“一国的革命方略”的广东派。这些地域观察由于其通史意识及系统性而颇具启发性，但同出江浙的章太炎与张謇联袂揭橥“联合”与“统一”大旗，已说明在国家建构的问题上，历史上的南北观念差别，并不比现实局势的需要更能歆动立宪党与革命派选择冲突或媾和。至于身为光复会首领的章太炎疏离于浙派、而与华中势力趋同，更表明近藤邦康提出的浙、湘、粤等地缘政治集群的边界亦与时变易，其间绝非壁垒森严。对民初政党史的讨论，有必要从微观角度辨析当时政治地缘线索在辛亥前后种种微妙的连续与裂变，如此或较大而化之、但实际上往往是便宜从事的鸟瞰式派分更具说服力。本文对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筹建情况的考辨，相对于整个民国政治地缘图谱而言，不过是冰山一角；甚愿此一得之愚，能对相关人物研究以及20世纪初中国政治地缘格局的再思考提供具备史实重建价值的参考。
作者成棣，历史学博士，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编辑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9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