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
作者察应坤，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助理研究员在近代中国发展的道路探索中，“乡村往何处去”是一项承继中国传统根基而又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全局的制导性问题。20世纪20年代，受世界革命的影响，中国激进主义思潮一路高涨，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前所未有。在此声浪之下，一批捍卫中国本土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意图从中国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出发，寻找一条根据中国实践自身逻辑导出的社会发展新路。正如王学典所言：“20世纪前半期，乡村的解体与对‘乡土中国’的观察同步展开。”回望20世纪初叶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衰败无序已经到了民生悲惨、政权痞化、道德沦丧的地步。知识分子群体触摸乡村社会的真实痛楚，他们普遍反思和追问:造成这种困境的症结究竟出现在哪里？中国乡村社会的革命性出路又在何处？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即是产生于这一农村社会危机和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人在北京创办《村治》杂志，广泛呼吁以农村为基本单位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政学商各界积极响应，遂在全国引发“村治”思潮，后演变为全国性的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运动浪潮。该团体时称“村治派”，他们以“村治”事业为天职，对中国乡村出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指导他们付诸行动的理论建构是以“自力、礼俗、教化”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固本与开新。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经济掠取，以及中国国内人口膨胀、社会失序、天灾兵祸、赋税压榨、豪绅剥削、高利贷巧取豪夺、黄赌毒等都是导致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衰落的因素。这些在晚清已经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民国时代的到来得到缓解，反而不断加剧。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国家的过剩农产品倾销，更是进一步冲击了本就已经濒临破产的中国农村经济。由此导致的农村底层民众生活的悲惨状况，曾一度引起西方学者的观察和描述：“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农民一直提心吊胆，处在‘合法’的军阀军队、地主民团和高度机动快速下山抢劫的武装叛匪造成的恐怖之中”；“描绘中国农民，从头到底就是他们的贫困……使他和他家人能生活下去的挣扎就是他所有的想法和所做的事情。在不花一个多余铜子的窘迫中，教育、卫生、整洁、娱乐甚至宗教也常常被看成没有这些也能活下去的奢侈品”；“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农村人口的状况就像一个长期站在水中只有头还露在水面上的人一样，只要稍微过来一阵涟漪，就足以把他淹死”。梁漱溟将以上衰败因素归纳为三类破坏乡村的力量。第一类为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包括军阀混战、兵祸、匪乱、苛政、吏治恶化等；第二类是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来的经济侵略、工业品倾销、高利贷、土地兼并等属于此；第三类为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主要为礼俗风尚的异化变质、乡村社会的道德沦丧。此三类破坏力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以至于1911年革命的结果却“不能把中国社会像从封建解放出来那样转入到近代资本社会。所谓‘基本改变了其价值标准’那句话是完全谈不到的，不过是新旧两种价值标准混乱矛盾之局。这就是陷于无秩序的根本所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般在国家力量强、地方势力弱或者国家控制弱、地方操纵强的背景下维持一种稳定的秩序状态。然而，20世纪初叶的中国乡村恰恰处于国家无力渗透、无效治理与地方弱势操控、政治参与缩小的两弱状态下社会的混乱无序时期。新教育制度下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双向疏离，农村民众的公共信任不会跟随这些新知识分子起舞，另一方面，原来处于乡村社会边缘的豪绅、恶霸、暴徒趁机崛起并逐步占据底层的权力中心。基层政权劣化痞化，乡村社会赖以维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急剧衰颓，乡村农民“几丧其乐生之心，无复进取之意……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儒家宗师孔子把春秋战国时期界定为一个巨大的失范社会。对此“时代问题困境”的论断，引申出世世代代儒家知识分子对类似三代之治理想秩序的向往。在村治派领袖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眼中，整个社会的崩溃、混乱无序局面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表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异化状态。因此，纠正走偏了的、发生异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并有秩序地使其持续发展，便成为“村治派”诸人的奋斗目标和神圣使命。尽管村治派中不同时期的主导者的社会资本和文化渊源等有所不同，针对这种混乱无序的局面提出了各自有所不同的办法和路径，但一个共同指向都是“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早在1918年春，米迪刚就把自己对于村治问题的思考以《论吾人之天职》为题在《翟城村附刊》全篇发表。米迪刚开篇指出，“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人之所以思想能够脱然无累，独立于尘埃之表，在于人能以大公无我之精神，成自强不息之事业。推而至于一家、一村、一县、一省、一国、一世界，皆当作如是观”。而这些不同层次都应该尽其具体天职，才能有所附丽，以告厥成。对于具体天职而言，地方层面，讲求村县自治；国家层面，保持国权统一；上升到全人类层面，就是建设大同世界。米迪刚反复申明村治所造成的“中国治平告成之日，即世界大同开始之时也，然则复兴吾国古代固有文化，于世界人类前途所关，不亦大哉”。米迪刚具体提出其社会改良主义的路径和原则为，发挥光大孔子修己救世、体用兼赅真传，汲取欧美物质文明长处，“整理我以农村为根本之国家，刷新我以家族为基础之社会”。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共识。米迪刚亲身参与并总结的翟城村治经验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政治形势明朗，“朝野上下对如何建设国家与恢复社会充满了憧憬”。社会局面稳定为农村实施转型和改造从而完成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有效重建提供了有利环境。正是在1928年，王鸿一于豫陕甘三省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伦理为文化重心案”。王鸿一指出，文化是一民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方面相联相续状况的总和。但是，因为每个民族所处环境、延续历史、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不同，各有自己所偏重的发展方面。与西洋民族偏重物质、印度民族偏重精神不同，中国注重社会生活，讲究朴厚浑融，这得益于中国社会天赋情感的发达和人事关系的密切。这一特质，即人伦观念，贯穿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谓为文化重心。在王鸿一看来，一方面，中国人伦观念，并非儒家创造，“不过儒家顺社会自然之趋势，人心自然之倾向，加以修明提倡而已。故人伦观念之深印人心，数千年如一日，绝不以儒家之盛衰而生影响也”；另外一方面，“揭橥文化重心，发扬人伦观念，固为切要之图，然当此世界新潮澎湃之际，亦不能不加以适当之因革损益期于推行而无弊也”。其后，王鸿一在民国大学演讲时进一步阐述，此伦理文化即是中国民族生命，“我们找救我们民族的办法，还是得向我们民族本身上着想”，那就是要恢复民族自信力。“自信力，是自救运动的发动机，譬如自鸣钟发条，自鸣钟没有发条，就会停摆，倘是再拿‘他力’去拨动，一定是乱动，乱动必损坏机件，乱动就是危险现象。”民族自信力的恢复之道是:阐明儒学正路，采纳欧化精粹，以造成旧道德新科学之国家。王鸿一又进一步提出了民族自救运动的三个具体实施方案:“村本政治”“师统政治”和“生人的运动”。村本政治，先养后教，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解决。师统政治，在于养成健全人格的民族，“在下层社会的应当使有力者得各尽其力；在上层社会的，应当使有才的得各尽其才”，以教养的真义，纠正国人过去思想的错误，在制度上当以考绩聘请的方法来开辟人才的正路，唤起以学统政的国魂。生人的运动，是与“国际军事经济趋向都是杀人运动”相对而言的，中国要实行“到乡村去”“到边疆去”，才是生人的自救，“希望大家努力把现在的大炮都化成犁头，枪杆都化成锄钩，这样生人运动，才是民族的出路”。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的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梁漱溟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目的“在希望我民族的新文化能够树立，真正民主的精神，在民权主义的原则之下，从村本政治表现出来。垦务和水利，在民生主义的原则之下，见诸事实”。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1929年春，认为与王鸿一为“至交”的梁漱溟从广东回到北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村治考察后，梁漱溟宣告认同“以农立国”及阎锡山、王鸿一“村本政治”的主张，并担任村治派理论旗帜《村治月刊》杂志的主编。梁漱溟把王鸿一和米迪刚的思想加以吸收改进，进一步归纳、深化、升华提出伦理理性的概念。梁漱溟归纳认为，中国社会的秩序能够得以长期维持和维系，不在于靠武力的统治，而是在文化的教化；不在于国家法律的强制力，而是社会礼俗的软约束；不在于外来的力量，而是自力。贯穿于这教化、礼俗、自力这三方面的是一种自我反思的精神，是追求向里用力的人生境界。梁漱溟把教化、礼俗、自力这三点都归为理性。自力，自有理性之力；礼俗，人情即是理性；教化，启发人的理性。从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理性是“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从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来看，理性是“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社会对于“人生来带着罪过”的认识不同，“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其赞叹；对于人总看得十分可贵；特别是他实际上对于人总是信赖，而从来不曾把人当成问题，要寻觅什么办法。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在此理性贯彻之下，民族精神表现为: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如何得理性常能表现其活力于社会间，而尽其维持之功？此则在有“士人”者，以代表理性”。“向上心强”与“相与情厚”是梁漱溟强调的儒家伦理理性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为其他学者所注重。前者被余英时等强调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倾性格，这是内心自发力量的呈现；后者为张德胜所论述的以他人为重的外导取向，是重视社会约束力的体现。从这一点来看，梁漱溟所追求的伦理理性与韦伯所追求的价值理性有相当强的一致性。西方宗教性的终极价值和中国伦理的道德目标对于各自历史社会的文化中的工具理性的约束和社会生活的目的确立发挥着同样作用。梁漱溟与韦伯又同样对于知识分子寄予厚望，强调知识人所应肩负的责任，所应具备的道德勇气以及为社会文化提供出路的可能性。韦伯所看重与强调的三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具备不同寻常的坚强性格，具备坚定而高深的伦理素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行动力。这与梁漱溟前述所强调的自力、礼俗和教化的内涵，具有高度对应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是韦伯的理想，也是梁漱溟为中国社会文化设计出路的根本原则。虽然追求两种理性结合状态具体内容不同，反映的原则却是完全一致，也正是原则的一致，才会形成各自理论的设计规划，不存在一个附会另外一个的问题。在中西精神各有自身特殊性而不同不合的情况下，“中国人以一副老的神气去学西洋制度，当然不成功。然则我们是舍掉老的神气去学新制度呢？还是就不要新制度呢？从前我主张改变了自己去学新制度，以后才自知错误”。梁漱溟继而提出正确作法，“直至今日乃寻出二者相通之点，所以才能谈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就是从此相通之点去建设一个社会新制度”。乡村建设，这一办法的目的是打开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方文化的联通之路，在培养团体生活习惯上渐渐培养国民新政治习惯。当时梁漱溟已经断言，中国社会本来具备的全套组织构造必然在近数十年内全崩溃。那么如何寻找到中西社会构造的相通之处，如何在对社会的观察和历史的分析中为中国问题解决推究出一条实际而又具体的主张来？在这一条探索之路上，梁漱溟自言“在这些地方，得益于马克思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很快在他对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组织构造三方面横的范围和纵的历史两个方向上得出“从乡村理头绪、从乡村培苗芽”的社会改革主张。他认为，这是他从东西文化研究上得到的启发，并且这一点避免了从最高处理想作起所带来的虚幻迟疑，从而开启了他哲学问题研究探索与从眼前实际问题做起不断深入的辗转循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长处”沟通调和为一种具体事实，标志着新礼俗的形成，也代表着一个新社会的实现，开启了人类的一种新生活。人类历史，因为中国和西洋同是人类共具理性和社会事实的变迁，已让中西两方面渐往融合里去。梁漱溟所言的东西沟通调和能成为一种具体事实吗？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回答:中西碰撞下剧烈变动中的近代中国是否能开出现代之花？关于现代性是一种还是多种的讨论，与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的讨论一样，产生的一个积极影响是，都强调可以通约的人类科学成就和人文关怀，反思单线进化的世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文明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延续这一思路，现代性就不是唯一的，存在着多种现代性的可能。左派学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认为，“现代性有一半是被中国人500年前发明的，有1/4是被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人之后200年发明的，最后才是欧洲人。但是欧洲人给了现代性最强有力、最具战斗性的完整形式。现代性的核心在于，人是历史的演员，人创造历史，历史是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造物，人是主体。”他指出，中国从宗教中解放始于宋朝，在明朝更为明晰并进入“现代性时代”，“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中国回归到采用自由、理性、非宗教的诠释方式，回归到儒家思想这一源头”。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取代，是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之中的，或言是传统的现代化。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透过当时的高等教育教学情况指出传统文化的危机表现在:“促进中国欧美化的教育内容使得国民与本国传统精神愈离愈远；对于固有的文化，已造成事实上缺乏正当认识；众多国民意识中，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庞朴直接断言，“文化”的首要属性是“民族性”，其次才是时代性；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也绝不能西方化。梁漱溟计划在乡村重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中国(最终成为新的世界性的)文化”。以“社会学中国化”为毕生志业的吴文藻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观察曾指出:“整个社会组织的解体是中国目前问题的核心。”浮现在中国社会表面的问题，看起来一个是西洋文化急速侵入，另一个是边疆民族离心运动。后者是前者引发所导致。那么深入分析下去，中西文化碰撞所起的根本冲突才是问题症结的真正所在。这一点和梁漱溟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相遇后，中国老文化仓惶应变中寻求适应新环境，然而，学西洋未得精髓，自己反而破坏尽然，乡村社会“他毁”加上“自毁”，旧的破坏殆尽，新的无从建立，青黄不接，前后无归，民众求安身立命不可得，混乱状态由此引发。面临这种更加隐蔽性的剥夺之痛苦，只有赶快想法子创造一个新文化，才能救活旧农村。这一种便叫做“乡村建设”。梁漱溟接着提出，乡村建设关键在乡村组织。乡村组织的根本精神是以“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两点为核心内容的中国老道理。伦理情谊，即互以对方为重，彼此皆负义务关系；人生向上，即人人改过迁善，不以享福为念，而惧自己所作所为有失之理。民治政制之路的开创，需要大家合力与凝聚民众向心力，就必须发挥伦理关系之下的义务观念。然而，以前的义务观念不符合现时要求，要在从前只是此人与彼人个人间的义务观念，加上一条“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即注重培养个人与公家(小处说是一乡，大而以至于一国)的义务关系，强调个人与团体，民众与国家彼此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梁漱溟反复强调团体组织是当下中国最急切需要的，发挥伦理关系和义务概念是求得团体组织之道的中国法宝。梁漱溟考虑到，“单从理智的思维计算上以维系团体生活怕是太不够的；必须有超计算的感情力量才可以。此力量在往时多半是借重于宗教的情操；在今后则将在我所谓的理性”。在梁漱溟看来，理性可以表现为一种很强的感情力量，但是这种力量需要明智和自发志愿。要使得这种志愿保持长久的状态，必须创造一种对理性进行涵养启牖的外部环境，这个过程就需要下足教育或教化的工夫。教育教化的实施、操作，梁漱溟依托的载体就是乡村组织，即“村学乡学”。目标定为“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这一目标合乎三点原则，第一为普遍性，即谁都应当如此；第二为恒久性，即应当永久如此；第三为自觉性，加入分子逐渐达到全部如此。乡学村学承担政教合一的任务，既是一个乡村改良求进步的机关，又是一个乡村改良求进步的团体，既要动员启发公共意识，发挥公共空间作用，又要培育公共观念，养成民众组织能力。村学乡学模式下，乡村社会人员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起立法作用；学董，负责行政执行；学长，发挥监督教训效能；教员，整体推动村学乡学职能设计实施。安排这套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期望达到:乡村民众对乡村内的公共事务都能渐为有力地参加，使乡村社会焕发蓬勃生机充满活气，能与外面世界交流互通，能够吸收外面的新知识方法；达到此一层次则乡村自能渐渐地向上生长进步，成功为一个真的团体，创生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这一套位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是以“涵养农民之公共心”的新精神实现一种新的事业、新的文化建构。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村治派”看到了宗法基层政权痞化这种前现代化的社会基层组织系统的落后性，也看到了西方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弊端，因此他们的乡村社会整合机制的理论设计就是要极力摆脱这两者控制下的不利局面，避免农民从一个笼子解放出来却又进入另一个更加隐蔽性的笼子。这种设计方案一方面打破了农民对原有权势的依附心理，解构带有旧社会痕迹的社会组织形态，为农民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公共领域活动、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另一方面顺应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制度性、科层组织的控制趋势，建构起一套新的社会整合形态下文化、道德、习俗、思想等非正式社会整合机制下的“软控制”系统。“把西洋的长处、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处都承认下来，但是同时恢复了中国民族、中国学问的自信。”这是王鸿一对梁漱溟文化观的评价，也是“村治派”一脉相承的立场。“村治派”从王鸿一、米迪刚的“民族自信”“民主传贤”思想理论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中提供了一条本土化的现代性方案。村治派的思想逻辑，就是在中国会产生中国风格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既不同于西洋自由主义的，也不附会俄国模式，是一种汲取各方之长，基于中国民族自信的伦理“理性”固本开新的现代性。这种建立在恢复中国民族自信力基础之上，吸收自由主义科学实证理性和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理性长处的本土化现代性路径，是村治派对于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认知农业传统、体察农村社会、尊重农民创造的内在文化呈现，建构了农业、农村、农民社会化发展对于民族复兴图存、国家走上现代发展之路的重要价值和根本意义。这种中国风格的现代性，不只是为解决中国问题寻找路径，还试图为受工业化拖累、受资本主义戕害的其他国家开辟出一条新路来。梁漱溟曾言:“中国新社会的成功，不外原来散漫的中国人转向团体生活；此转向除外围环境刺激它逼迫它使其发生团结组织之自觉外，其自身实缺乏一大机械力量来强迫地作成团结。这样，就反逼地只有自觉的思维的要求团结，才得团结了。”这种自觉的认识、思维就是理性。梁漱溟又接着指出所谓理性不仅在自觉和相互了解上，更在人生向上的自励和互相敦勉。在当时面临东西方双重挑战、深处整体性激进状态下的中国，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留给这一理性自觉成长？“村治派”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根据各个时期主导者的不同理论观点存在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得以观察上述问题的一端。创立时期，王鸿一以“村本政治”为中心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和米迪刚以“民主传贤政体”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改良主义”理论；激进时期，吕振羽的“民主政治”主张和彭禹廷的“缩小的三民主义”理论；巅峰时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文化改造”路径；沉寂时期，孙则让的“民众训练”办法。从1928年王鸿一与米迪刚等人商议创办《村治月刊》到1937年年底，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接近十年的“村治派”团体从产生到沉寂的历史脉络，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存在着从起初以“民主选举和选拔贤能”并重为中心解决方案到单方面强化“民主政治”再到“文化改造”的路径的三次转折。在沉寂时期，“文化改造”也被置于一边，只剩下为了抗战大局的“民众训练”工作。“村治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运动消解，潜在逻辑是国家力量向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是国家对乡村资源的强化汲取。这一点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的强势介入，而且是自下而上民众对于新的国家主导乡村政治秩序的认可和服从。抗战大局的到来，不是这一趋势的终止，反而强化了这种趋势的快速蔓延。由此，乡村社会中间组织形同虚设或严重缺乏，导致了原来依靠社区、乡村共同体实施的道德约束无从依附，而缺乏基层民主政治的补位，更使得这一情况快速加剧。“村治儒宗”“村治派”的创立人王鸿一早年留学日本，是早期同盟会员，曾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与国民党元老孙科、邹鲁、胡汉民以及冯玉祥和阎锡山均有密切交往，何思源、何兹全都是他的学生。蒋介石曾以内政部常务次长的职位拉拢王鸿一，王鸿一坚辞不就。后在北京创办《村治月刊》，开办经费即由阎锡山负责。王鸿一有极强的民族心，不论是崇拜西洋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崇拜新的俄国的中国儒者，他都称其为“奴儒”，认为他们丧失了对本国文化、文明的信仰。1928年，王鸿一曾致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兼训练部部长靳鹤声，建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之外，再增加一个“民德”，以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彼时国民党醉心西化，对王鸿一发扬中国文化嗤之以鼻，以为不识时务。彭禹廷的“缩小的三民主义”以及在镇平和宛西的自治实践，推行民主制度的落实超过了国民党的容忍限度，各项改革措施都没有得到当时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支持。以刘峙为首的国民党河南当局在1934年企图出兵讨伐宛西自治派，欲从军事上除之而后快。梁仲华、梁漱溟联袂主持的河南村治学院在刘峙执政河南之后，即被勒令解散。在梁漱溟主导时期，“村治派”发展到了一个鼎峰。随着吕振羽的退出、王鸿一的逝世，梁漱溟主导的原本富含民主政治元素的“村治”运动思潮，从起初对于政治、经济、社会革命等问题的重视和热烈讨论，全部转向文化问题。将村治运动纳入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出，村治派整体上为解决农村危机提供的改良方案，既不同于国民政府对社会的高度控制，也不同于共产党对社会结构的革命颠覆，实质上是国家政权不在场对社会结构的修复和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力图在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开出民众自治之花。梁漱溟极想把“村治派”这个团队带到更高的政治舞台，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国民党第二次内政会议邀请了“村治派”的主要骨干人员悉数参加会议即是其努力的效果。从知识人的角度看，把自己的学术理论设计转换为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是知识人由“社会文化”影响“政治文化”最为成功的标志。民国时代的梁漱溟，更为他看重的是政治上的社会影响力。青年时代就已经闻名学界的梁漱溟，得到了诸多地方当权者的重视，比如广东的李济深，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等等。当时的主流政治始终掌握在蒋介石手里，梁漱溟孔殷以提供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寻求介入政治，却一直处在边缘政治的舞台。不仅是李冯阎韩在某一时段处于蒋介石政治立场的对立面，而且对其影响甚大的王鸿一也持坚定的“反蒋”立场。七七事变后，在梁漱溟向蒋介石汇报“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后，“蒋介石没有多说话，只是说，这事我知道”。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处在一个急速转型和极为动荡的历史时期。政治结构作为一个子结构，会随着社会大系统的变化而产生两种走向。一种是“追随历史变革，顺应变革推进变革”，另一种则是“超越现有经济社会变革限度，成为执导社会经济变革的观念和心理力量”，上述两种走向“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文化的辅佐”。在中国境域内，政治文化的特征“本质上反映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伦关系”。当时梁漱溟这种基于中国文化自信，汲取其他之长的“文化改造”路径，无疑是上述第二个走向的理论设计。在韩复榘的强力支持下，他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邹平境内以此来指导推进实验措施的落地。社会理想在现实层面落地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后，则充满裂隙和不同的可能性。当时追随梁漱溟担任邹平实验县长的徐树人曾对乡村建设的前途发生疑虑，向梁漱溟提出这样的问题:“乡村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搞？为什么同一些意趣并不一致的人一起搞？我对乡村建设前途充满怀疑!”梁漱溟答复他说:“除了山东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我们这样搞呢？原来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实面前可能渐渐一致；原来意趣一致的，遇到事实又可能不一致了，天下事只可能因形势造形势，一处打钟多处应，虽然我们在此地搞，我们的目光却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事实上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农民问题，又那能在一时一地得到解决的呢？”正如梁漱溟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在以激进速度下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没有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通盘行动，企图单方面自下而上地完成社会改革(哪怕是区域性的)是走不通的。后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行政管辖范围除邹平实验县外，又增加了菏泽实验县、济宁实验县，继而又以开展“地方行政改革和民众自卫训练”两项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又设立了第一、第二、第三以至第七行政专区，研究训练机关增设山东全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等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确是有效遏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也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区域内农民革命浪潮的兴起澎湃。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梁漱溟提出的依托“乡学村学”组织培养个人与团体义务关系和农民参与公共事务能力，从而建构起一套新文化制度的价值理性已经很难实现。梁漱溟很形象地阐述:“假如说我一生作了一个梦，那就是‘联合之梦’。作梦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1946年，曾经追随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吴顾毓，后来随善后救济总署黄河故道居民迁移管理处到当时的中共冀鲁豫行署所在地菏泽。他观察当地人负担的情况并与江西作了对比，与梁漱溟写信说:“这里人民的负担是很轻的，除掉征粮食和些微的公差外，没有别的。要比起生所见的江西，终日要保甲、征工、派款、派伕子，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生绝对相信，如果今日江西等省的老百姓，一定欢迎共党，不过我们以前所接触的，都是士绅土劣，所以不知真象。实在说来，中共确能做到解除民众痛苦。”吴顾毓这次来到解放区，自认为“能对中共的谜，有一给我打破的机会”。他这一颇为自得的观察却能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理解———只有社会变革成为行政力量的主导目标才能真正使社会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艾恺提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当时遭遇到的批判以及“村治派”付诸实际行动的县政、乡村改革实践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既说明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坚韧性和近代知识人解决中国乡村社会危机的不懈努力，也说明了乡村社会的转型在中国国家现代化发展中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梁漱溟对理性的强调，以及基于他的这一理论而进行的村治实践，从一定程度上来看，确实消弭或是减弱了农村民众的不满情绪，进而阻止了乡村社会暴力革命情绪的传染和爆发。然而，主观的期待和客观的效果很难达到一致，满足一方面需要的同时也必然会抑制另一方面的生长，正是所谓“乡村运动而农村不动”的两难所在。究其原因，从政治上来说，乡村建设运动既和行政当局的政策关注重点无关，又未曾威胁执政者的核心权益，当然不会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说乡村建设自始至终并未真正进入过国家政治领域之内，更遑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从民众消极反应而言，一是这些模式基于社会力量或是行政力量，都未能推动基层组织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二是由学者、政府作为行动者的外在性干预，不能有效激活农民作为行动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在国家渗透逐渐加深的态势下，社会精英的普遍离乡之举割裂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有效关联。梁漱溟等人曾组织召开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成为谋求“集体知识分子”团结的尝试。然而，一方面，在近代中国学者与政治领域分立的趋势下，这种学者的团结从来没有发生过；另一方面，在当时危机四伏、内外斗争的中国社会环境中，也不会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留给知识人与社会大众。在当今背景下，更需要关注的不是批判一种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不是适合目前情势的需要，而是思考这种理论的原则和方向能否给予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的启迪。王学典认为学术前沿在已知和未知的交界处。他引证说:“那些‘非常正确地瞻望未来’的人，‘他们的视线越是深入未来，未来在他们眼中就越显得逼近’。这种幻觉，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越发显得迫切和急躁、也越发显得胜利在握、真理在握。他们既然看到了某种东西迟早要实现、必然要实现，就恨不得要这种东西立刻就实现。这就难免面对激进之诮了”。1937年2月，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最后的总结中指出:“现在的国家都不外借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这两大力量在那里为种种形式的团结。可是将来阶级要消除，民族之争也跟着要消歇，就没有可以资藉的机械力量。此时团体生活的维系，并且要他发育得很好，那就非充分发挥人类的理性不可。当然也唯有从理性而组成的而发育的社会，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这件事，中国将先一般近代国家而作到。”梁漱溟一生都在以行动者的决绝态度思考和履行如何把社会与人心向理想境界推进。一个事实是，梁漱溟的理论兴盛在他有生之年变成现实，并且持续到现在为止经久不衰。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反思，黎澍认为“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的目的“是要改革社会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勒庞则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时提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是那些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现代化大变局中，现代化正如洪流滚滚奔涌向前。身处其中，要么随之向前，要么彻底倾覆。此时此刻，对于具有超大体量规模的中国来说，如何听清自己的声音，保持自己的节奏，跨过一个又一个弯道，才是对知识人提出的思想理论的真正考验。
作者察应坤，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