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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在日记中写道：“张鼓峰事件在移交外交交涉时，陆军却企图用兵，在我的抗议下将其纠正”，并对陆军“恶性”“偏狭”的行为大加抱怨。宇垣大概没有想到，仅仅一周后，这场由苏联边防部队进占中苏边境张鼓峰引发的日苏外交争端，最终演变为轰动一时的日苏武装冲突。此次日苏冲突以争夺中苏边境领土为基本目标，构成了一组牵涉中、日、苏三国的复杂矛盾。然而，既有研究多以日本、苏联为主体，展开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对中国关注较少。斯拉文斯基较早提及国民政府在张鼓峰事件期间促苏参战以及事后谋求缔结中苏互助协定的活动，但其篇幅较少，多叙述而少分析。少数以中国为主体的研究，其问题意识大多集中于张鼓峰界务。其中，国内学者往往有意摆脱苏联叙事框架牵制，指出张鼓峰为中苏界山，苏联完全占据该峰，侵占了属于中国领土的部分，进而批判其“守土”自卫的传统观点。此种研究取向，偏重论述中国对张鼓峰主权的连贯性与合法性，并不重视中国朝野，特别是国民政府对日苏冲突的观察与回应。在抗日战争史和中苏关系史的视域中，张鼓峰事件颇具重要性。它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日苏间首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两国一时间战云密布。而争取苏联参战正是国民政府联苏外交的重要目标，此前，由于该目标屡屡受挫，国民政府的联苏方针甚至出现动摇与混乱。只因日本关闭和谈大门，国民政府被迫坚持“联苏容共”政策以支持长期抗战。在这种情况下，日苏战争危机，不仅意味着国民政府对苏外交的目标似将实现，也将增进其坚持联苏政策的信心。而日苏冲突和平解决的经验教训，也将冲击国民党高层的对苏认知，进而持久影响其后续对苏外交。学界对于张鼓峰事件与抗日战争、中苏关系的联系，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罗敏精当地论述了蒋介石针对日苏冲突进行的作战部署和对苏外交，但未具体展开其中富有张力的历史细节。薛衔天、赵聪在各自著作中，叙述了国民政府在张鼓峰事件后缔结中苏互助协定的努力。不过，薛著主要着眼于张鼓峰事件后的中苏互助协定交涉，没有对国民政府在张鼓峰事件前后对苏外交变化做连贯考察；赵文则围绕日苏关系展开，对中苏关系着墨甚少。要之，既有研究仍有深化空间，一是相比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对其军事部署的考察较少；二是鲜少讨论国民政府联苏举措之外对苏联的防范与疏离；三是注意到张鼓峰事件前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的变化，但未探究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本文主要依靠国民政府要员的往来函电、日记以及国内报刊，辅以日苏两方的史料，梳理国民政府对日苏冲突的研判与对策，展现影响其决策的多方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张鼓峰事件对国民政府抗日国际战略，尤其是对苏外交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唤起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关注，争取其支持。而世界各国中，唯有苏联毗邻中日两国且拥有雄厚军力，能够迅速武力干预日本侵华战争。这决定了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国际战略布局中，拥有特殊地位。早在1937年年初，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已经预想日本侵华战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而大战之初，“或有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其中，苏联在远东军25万兵力基础上，“即受欧洲方面牵制，亦可出兵五十万以上”对日作战。当中日在平津、淞沪战场交战后，蒋介石即决意“对俄外交应促其加入战争”，促苏参战成为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初期国际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苏联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量，坚决拒绝对日开战。所幸，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军火援助的活动陆续取得进展，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同意中方以农矿产品抵偿军火款项，更是解决了苏中军火贸易的重大分歧。可购货问题解决后，国民党人又不满于苏援运输效率。6月4日，蒋介石电令驻苏大使杨杰催问苏联轰炸机何时到货。7月8日，蒋介石电询杨杰苏援起运日期，并催急运战斗机。而苏方答复称货物起运应待借款合同正式签订后办理，提前运输战斗机须待苏联政府决定。14日，蒋介石再令杨杰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和斯大林说明“抗日战局已入重要之新阶段”，请求苏联提前起运战斗机及弹药。促苏参战无果，苏援运输迟缓，迫使国民党高层思考进一步推进中苏关系的方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屡言我用德顾问，俄人疑我仍亲日友，所以不与我同盟攻日”，试图与德日划清界限，在外交上向苏联输诚。1938年6月12日，蒋介石在武汉党政军各界扩大纪念周的讲话中，提出“中苏两国已处于同生死共存亡之境地，应力谋互助合作，严防中敌离间”。其意在联苏问题上统一意见，抑制党内反苏情绪。但就在蒋介石等人忙于推进中苏关系时，7月7日，苏联货运车辆在兰州以东遭武装拦截。苏方对中苏间唯一的陆路交通线不安全一事“颇为震惊”，“对于以后之运输深为不安”。事后调查显示，此事或许是兰州当局怀疑苏方“接济八路军军火，纵兵充装土匪”为之。国民党内顽固反共份子的活动显然不利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此时，张鼓峰事件无疑给中苏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国民政府不仅能够借此凝聚内部共识，加强联苏政策，甚至可能因势利导，鼓动苏联顺势参战。在7月15日日本外务省记者发布会后，张鼓峰事件始得在中国国内广泛报道。主管侍从室机要工作的毛庆祥迅速将相关情报汇报给蒋介石。19日晚，蒋介石召集人员讨论日苏冲突，与会者大多认为日苏战争将由此开端，只有对苏联外交政策体认较深的前驻苏大使蒋廷黻力陈反对意见，并得蒋介石赞同。蒋廷黻也视蒋介石为“放弃苏联直接军事援助”的幻想“而面对残酷事实的第一人”。作为蒋介石顾问团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对苏日战争亦不抱期望。主任王世杰认为“一般咸信日本此时不敢向苏俄作战，苏俄亦无战意”。参事周鲠生判断“苏俄不会单独出兵”，除非日本侵略苏联，或者国联决议对日实行军事制裁。他进一步分析，“日本依其岛国的地理，在陆上无从加以致命的打击，惟有海军可以制其死命”，况且，“苏联表面上自成一个特别势力，但实际仍依附民主国势力”，“中国即要联俄以期得到苏俄直接有效的援助，似亦非先打通民主国势力的路线不为功”。因此，今后外交目标，“应当是策动一个以英美海军合作为基本条件，在国联制裁形式下执行的对日封锁”。王、周二人均留学英法，受其濡染，更重视西方民主国家的作用。其意见归结起来，即苏联地位相对次要，苏联对日开战既不可能，其作用也不如英美海上封锁，故而不必特意策动。类似的观点，在国民党内并不鲜见。20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判断“目前双方似均无战意”。23日，在蒋介石公馆的会谈中，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等多位政要“仅谈张高峰事件，一致认为不致扩大”。可见，日苏纠纷不会引发战争，一度是国民党高层的主流观念。因此，国民政府并未立即在对苏外交中大做文章。22日，苏联驻德全权代表估计张鼓峰事件可能引起“战祸”，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咨询中国态度。后者仅以外交辞令作答：“中国现在固以本身力量从事抗战，但如世界爱好和平之国家，愿与中国共同打倒此侵略敌人，中国自无不欢迎之理。”实际上，与党内主流意见相反，蒋介石正在积极研究张鼓峰事件，从中探寻苏日战争的可能性。7月20日，蒋介石记：“苏俄新占张鼓峰，此与法国占领西沙群岛有关，看破倭寇之弱点，当不为倭虚声恫喝退兵，此与我战局得益甚大，至少可以牵制敌军北满兵力也。”相比于亲苏舆论一味强调日本向苏联无理寻衅，蒋介石敏锐把握了苏联主动出兵占领张鼓峰的意义。此前，蒋介石认为日苏不久将有一战的依据，是“倭寇对俄最近半月来愈趋积极，德国对我态度亦益加恶劣”，故“倭、德对俄不久必有特殊举动”。若局势照此发展，日苏战争将在日攻苏守的路径中爆发。然而，苏联“新占”张鼓峰，颠覆了上述分析的逻辑，表明苏联主动转换对日政策，苏日攻守之势易位。蒋介石依据新逻辑继续分析：“俄决定备战，此后只视倭寇之动向如何”，日本陷入了“以其之战略言，则应先进攻武汉，而以其政略言，则应先攻苏俄”的两难。其他国民党人也注意到苏联主动开衅一事，但对日苏关系走向的分析，则不如蒋介石深入且激进。军令部长徐永昌“谓俄有意寻衅决非偶然，最小限牵制其对俄之兵不用于中国”。其意见停留在日苏冲突牵制日军兵力的层面。前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李圣五的观点与蒋介石十分接近，随着日苏外交、舆论笔伐日烈，彼于7月29日著文，坦诚地表达了对日苏开战的期待：此次“最足以使人感动的，就是与以往的纠纷不同，以往多发动于日本，而这一次好像是苏俄挑衅”，这“不能不使我们热烈的期待”，“我们认为是苏联出兵的一线希望”。不过，李圣五的判断并不坚定，故而在最后申明“日苏战争的客观条件，绝不具备，假定日苏果将由于这一次纠纷发生战争，那只能说是意外”。蒋介石不但判断日苏冲突将迅速扩大为战争，而且据此进行一定的军事部署。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7月22日向战区内国共高级将领传达蒋介石指示，称日苏冲突显然“有速迅演成大战可能”，中国军队应“坚忍不懈，固守现在阵线，勿使敌再进一步”。一旦日苏开战，日军很可能就近从华北调兵，而第二战区（辖山西、绥远、察哈尔）的地理位置，不仅能够直接威胁日军对苏作战的侧背，还能相机阻滞关内日军北援，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特别关注与预先布置。随后，蒋介石继续思考日苏开战后的日军对华战略问题，他估计日本很可能坚持侵华战争：“倭寇如借对俄愤激之民气，以收束对华战局，是其政略上最上之策，然而此只有三分之望也”。26日，蒋介石催问杨杰14日请求苏方提前运送战斗机和俄械弹药的下文。尔后，蒋介石在毛庆祥呈文上批示：“将近日来关于苏伪边境之电报，应作有秩序之抄录呈阅。”积极思考如何运用日苏冲突。有感于日苏双方近期在张鼓峰界务问题上的往返驳诘，蒋介石27日电示杨杰：日本若提议组织划界或调查委员会，应是争取时间，以便“抽其东北兵力侵华，待侵华告一段落，再以全力对苏”，杨杰应就此事探询苏联政府意见。尽管苏方并未袒露真实意图，但中方还是将日苏纠纷久悬不决视作推动中苏同盟的契机。7月29日，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言：“友邦之助我”为“胜利可期”的条件之一，目前应以“保卫武汉，延长时间为最大目的”。30日，行政院长孔祥熙衔命午宴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加宁（М．Ганин），就张鼓峰事件表态：“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军事或外交），中国都将坚定地、一贯地支持苏联。”“一旦发生苏日战争，中国不仅要帮助，还要以一切人力物力帮助苏联。”日本已经筋疲力竭，国际环境也十分有利，何况，日本主动寻衅给苏联提供了合适的开战理由。苏联与其等待日本征服中国后再与之决战，不如现在与中国携手击败之。若苏联采取外交手段，中方希望苏联不要与日本签订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而是将东亚和平作为整体问题一并解决。随后，加宁着重指出“满洲国”处置问题，孔祥熙表示：如果苏日开战，那苏中联军将夺回东北；“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可以设想中国保持对满洲主权，并给予它广泛的自治权，例如加拿大或爱尔兰自治领。”孔祥熙为了引诱苏联参战，不惜提供一个非常宽松，以至于有损中国东北主权的外交解决方案，这充分体现了中方迫切希望实现促苏参战的国际战略。要之，国民政府欢迎苏联以各种方式将张鼓峰事件导向多边国际解决，而不希望苏联撇开中国做苏日双边解决。正在中方利用张鼓峰案与苏联积极接触时，日苏双方也在为解决纠纷反复磋商。在连日谈判无果后，朝鲜军第19师团决定诉诸武力。7月31日，日军突袭得手，完全控制张鼓峰。苏联提出强烈抗议，并调兵反攻。日苏陡然兵戈相向，让日苏战争似乎迫在眉睫。国民政府迅速调整国际战略，积极开展联苏活动，试图落实促苏参战，并围绕日苏冲突改变军事部署，力求借助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转守为攻。在全面抗战的大环境下，日苏此次兵戎相见，无疑给且战且退的中国军民打了一剂强心针。对苏联远东政策的经验尚不充足的国民党高层，也陆续反转先前对日苏战争的否定判断。如王世杰认为，除非英美出面调停，否则“日、苏间大规模之战事或即由是开端”。另一方面，日苏冲突确实显著激发了中国朝野的抗战信心。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写道：“日俄在满边已经开仗。大家焦急烦闷的心情，似乎已经减轻了不少，并且增加了新的希望。”陈克文与汪精卫的圈子过从甚密，其观察颇能反映国民党内的态度。早已估计日苏冲突将扩大的蒋介石，更明确指出“俄倭战事，其必从此开始矣”。其判断大跨一步，认为日苏冲突“必”将引发战争。随着时间推移，日苏冲突日趋激烈，8月4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命令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同日，蒋介石抓紧时机，令驻法大使顾维钧通知立法院长孙科尽快赴苏，向苏联政府表示无论“战与不战，中国必与苏俄始终一致，且惟俄马首是瞻。最好中俄能再进一步合作，做到军事、外交皆能共同一致”。同日，蒋介石召见加宁，要求后者向苏联政府报告时，将“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中国始终与苏联站在一起”一句补充到孔祥熙的陈述中。似觉缓不济急，蒋介石又命杨杰寻机向苏方传达上述态度。除直接向苏联表达忠诚外，中方也重视英法的动态。此时，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紧张，苏捷两国又订有互助条约，英法可能会为欧洲安全阻碍苏联“东进”。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分电驻英、法、美大使：“日苏边境冲突以后如何演变现尚难预测，我方深愿望英、法、美暂取静观态度，勿对双方有所劝告。”其弦外之音，是希望英、法、美等国放任日苏冲突发展。4日，王宠惠报告称法方希望苏联专心于欧洲，倘若开战，法国将保持善意中立；而英国则持中立态度。蒋介石对英法态度颇感疑虑，遂于6日电令驻英法大使郭泰祺、顾维钧分别探听英法对张鼓峰事件的方针，并特别希望法国“能积极协助苏俄向东发展”。在外交部门就联苏事务高速运转时，国民党军方也越发重视日苏冲突。日军攻占张鼓峰的消息甫一传开，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即认为冲突“或有扩大可能，果尔，则敌之对我，自感困难。如不能增兵来华，对于进攻武汉，当不易为也”。日苏冲突扩大当然会妨碍日军进攻武汉，不过，冲突扩大的程度也需考究。徐永昌估计冲突“理似不能停止，因双方皆不能放手张高峰也，惟苏诡敌狡，又当别论”。其不排除日苏双方限制冲突规模的可能，是比较保守的评估。而蒋介石不仅推断日军“在华未有积极行动，似为张高峰案所牵制，已呈停顿之象也”。还配合国际形势的变化，积极调整军事部署，令阎锡山乘“攻山东之敌陆续向东三省输送，各处之敌，备极狼狈”之机，加紧游击作战。听闻苏军2日开始反攻后，蒋介石大胆分析：“张高峰又被俄军克复，如果属实，则敌之关东军有不待其东京命令，对俄军自由行动、擅自作战之可能，如此则俄虽欲避战，亦不可得矣。”在苏攻日守的基础上，蒋介石又加上了日本现地军“独走”的保险，构造了一条必然通往日苏战争的路径。在得到杨杰2日电告苏方声称“现虽不拟攻入敌境，惟对日军之任何攻击部队，决以武力歼灭之”的讯息后，蒋介石4日向白崇禧转述时，将之夸大为苏联“政府要人言战局势必扩大”。可见，先入为主的日苏必战预设，显著影响了蒋介石的判断。日苏冲突不断扩大，让国民党军有可能实现大规模对日反攻。陈诚考虑“如能于武汉以外，予敌以重大打击，则非但武汉可保，实转败为胜之良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于8月3日电告蒋介石：一旦日苏战争爆发，河北日军势必北撤，我军可“局部的先以有力一部，肃清道清西段之敌，进占新乡东西之线”；“俟情况完全明了后，再全部的以石家庄为目标，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地区，向北挺进”。蒋介石批示“可先作准备计划，但不即实行”。其实蒋介石更看重第二战区，于4日电令后者寻机发动大规模反攻：晋绥方面日军因日苏关系紧张，“两旬来纷纷北撤，络绎于途”，“晋北及平绥线方面尤感空虚，此实予我军以歼灭肃清之良机”，“各部认清目前敌情，迅速发动大规模游击战，乘敌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并趁机摧毁伪组织，克复各重要城市，则国内外之耳目必为之一新，良机不再，其各勉之”。或感到时机渐趋成熟，蒋介石又对一众高级将领阐述了他的全盘战略构想——苏日两国“实已等于正式之战争”，虽然“我军长期抗战全赖自力更生，本不希企于外力”，唯适逢武汉会战，关系重大。日本在解决侵华战争前绝不敢与苏联开战，而苏联对日俄战争耿耿于怀，欲趁欧洲局势缓和时对日强硬。因而日苏冲突演变为战争亦在情理之中，且开战时间不早于9月。此前，日本必加紧进攻武汉，中国军队更要加强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造成其对苏作战之不利形势，苏倭开战之日，即我转败为胜、规复失地之时”。一向谨慎的阎锡山也受其感染，于8月5日难得务实地记载：张鼓峰事件“最紧张处从三十日起，从来弄假每成真”。第二战区南路军则奉命积极进攻同蒲铁路一线。程潜亦认定“晋省地位，因苏倭战起而更趋重要”，即使日苏冲突不扩大，山西省日后也要承担重大抗战任务，故而电请充实在晋中央军，并推进各游击区的民众组训工作，该建议得蒋介石批准交办。由于第二战区地位有所提高，阎锡山趁机为晋系争取权益。当时，晋陕各系部队因黄河渡河问题屡生争端，为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于7月25日拟定渡河规范，30日得蒋介石批准。但阎锡山嫌手续繁琐，希望将陕西宜川县及云岩河以北全部划归第二战区，以便晋军渡河。对此，军令部以为不妥，因“目下晋西方面全系晋军，如将该段划归晋绥军防守，倘日寇西犯时，则该军在在均可西渡，影响士气，殊非浅鲜”。不过，蒋介石为鼓励阎锡山的积极性，迅速同意其要求。但第一战区则未能得同等青睐，程潜请求保留战力较佳的野战兵团，不要南调宋希濂第71军，但蒋介石只同意宽限其南调时间。蒋、程二人的分歧在于对第一战区的战略定位不同。从地理上看，第一战区以平汉线北段为作战区域，沟通华北和华中。这意味着日苏战争爆发后，第一战区有两大作战方向可选——向北配合苏军，或向南支援武汉。程潜选择前者，希望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共同承担反攻任务；而蒋介石倾向后者，要求第一战区策应武汉会战。不过，国民党军领导层并未被冲昏头脑，而是优先巩固武汉防务。日军在7月26日、8月1日先后攻占九江、黄梅后，继续西进，尤以长江南岸日军沿南浔铁路线的进击最为积极。8月2日，第57师副师长余程万致电蒋介石，预计日军将“急攻武汉，希图告一段落，专事对俄”，应以主力集中田家镇南北岸阻敌西进，“延缓至相当时日，敌必自溃”，否则，也应“固守相当时日，牵制敌人”。陈诚也以为“现日苏关系日恶（已开始军事行动，有扩大可能），而日寇之攻武汉，更有加紧之可能”。中方所得情报也显示日军将急攻武汉，军事委员会3日得报称：“敌自长江战烈，苏伪边疆吃紧，其原拟由晋南豫北渡河南犯之企图已打销”，调兵南援长江北岸。4日，桂系情报系统亦获悉，日方有意利用日苏冲突转移中国视线，“减低抗战力量；并使主张和议，动摇份子得以机会分化中国实力，以便对我武汉之进攻”。为迟滞日军进攻武汉，3日，北岸国民党军第4兵团计划在6日对黄梅展开反攻；5日，第九战区长官部调整南岸部署，防备日军西犯瑞昌。国民党军高层认识到，日苏冲突愈激烈，日本就愈急于攻克武汉以便抽身。反过来讲，只要能够长时间坚守武汉，就能够破坏日军的全盘战略。与此同时，苏军首波反攻受挫，遂厚集兵力，于8月6日再攻张鼓峰，战事规模再次升级，日苏战争似近在咫尺。这增进了部分国民党人的抗战信心，就连对抗战缺乏信心、组织低调俱乐部的周佛海，也不由感慨：“目前全国人士均集中注意于张高峰事件，望日、苏争端扩大为战争。果尔，则中国或有出路，惟恐不能天遂人意愿耳。”国民政府也积极推波助澜，8日，参事室提出如下建议：“对外宣传，应以促成苏俄对日作战决心为主”，“由中央社及国际宣传处，密采适宜之方式，利用外国通讯社或外籍记者散布消息”，宣称日本迟早将对苏联开战，只是目前尚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身。因此，日方将设法拖延张鼓峰事件，等候击败远东苏军的时机。而国内宣传，应一致主张苏联正在自卫抗战，“尤不应劝阻被侵略者之自力抵抗”。而王世杰同日寄航空函于蒋介石，建议“中、苏两方可成立协定，相约不单独对日媾和”，以减少苏联对国民政府趁日苏开战之机对日妥协的顾虑，“促成苏俄对日作战之决心”。综合来看，其意图是渲染日苏战争气氛的同时，不留下中国官方刻意鼓动的把柄，避免对方猜忌，然后表示愿同苏联共同进退，最大限度地展示中方的诚意。孙科则试图让多项国内政策转向亲苏，以求实现中苏同盟，他献策道：苏联此前拒绝对日作战，一是顾虑中方对日妥协，二是担忧德意趁机挑起战争，但如今“我抗战逾年，决心无怀疑，英法合作，控制德意，东事或不致波动欧局，故今次之事，彼必有决心”。因此，国民政府应抓住机会，在中苏同盟、少数民族自治、东北善后、国家发展道路、对中共政策等议题上向苏联靠拢，“释彼疑虑”，必能实现彻底的中苏合作。蒋介石以兹事体大，同意先召孙科“回国详商一切”。然而，国民政府毕竟在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上与苏联深刻对立。国内亲苏情绪日益浓厚，自然引起国民党反苏势力的反动。7月下旬，便有传言称“第八十八师在咸宁蒲圻宣称拥护法西斯蒂，请与德意联合”。为国民党奔走的天主教主教于斌的上书也颇具典型性，他建议在借苏击日后，又要向英美保证决不让苏联“赤化中国”，保障英美最惠国地位，以免其作梗。此番言论，在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之余，还兼顾更为长远的“反赤”任务，深刻反映了诸多国民党人幽微的反共心理。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更为敏感，8月8日，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的报告中，积极评价了日苏冲突。可在随后的中央委员谈话会上，汪精卫却对苏联援华抗战激起的亲苏情绪颇为关注，指出：“有人以为希望苏联出兵关系，以为必共党能执政方克达此目的，并有若干青年前往延安。”汪派圈子影响下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亦制定了“制止过度之亲苏言论，而对英美勿予以不必要之刺激”的宣传准则。即便是宣称与苏联在军事外交上“共同一致”的蒋介石，在对中共政策上也不甚顾忌苏联。7月31日，蒋介石就《新华日报》言论问题指示秘书陈布雷。8月12日，蒋介石在为日苏战争的前途焦虑时，又对《新华日报》“登载共党宣传大纲极表不满，当即电郭司令停刊三日”。国民党根深蒂固的反共思维，加剧了联苏容共政策的不稳定性，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评论道：“目前的日俄战争将趋向分裂中国统一战线，国民党很大一部分是反俄的，而非反日的。”当然，此时中日矛盾远重于中苏矛盾，联苏抗日与促苏参战仍是国民政府当前对苏外交的主要任务。在苏军发起第二次反攻后，日本大本营被迫从华北抽调一部野战重炮兵、高射炮兵增援朝鲜军，并将拟用于广东作战的第104师团派往珲春附近。然而，长江南岸的日军仍于9日开始向瑞昌进攻，几乎未受日苏冲突影响。面对日军北援、西进并举的态势，蒋介石同意了程潜的折中办法，先以第36师、第61师代替第71军南调，让第一战区兼顾武汉会战的豫南战场以及可能生变的河北战场。同日，阎锡山将蒋介石4日所拟督促反攻的电文通告麾下各部主官。蒋介石此时对国内外局势非常乐观，于10日记载：“倭国昨今两日之形势动荡已极，至今始得攻破其侵略中国之野心也。”正在蒋介石颇感得意之时，驻日大使馆随员王秀钟8月10日上书论证日苏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其依据是日本“绝无对俄诉诸战事之理”；苏联虽实力强大，但是否对日开战，全依欧洲局势而定。巧合的是，日苏冲突形势即于当天急转直下。8月11日0点，日苏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此后两军虽偶有摩擦，但冲突终归于平息。国民政府被迫再次调整国际战略，搁置促苏参战的目标，转而顺应苏联拒绝参战的态度，争取缔结中苏互助协定。日苏停战消息传来，国民党内一阵沮丧。周佛海大有一语成谶之感：“日、苏不致战争，余早已言之，今果然，惟非吾国之福也。”王子壮联想到英法重整军备进度缓慢，对整体国际局势倍感失望，感叹孤立无援的中国在艰苦的战争后，“何能谋独立自由存在于世耶？”不过，国民党高层的抗战意志未发生严重动摇，甚至没有即刻从日苏战争的图景中抽身。蒋介石猜测停战是“双方为缓兵之计”。阎锡山8月12日仍向军令部报告：“胶济路禁止外人往来，完全往东北输送军队及军火。平奉路开往东北军队亦甚多”，并电告所属各部：日本陆军省8月6日对张鼓峰事件广播，与“苏方传来消息相反，足证明倭苏战事正在演进扩大”，说明国际“实力助我益属显著”，鼓励官兵“努力歼敌”。13日，阎锡山传蒋介石指示：“张高峰事件苏倭双方仍在调集大军，大战已迫眉睫。”要求各部应在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积极游击，深入敌后；敌撤我追，敌弱我打，以收复失地。事实上，日军除2个参加徐州会战的关东军混成旅团回归原建制，并无建制完整的兵团从关内调往关外。国民政府的情报过分夸大了日军增援张鼓峰的状况，最终促成国民党高层对日苏冲突走向的误判。8月15日，蒋介石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И.Т.Луганец-Орельский）处切实得知苏联无意对日作战后，才承认“俄仍无决心也”。促苏参战的构想再次破产，蒋介石只得继续争取苏联物资援助，立即向卢干兹提出，“要求举行第二次会议，详细讨论中国的情况”，并强烈请求苏联尽快交付作战飞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陆续放弃与日苏冲突相关的军事部署。15日，阎锡山传蒋介石指示，“倭寇确已抽转各方兵力沿江进窥武汉”，各战区除正规部队以攻势牵制日军外，其余均应积极游击，以策应武汉会战。南路军随之收缩攻击范围，在晋南三角地带内开展游击。程潜也不便继续将第71军抑留在黄河以北，后者得以南调至豫南战场。程潜其实还对日苏战争抱有期盼，在听闻卢干兹返汉后，便向军令部次长林蔚打听“苏倭关系与其他国际事项”。参事室方面也建议继续利用外籍人士，在海外“传播日阀准备于进攻武汉战事告一段落后，移其主力袭俄之消息，以期促成苏俄对日作战决心，或至少使苏俄不致急趋妥协，日苏边境纠纷可继续保持一种紧张状态”。但无论中方如何努力宣传，也无可能改变日苏两国的既定政策。随着日苏矛盾缓和，之前被压抑的中苏矛盾开始抬头。国民政府一直对苏联与日本争夺、重划中苏边境领土心怀芥蒂，有广东省政府背景的《新政周刊》曾刊文指出：“根据国际公法与珲春条约，对于张高峰事件，唯有中国总配和苏俄办理交涉。”然而，国民政府外交部在研究张鼓峰界务问题时尴尬地发现，中方早已遗失了相关条约原件。迫不得已，外交部8月16日电示驻苏大使馆：“即妥密设法向苏方索阅原图，藉明真相，倘苏方询问吾方有无是图，可复以该馆手上无原图，而国内一时不易复刻，务望妥慎办理，并将探视所得迅速电部为要。如苏方原图已有印本，并即购取一份，迅速寄部。”外交部一面试图向苏方取得条约附图；一面隐瞒中方原件亡佚的情况，以免丧失交涉的主动权。更为敏感的问题是，苏联可能事实上已承认伪满。早在8月8日，杨杰就电询外交部：“查日苏双方果有划界之交涉，我方本不承认伪组织之声明书，应向苏方有所声明，如何？”17日，王宠惠在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上报告指出，“苏日伪”派出代表组成三方划界会议，等于苏联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且事关国界，严重性直逼出售中东铁路，中方应当有所表示。但委员会因非常时局顾虑中苏关系，最后决议暂不做表示。蒋介石旋即批准，回避无谓的中苏纠纷。蒋介石对外能以大局为重，避免中苏矛盾表面化，却不易抑制国内关于联苏问题的争议。亲苏人士认为，国民政府更应当自我更新，以获取苏联更大信任。因福建事变流亡的前外交部长陈友仁建议：“保武汉势非获得苏联之充分合作不可”，应派出一实权代表团访苏谈判，同时，应对日“断绝一切外交上之往返”，打消苏方猜忌。据日方情报，白崇禧力主启用陈友仁，似乎也赞同后者的对苏、对日外交策略。杨杰甚至提议让苏方指导国民政府改组，其理由是“中苏间之合作，本无问题，惟我抗战阵容太不整齐”，如果让“俄使尽情批评”，“我能将抗日阵容一新，则合作之机可拭目以待”。亲苏言论很快引起反弹，蒋介石虽然积极推进中苏结盟，但也无意做毫无保留的中苏合作，他有感于国民党内要求自我“更新”以接近苏联意见，吐露了自己对苏外交的底线——“对俄外交方针与程度不能牵及内政”。徐永昌更是大力挞伐促苏参战主张：“俄人恳切告我，谓对日无作战意，而迷俄者偏造许多谣言……不是迷俄者造谣，便是共产党使坏。又如决保守大武汉云云。明明共产党有意入国军于不利，蒋先生偏从而言之。”徐永昌本就反感苏联，在苏日停战的刺激下，其反共意识高涨，不仅非议国民党亲苏派，还抛出言过其实的“中共阴谋论”。国民党内的反苏情绪也通过宣传机器向外界扩散。《新政周刊》刊文讽刺日苏停战：“她们并且都自夸胜利，只有两国在前线舍生流血的将士是战败了！”苏联红军情报部门侦知，9月5日，有留德经历的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在一场小型的新闻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提出应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刊物中，刊载日本对张鼓峰事件的广播。用“苏军被击败”的“事实”，消除民众对苏联援助的希望，并督促苏联顾问和志愿者卖力工作。国民党上下此起彼伏的反苏言行，显然不利于中苏关系发展。不过，国民政府争取苏联援助的对苏方针并未改变。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8月12日电告蒋介石：“如张高峰事件解决，及炎热之暑天一过”，“敌必有大规模之行动”。鉴于日本极可能顺势大举对华用兵，中方急需苏联军火支持，蒋介石17日电示杨杰：“预料敌人在九月内必倾全力进攻武汉”，请苏方务必按约将武器于9月中旬运达。此外，蒋介石意图借张鼓峰事件的余波，推进中苏互助协定谈判。苏联以优势兵力对日作战，却止于控制张鼓峰，避免单方面扩大冲突。这宣示了苏联即使在中日已经开战的情况下，也绝不卷入远东战争的决心。蒋介石推测：“俄非待德倭向其挟攻，不与我订互助之约。”针对苏联坚决避战态度，蒋介石相应地降低要求，设想达成间接的中苏军事互助协定，乃至考虑“中国与其远东军之联系办法”，直接与苏联红军对接。8月17日，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张冲告知卢干兹，蒋介石希望在苏联无意参战或缔结互助协定的情况下，可以“在苏联、中国的军队间结成军事合作组织”。它将在将来日本进攻苏联时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在目前则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与顾问。被拒后，张冲提议可以由首席军事顾问切列帕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与中国参谋本部磋商。卢干兹再次否决，指出“切列帕诺夫不是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而是中国军队的首席顾问”。多次碰壁使蒋介石对苏观感恶化。8月22日复盘张鼓峰事件后，蒋介石对日苏关系做出判决：“苏俄力弱，竟致退让，窃恐以后倭不惧俄，亦不受其牵制矣。”“以后苏倭关系，只有倭寇恨苏俄而备战，决不能使倭畏俄，而牵制其兵力也。”这基本否定了苏联在远东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性。于是，蒋介石又将目光投向国联，试图在9月中旬召开的国联大会上，以提请国联对中日战争援引盟约第17条，否则即宣布中国退出国联为手段，引起国际干预。然而，这一策略并不被职业外交官们看好，顾维钧、郭泰祺均分析指出，在目前国际局势下，中方提议恐难获多数赞同。受此影响，蒋介石9月10日写道：三年之内，日苏两国不可能进入战争，英美两国也不可能干涉中日战事，“此时大势更明，应速定五年抗战计划与组织单纯之国民政府，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由于苏日战争、国联干预无望，蒋介石改变了在武汉决战的构想。国民党军9月16日拟定的作战计划取消了“决战”“歼灭”日军的目标，明确表示“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在国民政府不断调试对苏外交时，苏联也在修正对华政策。苏联明了国民政府期待日苏开战的心理，十分注意防范中方将其拖入战争的举动。在张鼓峰事件后，苏联为减轻日本军事威胁，采取多种手段对华施压，推动国民政府反攻。由此，国民政府在反攻问题上与苏联展开一系列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对苏联的不满不断积累，待至英美援华政策趋于积极，国民政府的国际战略重心也发生转移。9月17日，日军全线攻势正盛，田家镇前哨武穴陷落，豫南要地潢川也岌岌可危。而卢干兹却向蒋介石郑重提出发起战略反攻的意见，他将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顽强的防御”，以正规军和游击队相互配合，以多条坚固的防线阻击日军，同时积蓄进攻力量，加强装甲兵、航空兵，准备在第二阶段中“进攻并摧毁敌人，肃清全境”。最后，卢干兹表示，虽然反攻时期尚不明确，但“无论如何，都应该为转向进攻做紧急且坚定的准备”。倘若国民政府在战略防御结束后，迅速转入战略反攻，将迫使日本继续应付中方的进攻，无法抽兵威胁苏联。而苏方此刻略显露骨地影响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与日苏冲突暴露的苏联军事困境有关。在张鼓峰事件中，苏军参战兵力达22950人，出动了炮兵、装甲兵、航空兵以及海军舰艇；而日军仅有6814人的步兵、炮兵部队参战，甚至没有空中支援。结果，坐拥显著优势的苏军却伤亡4239人，仅毙伤日军1439人。这表明苏联军队建设存在严重问题，虽规模庞大，但战斗力不够强。于是，苏联更需要陷日军主力于中国战场，以减轻远东国防压力。蒋介石对卢干兹凭援华抗战建立的影响力，置喙中国抗日战略感到不悦，称其“令人可嫌，彼或挟货骄人”。让国力贫弱的中国一面竭力防御日军攻势，一面着手准备战略反攻，未免强人所难。不过，苏联主动提要求，也给中方寻求报偿的机会。9月18日，张冲告知卢干兹：蒋介石同意准备战略反攻，而他想知道，苏方提议反攻，是否意味着“苏联准备向中方提供新的军火贷款，并提供攻击部队所需的一切？”可见，蒋介石同意按苏方要求准备对日反攻，也有换取对方投桃报李的愿望。然而，卢干兹婉拒道：中方应立即组建部队，至于所需物资，应“首先调集中国国内资源，然后不仅向苏联，也向其他国家提出采购武器的问题”。29日，德、意、英、法四国召开慕尼黑会议，决议将苏台德地区割予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同意，德意法西斯势力大张。蒋介石估计苏联此后将更加孤立，中苏关系或许能更进一步，遂于次日“第三次”向苏方提议“进一步加强中苏关系”，即订立中苏互助协定。29日，田家镇要塞被日军攻陷，武汉局势日趋危急，蒋介石感到“全局战况，渐陷窘境”，但仍设想“双十节后，即可集中六师以上兵力，向敌主攻方向出击”。10月9日，在讨论武汉保卫战的形势后，卢干兹再次示意中方应继续组建新锐部队，加强反攻准备，蒋介石表示“正在尽一切努力组织这支军队”，并感谢苏联的援助。不料，蒋介石翌日被告知，苏方拒绝协商互助协定。蒋介石气愤不已，一改将抗日战争导向国际解决的态度，连日声称“吾国应自下决心以求生存，决不能对国际再有所希冀矣”，“本身自立自主，勿存希冀之心”。在10月中旬证实了布柳赫尔遭到清洗的消息后，蒋介石认为此举“更使倭对俄毫无顾忌，无异促倭加紧侵华”。布柳赫尔被革职，主要是苏联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蒋介石却视之为苏联对日“妥协”，纵容日本侵华的表现。可见日苏停战后，国民政府高层对苏联远东政策的认识趋于消极。颇具戏剧性的是，紧随蒋介石“不能对国际再有所希冀”的表态后，10月12日，日军登陆广东大亚湾。21日，广州出人预料地迅速失陷。至27日，国民党军主动撤出武汉，国内战局及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英美等国格外关心国民政府能否坚持抗战，10月23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告诉宋子文：“此时议和，实至危险”，极不利于国际援华。罗斯福也向中方表示：“倘我今日批准，明日中国忽换政府、忽变政策，我定遭非议”，反之，只要中国抗日政策坚定，美方可立刻批准借款。蒋介石洞见日军进攻广东，严重挑战了英美在华利益，遂转向运动英美援华制日。在对苏外交上，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急转直下的战况，做争取苏联出兵的最后努力。22日，郭泰祺对苏联驻英全权代表迈斯基呼救：“我们需要再来一个张鼓峰！否则，中国民众的对日求和运动将难以控制”。迈斯基除重申苏联对华友好立场外，未做出更多保证。同日，王宠惠对卢干兹陈言：日军登陆广东的三个师团是从东北调来的，苏联能否在中苏“边境上吸引日本军队离开中国？”卢干兹立即否定了王宠惠的说法，声称“张鼓峰事件期间和之后，日、满军队增加了六个师团”，况且，苏联并无出兵的必要，“因为中国士兵并不比日本士兵差”。24日，当孔祥熙表达与王宠惠相近的观点后，卢干兹不客气地批评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登陆广东的日军“是从上海、天津、青岛调来的”，“如果华北的游击队得到了物质和武器援助”，日本就不得不将兵力用于镇压，而非调往其他战线。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只得退而求其次，集中精力争取更多苏援军备，以支持后续作战。10月28日，蒋介石在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开幕电中宣告：“目前一切敌我军事之情势，实与我预定决胜之方略愈至接近”，在日本耗竭了继续战略进攻的能力后，战争将迈入中方夺回战略主动权的“新阶段”。为了恢复、充实国民党军战力，实现转败为胜的宏图，蒋介石着手设计“六十师兵力养成之计划”。苏方也颇感兴趣，切列帕诺夫为之制定了更大规模的180个师整军方案。蒋介石以此为由，11月16日电示孙科向苏方求援：“今后长期抗战所需军械与飞机极多，俄总顾问前提整军计划，拟重编六十军合百八十师，其所需军械及六百架飞机一层，俄使曾表示除中国现有数目外，可向苏联及其他国购买，苏方究能供给多少，请就近提问”。在孙科19日知会卢干兹后，后者表示，在不损害自身国防的前提下，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援助。紧接着，卢干兹开始指摘武汉会战的结局：正常情况下，武汉“只能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内沦陷”，结果日军轻易地夺取了武汉、广州，并缴获、利用了当地完好的军事设施和苏联军火。其中不无指责国民党军作战不力，浪掷苏联援助之意。这其实是苏联在向中国转移自身国防压力。正如伏罗希洛夫11月21日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上的报告所言：意、德、日轴心在今年变得非常强大，在一端进攻张鼓峰，在另一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尽管苏联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但“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军队的失败”，也不能为苏联远东地区换取多少安宁。总之，世界局势正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苏联必须全副武装，准备迎接全面战争。在加速整军备战，应对世界性战争的前提下，苏联需要国民政府积极牵制日军的同时，减少其对苏联的依赖心理及资源消耗。为此，苏联加紧在中苏贸易中敲打国民政府。28日，卢干兹向孔祥熙指责中方没有按约将贸易品运到中苏边境，而是停放在兰州等待苏方运输，当应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接收和运送从中国运往苏联的货物，此外，确保按协议将所有货物运送到我们的边境口岸”。孔祥熙向蒋介石抱怨：贸易货物已“交俄方接收各在案，而俄方竟仍借口未收到货物，托辞诘测”。苏方过于计较利益得失，在军火运输和合办飞机厂等事务中借口延宕，“如苏方供给军火须以我方运往货物为标准，事实上恐即无法续办，亦失援助之原意”。12月15日，蒋介石与卢干兹长谈而无成绩后，不禁感到“在病中听细碎话，殊为嫌恶”。在中苏关系难以进步之时，国民政府对美英外交却取得成效。11月3日，日本挟攻占武汉之威，于第二次近卫声明中鼓吹“东亚新秩序”，公然挑战“门户开放”原则，并在行动上着力驱逐他国在华势力。美英两国大受震动，认清了日本独霸中国的意图，遂决心采取实质性的援华措施。12月15日，美国批准了2500万美元的对华桐油借款；19日，英国宣布向中国提供50万英镑的贷款。尽管两笔贷款数额不大，却标志着英美援华的开始，中国朝野颇为振奋。蒋介石也赞许道：“英、美对我贷款，已不畏倭寇之强暴”。在他对苏联和美英的褒贬之间，隐约可见国民政府外交中心转移的趋向。国民政府抗战的国际战略核心是通过持久抵抗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的干预，其中，苏联参战又被格外关注。直到武汉会战前夕，国民政府多次游说苏联参战或缔结中苏互助协定，却无功而返，这一度引发了国民政府内部对联苏路线的重大争议。但当苏联参战的前景到来时，国民党内对苏联影响力急剧扩大的忧虑与阻遏仍旧广泛存在。蒋介石对外主张中苏“军事、外交皆能共同一致”，私下以为“对俄外交方针与程度不能牵及内政”。在蒋介石主导下，国民政府在张鼓峰事件前后积极调整国际战略，以求落实苏联参战。在日苏冲突之初，与国民政府高层的主流意见相左，蒋介石根据日苏必战的成见，判断此乃日苏战争的先声，并采取初步对策。日苏冲突陡然激化后，国民政府诸多要员大感意外，纷纷改弦易辙，为促苏参战建言献策。除外交部门积极活动外，国民党军高层也对配合日苏战争跃跃欲试，蒋介石借助高度集权的战时外交体制，统筹外交、军事部署，准备在苏联参战后发起对日反攻。日苏停战后，国民政府针对苏联绝不卷入战争的态度，试图缔结非强制性的、秘密的中苏互助协定，再遭拒绝。国民政府再退一步，听取苏方建议，准备对日反攻，以争取苏联提供更多物质援助，仍未能如愿。促苏参战活动从高潮到骤然落幕的背后，是日渐激化的中苏矛盾。因促苏参战、缔结中苏互助协定以及争取苏联进一步援助的活动接连失败，苏联在国民政府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渐趋下降。与此同时，美英受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刺激，终于迈出援华制日的标志性一步。苏联退、美英进的现实，促使国民政府转向运动美英，其外交中心呈现美、英、苏并重的多元化倾向。苏联当局面对德国领土扩张及日苏武装冲突，认为欧亚安全均不容乐观。在张鼓峰事件后，苏联痛感日本在军事上的威胁，更加不满于国民政府促苏参战的国际战略及对日作战的不利战况。因此，苏联在贸易问题上发难，意图通过较少的物质援助，推动国民政府更积极地作战，牵制日军主力。中苏两国国际战略的严重冲突，致使中苏关系遭遇瓶颈，甚至出现倒退。总体来看，张鼓峰事件前后，国民政府对苏联展开的国际战略，可谓完全失败。不过如陈诚所言：“因为张鼓峰，苏俄对日的妥协，唤醒了依赖苏俄的迷途，今后自然要走我们多年认清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就加强中国抗战的独立自主性而言，促苏参战失败，并非全无益处。由于中、日、苏地缘关系紧密，三国间外交关系的变动，与中日战局密切关联。中方对日苏关系的研判，难免影响其对日作战部署。张鼓峰事件期间，国民政府依据日苏开战的愿景制定了局部反攻计划，只是在日军战略进攻制约下，国民党军以保卫武汉为中心，无暇转入反攻。此次外交误判造成的军事失策被掩盖后，国民政府高层并未彻底吸取教训。蒋介石基于“以后苏倭关系只有倭寇恨苏俄而备战”的认知，寄希望于日本主动挑战苏联，这一外交判断又与他在“第二期抗战”中“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战略意图结合。在1939年南昌会战中，蒋介石3月8日命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打破日军进攻南昌的企图。可是，蒋介石同时高度关注日苏渔业冲突，先制进攻的决心不坚，以为“敌拟于肃清庐山我驻军后，有攻南昌与长沙企图。何时总攻，须视三月删日后日俄邦交如何变化而定”。在薛岳多次请求延期后，蒋介石同意将反攻从15日展期至24日。不料日军于17日抢先进攻，破坏了国民党军既定作战计划。切列帕诺夫事后批判道：“期待国际情势与我有利之转变（如欧洲问题与日苏渔业冲突之发展），此足以松懈军心，失去积极作战之情绪，不予敌人以相当之抵抗。”国民政府谋求日苏爆发战争以改善抗战局势，非但难以达其初衷，反而干扰对日军事决策与部署，更引发苏联对华的猜忌与不满，妨碍中苏关系发展，是其国际战略不可忽视的缺陷。
作者吴启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