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万 鑫||科技冷战与苏联核中心——以第1011研究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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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首次提出美国和苏联的“趋同论”，左翼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此解释道，美苏都受到了“工业化的共同要求”的影响，这将它们推向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和组织化。二战期间，“工业巨人主义”被广泛采纳，大型工业项目被视为国家实力和社会进步的象征。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美国的曼哈顿计划，还是苏联的核计划，都在“为战争进行科学动员”思想的指引下，伴随着一系列巨型军工厂的建立，创造了“大科学项目”的极端现代主义工程景观。迄至冷战时期，美苏争相建设起庞大的核军工综合体，军用核技术成为双方展开科技竞赛的焦点之一。1942年和1952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先后建立了两座“平行”开展工作的核武器设计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ANL）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苏联为实施核计划，发展核工业，亦先后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建立了两座核武器科学研究中心，简称核中心（ЯЦ）。核中心主导了苏联各型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研制，代表了苏联核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其中，1954年建于斯涅任斯克的第1011研究所（1011-НИИ）与1946年在萨罗夫建立的第11设计院（КБ-11）一道，成为同美国展开核竞赛的科技双星。
第1011研究所，1966年改称全苏仪器研究所（ВНИИП），1990年改称全苏工程物理学研究所（ВНИИТФ），1993年起被赋予俄罗斯联邦核中心地位，是一个集核武器研究、设计、实验性生产和试验设施的国防-科研综合体，主要任务是解决核装药（ЯЗ）、核弹头（ЯБП）的开发和测试、和平利用原子能、气体动力学、湍流和高能物理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等方面的科技问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封锁与强力竞争下，核中心作为苏联对美核竞赛的代表性科研机构，不但在开展核研究、组织核试验与参与核部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核人才培养方面成为“原子科学家的摇篮”，对研究苏联核科技水平、美苏军备竞赛及核试验视域下的冷战环境史均有独特的理论价值。本文主要利用苏联解密档案、专门史资料汇编和原子科学家回忆录等，以第1011研究所为中心，考察苏联核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其在美苏科技冷战中的作用，并总结其经验，冀为新时代的全球核安全治理提供现实启示。
一 科学与国防：核研究的开展
20世纪初，苏联物理化学家库尔纳科夫（Н.С.Курнаков）指出：“科研活动（从个人）向团队合作的过渡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在组织完善和资源充足的实验室和研究所中才有可能实现重大的研究突破。”由于苏联政府对科研机构实行了不干涉科研活动的部门化管理，到30年代末形成了政府与学术机构双重领导的二元管理结构。在二战时期，这套权力高度集中的科研工作组织系统使苏联科学家能够及时转型，集中力量解决国防亟需的关键问题。同时，战时条件也加强了国家对科学研究进行集中管理的组织惯性。1945年8月，为研制核武器，国防委员会作出决议，成立专门委员，实施“核计划”。1953年6月，专门委员会被撤销后成立了中型机械制造部（МСМ，以下简称中机部）。此后，在1953—198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一次短暂的调整，苏联核工业的组织管理均由其负责。在军用核技术领域，为满足核武器及其各型运载工具的军事需要，核中心对核武器的物理研究（以下简称核研究）至关重要。有鉴于二战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1952年美国政府新建核武器国家实验室的影响，核计划当局决定建立一套“双核驱动”的、具有一定竞争机制的核武器科研体系，继第11设计院之后，第1011研究所应运而生，首任学术指导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肖尔金（К.И.Щёлкин）。1960年年底，研究所已建成总面积为8.5万平方米的生产建筑，职工超过6500人，当时的投资支出总额为8.5亿卢布（按1961年1月1日的价格标准）。50年代中期，乌拉尔地区形成了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车里雅宾斯克州为中心的核军事工业综合体。
现代武器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自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后，制造核武器对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已主要是一个组织和工程问题，但研制热核武器的过程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依然是一场考验技术实力的“头脑竞赛”。譬如，在知识生产方面，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作为核武器主要科研领域的爆轰物理、动态高压物理和气体动力学已具备成熟的理论和实验支持，但热核武器的研制则需要探索物理学科的前沿分支，如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物理学、超高能量密度、异常压力等。此外，美国热核垄断的威胁也让苏联感到担忧。1952年，美国的“麦克”试验测试了高达1000万吨TNT当量的强大氢弹，威力为广岛原子弹的500倍。随着“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推行，1954年，美国已具备第一次热核打击能力，仅在1955—1957年间就生产了1200枚空载热核弹头“Mk-15”，百万吨级当量弹头的批量生产速度更是达到每月55枚。在运载工具方面，美国战略空军拥有遍布在65个空军基地的1850架B-52和B-47轰炸机；作为反映核武器研发强度的重要指标，苏联在50年代的核试验数量较美国少2.5～3倍，技术滞后明显；在核对抗最重要的指标——核武库数量对比上，也比美国少10倍。为此，第1011研究所在草创之初即投入大规模的核技术研发工作。1955—1960年，除参与研制两级氢弹“РДС-37”外，该所还开发了四款热核装药，用于航空炸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尤其是，据1956年6月发布的关于研制超大当量核装药的“202项目”报告，该所研制的“РДС-202”型装药威力已达38万吨TNT当量，由图-95战略轰炸机挂载。从1957年起，随着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突破，导弹武器成为优先发展的核运载工具。到60年代初，苏联已具备研制任何级别当量核武器的能力，核工业和导弹工业实现协同发展，促进了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生产，核中心关于核武器所用的材料特性和构型、核武器物理设计所用参数、科学计算、研制实验装置和诊断手段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展。
比较美苏首批热核装药，可以窥见苏联热核武器研制的一些技术细节。美国1952年“麦克”试验测试的第一枚两级热核装置所用燃料为液态氘，铀-238为主要裂变材料，装药规格为圆柱形。苏联1955年测试的“РДС-37”则采用了固体氘化锂和铀－238，装药规格为球形。表面观之，美国测试周期领先苏联一年半，但实际上美苏采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构型，苏制装药的长度与直径比甚至还大幅小于美国，这为实战价值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显示了不逊于美国的先进核技术水平。1960年5月，“U-2飞机事件”后，美苏关系陷入紧张，赫鲁晓夫拒绝参加巴黎峰会，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苏计划；核中心则接到指示，准备进行新一轮核试验。1961—1970年，第1011研究所扩大了其在研制和装备新型战略核武器领域的活动，包括空军、海军和地面导弹部队的武器系统，还开发了和平利用核爆炸装置。在第1011研究所参与下，核弹头装置的改进导致其尺寸和重量大大减小，并开展了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部署在潜艇上的实验项目。苏联物理学家费奥克季斯托夫（Л.П.Феоктистов）院士总结这一时期第1011研究所最重要的成就是各型核武器的小型化。到1978年，苏联核武库第一次在数量上赶超美国，战略火箭军装备的洲际导弹发射装置达1249具，部署核弹头3069枚，中短程导弹发射装置包括73具P-14、404具P-12和99具РСД-10“先锋”，核中心的技术实力得到极大开发。
同核中心长期合作的全俄自动化研究所（ВНИИА）的总设计师普里什（А.А.Бриш）认为，核中心是新型的科学和生产组织形式，自其成立以来，数百种不同类型的核弹头被设计、开发并投入试验性生产。大规模、全周期的核研究过程，包括计算机科学和应用数学、电子和自动化系统、工艺和反应堆工程、核材料化学、特殊矿石开采和加工的地质技术等方面的新科技进展甚至创造出一门新学科——高能密度物理学。到21世纪初，在核中心近半个世纪的核武器技术周期中，没有发生过一例因核武器而导致核过程或放射性释放的核或辐射紧急情况，这无疑是一个杰出成就。因为，在此期间，核中心对数以万计的不同的核武器、核生化武器及其化合物进行了数百万次不同的技术操作。
二 成就与代价：核试验活动
核试验是通过在预定的条件下进行核装置爆炸的试验研究活动，其主要目的包括研究核武器原理、核装置爆炸效应和安全性测试等，主要方式分为大气层、地下、高空和水下4个类型。1949—1990年，在国防部和中机部组织下，苏联共进行了715次核试验，引爆了969个不同的爆炸装置，其中有559次核试验爆炸的796个核装置用于核武器研制。核试验初期，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ИХФ）负责开发测量技术和物理测量所需的特殊设备。此后，核中心在所有核试验的准备和实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负责测量核爆炸及其影响下各种参数方法的开发，脉冲技术研究所（ВНИИ-ИТ）负责建立测量设备，试验场本身则负责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监测试验场及邻近地区的辐射水平。
苏联领导层历来非常重视实现同美国的战略均势，早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就开始努力通过核试验实现重大技术突破。1961年，第1011研究所1号设计局（КБ-1）成立了专事核装药测试与研究工作的第12科学试验部（НИО-12）。2号设计局（КБ-2）则组建了负责特殊弹药外部测试的第9分部（сектор9）及其试验群（испытательныйкуст）。1972年，两大测试部门被合并为一个研究测试综合体（РТК），大大提高了实验基地的效率，并建立起地面测试能力。从1961年9月到1962年12月，苏联进行了138次核试验，其中49次是由第1011研究所主导的，包括41次空中、6次地面和2次地下核爆炸。同期，美国进行了107次核试验。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签订前后，核中心（尤其是第11设计院）逐步构建起强大的计算和实验基地，包括独特的研究设施、诊断综合体、数据收集、处理和传输系统。其最重要的目的是确保在没有核试验的情况下解决复杂问题所需的方法和结果的科学和技术完整性。这种可靠性是基于核中心在数十年间创造的庞大的实验储备，以及在其相互联系中构建的基础和应用科学的持续发展体系。
1971—1989年，第1011研究所共进行了201次核爆炸。其中，128次用于改进核武器，73次用于和平目的。1978—1984年是核试验的高峰期，每年要进行20～24次核爆炸。这一时期同样是研究成果的“井喷期”：包括设计出口径为152毫米的最小的核炮弹、用于战略核力量的最轻的弹道导弹、能够承受高达750个大气压和高达120℃的热量，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最耐高温的核爆炸装置、世界上最清洁的民用核动力源，99.85％的能量来自轻元素核聚变，等等。当时取得的技术成就尚未被任何一个核国家所超越。由于大规模核试验，其记录参数是在核物理定律允许的极限下获得的，试图增加这些参数可能导致设计在生产和运行中出现危险，或者无法确保设计从制造到可能使用的最低可接受的保存期限。
冷战时期，第1011研究所的活动始终面临美国同行的竞争，极致探索和竞赛意识成为一种思维惯性。据实验物理学家沃尔科夫（Л.П.Волков）回忆,尽管研究所的学术指导（1960—1984）扎巴巴辛（Е.И.Забабахин）院士对实验测试持纯粹的实用主义态度，但在听取报告时总会提到美国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样做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以地下核试验为例，美国采用的“PX法”可以在爆炸后几天内取样，但苏联由于缺乏快速进入锅炉腔的钻孔设备，只能采用间接的放射化学方法。在扎氏领导下，经过技术攻关，苏联提高了间接方法的准确度，材料成本甚至比美国以钻探处理放射性样品的成本更低。不过，核试验活动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苏联大气层核试验计划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表面爆炸的数量相对较少，这导致了现场的大量放射性污染。在整个大气层试验期间，共有32次地表爆炸，大多数是不超过4万吨的低当量和极低当量的爆炸，甚至有一半以上低于1000吨。大气层试验期间的大多数爆炸都是空爆，总共进行了177次。在苏联进行的496次地下核试验中有299次是完全封闭的，没有向大气中释放放射性物质，有173次试验存在不明显的放射性惰性气体释放。但在19次被列为放射性事故的试验中，放射性气体被大量释放到大气中，造成严重污染。
以新地岛核试验场为中心，苏联在北极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数十年来，苏联在北极地区沉积的核废料和放射性废物是“冷战后遗症”的最广泛表现之一。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尔基索夫（А.А.Саркисов）等研究发现，20世纪对北极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由大规模的核武器试验、欧洲国家的放射化学工业将放射性废物排入大海、有核和辐射危险的军舰和破冰船队及其基础设施造成的。目前在北极西部的海床上尚有3艘沉没的核潜艇，5个带有船载核电系统的反应堆舱，735个淹没在密封包装中的放射性结构和单元，以及超过17 000个集装箱的放射性废物。研究表明，已有多达90％的集装箱式固体放射性废物以及100％的非包装物品都不再构成放射生态学危害，但60—70年代苏联在北极地区大规模沉没放射性废物和核废料的设施，以及核潜艇沉没和潜入该地区的后果，仍有待处理。这可能需要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巨量的资金。
用于支持核试验的核工业生产也带来了核污染防治问题。早在1955年苏联科学家就开始关注放射性废物处理问题。在核工业建立之初，核计划当局主要关注核设施的设计、建造与核材料的生产，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掩埋问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但随着核工业生产尤其是核试验活动的开展，大量放射性物质在大气、土壤和水源中不断积累，如何处理放射性废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据估计，一座核反应堆每年会排放30吨核废料，其中每吨含有约1．8亿居里放射物质，如处理不善将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以固体放射性废物为例，根据其活性程度，高浓度放射性废物须储存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中浓度放射性废物和低浓度放射性废物则储存在沟渠式掩埋场。冷战时期，为了处理固体废物，全苏共建立了200个填埋场，占地面积约为30公顷，截至2017年仍有25个在继续运行。
1988年，分别在内华达和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进行的美苏联合试验是核大国技术交流史上的光辉一页。除了解决校准试验场地和改进控制核试验方法的重要任务外，这次实验还展示了核中心开发的先进地下核试验技术和高水平的诊断工具。其结果是签署《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和《关于为和平目的进行地下核爆炸》条约的议定书并成为美苏批准这些条约的蓝本，为两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在基础和应用研究方面的科学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 参与核部署及技术保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核国家，美国不仅大力开展“核外交”，而且试图将核武器大规模投入实战。据1996年在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ОИЯИвДубне）举行的国际研讨会披露，仅在1945—1949年间，美国就制定了6个对苏核打击计划。其中，1948年10月制定的第3号“Sizzle”方案，计划动用133枚核弹打击全苏的70个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分别获得了8枚和7枚核弹的“名额”。到1982年，五角大楼总共制定了18项针对苏联的类似计划。50年代中期，美国的战略部队包括1200多架轰炸机，能够向苏联境内的目标投送约2000件核武器。由于苏联不具备美国那样的“环苏联”核部署条件，无法将轰炸机部署在美国边界附近，向美国境内投送核武器就需要开发洲际平台。苏联第一批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运载系统是50年代中后期服役的战略轰炸机图-95和3M型，到1962年年底分别部署了约100架和60架，可以对美发射270枚核武器。1959年12月，战略火箭部队作为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独立军种成立，凸显了弹道导弹在苏联核战略中的作用。1966年11月开始部署的重型和轻型洲际弹道导弹P-36和УР-100最终使苏联实现了同美国的战略平衡，到1969年分别部署了170枚和860枚，1971年增至260枚和990枚。
搭载海基核武器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成为苏联的另一发展重点。1956年，苏联柴油潜艇的首批P-11ФМ 潜射弹道导弹（БРПЛ）装药由第11设计院开发，但存在射程不足和必须上浮发射等问题。1960年开始建造首批弹道导弹核潜艇，使用的 P-13核装药采用液体燃料，射程为600公里，初步具备了海基核打击能力。几乎同期，美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乔治·华盛顿号”可装备16枚“北极星”导弹，射程约为2200公里，技术特性显著优于苏联，1960—1967年共部署了41艘。到1962年，苏联在奋起直追下开发出了第二代战略潜艇667A 项目（扬基-I）导弹潜艇的初步技术设计，该型潜艇载有16枚P-27弹道导弹，射程为2400公里，1967年开始服役，几乎比美国晚了8年，到1974年共部署了34艘。第三代导弹潜艇941项目建造的重型台风级是世界上最大的潜艇，装备有 20枚P-39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多达10个分导式弹头，射程达到10 000公里，1981—1989年共建造了6艘。1971年服役的“海神”导弹系统极大地提升了美军的海基核力量。1967年部署的656枚北极星A-3潜射导弹配备了2016枚核弹头，1977年部署的512枚海神导弹至少可携带4096枚核弹头，增加了1倍多。
除了研制战略核武器，第1011研究所还为战术综合体开发了各型实用核装药，包括航空母舰、轰炸机、舰载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鱼雷和原子炮弹等。1968—1988年间为75个大型项目设计了80种专用核装药。由于战术核武器的潜在适用范围广泛，对核装药设计的要求呈现多样化和复杂性的特点，核中心由此提出了增加核装药的抗冲击性、适应低空投掷、对弹药功率进行灵活调节等设计方案，同时还为当时方兴未艾的导弹防御系统（ПРО）开展了特殊物理实验，1971年为“Д-9РМ”反导系统设计了专用装药。
除中机部外，苏联的军工开发和生产系统还包括通用机械制造部，负责制造陆基和海基战略弹道导弹、空间运载工具及军用和民用卫星；造船工业部，负责海军军备和制造民用舰艇；航空工业部，负责制造军用和民用航空设备、机载武器、巡航导弹和防空导弹等。各部委通过所属的科研机构、设计局、试验场以及实验和批量生产厂确保全周期生产质量，最后由军工委员会统一协调完成国防订单。国防部则以“客户”的身份参与从科学研究到批量生产的各阶段开发过程，其直属科研机构和武装部队的分支机构发挥了主要作用。国防部还通过军事采购和正式验收程序对武器开发和生产的整个过程进行持续监督，如，向国防工业的科研机构和设计局派出军事代表，负责监督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项目。早在1951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就通过决议建立了特别验收检查机制，苏联空军和海军的26名军官被借调到第一管理总局以检测核炸药和核弹药及其零部件的质量。在核中心的技术支持和检测保障下，苏军的核部署在战术技术性能监测上一直相当有效。
在核部署方面，核弹药生产质量的验证指标主要为可靠性和安全性。其中，“可靠性”要求核武器在使用寿命期间可随时实现按规定的性能指标要求进行核爆炸，包括可投射率和核爆可靠度。核武器的可靠性主要体现在物理设计、设计裕度和定期检验三方面。在《核不扩散条约》签订后，如何在没有核试验的条件下确保核武器库存的可靠性，是核大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核中心在同其他部委下属企业的合作中执行了严格的技术标准，对金属、化学成分、材料和零部件都提出了高要求，且不允许使用进口材料。核弹头的部署是一个对人员素质、安全和交付部队的核弹药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过程。由于核武器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及其巨大的破坏力，“安全性”成为一项最为严格要求的战术技术指标，主要包括核安全、钚扩散安全和核保安三方面。核中心的技术支持保障了异常环境下的核爆炸不会产生有意义的核当量、核事故中的钚不至扩散到环境中和防止核武器被盗及非授权使用，有效确保了其安全性。经过对核工业质量管理系统的长期探索，苏联核武器综合体还确立了免责原则：如果工人发现缺陷并及时向上级报告，即可免于承担物质和行政责任。众多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保障了苏联核部署的全流程安全。
四 “原子科学家的摇篮”
作为科学的人格化代表，原子科学家在研制核武器中的作用及其对军备竞赛的间接影响，是理解科技发展与冷战进程关系的重要线索。当时，苏联原子科学家大都致力于改进军用核技术，他们坚信自己的工作是为和平而不是战争服务。第1011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也认识到，保障国家安全不只在于技术层面，还在于严肃的科学思想和基础研究，他们提倡按照科学精神进行思考和行动。1945—1957年，苏联为实施核计划，发展核工业，先后以指令性计划方式在伏尔加河、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10座原子城（Атомныйгород），又称核保密城市，分布着苏联主要的核科学中心与核工厂。为高效解决核设施的人才短缺问题，“火线培养专家”成为核中心的应时之选。为此，核中心实施了开设研究生班、开办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МИФИ）分校、“夜间研究所”和中等技术学校等人才培养方式，取得显著成效。
1958年1月研究所开设函授研究生课程，首批招收7人，1959年正式成立研究生院。除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外，技校、职业培训学校和贸易学校的毕业生也被录取到研究所。在研究所成立的最初几年，非常重视通过夜校和函授方式的劳动青年学校（ШРМ）提高工人的普通教育水平，以及在先进劳动方法学校（ШПМТ）提高专业水平。1965年，研究所首次为毕业生引入了校外专业进修课程。分别在莫斯科汽车和道路建设学院、全俄经济函授学院、莫斯科州立理工学院等院校进行为期11个月的课程学习，包括理论、数学和实验核物理、计算机和编程、气体动力学、燃烧和爆炸物理、机器动力学、弹道学、仪器和系统设计、无线电工程、脉冲工程等学科。
在培训科研人员方面，热情友好的人际关系、创造性的探索氛围、合作与相互支持理念构成了该所团队精神的核心要义。管理层十分重视与年轻下属的沟通和精神传承。首先是培养青年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各部门负责人甚至会直接向实习人员介绍研究情况；其次是培养信任，提高青年科学家的发言权，不吝提拔初级研究员审查和实地测试技术装备质量。专业素质的培养则是通过“师徒传帮带”式的私人关系加以实现，尽管由于中机部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原子科学家直到90年代初才获准在媒体上发布其工作成果，但并未禁止出版不涉及军事机密的著作。核中心可以定期收到公开和保密材料来及时了解前沿信息，内部研讨会和研究生班的论文答辩也允许旁听，促进了“个人知识”的传播，这些特殊氛围和便利条件使许多研究人员不愿离所去从事“纯物理学”研究，对培养一个年资和职级结构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意义重大。如，曾在第1011研究所供职14年的仪表工程科学家穆霍尼科（А.А.Мухонько），在离职多年后依然怀念该所自由的工作氛围和对个人科学视野的扩展。另据1965年被分配到该所工作的资深设计师福明（Ю.П.Фомин）回忆，当时所里指派的导师着力培养“在工作中学习”的年轻人，为他们布置实践任务以巩固理论知识，在培训期满通过毕业答辩后，立即“根据工作能力为年轻专家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关于人才培养的成效，据俄国学者叶梅利扬诺夫统计，到20世纪末，第1011研究所所在的这座人口不足五万的小城——斯涅任斯克集中了超过30名博士和260名副博士、10名教授、2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此生活和工作。核中心由此被誉为“原子科学家的摇篮”。
冷战后期，随着原子科学家地位的提高，核中心的资政职能得到重视和发挥。核中心甚至被称为技术领导的“供应商”，如第1011研究所的原子科学家列德涅夫（Б.Н.Леднев）曾任驻华技术顾问（1958—1960年），扎哈连科夫（А.Д.Захаренков）曾任中机部副部长（1967—1988年），齐 尔 科 夫（Г.А.Цырков）曾任机械工业部第五总局副局长（1960—1996年），等等。因长期参与核武器研制相关的国家战略工程，核中心的原子科学家拥有与当局直接沟通的便利渠道，对中机部、国防部和苏共中央的工作和决策产生影响。1991年，哈里顿（Ю.Б.Харитон）联名多位核工业领导人，先后上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核军工综合体的命运深感忧虑，呼吁最高领导人对核人才梯队建设、核科研机构发展与保障核安全等方面予以支持，防止核军工综合体有崩溃之虞。其建议基本均被采纳，也使苏联核计划的主要遗产被俄罗斯完整继承。
五 结 语
检视苏联核中心参与科技冷战的历史，无疑是理解科技发展与冷战进程关系的重要线索之一。核中心在后冷战时代俄罗斯联邦核军工系统中的延续则证明了其组织设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总结其发展经验，可以为全球核安全治理提供现实启示。首先，苏联核中心无疑是一种高效集约的国防科研单位组织形式。冷战时期，第1011研究所作为核保密城市之一——斯涅任斯克的核心单位，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完善连续的保障政策。其次，以实践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成效显著。由于核武器研制的复杂性与敏感性，苏联必须依靠自身力量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以满足科研和工程任务需求。除了在全苏各大高等院校设置亟需专业为核计划单位输送人才外，在核中心“火线培养专家”的做法创造了宝贵的实践机会，一大批天才的原子科学家崭露头角，并在日后引领了俄罗斯联邦核研究的发展。最后，为研制核武器造成的生态伦理问题需要重新评估，美苏双方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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