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迁||“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
作者简介
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注释从略。
中共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即重视写史与读史，但有计划地开展史学活动要到延安时代，尤其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事情。关于延安的历史写作和历史教育，先行研究不少，主要探讨专门著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称《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且多重复研究，而对一般军民所接触的历史读物多语焉不详，并有不少史实错误。研究者多注意到斯大林、毛泽东与延安史学的关系,但停留于概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观点，没有结合具体的历史作品，无从表现两位伟人形塑延安史学的力量。延安史学是理解1950年后新中国史学趋向的重要线索之一，仍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研究延安史学最大的瓶颈在于资料残缺。受战争的影响，延安的历史出版物销亡严重，目前相对常见的是少数专门著作的再版，有的初版已难觅见，如范文澜《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多不是根据延安初版，而是用后来的翻印本或再版。对传布历史知识发挥更大作用的通俗大众历史读物包括教科书，是延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不被研究者重视，一般图书馆、档案馆多不措意，导致学界对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历史读物总体状况并不清楚。在相关史料不完备的基础上探讨延安史学，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着重发掘延安“降低一格”的中国史读物,分析它们的叙事策略、意图及其对建构历史知识的影响。
延安最初在写史与读史方面都不尽人意，1939年毛泽东认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1940年艾思奇承认延安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研究“虽有一些成绩，而成绩并不大”。1940年1月范文澜到延安后才改变这一局面。毛泽东授意范为边区民众编写一本十万字左右的通俗中国通史,但最终写成专门著作，只有文化程度较高者才有能力阅读，一般延安军民能读的并不多。范著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作用虽有限，但其所建立的唯物史观中国史体系，是延安等根据地从事“降低一格”的历史写作者的知识之源。1941年叶蠖生建议在编制分量过大的《简编》之外，编写几部简单的通俗课本,这一想法是延安各界的共识。从这年开始，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除了专门著作，还有通俗读物、教科书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区军民无史可读的状况。大众化的中国史读物种类如下。
其一，延安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研究室编《中国历史简明教程》(四册，华北新华书店1942—1943年初版),略古详近，包括：导言——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历史；第一编从太古社会到封建制的发生(战国末止);第二编长期的中央集权封建制(秦至鸦片战争);第三编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鸦片战争至辛丑条约);第四编民族危机的加深与革命运动的发展(辛亥革命至全面抗战)。此书是抗大政治文化教育丛书之一，“适用于一般初级中学的教学，但同时也求其适用于有相当文化水准的人们的自修”。此书虽以唯物史观改造中国史，但其详尽程度不及范著《简编》,通俗易读又比不上许立群《中国史话》,故不如延安其他历史读物流行。
其二，许立群《中国史话》(华北书店1942年1月初版),从远古写到鸦片战争前，时限与《简编》同。历史上每个重大事件都有一个小标题，如叙述隋唐的对外侵略一节中用了“薛仁贵征东”,在叙述隋唐的对外交通时用了“唐三藏取经”,叙述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题为“活书和死书打架”,叙述北宋的农民起义时标出了尽人皆知的“梁山泊好汉”,如此“读起来像听故事”,明了易懂。许的写作得到吴玉章、范文澜以及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帮助，初稿完成后经中国历史研究会成员审读一遍，指正不少错误。再版时根据《简编》修改错误，金灿然帮忙指出书中不妥之处。后来，范写作《简编》似放弃普及，而志在提高，许书遂无意间代其承担普及的任务。
其三，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和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同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室编辑“文化教育丛书”,华北书店1942年9月初版。它们属于中级读物，预设的读者是“边区目前的小学教师及略有初中程度阅读的人”,缓解了小学教师及一般中级干部“无东西可读”的困境。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规定边区各中等学校在没有课本以前，以《中国历史讲话》《中国近代史讲话》作为教材。《中国历史讲话》共三十六节，从上古叙述到鸦片战争前，叙事综合范著《简编》和许立群《中国史话》。如关于武则天，他既取范著的负面论述，也取许书的正向观点。此外，辛氏出身北京大学史学系，亦承袭自由派史家的少许观点，如称王莽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改革家”。
《中国近代史讲话》共二十讲，按时间先后以重大事件为序，从鸦片战争讲到全面抗战，每个事件自成段落，注意前后联系。1949年韩启农在延安又编写《中国近代简史》,是《中国近代史讲话》的扩展版，叙事截止于抗战结束，在体系上采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观点，以五四运动为界，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帝国主义的接连入侵、中日战争和列强分割、战后中国的改良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之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
其四，谢华《历史》和尹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华北书店1942年4月初版),属于“中国常识小丛书”,“目的在帮助一般革命战士和民众了解中国具体情况，懂得一些中国国情，同时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本小小的参考读物”。谢华《历史》由范文澜校阅，包括弁言、第一章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二章近百年演变的概况、第三章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尹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叙述1840年至1931年间史事，包括绪言、第一篇资本主义的侵入与大清帝国的崩溃(两节：中国开始降为半殖民地的时期、列强阴谋瓜分中国的时期)、第二篇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统治(两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幸运与厄运、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谢华、尹达都是范文澜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会成员，均参与《简编》写作。这两本小册子只见华北书店再版，流传有限。
其五，中小学历史课本。辛安亭《历史课本》(华北书店1942年1月初版),前三册中国史，第四册外国史，从古讲到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前因后果力图交代清楚，简明扼要，具体生动。这套小学历史课本一度受到赞扬,但整风运动期间，受到批评，被要求重编。张思俊《史地课本》(新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第二册从远古到鸦片战争前，第三册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大大减少了分量，并采用简明的写法，比早先的课本容易学习得多了。每课的立场与观点，当然更是再三斟酌”。这两套高小历史课本均经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审定，各根据地(解放区)皆有翻印。
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新华书店1945年初版),为陕甘宁边区初级中学编写，共两册，上册从上古写到鸦片战争前，中外历史合编，仍以中国史为主；下册近代史的纸版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毁，仅存上册。1949年7月，编者删去外国史部分，改正字句，出版了修订本,作为全国初中历史课本。1953年叶氏出版《简明中国史话》两册，是在《中国历史课本》基础上改写的通俗读物。
中共重视历史并非始于抗战，在苏区时代也要求学习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只是当时军事斗争严峻，没有条件开展广泛的写史和读史活动。到了延安时代，中共政权获得承认，于是有一个相对平稳的空间推动历史教育。延安的历史读物在1940年后陡增，其因或有二端。
其一，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毛泽东一再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继承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他的名言“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被延安史家奉为真理，写在历史读物的扉页或末页。毛泽东的话是套用列宁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但添加了“历史知识”,说明他认识到历史知识的“可行动化”功能。
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历史知识，都是共产党的“行动的指针”,延安史家自觉地将“历史”定位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武器之一。吴玉章说：“人类底历史就是人类自己发展底过程。我们看到古人兴衰成败的各种画图，就可以了解他发展的规律，并且得到许多经验和教训来作我们行动的指针。如果不能利用前人心思才力底成果，不但不能发扬光大已有的文明，甚至往往重蹈覆辙，陷入不能自拔的泥坑而自取灭亡……我们要应付现在复杂的环境，明白将来发展的规律，就不仅要精通现在的一切的事实，而更要熟悉过去的种种历史底情形。”左翼史家认识到历史知识可转化为行动的思想资源，“读历史的用意，就在于循着历史的法则来改造历史，把过去充满罪恶、悲惨、种种黑暗的非人的历史，改造为充满幸福、繁荣、光明的人的历史。所以，历史也就是今后人类动向的指针”。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有效推动集体行动的前提，延安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密集出版了一批中国史读物，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等，正欲以历史知识为媒介，将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武装民众的头脑，提升革命队伍的战斗力。
其二，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抗日以来，“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性或历史上的可资借鉴的史迹……一方面看见了各种不同观点、不同使命的人们对历史学不同的活动，同时，相互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首次阐明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但它毕竟只有骨架没有血肉。1940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范文澜：“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范氏的“历史学工作”无疑包括写作《简编》,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我们党当仁不让的工作之一。因为没有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永远不会发现中国历史的真相。”言外之意，只有中共史家所写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不以马列主义指导的历史都是不可信的。1941年9月，范著《简编》上册出版，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左翼史家之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热心写史，翦伯赞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革过程中不能缺少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而本国史的研究正是在思想战线上必要的和重要的方面之一。本国史知识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于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这是对20世纪40年代中共的历史读物遽增的绝好说明。
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联共党史》)“作为一部历史来看，是到今为止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典范著作”,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是“到今为止中国人民据以认识本国历史的最高典范”,深刻形塑了延安的历史叙事模式和原则。苏联史学界的理论资源较早译介到中国，如托洛茨基、拉狄克、普列汉诺夫、布哈林、马札尔、沙发诺夫、米丁等，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其积极作用，但各种理论来源驳杂，乃至相互冲突，也给左翼史学界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到了延安时代，中共选择以斯大林理论作为正误的标准。《联共党史》对斯大林的历史学说作了“最正确而又简单的叙述”,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模范”,毛泽东视之为“干部必读”马列主义书籍之一，在左翼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叶蠖生指出：“《联共党史》的介绍入中国，给予历史学者一种最新鲜的最标本典型的模范，无论在历史科学理论方面，或在处理史料技术方面，都给以典范的作用，使历史学者得一正确遵循的途径。”叶氏作为历史读物的编写者，现身说法，从他参与编写《简编》、个人编写《中国历史课本》以及延安的其他历史出版物中均可得到印证。《联共党史》的历史书写模式，确实对延安史家产生深刻影响，如范文澜《简编》每章后有“简短的结论”这种形式，就是仿《联共党史》的做法，“适用于宣传革命”,反映历史一个侧面，但没有反映整个历史。
《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下称《主义》),被看作是马恩历史理论的新发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直接影响。1938年12月由博古译成中文，在重庆出版单行本。《主义》被多次重译，各地大量翻印、再版单行本。它提供了许多格言式的“历史科学理论”,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写历史、历史写什么以及各种简明扼要的历史解释原理，被左翼史家奉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的立场与方法”“这是任何一个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而又要学习祖国历史的人的必读书”。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文语境里特指斯大林《主义》,它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
延安史家非常熟悉斯大林《主义》,反复精读咀嚼，内化为个人的文字和思想,作为写史的准绳。抗大《中国历史简明教程》导言部分说明学习历史必须注意如下事项。其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因为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决定于圣贤豪杰的头脑中所发生的思想，而是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二，历代劳动人民的行动。因为历史的主人翁，并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劳动人民。其三，阶级斗争的作用。因为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有四千余年是阶级社会，而阶级社会中阶级间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四，民族斗争的规律。因为历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与许多别的民族进行过无数斗争，这些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是很有用处的。除了民族斗争，经济、劳动人民、阶级斗争都是《主义》再三致意的项目。
叶蠖生还指出：“此外对苏联最近作品的介绍，则有《苏联历史讲话》《社会经济形态》《封建主义》等等。无疑地，以上各种科学著作的输入，更扩大了和巩固了中国青年对历史科学的知识。”其中，《苏联历史讲话》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是延安史家摸索以唯物史观改写中国史的范本之一。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承认“本书编写时，曾参考了许多书籍。其中《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中国史话》及《苏联历史讲话》,在材料或写法上对编者的帮助很大”。《苏联历史讲话》对辛安亭的影响主要在框架和写法上，某些论述也直接挪用。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虽自称“编制体例是一种新的尝试”,但仿《苏联历史讲话》的痕迹也很明显。此外，“讲话”与“简明教程”一度成为左翼学人爱用的时髦书名。
《联共党史》《苏联历史讲话》只是苏联史学影响延安史学的例证之一，还有其他文本在延安流传。譬如，1941年延安《解放》连载师哲译《怎样写历史》,在左翼史学界十分流行。此文后易名《论写历史》,作为1942年4月延安解放社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附录，借助这本“干部必读”之书的反复再版及其单行本,对延安等根据地的历史教育影响尤大。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根据《怎样写历史》谓：“本书的写法，力求具体，注意时间、地点与人物，避免抽象的社会史叙述方式。对于历史伟人，往往不但提到其姓名，而且叙述其感情、思想与行为。希望读者能于感到兴趣之外，同时受到激发。”延安史家以苏联的经验为自己的经验，强调“理解性、明确性和具体性”,作为写史的指导原则。
苏联史学影响延安史学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坚持中国“一般的进程是同于西方史的”,只是各个国家和民族进入各个社会阶梯的“具体的过程”不同罢了。斯大林《主义》提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论述，就是历史规律，已经被马、恩、列、斯“阐明”。中国史家不需要再研究这些大经大法，只要“给这些满含深刻意义的简洁公式上面充实血肉”,确保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史实的支撑，从而证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与世界历史是一致的。
范文澜主张“研究历史首先要明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给历史画出基本的轮廓来”,《简编》的任务是“显示社会发展法则”。而这个法则就是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已被“发现”,范著要做的就是“显示”它。那么，如何“显示”法则?金灿然在《〈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说：
在过去，苏联及中国的新的史学家，往往走了捷径，采取投机取巧的办法，把社会发展的公式代替具体历史材料的摄取。其恶果便是：使读者只领会了一般的社会史的轮廓，而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通史简编》的编者们，便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将他们所持的观点和方法论，用大量的具体的历史材料给以表现。在全书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特意解释自己的观点的地方，然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却到处被上述的观点贯穿着。将观点、方法藏在材料的隐避物内，所写出的才是真实的中国历史，而不是架空的社会发展的公式。
延安史家学习苏联的历史作品，把公式裹在理解性、明确性和具体性的史实里面，在公式上面“作输血补肉的工作”。叶蠖生也认为公式已被揭示，“问题是怎样从一般公例中了解中国的具体的史实，翻过来从中国历史中证明一般的公例”。《简编》的成功不在于发现历史规律，而在于用具体的历史材料说明“中国史的发展是合乎一般规律的”,其与旧类型的历史书不同之一，即“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
中共的历史叙述一再申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表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前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中国历史即被预设为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不仅它的过去是怎样发展变成已知，而且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也得以明确。如果怀疑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则会让未来变得动摇、模糊。学习历史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正确认识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它被看作是“武装头脑最重要的武器”,然后施之于改造社会，即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因为未来是既定的，实现目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在行动上就表现为“眼睛明亮，心里有‘根’,工作也更加劲”,坚定革命的信心和道路。
延安史学除了受苏联的影响，要以毛泽东的作用最大。他的《论新阶段》(1938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等，“鲜明地、清楚地教训我们怎样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发明的历史科学方法具体的中国化，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来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法则……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在延安等根据地深度介入史学活动，1950年后更延伸至全国史学界，影响无远弗届。概括来说，毛泽东从三方面形塑延安史学的特征。
其一，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对象问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民众包括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文化面向民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根据地的读者广大，但这群读者“不识字，愚昧，无文化”,为了启蒙他们，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与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使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第一步最严重最中心的任务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
历史作品作为延安文化之一，主要不是面向专家，而是一般军民。范著《简编》最初定位是民众读物，“供给劳苦大众在短期间诵习”,故在大众化上作了有益尝试，如采用白话，文字简明，穿插民间流行的谚语、故事、小说等，偏僻专名皆随处注今语，语出有据而不露繁征博引。即便如此，范著对延安军民来说，仍过于“阳春白雪”,不够“下里巴人”,需要作“降低一格”处理。要求历史读物面向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如何让读者能“咬得烂”,“懂得透”,延安文史教育者对此做足了功夫：小开本，篇幅短小，短时间可读毕；叙事生动，故事化、具象化；以情入史，大量运用情感词汇,营造阶级对抗，培养阶级意识；词句力求简洁明确。在延安，历史通俗化、大众化最成功的案例是许立群《中国史话》,被吴玉章誉为“抗战中可宝贵的历史读物”。
左翼史家时常抱怨无史可读，原因之一即以往历史作品多写帝王将相的历史，没有劳动人民的历史。什么可以成为历史?斯大林《主义》给予最权威的回答：“历史科学，如果它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和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应当首先就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这一观点被毛泽东接受，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这段著名的语录虽针对历史剧而言，但对于一般历史作品，毛泽东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它成为中共史家书写历史的原则之一。抗大《中国历史简明教程》“注意历代劳动人民的行动”,许立群《中国史话》“注意广大的下层人民生活与斗争，及其反抗外族侵略者斗争的英勇”,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着重“中华民族对自然的征服，对黑暗统治的反抗，对异族侵略的英勇斗争等”。毛泽东之所以赞扬范著《简编》,正因为它“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是帝王、贵族、豪强、士大夫等少数特权人物的言行记载，而是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出发，分析各时代一般民众的生活境遇。
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被看作是“中国史学界的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大翻案”。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叙事策略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如果极端地以阶级斗争理论贯彻历史书写，那么除去那些在政治上、军事上作过有益人民事业的少数统治者外，其余统治阶级人物“不论过去的史书如何称赞他们英明神武，他们都是民贼或人民的公敌，历史发展的障碍”,能正向写的历史就不多了。“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描写成除了农民战争之外一无是处的历史”,全盘否定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的文化遗产,正是这种叙事逻辑的恶性推演。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金灿然等，呼吁纠正对中国历史的片面认识，如郭沫若强调“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但中国史被窄化为被统治阶级史或农民战争史似成为有力的叙事取向之一。
其二，暴露敌人，歌颂人民(态度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张：“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延安的历史读物密集暴露统治者的黑暗，正是贯彻毛泽东的思想。范著《简编》重在“揭露统治阶级罪恶”,许立群《中国史话》注意“暴露统治阶层的荒淫与无耻”;辛安亭《历史课本》“充分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为了暴露敌人，延安史家往往走向“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评价统治阶级，“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
“暴露敌人”只是一种叙事策略，并不能说明作者看不到统治者的正面价值。许立群《中国史话》一方面侧重暴露统治者，另一方面又承认书中“对于某些统治阶层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积极意义的估计还不够”,正如范文澜事后检讨《简编》为了突出统治者的罪恶，不写或少写他们的贡献一样，是为了彼时“反封建”和“借古说今”。当中共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原先在革命语境下的历史叙事便显得不合时宜，读者“感到除了农民起义外，中国历史好似漆黑一团”,“读了中国历史，尽是看到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人民生活的痛苦。我们国家的过去有什么可爱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有些历史教材调整叙事策略，增加“光明面”“可爱”的地方,让学生认识到祖国的伟大，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
在延安，中国史读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农民起义，皆作为“革命”行动加以赞扬。1939年毛泽东提出著名的“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句话运用到历史，便出现范文澜说：“人民不断起义，能说是犯上作乱么?当然不能……被压迫的人民，说假话骗谁呢?除了实行起义，总不会有其他生路。”范著为历代的农民起义辩护：“农民起义军如黄巾、黑山，止是杀官吏、掠财物，并没有屠杀人民。大量屠杀人民，使生产破败，户口骤减，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象，完全是统治阶级军阀们的暴行。”张献忠在四川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活动，范称：“据《明史》说，献忠共杀蜀中男女六万万余人，又说，杀军籍九十八万人。这样夸大的记载，足证史传称献忠惨杀事大不可信。”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许立群《中国史话》、张思俊《史地课本》等都无条件地歌颂农民起义。
敌人黑暗与人民光明的对立叙事，会产生良好的动员效果。毛泽东欣赏单一模式化的叙事，他说：“一方面是人们受饥饿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延安史家深明此理，许立群《中国史话》一再刻画农民生活如何悲惨，统治者如何荒淫与无耻，如写秦汉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生活，谓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认为“一面是地狱，一面是天堂；一面是被人吃，一面是吃人。这种强烈的对比，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存在着。在这个基础上面所生长起来的仇恨，便是封建社会不断爆发的农民战争的原因”。胡绳认为在革命年代多讲过去黑暗面有助于培养阶级观点，憎恨封建统治者。他指出，渲染过去人民“过着奴隶的生活，过着屈辱的悲惨的生活”,令工农兵感同身受，“悲痛化为力量”,有效地引导接受者参与改变现状的革命斗争，“使我们的国家的那种悲痛的状况彻底地翻了一个身”。换言之，如果不能揭露统治阶级之恶与劳动人民之苦，读者就不易产生“翻身”意识，革命斗争的意志和行动便无从激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整风学习文件，“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经过此番洗礼，光明与黑暗变得泾渭分明。1942年辛安亭《历史课本》和《中国历史讲话》,对历史上的统治者略有肯定，如谓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王莽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改革家”,延安读者由此批评《中国历史讲话》“带有极浓厚的旧历史观点”,“着重了对历史人物(特别是统治阶级人物)的描述，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则很少介绍……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国的暴政刑罚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该书对这些没有着重介绍，反而说秦始皇是个‘大政治家’,强调了他的历史功绩”。与同时期延安的其他历史读物相比，辛安亭《历史课本》和《中国历史讲话》与中共官方的声音颇不协调，确实缺乏灵敏的政治听觉，时常偏离“政治正确”,因此辛安亭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这两本书也未能在根据地得到广泛翻印。
延安史学的叙事策略虽是“暴露敌人，歌颂人民”,但“敌人”不是完全不能赞扬。辛安亭被批事件在1940年代延安政治文化中不具普遍性。例如，关于唐太宗对外用兵，范文澜、许立群、辛安亭都斥之为侵略，但抗大《中国历史简明教程》和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却与他们略有不同。《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虽主张唐初对外征伐起因于商业资本的发达，但没有视之为侵略，反而从正面叙述其武功。叶蠖生作为范著《简编》写作班成员之一，他的大部分历史观点源于范著，但他的《中国历史课本》以肯定的笔调叙述封建帝王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甚至包括沙陀人李存勗。叶著最初并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到了1952年才被批是一部新的“帝王家谱”,“徒然充当了正史及正统史学家的应声虫”。
“人民”也并非不能批评，毛泽东主张“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只是要求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中共的历史读物论述农民战争，大体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为界，此前基本只“歌颂”不“暴露”,此后既“歌颂”又“暴露”。以李自成为例，范著《简编》中册(1942年)、许立群《中国史话》(1942年)、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1942年)和抗大《中国历史简明教程》第二分册(1942年)只有正面叙事，没有负面评论，但《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等根据地广泛传阅之后，根据地的课本增添“李自成的失败”一节。
其三，史学配合政治诉求。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包括史学在内的一切文化都有阶级性，服从于特定阶级的政治，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说：“无论什么样的阶级社会与无论什么阶级社会中的各别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史学自然也要服从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位，史学(求真)标准第二位。范文澜针对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2日)提出“古今中外法”,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到脱离现实斗争的学问里面去游戏，他研究古史、古哲学或个别问题，都是为了帮助今天的斗争，所以任何工作，都该分个中外，又都不脱离古今，而今总是重心点所在”。他承认史学不论表现形式如何，都是当下“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这才是“史学的正常形态”,其《简编》也不例外。
历史读物如何“帮助今天的斗争”呢?抗日和反蒋是战时延安的两大政治诉求。毛泽东主张研究民族史要“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延安的历史读物大部分完成于抗战时期，所以均侧重书写反抗外族的侵略斗争，歌颂团结抗战，谴责妥协投降。范著《简编》详述金与南宋的和战，赞扬宗泽、岳飞与杨么，攻击高宗与秦桧。此外，范氏对于明代抗倭、明末清初抗清活动，写得特别详细。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着重写“对异族侵略的英勇斗争”,如匈奴和汉族的斗争、五胡乱华、抗金运动、民族的压迫和解放、反满的民族斗争，凸显异族统治造成中国社会的停滞。
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在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1942年延安版中被刻意回避。然而，1945年新华书店再版此书时，国共内战虽还未爆发，但分裂对抗已成事实，故再版本增补反蒋言论：
国民党蒋介石虽在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特别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宣布了对日抗战，但时时刻刻没有放松过自己少数人的专政与私利，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始终没有放弃过……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消极抗战，积极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下，对日作战更不积极，国民党亲日派暗中与敌人信使往还，勾勾搭搭，不但没有加以制止，反而得到奖励，完全违反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先后发动数次的反共反人民高潮，干出亲痛仇快的无耻勾当。
中共的历史书写确实密切配合现实政治的需求，因时因地而异，诚如在延安工作过的吕振羽所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是文化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化战线又是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战线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时期都是围绕着党在当时的方针、政策，为完成党在当时所提出的任务进行的。”党的任务是有时效性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中共史家的历史作品如果亦步亦趋紧跟形势，必然要求反复修改。如果不修改，则无法与时俱进，甚至还会有“政治不正确”之虞。当年盛行的左翼历史读物之所以后来逐渐离开读者的视野，与应时者多易过时有关。
关于延安历史读物的发行量，不易精准统计，因为当时图书版权页经常没有注明印数。大体来说，1940年代初发行量较少，与1945年后成千上万地反复翻印、再版不能相提并论。1941年6月，叶蠖生认为在边区最困难还是书的问题，历史不但难读，而且难得，“如果普遍的学习，在边区将苦无书可读”。甚至到1944年，延安等边区小学生都没有足量的课本可用，“有读了二三年书到现在还没有课本的，有的是几个人共一本”。1945年有读者向《解放日报》建议，“近来我们各地的完全小学都感到史、地、自然教材有些困难，可以参考的书籍也很少，如果教员的能力低一些，简直无法着手”,希望出版“一些史、地、自然的通俗小册子，文字浅显，附有插图，可以做读物，也可当教材”。现今仍能发现根据地历史课本有的还用土纸手抄油印，字迹模糊，品质粗劣。延安等根据地最初资源紧缺，连小学教材都无法满足，推想一般历史读物的发行量应不多，受众面也就有限了。大量翻印延安的历史读物是在1945年后，尤其在1949年前二三年里，造成席卷全国之势。1944年毛泽东曾表示延安历史剧要“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这话同样适用于历史读物。中共不仅在解放区广泛翻印、再版历史作品,有的甚至在国统区被印出来，如范文澜《简编》虽屡遭国民党查禁，但仍尝试各种渠道在国统区流布,许立群《中国史话》“沪上颇多学校采作历史教材，中等以上学生采作参考书者极众”,诚如左派学人所指出，这些历史书籍虽被“反动政府明令严禁的，或是暗中禁人阅读的，倒反而风行全国”。
伴随着中共在军事、政治上的节节胜利，中共的“历史”产品也畅行全国。1946年一位拥护国民党者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只要随便调查一个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就可以发现新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左倾作家的小说书籍特别多，凡是有这些书刊的书店、书摊，随时都挤满了许多人，好奇心驱使读者，走向他们歪曲路线，投入他们血腥的怀抱，再又加上他们半明半暗的行动启示，和明目张胆的宣传教唆，这里游行，那里示威，这里成群，那里结党，这实在防不胜防，制不胜制，这才是他们更可怕的攻势。”若具体到历史作品，据1947年贺昌群的观察：“近来一般青年，即习史学者亦在其内，对于当前社会问题，颇为关切，对于史学著作，亦喜读综合性的，对当前社会有关的，故考据文章，如陈垣、胡适等所作者，已非现下思想界之主潮。而左派历史学以唯物史观而整理，虽肤浅，亦大受欢迎。”几乎同时，丁山亦有同感：“学生所读书，在文史方面，皆唯物论派也……充满书肆之文学、哲学、史学、经济、政治之新出刊物，皆左翼作品也……青年思想殆已为唯物论暗影笼罩殆尽。”顾颉刚曾反思：“范文澜、翦伯赞们所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方豪承认抗战时期中共史家“大肆活跃”,范著《简编》“秘密流通各学校”,缪凤林谓左派历史著作“充斥坊肆”,足见中共的历史读物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
在延安，范文澜的历史著作地位最高，代表中共对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在历史教育界、学术界非常有力量。许立群《中国史话》、谢华《历史》、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和《历史课本》、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都是《简编》不同程度的衍生品。其他解放区编写历史课本也多以之为参考，如1945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编《高小历史课本》。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将《简编》节录成《高中本国史》上下册，新华书店出版，作为高中历史课本。1953年李赓序《初中课本中国历史》对《简编》也有所取材。《简编》诸版成为后来编写各种国史教材的“母本”,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影响至为深远。
范文澜《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从“提高”角度讲是成功的，但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普及”要求。延安军民读《简编》者少，更欢迎许立群《中国史话》和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范著原本所承担的普及任务最后由许立群《中国史话》完成。这本小书自我定位准确，它不是知识的制造者，而是知识的传播者。许立群出身清华大学，所学专业不在史学，他最初只是“写给饥渴于我们民族历史知识的广大的劳苦群众或初学者阅读的常识书”“绝不是企图在中国历史的科学研究的成果里添上一些东西”,但《中国史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事。整理该书于1942年至1952年的出版情形：1942年1月该书初版印两千册，一月售罄，同年6月再版，此后在各地不断再版，“在抗战期间各解放区内，这本小书曾比较广泛地被翻印”;解放战争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初，此书依然在全国各地频频翻印、再版，长春东北书店发行7版累计5.7万册，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发行11版累计5.2万册，北京人民出版社发行4版累计11万册，受欢迎之程度可见一斑。
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虽没有更多力量推动中等教育，但初等教育迅速发展，小学数量猛增，均开设历史课程，于是各地除了翻印延安的小学历史课本，也开始自编教材，如1944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谢丰编《高级小学历史课本》、1945年1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编《高级小学适用历史课本》、1946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彭云编《高小历史课本》、1947年1月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编《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等。这些课本均在不同程度上取材于范文澜《简编》或许立群《中国史话》,尤其后者原本就浅显易懂，只要略为加工，即可改编成课本。如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高级小学历史课本》承认“编辑时以《中国史话》为重要参考”,并且还要求“讲授者应把该书阅读讨论，采取其观点，并吸取其故事，以丰富讲授内容”。如果说历史知识存在若干高低不同的层次，那么，范著《简编》处于顶端，读者相对少数，而许立群《中国史话》属于中级，接受者广，一般小学历史课本处于底层，它是广大小学生群体获取历史知识最主要的渠道。中共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发挥直接作用的是中级读物，诸如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等，受众尤巨。
范著《简编》知识扩散示意图
历史知识要落地，成为一种“可行动化”的思想资源，往往不是端赖那些专门著作，而是更多借助“降低一格”的历史读物在一般民众中的接受，产生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1943年前后，冀南武安柏林村知识分子组织“柏林村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曾集体学习过抗大《中国历史简明教程》,“他们见到秦始皇修筑阿房宫，压迫老百姓受苦，烧诗书，不许知识分子进步，实施愚民政策，不让人民知道国事，这种暗无天日的封建专制，不禁又想到敌占区鬼子的万恶统治，便觉得今天自己所在的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实在是很好的……因为认识的改变，就更进一步的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工作”。
关于中共的历史读物的效力，不妨借用郭沫若所谓“从反对派的镜子里去找寻被反对者的真影”论证思路，从国民党方面发掘证据。1947年代表国民党立场的一篇文章论及冀鲁豫行署教育厅编的高小历史课本：“充满鼓动叛乱之文字，如秦末之陈胜、吴广，汉末之张角，唐末之黄巢……一一列为民族英雄。而真正之民族英雄如汉武帝者则云：‘武帝之成功，多半是从侵略战争中建立的，对民众有害无益。’对于班超则评为‘富贵熏心’。其是非倒置，侮灭正义，不顾民族国家之利益，丧心病狂，储心叛乱，竟至如此!”这种颠覆传统国史的叙述，“因之史笔褒贬的向背，便是读史者心理的向背，其于世道人心的影响，殊非浅鲜”。甚或认为中共的文化攻势“实在千万倍于武力的毒素，它可以煽动流氓，可以诱惑群众，可以麻醉青年学生的思想，可以软化一知半解的上中流社会的人们。他们已经知道‘思想生出信仰，信仰生出力量’的重要，因此尽量地贩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来暗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重要。同时更贩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强调阶级的对立，来鼓吹斗争，夺取政权。他们企图在中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们的脑子里，种一些叛乱、暴动的种子，使得将来发荣滋长，就可以一鼓而得政权，这是多么巧妙的诡计”。中共出版物包括历史书籍是否确有如此大的威力还可商量，但从国民党对此类读物的恐惧来看，其对民众的政治行动具有导向作用或不能小觑。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将史学纳入革命战线，主张史学为政治服务，在叙事上暴露统治者，歌颂劳动人民，书写民众的生产史、斗争史，指示历史发展的必然前途，其目的在于培育接受者形成如下历史观点：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有规律性，必然要走到新社会；历史朝前发展的推动力是人民大众，决不是高居在人民头顶上的统治者，将来社会是人民的。读者如果接受这些思想，相应地在行动上则可能表现为：发生对新社会的憧憬，且有信心有勇气，愿意为争取新世界之早日到来而奋斗献身；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不然就是毫无价值的人。如果中共的“写史→读史→思想→行动”各个环节都能落实，使个人活动融入中共的集体行动，那么，不论从中共革命史还是从史学史角度来说，延安史学形成与学院史学截然不同的这些特质，具有不可抹杀的正向意义。
战时延安的历史写作活动是中共文化战线的一部分，它不是孤立的行为，作者群共享了延安的政治文化，彼此间有密切的联动关系，构成了一张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网络。以范文澜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简编》,最终虽由范一人改写完成，但写作班其他成员贡献了初稿，他们仍继续从事“降低一格”的历史写作。谢华的通俗小册子《历史》,由范文澜校阅，叶蠖生稍后也出版《中国历史课本》;辛安亭编写《历史课本》,曾与范文澜交流，他的《中国历史讲话》亦参考范著；许立群《中国史话》吸收范著，得到金灿然帮助订正错误；张思俊《史地课本》在辛安亭《历史课本》基础上编写。他们同处一个政治文化，不论观点、框架、叙事，还是旨趣，均存在高度的同质性。
延安史家的历史叙事除了坚持“党性”,仍具一定的“个性”。抗大《中国历史简明教程》、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对中国历代统治者发动对外战争的评价，与范文澜有别；辛安亭的历史观点与一般延安读者也不同。当时延安允许不同思想倾向的历史叙事竞存，对促进延安史学发展应有积极作用。然经整风运动后，延安的中国历史叙事渐归于单一模式，范著《简编》取代了抗大《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许立群《中国史话》取代了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张思俊《史地课本》取代了辛安亭《历史课本》。范、许、张的历史读物与延安主流观点保持高度一致，他们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在根据地(解放区)得到大规模推广，成为形塑一般民众历史世界的主导力量，而抗大《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辛安亭《历史课本》和《中国历史讲话》等则成为弱势的历史叙事，渐被遗弃。
当中共史学借力军事胜利从地方走向全国，应与时俱进，调整原先的史学模式，回归正常轨道。于是，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纷纷检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作品存在“非历史主义”倾向，即无分析地一律抹杀和一律颂扬，借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任意作历史类比，坚持要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这原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出发的契机。然而，1958年“史学革命”后，极左思潮在史学界进一步泛滥，纠偏“非历史主义”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被污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史学观点”。中共在“非常”时期形成的策略性的历史叙事原则被恶性推演，产生诸多负面结果：“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歌颂阶级社会就反动，暴露阶级社会就进步”“一见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等等，就喊打到”“只有阶级观点，没有历史观点”,“以论代史”“强迫历史的实际服从今天的实际”等,这些不正常的取向如果回溯根源，多少可从延安史学中找到孽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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