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玥玥||天津八善堂联合前后比较研究(1925—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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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玥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清末时，天灾人祸频发，因救济需要，天津的慈善组织大规模增加。其中备济社、济生社、引善社、体仁广生社、公善施材社、北善堂、南善堂和崇善东社等八个民间善堂善社在慈善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1925年，由于政局动荡，天津官办救济机构教养院的发展受到较大限制，天津警察厅急赈会的会务也处于停顿状态，民间慈善组织日常的救助活动亦自顾不暇，再无多余的力量进行其他难民救济。当时虽然报刊呼吁善士和慈善组织救济难民，但苦于实力有限，仅有极少关于善堂善社救济活动的报道。官办救济机构的不充分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民间慈善组织的联合和发展提供了机会。1925年，天津绅商意识到，民间善堂善社的联合既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增强救助力度、加快发展的方式。在此背景下，1925年9月，在南善堂常务董事杜笑山、杜筱琴主导下，以南善堂为中心，将北善堂、崇善东社、引善社、公善施材社、备济社、济生社和体仁广生社联合起来，称为八善堂。目前学界相关天津善堂善社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的组织,对民间慈善组织联合前后的变化较少进行阐述。鉴于此，本文拟对南善堂等八个善堂联合前后的组织结构、救助范围、救助力度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增加学界对民间慈善联合组织的了解，加深对天津慈善组织发展的认识。

一组织结构的优化

天津传统善堂善社的管理一般实行轮值制，“所谓轮值制，是由公正士绅商人组设管理集团，轮流值年，彼此互相监督，以防舞弊”。士绅商人参与善堂善社的管理属于义务职，没有报酬。这种管理方式主要适用于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至20世纪初，西方企业董事制的传入，为南善堂等管理方式的优化提供了指引。

备济社、济生社、南善堂和崇善东社等八个善堂属于综合性的慈善组织，均由多位善士共同创立，在管理模式上实行董事制，设立董事。创设初期，济生社、引善社、体仁广生社和备济社董事人数较少，一般不超过5人；公善施材社和北善堂董事大致为10人；南善堂董事有20余人；崇善东社董事人数最多，有百余人。关于董事，南善堂、引善社、济生社、体仁广生社等八个善堂都有相关规定，要求需在公正绅商和热心慈善的士绅中推选，并设有一定的任职期限，期满之后表现良好者可以连选连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那些打着慈善名号中饱私囊的士绅等排除在外，尽力使善堂的救助活动切实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济生社、引善社、体仁广生社、公善施材社、南善堂、崇善东社等善堂的日常事务通常由董事选举常务董事来负责。备济社有所不同，采取董事推选主任董事，共同组成董事会，管理社内日常事务。

1925年9月南善堂等八个善堂联合后，延续了之前的董事制管理方式，成立董事会。八善堂董事会成员主要以热心慈善的商人为主，属义务职，董事人数没有定额。如原体仁广生社汪春斋、程性源、钱玉堂，崇善东社郭桐轩，公善施材社张月丹，引善社萧少棠，济生社杨莲舫等董事，直接成为八善堂董事会的成员，为八善堂救助事业提供助力。据统计，八善堂董事会有董事杜筱琴、杜笑山、卞月庭等30余人组成。经过选举，八善堂董事长由原南善堂常务董事杜笑山担任，杜筱琴担任总董。由此可见，在八善堂中，南善堂起着主导作用。八善堂在救济过程中，若遇到需前往政府部门协商事宜，一般由董事会推选较有影响力的董事前往，杜笑山、杜筱琴是绝对首选。如八善堂在修造天津大红桥时，董事会特推选董事长杜笑山、总董杜筱琴、董事张荫棠、赵善卿等前往京奉铁路局进行商讨。

八善堂在决策时，主要通过召开董事会议来进行，并形成了一定的流程。在召开董事会时，先由董事长杜笑山提出商讨的议题，如当天津发生灾祸时，是否展开救济、如何救济，善款筹集情况如何等；再与其他董事共同商议，并提出解决办法，由参会董事进行表决。

八善堂不仅通过召开董事会进行决策相关事宜，而且诸董事为更有效地推行各项救助事业，先后设立了掩骨会、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冬赈救济会，在八善堂的统一组织下，正如其名称一样，它们分别负责相应的救济活动，其中较典型的是冬赈救济会。在联合之前，冬赈救济是南善堂、引善社、济生社、体仁广生社等八个善堂的常规救济事项。联合之后，八善堂不仅成立了独立的冬赈救济会董事会，八善堂董事会的多数董事同时也是冬赈救济会的董事，如杜筱琴、杜笑山、张荫棠、高聚五等20余人，占八善堂董事会成员的70%以上，而且他们大多在冬赈救济会中身居要位，主导八善堂冬赈救济会的冬赈事宜。此外，八善堂冬赈救济会董事会还邀请多位政府要人担任名誉会长、会长或副会长等职，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为八善堂服务。如担任冬赈救济会名誉会长和会长等职的直隶保安总司令褚玉璞、政务厅长赵镜波、政务厅长吴廷玉等，他们在八善堂冬赈救济会善款筹集和物资运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八善堂冬赈救济会形成了政商合力办冬赈的情况。

联合之后组织结构的优化提升了八善堂的社会公信力，而且比之前南善堂、引善社、济生社、体仁广生社等八个善堂的冬赈救济活动更加规范。如冬赈救济会需要决策的事项，需在每星期三的各股董事会和星期日的全体董事会上进行商讨。如若遇到临时情况，可以召集董事召开临时会。若参会人数为十人左右，则改为茶话会。需要救济的对象先由警察署调查造册，八善堂冬赈救济会再进行核查，并按照标准进行划分。善款的支出也有相应的规定加以约束。规范的流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慈善救助置于一个受监管的环境下，直接明了的标准也可提高公众对八善堂慈善事业的信任与支持。

二救助范围的扩大

在联合之前，南善堂、引善社、济生社、体仁广生社等八个善堂善款来源较为单一，除南善堂外，其他几个善堂的经费来源多依靠固定资产收入和董事捐款、租金、息金等。如引善社年收租金1180元，体仁广生社年收租金1272元，备济社每年可得息金4000余元。南善堂虽然通过举办大型义务戏演出筹集善款较多，如1922年12月举办为期三天的义务戏，邀请梅兰芳、王凤卿、杨小楼等名角演唱，筹得4645.59元,但义务戏演出较为依赖名角的加持，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经费的限制，八个善堂的救济范围多局限于天津市区的特定群体如嫠妇，部分受灾来津难民，贫民子弟、孤儿等。

如嫠妇救助，南善堂、引善社、济生社、体仁广生社等八个善堂均对嫠妇进行救济，公善施材社办有救济恤嫠善会,南善堂设有“青年恤嫠会”。清末民初，贞洁观念还较重，尤其是青年嫠妇“多上有翁姑，下有子女，一则延其一家之生命，再则保一身之名节，诚为莫大功德也”,但家境贫寒的嫠妇，若要保守名节，实属不易。联合之前，南善堂等八个善堂对嫠妇的救助仅限于未外出做工者，一旦她们外出做活“或备工，稍能支持生活”,就会立即停止救助。南善堂、备济社、体仁广生社等也举办过冬赈，但大多无定数。

联合之后，原本负责冬赈事宜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辞职，后继的丁振芝并未挑起冬赈的重担，故八善堂在政府的支持下接过重任成立了冬赈救济会，负责大规模的冬赈事宜。此时八善堂没有将嫠妇作为唯一的救助对象，而是直接采取人口多寡及男为生利者、女为分利者的原则，按照标准将赈户分为特、甲、乙、丙、丁五等进行救助，也就是扩大了救助的对象。对于冬赈的放赈范围，也并未局限于市区。如1926年冬赈时，在冬赈救济会董事长杜笑山提议下，也将此前被遣散回乡的各战线村庄难民考虑进去，最终决议分为城厢、四乡、战线各灾区三部分进行施救，冬赈救济范围得以扩大。

在联合之前，对于来津的难民，八个善堂也多施以援手。如1900年津邑拳匪肇乱，津民困苦流离；1902年日俄构衅，东三省复遭兵燹，济生社多筹款赈济。1908年，北乡丁字沽一带遭受水灾，相连16个村庄田庐同遭淹没，灾民衣食俱无。天津商务总会将查放北乡灾民名册函送备济社，由备济社筹办救济。1909年，天津商务总会为救助宜兴埠村苏元泰等人，向济生社请赈。1920年，天津周边各县难民来津者众多，在天津无处安身、无资度日，新车站一带难民“衣履沾濡，其一片凄惨景况，令人目不忍睹，其中有数日未食奄奄待毙者，有饥寒交迫不胜风雨者，更有弱童幼女啼饥呼哺者，种种苦况，大有朝不保夕之象”,亟待救济。南善堂、引善社等八个善堂的救助活动，对难民的赈济虽有涉及，但多限于逃难来津者。逃难来津者毕竟是少数。联合之后，八善堂特成立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不仅对来津的受灾难民提供救济，还打破地域界限，多次派车辆前往战区接送难民。如1925年12月4日国奉战争爆发，天津成为主战场，难民大量涌入天津。世界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悟善社、天主教会堂等直接派员对难民提供援助。妇孺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战时救济中得到了特别关照，先后有中国妇孺救济会天津分会、天津难民妇女救济会、天津红十字分会等为她们提供救济。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主要负责难民的收容。据统计，1925年12月19日，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将接收的各路灾民3800余人分别送往各收容所。1926年1月1日，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的收容所如普乐大街普乐茶园、大方旅馆、福厚里等处，住有男女老幼难民共22455口。1926年春，杜笑山分派妥员前往南路救济逃难灾民。据统计，从南路八里台子以西大洼中接来陈台子等村受灾难民500余人，在蔡台子村接到董家庄各村灾民600余人，共计1100余人。至4月中旬，由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救济的各村灾民已经不下五万人，除自行投奔亲友者外，在各收容所暂住者“共有三万一千余名”。收容难民后，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负责难民的衣食住。1926年夏，各收容所难民先后被遣送回籍，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的救济事业宣告结束。

八善堂救助范围的扩大与其筹款渠道的多元化密切相关。八善堂经费不仅得到政府、社会各界的捐助，还通过义务戏演出筹集善款。如1926年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成立时，有政界要人慷慨相助32 000余元，督办直隶军务兼省长孙岳捐助难民费2000元，吴佩孚亦汇款5000元等。1926年4月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共收到捐款大洋3273.83元,5月共收到捐款大洋9530.24元。7月，唐汉廷善士为给难民筹款，假座新明大戏院演唱义务戏两日，净收入6700余元，全部送交八善堂临时战地灾民救济会，用于赈济难民,可见八善堂筹集经费的多元化。

三救助力度的加强

在未联合前，八个善堂救助事项较为分散，救助人群主要有嫠妇、文贫、冬季的寒素家庭、来津避战和逃难的贫民，另外还设有贫民学校等。事项虽多，但主要集中于嫠妇。如备济社、崇善东社、引善社、北善堂和济生社恤嫠均为一月一次，北善堂“施放日期为每月二十日(或二十五日)”,嫠妇“每月每户施给玉米面一斗至二斗”,只有在冬、春两季，有特别赈施，但仅限于恤嫠户数,发放事由董事监视。备济社每月六日恤嫠一次。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济生社由于善款损失较为严重，仅重点办理恤嫠。崇善东社“每户月恤一元零四分”,并且每月将需要救济的户数固定，由立志堂(前江苏故督李纯宅)捐认300户，董事捐募100户。南善堂对嫠妇的救助力度最大，规定每月逢八日向嫠妇施放嫠米，向极贫和临时嫠妇施放玉米面、棉衣。如1918年12月8日，适逢南善堂放米之期，“各嫠妇领米者，计达二百余户。其中极贫者，外给玉面数斤，棉衣一身”。1920年南善堂施放长期恤嫠高王氏等460户，共施米840石，即长期嫠妇每户获米1.8石。1920年年末南善堂暗查极贫各嫠妇，大约数百户，每户特加抚恤洋1元,极贫嫠户每户一年得玉米面约348斤，棉衣约5件，赈洋1元。1921年南善堂恤嫠叶沈氏等400户，全年共施米642石，每户得恤米1.6石。1922年，南善堂救助长期嫠妇540户，共施米72石，每户加恤玉米面10斤，共5400斤，棉衣22件；长期嫠妇每户得米0.13石，玉米面10斤；临时恤嫠200户，共施玉米面4670斤，棉衣18件，临时嫠户每户得玉米面23.35斤；“嫠户领洋凭照，到本堂持照具领恤洋，以资度岁，每户大洋一元”。1923年上半年，南善堂对342户嫠妇施白米266石余,每户嫠妇得米约0.78石。1924年，南善堂向临时嫠妇295户施放玉米面2950斤，每户得玉米面10斤；长期嫠妇550户各得度岁洋1元，总计施放玉米面14 150斤，长期嫠妇每户得玉米面25.7斤；最苦嫠妇额外7名，连前共施度岁大洋557元，又每户加玉米面10斤，共5570斤，棉衣280件。由此可见，南善堂救济的常期嫠妇数量呈上升趋势，但最多也就550户左右，且每户所获得的赈物基本维持不变。联合之后，嫠妇救助不再作为八善堂的重要事项，而是纳入冬赈救助事业中。

冬赈作为传统救助事项，在联合前，南善堂、引善社等八个善堂均有涉及。1911年，天津商务总会与引善社、济生社、公善施材社和体仁广生社一同在城厢内外查放冬赈。1922年冬，食物昂贵，大部分人糊口艰难，一般贫户更是异常困窘，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特召集绅商开急赈会，商议赈济办法。南善堂积极响应，开展冬赈，逐户施放玉米面以赈济寒素之家。据统计，南善堂在1922年冬救济贫户701户，共施玉米面8530斤,平均每户得玉米面约12斤。备济社每年有举办冬赈的传统，通常是散放玉米面及棉衣等物，但无定数。体仁广生社每年由当行公所临时捐款筹办，以冬三月为限。崇善东社每年主要由该社董事临时募款，酌放赈粮。引善社每年冬赈施放数目无定额。联合后的八善堂，在八个善堂冬赈救济的基础上，承担起大规模施放冬赈的责任。八善堂在确定救济范围时，董事长杜笑山提及1927年春夏之际遣散回乡的难民，他们回乡时，即使立即投入春耕也有所延误。经八善堂冬赈救济会董事决议，直接将救济范围扩大为城厢、四乡、战线各灾区三大部分。经过调查，八善堂冬赈救济会总务股长张荫棠及股员报告城厢各区共56 000余户。城厢只是救济地区的三分之一，此时八善堂的救济户数，不仅是联合之前八个善堂中救济能力较强的南善堂1922年冬救济嫠妇户数的70多倍，而且也远远超过了之前负责大规模冬赈的天津警察厅急赈会所调查的贫民户数,达10 000余户，可见八善堂冬赈救济会救济的受众之多。

联合之前，在办理冬赈时，八个善堂没有将冬赈视为救济重点，未划定严格的标准，可以说较为随意，救助力度有限。联合之后，八善堂则对冬赈救济标准进行了严格地划分，按照男为生利者、女为分利者以及人数的不同直接划分为五等，即特等、甲等、乙等、丙等、丁等。不同等级，八善堂所救助的力度也不同。特等最高，赈济玉米面50斤；甲等40斤。以此类推，救助级别最低的丁等施放玉米面10斤。即使是最低等级，也与南善堂1922年冬救济嫠妇时施放的玉米面数额接近。救助力度的不同，还直接反映在冬赈救济时限的长短上。此前，八个善堂在冬赈救济上的时间较短，大多以冬三月为主。联合后，1926年冬赈救济从11月八善堂冬赈筹备大会召开时起，直到1927年5月董事长杜笑山宣告冬赈结束为止，整整历时半年，基本是联合前的两倍。在天津城厢救济贫民数为61 512户，施放玉米面1 736 160斤,足见联合后八善堂赈济力度之强。

按照学界公认的看法，明清传统慈善组织的宗旨在于施展其教化功能，与这一目标相适应的是，传统慈善组织的活动内容基本没有越出“养育”的范围。近代以后，社会秩序和社会思想都发生了剧烈变动，戒烟会、新学堂等新兴慈善机构纷纷出现。清末民初创办的北善堂等八个善堂的董事感受到救助的现实需要，但受限于经费，他们将目光主要聚焦于贫民教育，通过设立学校为贫民子弟、孤儿提供免费的学习机会。即便是联合之后的八善堂，之前善堂所创办的学校依旧存在。如引善社附设的义赈小学依托社内房屋为校舍，教员为半义务职。崇善东社附设的崇善小学校规定贫儿免费入学。南善堂董事李星北、刘渭川诸君亦热心教育，认为“国家根本大患，莫若贫民之失教育”,“近查各户贫民子弟入学甚为艰难，昨在该社附设商业学校，预备招募新生教授”,专收没有能力求学的贫寒子弟，“授以简明知识，不收学费，并供给一切应用书籍文具”等。开办时，一切建筑等费，都由南善堂承担。到1924年，南善堂仍捐800元充作办学经费。对于成绩卓著的学生，经杜笑山会同教员赵毅荪考验后，有“谢金科等七名，均行分别保送在南洋烟草公司、广生行、民强报馆等处，练习营业，以资谋生”,此举“诚为树儿童立身基础之方针”。联合之后，1926年10月，南善堂意欲将附设的商业学校改为蕴山小学，加以扩充。1927年1月，蕴山小学校经改组，并将“组织情形分函查照在案”,“聘妥富有经验之师范学校毕业学员、担任教授，并添招高级初级新生及插班生”。

需要注意的是，联合后的八善堂还将救济置于修建大红桥等公益事业上。1924年夏末，天津猛降大雨，河水漫上两岸；大雨过后，大红桥护岸及桥台皆被冲毁,行人来往多有不便，也给实业造成不小影响。政府深知修筑大红桥的重要性，但财政有限，并无多余精力和款项，只能一拖再拖。1926年，八善堂诸董事共同决议，将其战地灾民救济结束后尚未使用的善款用来修筑大红桥。八善堂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一方面是因为其作为民间善堂善社的集合体，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八善堂的部分董事或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直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于八善堂的救济事业多有裨益。当政府面临影响地方稳定却无资金可投入的社会工程时，八善堂挺身而出，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这对政府及八善堂来说可谓是双赢，也体现出八善堂一定的公益属性。

四余论

南善堂、引善社等八个善堂在联合前均属于综合性慈善组织，他们各自独立，自行筹办恤嫠、冬赈等传统慈善事业。受限于资金和董事人员的匮乏，南善堂、引善社等八个善堂的慈善救助一直处于相对稳定但规模不大的状态。1925年八善堂联合后，众多绅商、政府要人参与到救助事业中，并采取召开董事会议的方式进行决策。政府、社会捐助和义务戏演出等多种筹款方式，扩大了八善堂的资金来源。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八善堂在确定救助对象时，更加多元化，并未按照某一群体来划分，而是依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灵活确定救助对象。如1925年年末国奉战争爆发后，八善堂直接将兵灾救护作为救助主项。兵灾救护后，因有余款，遂即投入到修筑大红桥等社会公益事业中。1926年冬，八善堂直接承担起大规模冬赈的重担，从确定救助地域范围、划分救助人员等级到救助物资的筹集发放等均较联合之前的八个善堂有极大的提升，救助时间的延长便是直观体现。

但八善堂仅存在两年有余，不管从善堂管理的规范还是救助活动的近代化方面均与当时天津的广仁堂有差距。广仁堂建于1878年，存在70余年，在此期间该堂的领导机构逐步完善，从刚成立时的总董和副董各三人负责制，发展到后来的值年总董和驻堂总董共同负责制，民国初年领导机构变革为董事制。为更好地监督，广仁堂特设有议绅四人稽查和评议堂内事务，享有随时监督堂务办理进展情况的权力。八善堂则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只在冬赈救济时，加强了对善款的管理，决议“每逢出入款项，先由董事长盖章后，再由副董事长暨总务股长、会计股长会章，以昭慎重”。

资金筹集方面，广仁堂成立初期得到了南绅及李鸿章、津河两府属衙门等的捐助，三关洋药捐的拨充等。关于财务，广仁堂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保证资金不被滥用。为扩充善款来源，广仁堂还利用余款购置土地、添建房屋出租、发商生息等生财手段。即使后来在官方拨款不及时的情况下，广仁堂依旧能够正常运行。相反，八善堂由于存在时间短，未购置固定资产，善款主要依靠外界捐助和义务戏演出，不稳定性较强。广仁堂以“收养穷无所归之节妇或穷无怙恃之幼童幼女为宗旨”。节妇进入广仁堂后，由广仁堂雇佣善于纺织的老妇教授纺织技能。，随着西方慈善思想的传入，广仁堂在振兴实业的浪潮中开设了女工厂，“仿照实习工场办法，教授堂中妇女及附近女子以各种工艺”,“是为女子职业之先河也”。广仁堂还建立了女校，为恤女提供科学文艺知识和生活生产技能的课程，力求可以培养出具有技能、知识和思想的时代新女性。此外，广仁堂所设的慈幼所承担起必要的蒙养教育，使得慈幼所之类的机构初步具备了公共教育的社会功能。反观八善堂的救助活动，大多停留在提供衣食住行等方面，没有对被救助者传授谋生技能。八善堂所举办的救助活动，仅有附设的商业学校和大红桥的修筑显示出了一定的公益属性。可见，从救助事项来看，八善堂仍属于传统慈善组织，没有依托义务戏演出这一新型筹款方式而与时俱进，进一步推动八善堂的公益属性，承担起开民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原文载《史学月刊》第11期，注释从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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