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悦||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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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悦，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摘 要：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作多部文化史巨著，并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观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在德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议，同时，在欧美国家乃至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一史学现象得益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与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新史学运动之间的同频共振，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日益紧密的史学交往。另一方面，德国以外的学者出于为自身研究需求服务的目的，更多地聚焦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中的“新史学”部分，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新史学”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未予以彻底的剖析，对于他的文化史观中所渗透的德国传统史学的底色也没有察觉，这成为史学传播与交流之中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兰普莱希特;德国史学;文化史;史学传播;新史学

卡尔·兰普莱希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最著名的文化史家。他不仅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派提出了严厉批评，还身体力行地写作了《中世纪德意志经济生活》和《德意志史》等多部文化史巨著，积极从事文化史理论建构工作，提出了文化史观。然而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受到大多数专业史学家和学院派史学家的坚决反对，在德国史学界激起了一场“兰普莱希特争论”,也称“方法之争”,争论“没有将德国的历史研究引上新的途径”。在德国，文化史和社会史不仅没有成为显学，反而在历史编纂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被完全被排斥于德国大学之外了”。身为莱比锡大学教授的兰普莱希特在德国职业史学家圈内名声扫地，受到业内同行莫大的敌视和孤立，甚至可以说兰普莱希特本人沦为了“德国史家中的边缘人物”。虽然兰普莱希特在德国史学界遭到排挤，但是争论却使他在外国同行之中出了名，他在国际史学界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同时代多数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世纪之交，兰普莱希特的国际声誉仅次于兰克和蒙森”,收获了大量积极正面的评价，其接纳认可度远远超过他在德国国内的情况。在德国处处碰壁的边缘人何以使他的文化史写作成为国际史学界沟通的媒介之一?兰普莱希特这般反转境遇得益于他经常出访欧美国家宣传自己的文化史观，结交外国学界友人。因此，一些著述被翻译成外文出版，影响力甚至扩展到东亚地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各国历史学范式转型也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倡导文化史书写、引导历史学新方向的兰普莱希特正是先行者之一，从各国史学家对兰普莱希特重视的背后或可窥探史学传播的“游戏规则”。

01

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与美国“新史学”

1895年《德意志史》引发诸多争议的第5卷出版面世，兰普莱希特正面对着德国同行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历史学家查宾却给出了全然相反的评价，他在一篇书评中不吝赞美，认为兰普莱希特是“德国第一位从更为广阔的立足点担负起写作全面历史的历史学家。其写作风格清晰明快、引人入胜，《德意志史》第4-5卷对资料的整理比例均衡……我们有理由去期待在未来的日子更多卷的出版”。查宾甚至将《德意志史》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的著作《英国人民史》相媲美，认为“政治事件的描述十分清晰，城镇生活栩栩如生；书写艺术和文学的篇幅也恰如其分，在艺术和文学方面也很具鉴赏能力。《德意志史》是当今德国史学界论述全面且可读性强的杰作”。

兰普莱希特在美国学界可谓先声夺人，这与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运动掀起“新”时代的学术浪潮有着直接关系，新经济学、新教育学、新哲学、新史学等人文学科皆以“新”命名为荣。与此同时，生物学的革命性发现，尤其是达尔文的研究，让美国历史学家大受启发，他们纷纷开始思考历史应该同自然一样被规律所统辖。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美国“新史学”与强调为历史学引入自然科学相关方法、发掘历史普遍规律的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一拍即合。

1898年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师厄尔·威尔伯·道(Earle Wilbur Dow)发文评价兰普莱希特的《德意志史》,直接将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研究与新史学联系在一起。厄尔·道声称“新史学”应该考量人类的所有活动，政治生活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对象，国家也不是统御万物的因素，而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伴随精神—文化发展的指示，相统一于社会心理。厄尔·道明确指出兰普莱希特反对兰克的主要命题“事情原本是怎样的”,提出了“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盛赞他不再满足于只书写历史事实，而进一步探寻历史规律等深层次问题。厄尔·道对《德意志史》中“展现经济生活，并且带有极大的热情讨论民族国家文明的演进，运用新的历史学方法论，以现代的视角观察”大加赞扬，直接指出作为专业史学诞生地的德国陷入了困境，而这一困境没有为多数的专业史学家所注意，他们没有注意到公众的兴趣“不再只局限在政治问题；大众更多地关注种种社会现象”。

寂寂无闻的查宾和厄尔·道将兰普莱希特引介到美国，真正将兰普莱希特在国际史学界的形象完全树立起来的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新史学旗手詹姆斯·鲁滨逊。1888—1890年鲁滨逊曾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学习，受业于著名经济史家古斯塔夫·施莫勒,兰普莱希特也是施莫勒的学生，两人的交集自此开始。尽管在德国留学，但鲁滨逊几乎没有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反而是经济史和社会学深刻地形塑了他的史学观念，他直言：“社会学正在崛起，不仅仅在于改造我们当前的想法，而且在于引入一个相应激进的方法改变我们审视过去的方式，尤其是长久以来我们应对历史事件的方法。”1895年鲁滨逊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也开始为创建美国的“新史学”积极奔走，1898—1900年他开设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等文化史系列讲座课程，几乎场场爆满，已然建立起美国史学界对新史学的信心。

此时正处于争论胶着阶段的兰普莱希特收到了鲁滨逊的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在美国传播的大门。1900年鲁滨逊主编文化史学术刊物《国际月刊》,他写信向兰普莱希特约稿，并且直接表态：“我相信，您和贝洛教授之间的争论并不会动摇《国际月刊》读者对文化史的兴趣，所有英语世界的历史系学生对您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这封信透露了颇为重要的信息。在美国，以鲁滨逊为代表的英语学者，尤其是众多年轻学子在了解“兰普莱希特争论”之后，更为热烈地拥护这位与德国传统史学无畏对抗的文化史家，他们对文化史书写充满了信心。

1904年8月，鲁滨逊邀请兰普莱希特赴美讲学，此时正值哥伦比亚大学建校150周年校庆，兰普莱希特是当时为数不多受邀访美的欧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还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在长达数月的学术考察中兰普莱希特走访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点军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高校。1904年9—10月兰普莱希特分别在圣路易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两场学术报告，以历史学发展、现当代历史学科的特征为题，总结了早年提出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并提倡普世史研究。报告大获成功，1905年由鲁滨逊亲自操刀完成了整理并出版成册，题为《什么是历史?现代历史科学的五堂讲座》。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引发了众多美国学者的回应：爱莎·克里尔·蒂尔顿认为兰普莱希特的方法“有趣而有创造力”;帕西·修斯认为报告虽然很有吸引力，更让人期待《德意志史》尚未出版的几卷，但报告内容并不是“安全稳妥的导入课，对现代历史科学的诸多逻辑性问题也没有多少启发性的贡献”;尤利西斯·文斯里认为“兰克描述的历史书写终将被历史分析的方法所取代，兰普莱希特强调心理学的方法，不会让历史消融在大众心理学和历史社会学之中”;罗斯科·哈姆评价兰普莱希特的后期著作《德意志近现代史》 “主题宏大，凡是对德国近现代史感兴趣的人一定不要错过”。美国学者纷纷撰文形成了对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大讨论的景象，更加渲染了美国方兴未艾的新史学氛围。1906年，兰普莱希特还被授予美国历史学协会荣誉会员称号，成为美国权威学术体系认可的外国学者。

兰普莱希特和美国新史学正式联系在一起的标志是1911年鲁滨逊的大作《新史学》出版问世。此时，“方法之争”在德国已经基本偃旗息鼓，但兰普莱希特在美国的热议程度丝毫未减，鲁滨逊开始更为自觉地挖掘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中的新史学内涵。《新史学》被誉为开创美国新史学的宣言书，书中多次提到兰普莱希特，两人的史学理念相通之处在书中俯拾即是。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列举了三条：“史学界的通病：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毫无意义……不但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和兴趣；不讲别的重要的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只是因为他们在编年史中很突出，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失去了历史的眼光。”这与兰普莱希特批判兰克史学的个人英雄史、政治史和事件史一脉相传，兰普莱希特早在1896年的《历史学旧与新的方向》一文中明确表示：“要想真正了解德国民众的精神心理，政治史、经济史抑或是个人英雄史都是无法承担起这项任务的，而只有无所不包的文化史才能完成。”由此看来，两人都认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应该从事件史和外交史转向社会史、经济史和大众精神现象；都认为历史学的功用应该定位为满足现代的需求，每个时代都应该写作自己的历史。鲁滨逊认为旧史学“下了些功夫去查出事情实际是怎么样的——‘它本来是什么样的’。然而，他们没有试图推断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它怎么会变成这样’。两三千年来，历史主要还是对过去的时间的记载……但是，描述过去的事是一码事，而确定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则是另一码事”。另外，鲁滨逊还提出，“从狭义的科学观点来看，历史学家比作家地位稍高一些，但却比天文学家或生物学家低得多……今后他(历史学)应立志，不仅要确切弄清楚事情是怎么样的，而且要发现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一主要论点直接借鉴了兰普莱希特反对兰克的“事情是怎样的”而提出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综上，鲁滨逊一度被称为“小兰普莱希特”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们“所提倡的新史学有诸多共同点，他们都全然抛弃了旧史学的基本前提：历史的正当主体本质上是政治的，历史著述的天然模式根本上是叙述的”,两人尤其在批判政治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上心意相通。然而，鲁滨逊没有完全消化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中新史学层面的内容，正如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的评价：“兰普勒希特的新史学并不全然是布克哈特式的；鲁滨逊的也不是兰普勒希特式的。”的确，如兰普莱希特的德国历史的文化分期理论、纷繁复杂的心理学等跨学科方法，以及文化-普世史的倾向等一些文化史观创见，鲁宾逊没有过多着墨，但他的弟子哈里·艾莫·巴恩斯撰文进行了梳理。巴恩斯声称新史学的首要人物是兰普莱希特，巴恩斯还提出历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历史学的任务都在于深刻地了解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要认识物质环境和人类集体的历史需要从事新史学的人彻底熟悉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

美国新史学的另外两位元老级人物，新政治史家查尔斯·比尔德和进步主义史家卡尔·贝克尔也是1904年兰普莱希特讲座的听众。贝克尔更成了兰普莱希特的忠实拥趸，贝克尔也反对兰克的“如实直书”,认为让史实本身来说话的观点是荒谬的。在191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上贝克尔发表了题为《社会问题和观念对历史研究和撰写的影响》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兰普莱希特的著作和方法论，认为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象征着德国历史学从方法到内容上的全新定位。但贝克尔认为兰普莱希特用社会心理因素解释历史是不合理的，由于历史学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并不能清晰地区分历史和现实，“现在”是“过去”的产物，但同时“过去”也是“现在”的产物，历史的连续性是人的主观产物。贝克尔认为：“虽然历史学家们在一些方面各执己见，但是历史综合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从整体上展现社会发展和民族生活，更好地理解当今的社会组织，人的复杂的活动，所有复杂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而兰普莱希特的方法论体现出了《德意志史》的重要性，兰普莱希特意图从具象的事物中释放出社会精神、社会心理。”

《美国历史评论》主编约翰·杰姆森也与兰普莱希特有着密切的交往。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杰姆森和兰普莱希特相识，19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两人进一步熟识，1905年杰姆森在任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历史研究部主任期间，为兰普莱希特在莱比锡大学筹建“文化—普世史研究所”提供了资金帮助,研究所下设了美国学研究。杰姆森与兰普莱希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两人尤其在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产生了很多共识，两人还就移民史中以地籍图在历史地图学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1906年起杰姆森为兰普莱希特的地图学研究计划提供支持，1912年3月兰普莱希特向杰姆森提议“移民史在美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提出在美国成立过程中多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贡献应当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此外，通过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泽尔的引介，美国边疆学派史家弗雷德里克·特纳与兰普莱希特结识，并且都受到卡耐基研究所的资助，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资料证明两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

兰普莱希特的国际声誉吸引了许多美国学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威廉·多德。他是兰普莱希特较早的一批留学生，1897—1899年在莱比锡大学就读并获得博士学位，凭借《1796年杰斐逊重返政坛》一文在美国学界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1903年多德回国后发表《卡尔·兰普莱希特与文化史》一文，宣扬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对于美国史学的价值，认为美国史学家不必担心美国会重演德国的“兰普莱希特之争”,因为在美国文化史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了。这篇论文也是为兰普莱希特1904年再次访美的学术之旅造势。此后多德一直致力于在美国宣传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并撰写了多篇评论。1914年兰普莱希特又一次访美，在美国艺术和科学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同年，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又邀请他担任客座教授，但一战的爆发使此事作罢。

兰普莱希特和他的文化史观在19—20世纪之交的这次“美国之旅”基本上畅通无阻，然而他的史学观念在传播过程中也遭受过质疑，最具代表性的是阿莱·巴斯罗·肖于1913年发表的《德国的新文化史》一文。肖虽然肯定了“兰普莱希特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其研究“照亮了其他学者未曾留意的德国历史中的晦暗角落”,但肖还对其文化史观进行了诸多鞭辟入里的拆解，甚至说兰普莱希特的思想是“机械的、教条的、非历史的”,《德意志史》以及其他论著中“随处可见武断的假设，自以为是的体系构建，牵强的阐释”。具体而言，肖认为兰普莱希特的著述缺乏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的支撑，而这样的著述最终会沦为“一座漂亮但不牢固的纸牌屋”;对于兰普莱希特想把“文化时代学说”运用在世界各国的设想，肖则反问道“这是重大发现么?并不是，甚至有些荒谬”;至于普世史的构想，肖也不以为然，“也许有一天会出现真正的普世史，但绝不是兰普莱希特的那种”。值得注意的是，肖不赞同兰普莱希特的实证主义倾向，肖说“历史不会形成像生物学那样的话语体系。对于植物学家来说一棵植物也许和另一棵植物没什么区别；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两个普通人不可能相似到会照着一个模式发展”;至于兰普莱希特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社会心理学，肖也提出了异议。19世纪末心理学成为炙手可热的独立学科，这有赖于莱比锡大学心理学教授、被誉为德国现代实验心理学之父的威廉·冯特的积极推动。兰普莱希特正是在冯特的影响下在莱比锡大学倡导跨学科，将心理学引入历史学研究。对此肖的立场十分鲜明，超越了简单介绍的层面，他坦言：“心理学不能定义历史学的方法。心理学对历史学来说是辅助科学,不是全部。”对于兰普莱希特将社会心理视为研究对象，肖则认为：“其实就是将早已广为人知的时代精神新瓶装旧酒而已。”肖虽然点破了历史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但没能完全理解兰普莱希特将社会心理、集体心理置于研究重心，很大程度是为了反对传统史学的个体心理研究。

综上可见，兰普莱希特与美国历史学界的交往是全方位的，从知名学者、权威期刊主编、学术赞助人到留学生，学界的各阶层类型人群几乎都囊括其中。这种影响力在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史学家之中实属凤毛麟角，兰普莱希特几乎凭借一人之力，为美国新史学增添了来自德国文化史的缕缕微光。美国新史学的领军人物们或是以书信进行交流，从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中汲取了一些关键性的理念，或是满怀兴趣地参与讲座、发表评论文章，投身于文化史的讨论之中，可以说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掀动了西方新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小高潮。

与此同时，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被美国史学界重新解构的现象，尤其值得玩味的是美国史学界与德国史学界对于兰克和兰普莱希特的定位都存在着不小的偏差。19世纪末大多数的“美国历史学家因为不能够理解兰克历史思想的哲学意义，就把兰克对文献的分析批判(这是他们所理解的，也是适合于他们赋予历史以科学的尊严所需要的)和兰克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分裂开来了。但是在德国，兰普莱希特在实证主义的大旗之下，说兰克是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这是基本正确的解释，也得到了兰克的护卫者的完全同意”。“兰克的护卫者”指的是聚贝尔、特赖奇克和梅尼克等传承兰克史学的德国史学家，而他们所塑造的偏向历史主义观念论的兰克形象正是兰普莱希特集中火力批判的，也是为自己的文化史观所树立的对立面，但基本上没有美国学者关注这一精髓部分。美国学者的“选择性无视”使得在美国备受推崇的兰普莱希特没有能够扭转已然有失偏颇的兰克形象，当然这也与兰普莱希特在美国只是着力推进自己学说中容易被人理解的部分有关，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学界对于德国史学的整体认识流于浅表。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同时代的美国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人深究他们所推崇的兰普莱希特文化史在德国本土遭遇滑铁卢的根本原因。多德曾说：“文化史这一兰普莱希特所提出的信条已经不再陌生……相比其他国家，这个由德国历史学家提出的概念已经被美国学界更广泛地接纳了，而且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至于原因，可能是因为兰普莱希特学派的原则令人信服，也可能是因为美国学者开放的心态和我们想要摆脱传统和阶层歧视束缚的自由之心在发挥作用。”所谓美国史学家的“自由之心”落脚在他们需要自由地建构自身的史学范式，此时他们并不在意德国史学界对兰普莱希特抑或是兰克的评价，他们需要的只是赫赫有名的德国历史学家为美国的新史学运动声援。即便是身为美国学界的特例、解读有创见的肖也没有从德国史学更为深刻的独特性质中去挖掘兰普莱希特文化史中的牵强矛盾之处。多德在1917年给贝克尔的信中坦言他曾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受到了兰普莱希特的引导，但现在自己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观点了，而这似乎是20世纪初期美国学界对兰普莱希特文化史的最后反思。

02

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在欧洲的传播

相对于在美国备受追捧，兰普莱希特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境遇不尽相同。他凭借187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1世纪法国经济生活研究》较早地进入到法国史家的视线内。1884—1885年期间曾在波恩大学和兰普莱希特共事的法国学者A.马里亚纳将《11世纪法国经济生活研究》翻译为法文，与自己的博士论文合为一体以《中世纪初期法国经济状况研究》为题发表出版。除此之外，经济史家乔治·布隆德尔在1886年给兰普莱希特的信中还表达了对《11世纪法国经济生活研究》的服膺，1887年他又对兰普莱希特的另一部经济史著作《中世纪经济生活》颇为赞赏，称其“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都非常杰出”。

法国史学界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追寻新的研究方向，法国“在1890—1910年，方法史学处于混乱之中。它受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指责它对客观性的崇拜以及不太重视历史认识中的特殊过程；另一方面，揭露它过分以个体为基础，以致科学性不足”。法国学界虽没有发生类似德国争论那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但新史学的来势汹汹，再加之德国争论的冲击性波及法国，《德意志史》以及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也正式传入法国，然而他此前以中世纪经济史研究树立起来的良好口碑在此时却屡屡碰壁。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斯泰尔·库朗日严词批判了《德意志史》前五卷中的中世纪村社理论，这基本反映了法国传统史学家的态度。曾经对兰普莱希特的经济史研究赞誉有加的布隆德尔，对《德意志史》的态度却完全相反，观点与立场和德国的一些反对观点类似。兰普莱希特对布隆德尔的回击也很激烈，怒斥法国学者和某些德国历史学家一样不公正。尽管两人之间的交流没有就此中断，但已然回避有关文化史的讨论，更多地探讨法德两国的政治关系。

尽管受到了传统史家圈子的冷遇，兰普莱希特在法国新史学界也不乏知音。在1900年在第一届国际历史学大会上，兰普莱希特结识了法国著名史学刊物《历史评论》的创立人加里布埃尔·莫诺和亨利·贝尔,其中亨利·贝尔还在1900年创立了法国新史学的代表刊物《历史综合评论》,确立了历史综合观，即“特别关注历史与整个科学中所发生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争论……为了不同认识间的综合而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相互接近和相互合作，通过综合来超越分析的愿望是贝尔的主要创新之处”。创刊后，亨利·贝尔邀请兰普莱希特到巴黎为《历史综合评论》作文化史方法论的报告，1900年第3期刊出题为《德国历史方法论》的论文。在文中兰普莱希特认为“个体并不拥有绝对自由，他是被包含于时代之中的……他只拥有一位船上游客所拥有的自由”,将历史建立在包含文化的概念之上。至此，两人的学术观念更加贴近。1903年，亨利·贝尔着重强调了兰普莱希特在方法之中扮演了“反思德国历史学基础第一人”的角色；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会议的再次会面使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1905年《历史综合评论》刊载了法文版的《什么是历史?现代科学史学》。亨利·贝尔还为“方法之争”双方提供了辩论的舞台，德国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历史学家恩斯特·伯恩海姆等人都曾在《历史综合评论》开设专栏。1905年亨利·贝尔又写作一篇论文《德国理论家》,总结德国的争论是一场“有关古老的个体主义概念和新兴的集体主义概念之间的斗争”。亨利·贝尔与兰普莱希特的学术互动揭开了20世纪法国新史学帷幕的重要一章，也使兰普莱希特成为讨论法国史学转型不能回避的人物。此后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曾就兰普莱希特和拉泽尔有关瑞士、巴伐利亚地区以及法国的地图绘制进行了专题讨论,说明了德法两国新史学家注重历史地理研究的特点。

英国史学界对于19—20世纪之交欧美各国的史学变革几乎置身事外，兰普莱希特的众多助手中也只有寥寥数人来自英国。但仍有一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巴格诺尔·布瑞接触到了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布瑞在1903年出任剑桥大学的钦定近现代史客座教授，并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科学性》的就职演讲，他说：“历史学不折不扣是一门科学……历史学不是文学的分支。历史学的事实，和地质学或天文学上的事实一样。”对于历史学的科学属性问题两人不谋而合，在扩大历史学研究领域、运用历史归纳法等问题上两人也有类似的见解。方法之争在布瑞看来是促成19世纪末德国史学转型的导火索，兰普莱希特基于每个历史阶段的心理精神状况的文化史方法论在巴里看来是当时最具信服力的尝试。

在英法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里兰普莱希特也享有较高的美誉度，如1911年他在挪威奥斯陆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的头衔，而他与比利时著名中世纪史、经济史家亨利·皮朗的学术交往最为深入。1883年，兰普莱希特为加深对邻国历史的认识邀请皮朗为《西德意志历史与艺术杂志》撰写一篇比利时史的论文,至此两人开始了稳定的学术交流。19世纪80年代比利时历史学家深受德国的中世纪研究风潮的影响，年轻的皮朗也不例外，他在1886年给兰普莱希特的信中提到博士论文希望以中世纪城市经济社会为论题。在1893年的德国历史学家会议上，兰普莱希特、皮朗、加里布埃尔·莫诺三人就地方史研究的系统化进行了讨论，计划合作完成法国-比利时-德国的历史地图集。1895年到1900年皮朗和兰普莱希特之间保持了长达五年的通信。1897年，方法之争在德国进行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皮朗在法国刊物《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德国的史学之争》一文，使得法语学界能够全面且详尽地了解争论的来龙去脉。皮朗态度鲜明地表明了完全支持兰普莱希特的立场，并且回击了新兰克学派史学家海因里希·芬克(Heinrich Finke)有关细节错误的批评。兰普莱希特无所不包的文化史观深深地影响着皮朗，经济、社会和艺术—精神力量的发展也是皮朗的研究重点，区域史书写也深受兰普莱希特的启发。

早在1894年皮朗便向兰普莱希特透露了写作16—17世纪比利时史的计划，皮朗想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即巴隆地区和佛兰德地区的相互关系探讨现代比利时的起源，还加入了前人几乎没有涉猎的社会文化发展史，提出要探究“民族之间共同的文化”。兰普莱希特非常支持并协助皮朗从1899年开始出版德语版和法语版的《比利时史》。皮朗探讨了大量有关国家、民族等话题，《比利时史》在比利时学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19世纪80年代以来比利时南北对立，民族意识淡薄，南部的瓦隆地区隶属天主教-保守派，而北部的佛兰德地区自由风气盛行，这部证明比利时民族统一性的历史学著作自然引发热议，批评者甚至认为皮朗受到兰普莱希特的教唆和误导，兰普莱希特对此也无奈地调侃道：“《比利时史》的出版引起了比利时的‘方法之争’。”兰普莱希特很快认识到批评者是就皮朗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比利时史》准确精细的内容实则没有受到攻讦。兰普莱希特在给皮朗的信中说：“看到您的著作好评如潮，我衷心地为您感到高兴，《比利时史》也代表了比利时学界的研究水平正在向德国看齐。”45兰普莱希特的预言可谓精准，皮朗很快成为比利时学界公认的新史学奠基人和开拓者。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皮朗借助学界对《比利时史》的认可，宣扬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在欧洲其他国家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荷兰历史学家彼得·雅各布·布洛克是兰普莱希特的至交。与皮朗的关系类似，兰普莱希特与布洛克也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1893、1894、1896和1903年布洛克大力宣传《德意志史》,连续发表书评,而布洛克所著的《荷兰史》也由兰普莱希特翻译为德文出版。

随着欧洲局势的日益紧张，德意志帝国主义扩张野心逐渐膨胀，兰普莱希特和这些邻国学者的关系也不复当年，尤其是与皮朗在对“民族”等重要概念的理解上分歧越来越明显。鉴于德国浪漫主义—大众整体传统的影响，兰普莱希特秉持囊括广大地理空间的文化民族的观点，而随着比利时民族国家渐渐紧密结合，皮朗渐渐从文化民族理念转向了国家民族理念。皮朗虽然也研究民族核心区和相邻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换效应,但是他认为民族的本质中并没有涵盖文化交换效应。两人之间坚固的学术友情最终在德国入侵比利时之后开始出现裂痕。政治因素的掺入和时局变化的影响，让史学观点的传播和本限于兰普莱希特和皮朗之间的学术交流更显错综复杂，这是兰普莱希特文化史传播过程中在别的国家不曾遇到的现象。

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列汉诺夫较早注意到兰普莱希特争论，他说：“德国历史学家中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相当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历史科学应当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政治史，而是整个来说全部历史生活的总和。后面这一派的代表之一就是卡尔·拉姆普雷希特、《德国史》的作者。”普列汉诺夫虽认为兰普莱希特对政治史、伟大人物之外的“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关注“值得称赞”,但他话锋一转又直言这种关注不过是从19 世纪 20 年代的法国史家基佐、米涅、梯叶里等人“陈旧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复印下来的模糊不清的摹本”。对于兰普莱希特将“社会心理作为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身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普列汉诺夫相信“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才能敏锐地指出争论中“反对者们指责拉姆普雷希特是‘集体主义’,是唯物主义，甚至把他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神论者’混为一谈……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03

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在东亚的影响

在东亚，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声名远播。19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史家，提倡写作“民众史”,后来变成了“文化史”。兰普莱希特的著作很早就有了日文版，也有一些人受此影响，特意到德国留学追随他。京都帝国大学的西田直二郎对兰普莱希特的《德意志史》《什么是文化史》等论著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兰普莱希特“从经济史出发探索作为整体史的文化史。兰克学派传统史学的对象停留在对不可重复之事实的认识；与之相反，新历史学是‘状态’的历史。‘状态’会反复出现，因此才有可能将事实类型化并加以把握，强烈主张对个人历史式的政治史、编年史进行批判，西田认为这一历史理论开拓了历史认识新天地，对它给予了期待”。日本的这股风潮很快传到了中国，1908年6月26日《学报》刊载的《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一文，翻译自日本学者濑川秀雄的《西洋通史》第四编的相关章节，这大概是中国学者最早提及兰普莱希特的文章。

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进入中国并不是由日本单线传入的，蔡元培是最早接触并且深受兰普莱希特史学影响的中国人。20世纪初蔡元培宁愿放弃公费去日本留学，而自费去德国，他认为“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1907年5月，蔡元培来到柏林大学。1908年8月，经德国著名汉学家孔好古介绍，他又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学习。1909—1911年，蔡元培集中选修了兰普莱希特的7门课程：《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1909年);《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史》(1909—1910年);《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1909—1910年);《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文明》(1910年);《史学方法与历史艺术观》(1910年);《古典时期的德国文明》(1911年);《专制主义时期的德国文明史》(1910—1911年)。1912年冬，蔡元培受兰普莱希特之邀再次赴莱比锡大学学习，选修了《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欧洲历史》。这次蔡元培不再只是作为学生聆听讲座，他还开始在文化—普世史研究所中进行考察调研。兰普莱希特说：“蔡元培先生是我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中介人，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文化史的课程，尤其对文化分期有所掌握，后来他回到中国成为新成立的文化部部长，在这期间他又回到文化-普世史研究所继续做调研。”

蔡元培称赞“兰普来西氏是史学界的革新者”,还引荐了兰普莱希特“文化时代”学说，“他分历史为五个阶段：(一)符号时代，(二)雏形时代，(三)沿习时代，(四)个性时代，(五)主观时代”,并结合中国及各国发展的史实予以详细解说。蔡元培敏锐地观察到兰普莱希特以艺术史的角度揭示早期人类的心理状态，他说：“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形美术，如雕刻、图画等。彼言史前人类语言、音乐均失传；惟造形美术尚可于洞穴中得之，由一隅反三隅，可窥见文化大概。研究所中搜集各地方儿童图画甚多，不但可考察儿童心理，且可与未开化人对照。”1910年蔡元培发表的《中国伦理史》在兰普莱希特早期的“文化时代学说”理论框架下写成，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的一次尝试。然而蔡元培总结兰普莱希特的研究是“文明史”,尽管兰普莱希特后期研究方向转为普世史，介绍各国文明并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但兰普莱希特并没有写作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文明史观”,所以蔡元培没能从整体上、从变化的角度考察他的老师的文化史观。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股推介国外史学论著的热潮，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到兰普莱希特。1920年，鲁宾逊所著《新史学》被引入中国，由何炳松翻译，朱希祖作序。在序言中朱希祖说，兰普莱希特的《近代历史学》(即《什么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历史学要在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方法之间做出选择。在朱希祖看来，兰普莱希特认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于“全体社会”;研究历史的关键在于研究社会心理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兰普莱希特独特的文化史方法不仅影响了朱希祖的历史观，还直接影响到他在1919年开始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进行的大规模变革：“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特别注重的，就推社会心理学。”朱希祖的改革理念很大程度上借鉴并效仿了1910—1911年兰普莱希特在莱比锡大学推行的教育改革。兰普莱希特作为校长强调全校范围内文理学科的跨专业互动，而朱希祖的改革似乎更为激进，他仅在历史系一个部门就深入践行跨学科设想。

1922年，朱希祖在《中国史学之起源》中较为详细的引述：“朗泊雷希脱Lamprecht著《近代历史学》,以为‘历史之发端，为两元之倾向，皆由个人之记忆，而对于祖先尤为关切。二元者何?即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取自然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谱系；取理想主义形式者，最初为英雄诗’。推究吾国历史之发端，亦不外此例。然则小史所掌奠系世、辨昭穆之谱牒，及春秋以前颂美祖先之诗，皆吾国历史之萌芽也。”“朗泊雷希脱又云：‘谱系进而为年代记，(朱希祖注：吾国称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传纪。’此二元之进化，其说固是；然以吾国史迹观之，则四者发生之次叙，诗最先，传记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纪最后。兹分述之。(朱希祖注：吾国谱系，虽至周代始发达；然周以前粗疏脱略之谱系式记载，亦必有之，故与两元进化说仍不相戾。)”朱希祖意识到兰普莱希特认为历史的发端来源于个人的记忆，尤其是对祖先的记忆。这种源头有两种表现形式，即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自然主义最初表现为家族谱系；理想主义最初表现为英雄史诗。随着时间的推进，家族谱系进而演变成年代记，英雄史诗进而演变为传记。朱希祖十分赞同兰普莱希特关于历史起源的看法，并认为中国史学的源头也不例外。朱希祖结合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对兰普莱希特认为的两种表现形式的演进过程作了一定的修改。他认为中国历史的诸多体裁并非按照兰普莱希特描述谱系-编年史、英雄诗-传记两条轨迹发展，而是有不同的顺序。他认为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中上古的诗歌是最先产生的；其次是纪传，朱希祖认为《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虽无纪传之名，已有纪传之实”;再次是谱系，他解释说虽然周以前已经有比较简陋的谱系，但是谱系真正的发达还要从周代算起；最后是春秋时代的编年体。由此可见，朱希祖关于史学起源的论点深受兰普莱希特的影响。

哲学家、思想家朱谦之指出，在兰普莱希特争论中兰克弟子及其传人的新兰克学派即“少年兰克派以史学老将代表考证学派的兰克理论为中心”与“以代表文化学派的兰伯列希为中心”发生的争论，“在方法论上说，就是考古考证派与考今派的论争”。但朱谦之接受了美国史学界对争论结果的定论，也认为兰普莱希特代表的所谓考今派取得了“莫大胜利，使我们知道历史为一种理解人类文化的现在的一种实证科学”。1924年朱谦之在厦门大学讲授西方历史哲学，在梳理西方史学脉络时他把兰普莱希特和鲁滨逊归为“晚近最进步的综合史观或社会心理史观”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扩大了历史学领域，提倡写作“世界史或普遍史”“能够融会贯通，给历史哲学以相当的地位，可算是最有价值的了”。朱谦之认为兰普莱希特“原来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但关于“经济史的骨髓，还原到一定心理的过程而考察它的发展，兰普莱希特的解释“欠明瞭处太多了”。朱谦之在简单总结了兰普莱希特的“文化时代”学说之后，肯定了他的创新，“‘跟着文化的发展向上，增加了欲望和欲望满足间心理的紧张，同时也增加了为解除这个的经济的记忆，及经济的预见等’。这样从欲望紧张的基础上，看出从本能的经济倾向，转化为意志的经济倾向，这不能不说是兰伯列希说的最大贡献了”。最后，朱谦之还由兰普莱希特的“文化时代”学说联想到了孙中山对经济阶段的划分，“兰伯列希注重经济心理的原因，即欲望与满足这一点，殆和孙中山学说相同”。朱谦之还将兰普莱希特的“文化时代”与孙中山的“需要时代、安适时代、繁华时代”进行比较，“兰伯列希说，实缺乏严密的体系，且以自由企业看做近世经济心理的紧张特有的形态，和孙中山理想的‘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人民公有’,那样纯太平的社会，景象又有不同了”。

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在译介西人的著作中对兰普莱希特加以关注。瞿秋白翻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史家弗兰茨·梅林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也提及兰普莱希特从一开始研究经济史，后来又转向探讨社会心理的这一转变，“朗朴莱黑德——著名的历史学之‘经济派’代表，尚且著《德意志史概观》,不自经济现象始，而反着笔于“德意志之国家观念”。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多次提及兰普莱希特。在说明历史的定义时，李大钊“引用Lamprecht的史的定义：郎氏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说：‘史事本体无他，即是应用心理学。历史乃是社会心理学的科学’”。李大钊还介绍了兰普莱希特“一派学者以为历史学虽依此得有在科学中的位置，但此位置终系比附自然科学而取得的；于是努力提倡一种精神科学，使与自然科学对立。做这种运动的先驱者，首为翁特,余如兰蒲瑞西,亦欲依此方法定历史的学问的性质”。这一点四川大学李思纯在1919年赴柏林大学留学期间也注意到了，“所谓Volksgeist(民族精神)……此种观念，Lamprecht氏(德国史家)之社会灵魂之学说亦以之为根据也”。

除了北方之外，在当时中国的南方的一些高校也关注到兰普莱希特。比如，南京高师的徐则陵、陈训慈和王庸等学者，在介绍美国鲁滨逊派新史学时兼带介绍了兰普莱希特的著作和史观。

04

余论

20世纪初史学革新浪潮席卷全球，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乘着新史学顺风车在欧美乃至东亚国家畅行无阻，尤其为美国新史学带来了启迪，触动了共鸣，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兰普莱希特也被形塑为新史学偶像。虽然兰普莱希特在文化史观传播过程中亲力亲为、卖力宣传，然而他的文化史观笼罩在“新史学”光晕之下，最终呈现出的效应是欧美国家史学家们多聚焦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新”,因为他们专注于尝试将历史研究扩大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领域，习惯利用兰普莱希特为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服务，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从不同程度上成为各国史学突破兰克传统的一种思想资源，各国学者对于其文化史观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却未予以深入的研究和剖析。美国学界尤以鲁滨逊为代表，认定兰普莱希特的论著最先引发了新旧史学的争论，并秉持争论后新史学取得了全面胜利的主张。这似乎有意无意地避开了20世纪初新史学，尤其是文化史在史学大国德国被边缘化的事实。在法国，亨利·贝尔和年鉴学派也是“按需索取”,只在文化史和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有所借鉴；皮朗与兰普莱希特的关系更多的是前辈学者对后辈学者的提携与指导。兰普莱希特文化史在中国的传播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烙印，20世纪初中日学者大量翻译西人论著，并且这时期对西学的介绍是不分国度、不分流派的，兰普莱希特只是其中之一，其影响力亦不能与其他历史学家相提并论，相比之下兰克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启蒙是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除了非专业史家蔡元培运用“文化时代论”著书立说，大多数的学者对兰普莱希特只停留在蜻蜓点水式的译介研究层面，所论篇幅有限。

以当下视角来看，在20世纪初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误解和误传，但其真正面貌却在传播过程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移。其一，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完整性缺失了。诚然他所保留的德国传统史学底色没有被人为地抹去，却也仿佛隐匿了身影。同时代的外国学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兰普莱希特浸淫于德国浪漫主义形态学思想、德意志民族精神，以及黑格尔、谢林的哲学思想之中，而这些也是他的文化史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上述思想传统实际上比实证主义对他的影响更大。而美国学界只给兰普莱希特贴上了实证主义这一枚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标签。其二，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基础仍是民族国家。外国学人也几乎没有发现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并未与德国传统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决裂，他的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单位仍是民族国家，1896年的《什么是文化史》中他曾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发展周期，因此，“一部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可能写成的”“历史研究必须限于研究典型民族的发展”。虽然进入20世纪初他的观念有较大转变，1908—1909年他还在莱比锡大学组织建立了德国第一个比较史及世界史教学科研系所：文化—普世史研究所，并倡导研究各国历史文化。但在一战前夕他又挺身而出以文化史书写证明德国文化霸权，并笃信殖民帝国主张的有效性。1915年兰普莱希特去世，在他之后的德国史家斯宾格勒和英国史家汤因比提出了文化形态说，正式以“文明”为历史的单位，影响更为深远。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点的传播在20世纪初史学转型的喧嚣后逐渐被淡忘，值得庆幸的是，莱比锡大学的文化—普世史研究所经过百年沉淀后现如今称之为“全球与欧洲研究所”,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2期，注释从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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