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荣||庚戌新军起义善后与广州舆论的“悼惜”风潮
李欣荣,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作为清末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起义，载入辛亥革命的史册。吊诡的是，起义被镇压后，官方与绅、商、学界围绕事件性质与善后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广东当局公布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物证，力证其为叛乱行动，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士兵。以粤商自治会为首的多数舆论则认为这是粤省当局处置不善导致的兵变。特别是巡防营在镇压过程中军纪败坏，而由“良家子弟”组成的新军虽然失败但仍不愿扰民，引发“悼惜新军”的舆论风潮。可见粤省绅、商、学界对于革命态度暧昧，更重视保护本省与自身的权益。清廷在舆论压力下选择惩处镇压有功的粤省官吏，后者唯有掩盖新军既存问题直至皇朝倾覆，反映了筹备立宪语境下民意勃发，政局不稳，清廷却盲目推动新军建设的时代矛盾。
广州新军;巡防营;袁树勋;粤商自治会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广州新军士兵为报复巡警拘押同僚，进城打砸警局。参与革命的下级军官利用此事件在东郊燕塘兵营发动起义。由于粤省当局事前已经掌握革命党人的活动证据，并提前回收子弹和枪机弹簧，得以借助巡防营的优势兵力，迅速镇压这场起义，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新军。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上，此事被称为“庚戌广州(广东)新军起义”,孙中山称之为“吾党第九次之失败”。是役以倪映典为总指挥，黄兴、赵声幕后策划，孙中山负责海外筹款，胡汉民领导的同盟会南方支部确定方略，以大半年的时间便成功策反过半的新军士兵，且拟定正月初六日起义，动员力量相当广泛。有理由推断，不论清吏在兵警冲突事件中如何应变，在革命党人的长期谋划下，新军起义都会发生，只是时间迟早与规模大小的问题而已。
有意思的是，其时省城舆论却将此视为一场官场应对危机不善所导致的兵变,有的省外舆论甚至与同期苏州新军戏园闹事并提。粤省大吏在舆论压力下，唯有公布革命党人策反新军的种种证据，包括八位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相关物证。粤商自治会、九大善堂、八属学会以及多数报刊却不为所动，以新军败后尚能遵守纪律，于民间秋毫无犯，群起“悼惜”新军，造成革命疑案的舆论氛围。在善后过程中，官民之间出现激烈的舆论博弈，可见朝野各方对革命行为的新认知和容忍度，显示了辛亥革命前政治氛围的根本转向。
新军叛变与旧军乱纪
宣统二年正月初四日，即巡防营成功镇压新军的次日，省城巨绅邓华熙、梁庆桂、易学清、卢乃潼等人，联名致电戴鸿慈、梁敦彦等在京粤籍高官，将事件视作“匪徒”“叛兵”作乱，并提出联合绅商办理团防的建议。如邓华熙对兵变颇觉焦虑，事后在家信中透露，事件平息“若迟一二日，四境闻风，燎原之势不堪设想矣。是时西关无一兵勇，只急募百名，以安人心”。其时邻近租界、商业繁盛的西关早设巡警局，大批防营分布在省城内外，还有二千旗兵守城，居然谓“无一兵勇”,人心不靖，已可窥见绅民对于官府武力的不信任，宁愿相信自己组织的团练。粤督袁树勋则以军事大定，“若再办团，恐又蹈从前积弊”,否决该议。不过自治研究社仍自行招募安勇百名，在籍的翰林院编修丁仁长设立团局管理，袁氏实际上亦无可奈何。这些绅商有着相当的政治能量,可以通过在京粤籍官员传递意见于朝廷，又有地方名望，在广东谘议局、广州总商会以及以士绅为主体的自治研究社颇有影响，同时与商人组成的粤商自治会成对峙之势。
正月初五日城门重启，事件趋于平息。巨绅们以自治研究社名义，致函袁树勋和水师提督李准。公函写道：
嗣闻此次新军之变，一误于巡士操之过盛，再误于标里之督责过严。且谓第一标素守规则，标统营官，相安无异。独此次因放假小事，致起龃龉。适值第二标有与巡警相闹之故，哄然遂起等语。此均外间传说，绅等俱不具论。然事本无端，各相误会，与平日起谋蓄意、揭竿变乱者有间……察看情形，新军不遵约束，迹近反叛，罪无可逭逃。但究因小故，误于无知，似宜分别详审，酌予遣散。
细析文意，该社认为这并非是预谋的革命事件，只需要将“不遵约束，迹近反叛”的部分官兵斥革遣散即可，同时担心官府借此株连，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后来袁氏一再片面引用公函内“不遵约束，迹近反叛”等语，欲证明当日情形本属“共见共闻”，全然不顾该函为新军求情之本意。
袁树勋的故意误读，源于正月初五日以后的舆论发生转折，“一若新军横遭冤抑，剿之既非，遣散之尤非，似忘抗拒反叛之罪者”。其时报章揭示正月初二日黄士龙招抚新军却离奇遇袭的事件，成为省城舆情转捩的开始。
黄士龙籍贯广东花县，江南水师学堂毕业，时任广东陆军小学堂总办。此前担任学兵营和一标的营级管带，因为与粤籍士兵感情融洽，被派往劝说叛兵。此行颇见成效，但途经城门时，却遭到城上八旗兵的射击而受伤，局面变得不可收拾。水师提督李准提交的报告指出，黄士龙“沿路收回散兵百数十人。城外乱兵忽向城放枪，城上旗兵还枪，复误伤黄士龙。纷扰之际，彼此误会，招抚之事，遂致中阻”。而督练公所关于兵变的报告则含糊地提到“不期黄士龙误为城上枪伤”,并未提及城上乃旗兵所为。袁树勋和增祺正式向清廷奏报兵变事，强调新军“谕之不听，抚之不从，且口出悖逆之言”,又故意牵扯正月初三日枪杀管带齐汝汉之事，并略去黄士龙招抚有效之情形，试图蒙混过关。
不论黄士龙为何人所伤，是否误伤，此事确实影响军心，导致和平解决的努力化为乌有。革命党人黄洪昆的供词证实：“迨黄士龙奉谕来抚，各人因他与兵士感情甚深，颇有转心，又被城兵格伤黄士龙，以致军心益愤。”声言反对革命的李介孺当时正在新军一标营中，所言更为翔实：
在营各目兵不知底细，闻耗大疑，谣言纷起，寝浸言均喧传黄士龙枪伤毙命矣。于是有愤激者，有疑惧者，有谓上宪不要我们新军，所以先把黄士龙枪毙者，有谓上峰今夜命防勇六千人来攻营者，风声所播，人心惶惶。谨愿者则流涕痛哭，狡黠者则荷枪自卫。
可笑的是，旗籍官绅反以趁机邀功，认为旗兵保护了广州城，正月初六日在将军衙门集会，到者数百人，“研究此次兵变与旗人保护之关系”。旗员高冠兰趁机质疑清廷裁旗归农的政策，“若非旗兵赴机神速，昼夜保卫，则为患何堪设想”。早在1906年粤督岑春煊上奏广州八旗“兵丁程度过低，官长资格未足，非力除旧日窳惰之习，不足以冀改观而成劲旅”,为此汰弱留强，仅保留四营新式旗兵近二千人，以观后效。相信是旗兵训练不足，判断敌情能力有限，又力求表现，致有乱枪击伤黄士龙之事。清廷事后谕令两江总督张人骏彻查事件。张氏派员查实黄士龙招抚颇有成效，“不意士龙误为守城旗兵所伤，众愤遂觉难平，祸端因而愈烈，斯乃本案肇衅之实情”。此事成为广东当局处置事件不力的罪状之一。
正月初十日，全省绅、商、学、报各界及自治、慈善各团体代表数百人，前往慰问在军医局疗养的黄士龙，实际上是欲借此向广东当局施压。代表们出发前，在明伦堂先行议事，“纷纷谈兵变事，甚不平”,其后前往军医局看望黄士龙。黄氏老于官场，并未明言被何人枪伤，只是表达不能完成招抚任务之歉意。其时李准在场，强调当日请黄氏招抚出于其意，“初意我极不主剿。我知新军多属好人，坏人居少数。是日之变，亦有缘故。广东军队，官长多用外江人，绝无感情。故力请莘田(黄士龙)前往”。李准揭发新军的省籍问题，即根据募兵制规定，士兵基本来自广东本省，而军官则多出于外省，即所谓“外江人”。其实李准本身籍贯四川，因为父亲李徵庸历任广东知县，自十七岁(1887年)便长期居粤，通过捐纳补官，1900年后在粤省官场大展拳脚。故其经历、人脉与认同皆在粤省，因为巡防营军纪不佳，正饱受舆论责难，此番表态意在取得粤人谅解。
正月十四日，黄士龙前往督辕叩谢袁树勋，并将交谈情况投书粤垣报界公会，为袁氏缓解舆论的指责。根据黄氏的转述，袁树勋对于新军也不认为是集体叛乱，“平心而论，兵之中良者居十之八九，不良者居十之一二，即此一二，亦有愚而胁从者”。无独有偶，李准作为省内军事的实际主持者，在提交的报告中也认为“同谋煽乱者，不过十之二三，此外多属无知受愚被胁”。问题在于，既然革命者居于少数，广东当局为何要出动防营大军才能平息叛乱?为何事后还要解散七营全部新军?
李介孺事后编辑《庚戌粤东军变记》,记录当时见闻。王季凫与之同在军营，作序为其背书：“事变后，政界、社会议论各异。政界以为七营同叛，未免良莠不分；社会以逃兵未骚扰百姓，直均目为义兵，亦未免褒扬过当。要之皆得之传闻，纵不若目击之确凿也。”李氏指出，正月初二夜晚，即新军起义前夕，不少军士携卧具匿于竹林树丛之中。
呼之归，不肯。问其故?答曰：我等初从众人行，谓与巡警为仇，代弟兄宿雪怨也。今乃知其将谋反，则何敢随之作贼。我等姑故游于此，俟明日至乡村寄住，事定再归耳!今宁死不愿居营，致良莠不分也。若此者各营或数十人，或百余人。
新军每营军士编制为504人，据此推断，约有二成军士抗拒或不愿革命。另据辎重营管带许嘉澍所得报告，“各营兵士之中，入其党者约居八成”。两说可以互证。不愿“谋反”者只能营外居住，各营管带、标统、协统纷纷逃离，亦可推断营中多数新军士兵已接受革命。其中革命信念坚定者不乏其人，如黄洪昆亲笔书写供词，慷慨赴死。袁树勋对此结果无法接受，唯有一律解散。其言新军之良者十之八九，不良者十之一二，恐怕只是敷衍粤省舆论，真正比例应是反转才对。但若道出实情，一则有违粤省舆论，二则难掩己过，于是违心表态，宁愿自处矛盾的境地。
对比新军叛乱，负责镇压的巡防营焚烧军营和抢掠行动，更引起省城舆论的极大不满。正月初三日晚上，巡防营攻陷新军的燕塘军营。是夜军营着火，焚毁殆尽。督练公所事后派人勘明损失。第一标的一、二、三营营房被全数焚去，厨房、浴室焚去八间，估价工料费五万九千余两。次日，巡防营士兵在东校场公开贩卖军资，“人多挤拥，如故衣圩场”。有人将情况报告统领吴宗禹，吴宗禹竟言“巡防营素清苦，可勿追究”。清吏送到报界公会的通稿，且将责任推给高州、清远等地营勇,诡称“远处调来之营，不知纪律，间亦拾取。惟水提亲军队各营向守纪律，丝毫不取，且最称能战者，全恃该数营而已”。报界并不买账，群起抨击巡防营之不法。《公言报》刊载诗歌讽刺此事：“杀人放火皆有赏，莫学大懵睡唔(不)醒。古来革命皆有罪，会须罗织证其名。”甚至将巡防营的不法行为联系到新军的含冤。
巡防营军纪败坏，甚至还引起海外侨商的瞩目。陈钦典、叶实源等寄函粤商自治会：“此项军物营房何莫非国民膏血，此而抢毁，法律何存?此事人人皆知，中外公愤。贵会隐忍，实属放弃。巡防营勇清乡所到，焚掠民房已成习惯。若不严办，此后军费谁乐输将?”可见巡防营军纪之坏已有清乡前科。自治会对此亟表赞成，呈报谘议局办理。该局多数议决，呈请粤督袁树勋札饬营务处彻查严办。负责查办的江督张人骏虽然无法证实巡防营焚毁营盘，但确认其窃盗和贩卖军资，故指斥巡防营统领吴宗禹“纪律不严，失察兵丁剽窃”,请旨交部议处，并“从严革究”搜窃军装之营兵。
为防止革命党和新军士兵藏匿，袁树勋委员抽查户口，指挥巡警按户核实人数。结果导致民怨沸腾。新军起义的城郊一带，连日营勇借口搜查逃兵，擅入民居、商店。“如藏有洋枪、军衣或黄色衫裤者，则指为赃据，肆行讹索。至有一屋而日搜数次者。”“闻城北人言，初四日有新军十一人被守城兵截拿，用刀刺杀，弃尸城下。盖此皆无辜被杀者也。”报纸媒体不时可见营勇借端骚扰的报道。
相较之下，新军溃散以后，军纪却可圈可点，为其赢得舆论的同情。即便是指责兵变的《庚戌粤东军变记》,也指出革命士兵忍饥饿死之情：“兵变之后，有自东郊来者，谓曾经白云一带，见有饿毙新军尸骸多具，目不忍睹。又沙河传说谓新军当至饥饿之时，并未抢及一粉店。沙河上某村，乡人见其饥饿，与之饭，间有一二食者。其余各军士宁忍饥不食，恐搅扰乡人，故乡人甚义之。”逃亡新军之守法，各报皆无异词。张人骏注意到，“粤士痛新军之伤残，驰论纷纭，致有‘新军逃亡、饿毙，防营未伤一人’之语”。如此的舆论氛围，对于广东当局的善后工作相当不利。
“悼惜”新军的舆论氛围
由中小商人组织的粤商自治会深度涉入新军事变的善后事宜。会长陈惠普及陈仲鲁、邓振武、黄焕廷等人正月初四日后一方面亲到各乡访查，安抚逃兵;另一方面，用“九大善堂”名义，出面为新军士兵缓解，减轻惩罚。所谓“九大善堂”,为广州城中主要的慈善机构，主要指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崇正善堂、述善善堂、惠行善院、方便医院、明善善堂和润身善社。其经费多由商人捐赠，与粤商自治会关系极为密切。如陈惠普是爱育善堂的善董，也是崇正善堂的创办人。其用善堂而非自治团体名义，或有降低营救风险的考虑。
初时营务处秘密刑讯被捕士兵以及督练公所纷传新军长官审讯，各善团派代表李戒欺、徐树棠、陈惠普等人面见李准，加以劝阻：“力言革党运动此种谣言，年中已成习套。总至革党另一问题，新军皆良家子弟，为新军前途计，务当令军人安心为最要。”清季广州革命的传言不断，对于官方捕捉革命党，商人似乎已经麻木，仅凭“良家子弟”(身家清白，且有保人)资格便可担保其无革命嫌疑。颇有意味的是，李准、吴宗禹、汪莘伯等一众官员竟接受这一说辞。当现场代表提出一律召回流散的新军士兵，诸官吏亦表赞成，嘱呈文至督院核办。为此，二月初八日，粤商自治会呈请谘议局，陈请袁树勋召集被遣新军回营。
然而袁树勋已决定全体遣散参与兵变的七营新军，包括一标和炮、工、辎各营。袁氏解释：“既破坏军政，亦难再为强留。凡于初四日逃回、获回者，俟委员分别护送回藉(籍),毫无虐待。”这些被遣散者，号为“降兵”而非“叛兵”,处置条款其实颇为优待。例如降兵派员押送回籍，颁给路费，令父兄乡邻“取具严加管教”,三年无事则作为平民，期间他人不得欺侮；尸骸由公家发给款项，以善堂用薄棺或钉制木板掩埋，家属亦可领归安葬。这主要是考虑舆论压力，广州官吏不敢大肆杀戮，唯有息事宁人。除了在牛王庙抗拒官兵，现场被捕的起义骨干黄洪昆、王占魁、江运春三人被执遇害外，参与起义的甘永宣、尤龙标、苏美才仅是递解回籍，永远监禁，未与官兵接战的古振华、林开盛监禁八年，林国盛监禁五年。对照《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已、未行),皆凌迟处死”,1905年续将凌迟改为斩立决，但谋反、谋大逆仍是清律的头条重罪。袁树勋没有按律严惩，而是按照处置国事犯的新法，处以程度较轻的监禁刑。
广东当局对于其他未露明显反迹的士兵更是网开一面。李准事后传集军官问话，“未予罗织，每人略问三数语即了事”。其他未经李准传问之军官，及目兵逃后被获者，均交营务处和督练公所司法科会讯。连革命党人也承认，司法科提调李立才“人亦宽和，临讯时委曲求全甚多”。其余被胁同行、先事离营、患病躲避、临时畏惧逃避、不知逆情诸士兵，只要没有在场助逆或入党证据，均一律资遣回籍，并不追究。例如革命党人危宗源、林廷杰等十四人，在东门外被防营捕获，后交南海县审办。众人均不承认，后竟多被释放。
然而广州舆论并不以此为满足。自治会会员郭仙舟等人以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代表名义，仍于正月十九日联名致电军谘府和王大臣，认为新军事变咎在他人，请招集新军兵士回营，免予解散。此举已是公开与粤省当局唱反调。
连日军警小故交哄，咎在警官及协、标统，初二已和息，又误闭城。初不遽剿，驱散全军。新军于民，始终无扰。指为革命，叛迹毫无。现官绅商民，皆知铸错。今复资送回籍，新军痛哭，无面还乡。素练军人，弃之可惜。知误仍误，实难索解。乞请旨派员抚慰，招集回营。俾速成镇，大局幸甚。
次日香港侨商冯爵臣、谭少及以香港华侨全体名义，致电军机处、军谘府，为新军鸣冤，有言“广州军警小故冲突，竟成大错。今冤已白，良好新军，四民挚爱。忍令回籍，无辜陷之!”报刊对此多有呼应。如《公言报》刊《密室铭》一篇：“可以捏死罪，夺神经。有陛(升)官之发梦，无打仗之劳形。命逃牛王庙，狱铸怠(息)鞭亭。大吏云：何冤之有?!”牛王庙是巡防营大败新军之地，息鞭亭为新军营盘外围哨所，其矛头直指清吏罗织新军革命罪名，不过为保举升官而已。沪上大报《神州日报》注意到叹惜新军的舆论氛围已经形成，“现闻各处舆论，咸谓新军苦练多年，略著成效。此次之变，自系为一二奸人胁从，初无反志，诚恐当道事后多所残戮，粤中精锐将尽销磨”。粤督袁树勋为此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今众说纷纭，大致以兵散可惜。疑官长不爱惜军人，更疑官长袒护巡警，并疑官长欲张大以邀功，创为种种不根之说。甚至嗟悼附和，视若国殇”。
值得注意的是，潜伏的革命党人亦在暗中影响舆论的走向。在谘议局中，副议长丘逢甲同情革命，革命同志有陈炯明、邹鲁等人。其时邹鲁正在潮汕地区策动民军起义，听闻新军起义失败，“立刻回广州，直赴粤商自治会，激励他们用该会的名义，从事办理营救新军的工作。因为我和会里的人，平时联络得很好，他们不但满口答应，还热心协助。这样，失败的党人得到救援的不少”。邹鲁用粤商自治会的名义在会址华林寺收容起义伤兵甚多。陈炯明在香港设乐群书报社，朱执信任广东法政学堂教员。两人共同担任南方支部的宣传组长,或在舆论宣传方面有所作用。
正月二十八日，粤督袁树勋为平息舆论，札示事件始末，力证新军实为叛乱。其提出的证据主要是革命党人黄洪昆等人的口供，运动新军章程十条以及刻写“天运”年号和“恢复中华”等语的革命票据。袁氏并下令巡警道传集各报馆主笔，给予严厉警告，“此后如再有造谣生事，妄肆鼓吹，则是有意违抗，即应随时密禀，分别查拿”。
袁氏的强力申辩与处置，进一步引起省城舆情的不满。其时《羊城报》等报纸发布追悼新军集会的广告。文称：“二月初三日十二点钟，假坐老城雨帽街邓家祠八属学会，统请全省学界公订追悼日期。并将全案磋商，以恢复军人之荣名，维持征兵之大局。统希惠临，没存均感。”发起人为高(高州)、雷(雷州)、廉(廉州)、琼(琼州)、钦(钦州)、罗(罗定)、崖(崖州)、阳(阳江)八属学会，以及惠州、潮州、嘉应州学会。不过此议迅即遭到提学司禁止，“诚恐少年学生血气未定，为其所惑”。袁树勋为此向军机处奏报：“盖叛逆昭著，共见共闻，而有等悖谬之徒，胆敢以悼惜新军为名，妄肆鼓吹，用心甚为叵测。”八属学会在省城颇具影响力，曾为嘉应党人大狱发声,积极参与粤路公司总、协理选举。此次提出举办新军追悼会，一方面显示新军兵源与学堂学生存在联系，广告提及各属正是招募新军兵员的主要地区；另一方面，明知官方不满仍出头集会，可见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粤商自治会。
发起人在政府压力下，遵令登报取消集会。省城各报的言论虽有所收敛，但仍难免冷嘲热讽。如《南越报》刊登“汉儿”的评论：“今而后知我粤人，尚非目无官长也，有较诸未预备立宪以前，其服从官长之意更切。吾于是喜我粤民气之犹不至嚣张，而足为广东幸，然否?”这是讽刺预备立宪情势下言论尺度犹在收紧。旅港商、学界更昌言无忌，致函粤商自治会，公然抨击袁树勋“竟自列于对待舆论之地位，而且有禁止舆论之举”。函中更提出所谓叛乱的十五处疑点，特别是袁氏对于事件的定性前后矛盾，尤难自圆其说。小吕宋(马尼拉)工界团体亦致函粤商自治会，汇来五百港元为新军妥筹善后，并提议召集恤兵会。二月初九日，自治会发传单召开大会，商议新军善后事宜。方便医院的麦慕仁认为“如此良善军人，真令中外崇拜”,提议支持海外团体提出的恤兵会之议，“联合中外绅商士民，共尽爱敬军人之义务”。此议获得参会众人赞成。
各界舆论意见汇集于谘议局。议员们“咸谓事起细微，酿成祸变，以少数之煽惑，累全体之危疑”。二月十二日，广东谘议局为此咨文袁树勋，详细陈明解散全部七营新军的弊端。特别是该部新军已经教练三年，规制详备，应在辨明事实的情况下区别对待。局方更欲追寻广东新军兵变的潜在原因，主要不在于革命党煽惑，而是军官多用外省人，与本省士兵之间语言隔阂，素不相习。据其统计，所有广东新军军官，上等官长6人，广东无一人；中等官长46人，广东仅占14人；下等官长247人，广东仅占86人。局方认为，两广督练公所以“阅历未深”为由，轻视甚或弃用粤籍军事学堂毕业生，造成粤籍军官甚少。其背后原因，“顾委任仍注重外省者，窥其私心，殆虑运动军界革命，欲多寄耳目于素不接洽之军官，暗行防制”。
另一方面，编练新军经费高昂，也是粤省舆论反对解散的重要原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粤督张人骏向清廷奏报裁撤绿营后，每年仅可拨充新军经费银三十余万两，一协新军每年就需银六十余万两，粤省实难负担五年内编练两镇的军费。其后张人骏通过署两广盐运使丁乃扬，向盐商劝谕输财助饷，每年增收银三十万两，用于新军经费，才略解燃眉之急。到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重新编列新军经费：得自裁撤绿营节饷银三十余万两，拟在运库筹二十万两，官银局、善后局各拨七万两，厘务、关务各五万两。即便如此，尚不能满足新军成镇的需求。此时遣散训练三年的新军，意味着此前财政投入付之东流。因此不难理解谘议局代表粤省舆情，要求将“事前告假及确不知情之人，或由官长具结，或由绅商具结，一律招令归伍”的行为了。
清廷处置与新军问题的掩盖
正月初二日，袁树勋向清廷奏报事件，只是说“气习嚣张，并有勾结会党情事”。清廷于正月初四日电寄上谕，已将此事定性为“实属形同叛逆”;并于正月初六日密谕各省稽查军营，严禁“党会”活动，查禁聚众开会演说之事。另据报纸消息，摄政王载沣恐怕粤事牵连广西、云南、贵州等边境安全，下令广西巡抚和云贵总督加意防范。到正月初七日，清廷电旨仍在要求彻查军队匪党，“著该署督等将所获各匪，严切根究，实力查拿惩办，以绝根株，毋留余孽”。
其后，袁树勋联同广州将军增祺正式奏报此事始末，虽然认定新军“藉端哄营，继复昌言叛变”,但也详细分析教育不善、港澳匪徒煽惑和巡警有乖职务等原因，定性有所和缓。初十日，清廷电旨回复：“革党头目王占魁等业经捕获，罪魁已得，自应宽其胁从。至善后一切事宜，著该署督妥慎办理。”此时清廷或已了解到广州的社情民意，其追究、严惩的态度明显转变。
正月二十二日，粤籍给事中陈庆桂根据乡人信息，奏报广东新军滋事，官员处置不善，恐有冤滥情事，请派员查办：
粤省新军为防营剿杀一事，迭据乡人函电，称此次兵变，实由去年除日新军与巡警口角肇衅，新军受辱，今年元日一标兵进城，与巡警寻衅，幸经弹压解散。初二日二标及炮、工、辎重等营复鼓噪闹事，挟械四出，旧统带黄士龙亲往晓谕，招领回营，各兵初亦听命。迨黄士龙入城，城守兵误开枪迎击，至伤该统带及新军数人，众乃大哗，始纷纷窜踞。提臣李准闻信，翌日派队往剿，炮毙多人，其余擒获及缴械来归者无算。以为事出误会，官吏不善消弭，遂至酿成巨变。
民间舆论通过本籍在京官员得以上达天听，反映传统皇朝体制仍存在“通上下”的渠道。摄政王载沣亦向粤籍军机大臣戴鸿慈详询情况。其中黄士龙一事在粤省奏报中只字未提，尤令清廷怀疑，下旨曾任粤督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彻查。张氏派遣江安督粮道吴封、江苏候补道汪嘉棠赴粤调查。二员抵达后，提问巡防营伤兵，“再三审视”伤口，怀疑造假，“官弁闻之无不愤极”。从中已可概见其调查之倾向。两个月后张人骏复奏，果然将主要责任归诸粤省当局：
谓会党事涉悬虚，新军全受冤陷者，固不免失之过激；谓新军预定逆谋、约期起事者，亦非实在情形。粤省毗连港、澳，会党出没无常，潜诱军队，蓄谋甚狡。督臣袁树勋陆续开除标兵，本为思患预防之计，良多莠少，尽可消弭于无形。乃因兵警龃龉之微，警官不善排解，以致新军受辱，逞忿寻仇。迨衅隙已成，而协统、标统等官又不善为抚驭，始则一味操切，严申不准放假之令，继则相率畏避，弃营而逃。人心一摇，军情遂涣。兵土既误于报复之说，更受倪映典等之煽惑，以致一旦横决，酿成惨烈之现象。
张奏暗示广东军队长期存在党人活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镇静以对，便可告无事。一方面表明自己在粤时期的军事政绩，另一方面将兵变责任归诸袁氏，也可以获得粤省舆论的支持。特别是遣散七营新军一事，张奏用辞尤重：“数年训练、克期成镇之兵，一旦决裂败坏至于如此，论者咸深惜之……均属咎无可辞!”而始作俑者袁树勋和李准，“措置未尽合宜，报告亦有不实，以至舆情未洽，究难辞办理不善之愆”,请旨是否加以惩处。奉旨袁树勋“交部议处”,落得“革职留任”的处分；李准以带兵镇压有功，免予处分。
有意思的是李准受到不赏不罚的处置。巡防营抢掠军资之后，继而焚烧新军营盘，事实当无可疑。张人骏却将抢掠责任归于统领水师亲军的吴宗禹，以“访查并无确证”将焚烧营盘之事不了了之。李准作为水师提督，吴宗禹的顶头上司，却未承担抢掠的责任。须知焚烧营盘罪责较重，谘议局、粤商自治会和侨商强烈要求严惩,若责归巡防营，李准势必获罪，张氏以查无实证处理，意为李准保留仕途的进取之路。清廷亦心知广东军事离不开李准，故以功过相抵处之。御史陈善同对此颇为不满：“独李准以谴诃不及，逍遥事外，人言啧啧，咸谓失平。”不过，李准心中仍觉不平，“余与袁海观，交部议处分。袁革职去任，余叨宽免恩。从此军心散，何敢击党人”。此事或为其辛亥反正埋下伏笔。
对于兵变，张人骏将协统张哲培、标统刘雨沛指为祸首，平时统驭无方，临事弃营逃避，招抚观望不前。其责难有一定道理，张哲培、刘雨沛的即时应对确有问题，不过受制于制度规定，两人事前能做的确实不多。据《两广督练公所任职定则》:新军人员的委任，除粤督负责委任协统、标统，协统、标统和管带委任正兵、副目、正目之外，从排长以至管带的任命之权以及各级军官的处罚之权，皆归督练公所掌握。问题在于督练公所设于城内，远离燕塘和北校场两处军营，不能及时掌握军队动向；凡事需要与粤督、协统公牍往来，事隔一层，亦不能有效处置革命活动。张氏新任协统未久，军心未附，面对革命党的活动，希望息事宁人，亦不难理解。但事后各中级军官为了卸责，多将责任归诸张氏。一标二营管带于如周指出：“张协统闻之甚为慌怕，当已出示晓谕，如有此票(指革命党票),应即损坏，否则有身家性命之虞。”一标一营管带胡兆琼以见习官陈雄才“言语乖谬，行迹可疑，禀请撤差，以免在营煽惑”,张哲培犹豫二旬才批示查有实据方能惩治，陈氏得以继续留营。最后，于如周、胡兆琼等六名管带只是交部议处了事。
张人骏请旨将张哲培、刘雨沛二人拿解法部审讯，特旨拿解大理院治罪。军谘大臣载涛以维持军事司法独立为由，奏请交陆军部军法司审理。奉旨俞允，案件于宣统二年七月移交。陆军部派出施尔常、唐宝钟前往广东调查，并由张绍曾、丁士源等六人组成高等军法会审法庭，至次年闰六月结案。期间，御史温肃奏陈陆军部司员与该犯“或同游学，或托至交，因此俄延，遂疑其有所瞻顾”,请旨饬部从速讯办。陆军部不得不以调查需时解释延期。在舆论的压力下，陆军部军法司将新军反叛归咎于张哲培、刘雨沛带兵无方。张氏弃营托故走避，奉令出抚，又观望不前。刘氏临事仓皇无措，弃营走避。张、刘二人比附相关律条“守御官因军人反叛，弃城而逃者，绞监候”,量减一等，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官员被发遣边地，表面上刑罚綦重，按诸实际，不过借此给予起复的机会而已。
此外，张人骏将事件起因归于“兵警龃龉之微，警官不善排解”,显现巡警问题为事件之一大因素。广州巡警经两广督抚德寿、李兴锐下令，于1903年创办，次第在老城、新城、西关设立十二所警察局。费用由官民合付，“由局库筹拨者十之八九，由居民铺户所出警费充支者十之一二”。问题在于，民间付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官方招募的巡警屡与城坊民众发生冲突。1905年年初，因西关巡警局处置德昌鞋店租赁权不公，引发十八甫等街市商人罢市。报纸媒体甚至指出，巡警“自去年开办以来，每侵越地方官之权，其腐败之状，各报所纪，笔不胜书”。
庚戌新军临时起义，肇始于巡警锁拿与店主口角、肇事的新军士兵华宸衷。事件导致巡警死亡一人、重伤十人，多处警局被毁，华宸衷反被用轿送回。次日西关六局巡警驱逐并拘押新年放爆竹之数人，冲突中一人被轰毙，引发民情激愤，致西关六局被民众烧毁。后一事坐实巡警向来的无能、扰民，即便新军在前事上理亏，舆论也只是定性为“兵警交哄”、“军警交哄”。负责查办的张人骏窥伺舆论风向，认定警官陈庆焘“纵容警兵，锁殴新军兵士，酿成巨案，实为厉阶，应请即行革职”,“滋事”警兵被“查究严惩”。
张人骏将兵变原因归咎于新军军官统驭不善和巡警不良，显然与粤省当局的看法南辕北辙。袁氏事前收取全体新军的弹药和枪机弹簧，事后甘冒全省舆论之大不韪，强硬解散七营新军，反映其已不信任新军。这种现象在全国督抚间并非罕见。数月以后，直隶总督陈夔龙鉴于安徽安庆、广东、江苏等地连续新军兵变，奏请收缩建设新军的步伐，“与其多养冗兵酿不戢自焚之患，不如精练劲旅收以一当百之功”。但是陆军部并不同意此议，反而要求督抚“力任责成，认真考核。于遴委陆军各级官长务取诚朴，严戒嚣张”。同时，陆军部不愿就新军兵变承担责任，尚书荫昌私下表示：“至防范一节，非仅军部之责成，亦非仅由军部所能办到者。”这是将防范兵变的压力置于督抚。然督抚多文官出身，并非专责军事，只有任命协统、标统的人事权，又受本省舆论包围，确实难以应对革命浪潮下的新军问题。
袁树勋心知无力改变亲贵建设新军的决心，唯有得过且过，并未认真清算未解散的二标、三标的革命分子。党人何仲达便在军中“忍辱受收容，仍不动声色，继续努力工作，以期再举”。数月后袁氏上奏完成混成协的编制，恢复至兵变前十一营的规模。据称“仍与前此征兵无异，各员弁办理得法，民人踊跃应招”,“计时不过两月，所至区域民情鼓舞异常，殊非始愿所及”。前述广东历年征兵困难无比，何以此次极为顺遂?实际上，其中多为庚戌举义的溃散及遣散士兵，重新入伍而已。二标二营管带马锦春指出，“及至下半年重行补征，始渐次回复原状，革军亦因之略有起色”。
余 论
经此一役，粤省当局心知新军不稳，转而依靠巡防营。武昌起义以后，粤督张鸣岐依靠防营保卫省城，一方面将清乡剿捕之防营抽调回省，另一方面截留京饷，添募防营，同时故技重施，收取新军的枪支弹药，严加防范。但当李准向胡汉民交出巡防营兵权之际，花费巨资而组建的新军同时反正，广东军事光复的大局已然确定。
军事层面以外，庚戌新军起义极大改变了舆论对于革命的观感。清廷方面原以为“新练征兵皆有家室，有保人，岂肯为匪”,岂知正是因为这些具有“良家子弟”身份的新军群起倾向革命，起义过程中于民间秋毫无犯，与前来镇压的巡防营之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进而形成“目为义兵”的舆论氛围，意外推动了革命浪潮的向前发展。陈济棠的得力助手林时清当年在军中，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在新军未起义之前，一般民众尚以为革命党是流亡的事情。自新军起义之后，才给一般人知到(道)有军队、长官、士兵参加，有政治的地位，才能确实认识革命是为民族、民权而革命，不是流亡的革命。这是新军首义所收最大的效果。”姚雨平亦注意到此役对于华侨心态的影响，从此多数华侨愿意输财资助革命，基本上解决了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所需经费的问题。
概言之，探讨庚戌一役后“悼惜”舆论的种种声音，可以真切反映新军训练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及绅民与旗兵、防营、巡警长期积聚的矛盾，暴露清廷编练新军所遭遇的制度问题与实践困境。更有甚者，即便官府展示革命证据，舆论亦不以革命为大逆不道，更关注军队纪律的问题，而将矛头指向镇压革命、胡作非为的旗兵、防营和巡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廷无奈将责任推向粤吏，后者唯有继续秉承上意，在解散新军以后，变换方式重新招之入伍，以落实新军成镇的清廷计划。上下暌违，革命距离成功亦仅一步之遥。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