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张德明，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关键词：西安事变；西方人士；蒋介石；张学良；中国共产党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同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之后中共派代表团到达西安进行调停。随着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基本前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在华外国人士对此次事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书写。目前学界对西安事变的起因、过程、影响，中共、国民党、张学良、蒋介石等各方与西安事变的关系等已有全方位的研究，但从他者视角来观察西安事变仍然较为薄弱，现有成果多是从国际关系、国际舆论的视角分析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对当时在华外国人士及其所办的报刊对西安事变的关注则研究较少。西安事变引起了当时在华西方人士的高度关注，本文主要利用这些西方人士的论著及所办报刊中对西安事变的记载报道，来分析观察“他者”视野中的西安事变形象，并对他们的相关舆论及书写、评论视角进行解读。
在华西方人士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概况
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特大的政治事件，当时在华西方人士通过刊发系列新闻报道，发表论著等形式进行了第一手的记录报道，也为我们观察分析西安事变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在华西方人士对事变发生的原因、详细的过程及其影响，中国各界反应、外国政府与舆论的反应等问题都有所讨论，从西方人的角度展示了西安事变的复杂面相，也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
1.在华西文报刊的报道
当时在华的英、美、法等国主办的西文报刊，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刊发了大量新闻报道及评论。如《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及其周刊版《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法文《上海日报》等西文报刊，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对在华外国人了解掌握西安事变的最新动态提供了条件。
在华西文报刊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与该事变的发展进程，即爆发、博弈及解决三个阶段保持一致。第一阶段为事变爆发的初期，各报从12月13日开始关注报道西安事变，一直到12月16日，主要报道事变的情况、各方的反应，特别是提及端纳（W.H.Donald)赴西安面见蒋介石后，带回的最新消息。第二阶段为12月17日蒋鼎文携蒋介石手谕离开西安，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开始谈判，一直到12月25日，主要报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各种应对，国际舆论对事变的看法，宋子文、宋美龄前往西安斡旋，以及中共、国民党及张杨等多方谈判的情况。第三阶段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阶段，主要从12月26日开始到1937年初，主要报道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被审判及西安事变的影响等。这些西文报刊获取的新闻来源，主要是各国在华的通讯社、中文报纸报道及史沫特莱、端纳等在西安外国人所提供的消息，但因当时西安对外隔绝，信息不畅，导致外界也存在很多谣言与假消息。
以在上海发行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为例来看，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该报恰巧当日发行，还无法及时刊登事变消息。后该报在12月19日刊行时，才对西安事变进行报道，并在当天头版的社论、特别报道中都刊登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囚禁的消息。之后该报对西安事变持续关注，陆续发表《迅速释放蒋将军希望渺茫，日本威胁介入》《中国欢庆蒋将军安全归来，张将军南京“等待受罚”》《张学良前途未卜，蒋将军奉化休养》《日本军阀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华北政策》《红军撤退西安局势改善，傅将军敦促不要再内战》《西安事变仍让美国人迷惑》《中国困局——“剿共”与“统一战线”》等系列报道，先后发表16篇报道、5篇社论。这些报道坚持了客观中立立场，既有对事变情况的客观介绍，也有对西安事变的评论，展示了该报对西安事变的观察与态度。
西安事变期间，在华西方报刊多是批评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多将张学良部队称为“叛军”，将此次事变称之为“叛乱”。但自从1937年新年以后，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1937年1月16日的《字林西报》一篇社论表示无限同情西北的立场，而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南京的亲日派。当然由于即时报道的局限，西文报刊对西安事变的深远影响解析不够，也不能以后见之明对此过于苛责。
2.在华西方人士论著中的书写
西安事变期间，有一些西方人士如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端纳、伦纳德（Royal Leenard）等当时在西安见证并记录了此次事件。西安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正在西安开展访谈。她在事变期间，开始每晚在西安进行英语广播，发表了其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专列一节写西安事变，记录了其亲历的事变前前后后。当然史沫特莱当时在西安的系列报道也惹怒了国民政府，甚至威胁将其驱逐出境。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澳大利人端纳作为斡旋者在西安事变期间曾多次赴西安，并面见蒋介石，其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做出了一定贡献。此段经历在端纳口述的《端纳回忆录》中有所记载，叙述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当时为张学良私人飞行员的美国人伦纳德也在西安见证了此次事变，并驾机同张学良赴南京，在其《我为中国飞行：蒋介石、张学良私人飞行员自述》中对西安事变也进行了记载。
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前往西安进行观察。如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12月27日抵达西安报道，直到1937年2月才离开西安，曾在西安帮助史沫特莱对外广播。他在英国出版《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一书，通过访谈参与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张学良秘书苗剑秋等人，书写了西安事变内幕，在之后出版的《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中再次对西安事变有所提及。德国人王安娜(Martens Annaliese)的丈夫王炳南当时是杨虎城的秘书，故王安娜在其回忆录《嫁给革命的中国》中对西安事变提及较多，而且她还于1937年1月到达西安，作为西安电台德文播音员参与对外广播工作。
除了在西安的外国人外，当时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外国人士也对西安事变进程颇为关注，并在其之后出版的著作中对该事变有所记载评论。波兰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两书中对西安事变的起因、过程及影响都有所提及。美国著名记者斯诺（Edgar Snow)夫妇当时也在北平旁观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行漫记》《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均提及了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斯诺1938年7月还访谈了参与西安事变解决的博古，1938年9月在香港采访了参与西安事变的苗剑秋，了解了西安事变中中共的决策情况，在《红色中华散记》中有所记载，补充了一些《西行漫记》中未有的西安事变新资料。当时在上海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Hallett E.Abend）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活（1926—1941）》记录了其对西安事变的报道情况。阿班从在上海的宋子文处得知西安事变消息，然后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发布。此外，当时在华活动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美国人鲍威尔（John B.Powell）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美国记者汉森（Haldore Hanson）的《中国抗战纪事》，德国记者希伯（Hans Shippe）发表的文章等论著中，也都记录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英国、苏联等西方国家的驻华外交官也对西安事变的进展密切关注，及时向本国政府进行报告，在这些国家的对华外交档案中都有所收录。
上述关于西安事变的各种报道、记载，涉及西文报纸、著作、档案、书信、回忆录等多种形式，共同为我们从西方人视角观察西安事变提供了一手的外文资料。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资料记载的也有所差异，报刊的相关报道重在即时的时效性，但多数西方人士由于不在现场，其消息来源较为多样，很多依靠国民党官媒的报道及间接的消息渠道，并不是立足于一手的实地采访，故也会产生错误报道。西方人士在著作中的相关记载多为事后的叙述或评论，虽在时效上存在滞后性，但其事变结束后的记载，可以更加理性全面地对事件进行复盘评价。
关注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的应对
西安事变12月12日爆发后，迅即引起在华西方人士及报刊的高度关注，成为当天轰动中外的特大新闻。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西安事变的过程、原因、事变初期各方的反应，都进行了报道及评论。特别是对国民党内部、张杨、国际舆论、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及应对，西方人士讨论较多。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次日，即12月13日，在华各大西文报刊迅速头版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如12月13日的《字林西报》的大标题《陕西部队发生严重兵变》下方标题则为《担心蒋介石将军的安全，领导人安然无恙，叛军要求对日采取明确行动》。12月13日的《上海泰晤士报》刊发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轰动性的夺权》，下方标题则是《少帅要求立即对日宣战作为恢复大元帅自由的设定条件，另还有两个需求》《蒋介石丧失行动自由的确切消息》等。12月13日的上海《大陆报》也在头版刊发了大标题《蒋将军安全，西安兵变，要求强有力的行动》。《大美晚报》则是12月14日头版刊发了《总司令被俘虏》的头行醒目标题，下方标题则是《蒋将军还活着，张学良与同情反叛的红军妥协》《南京当局推进释放元首的工作》。作为周刊的《北华捷报》12月16日发布了西安事变的消息，题为《总司令被叛变分子拘留》，下方标题则是《蒋夫人丈夫的性命可以保障，政府军出动镇压叛乱》。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方报刊多是将张学良的行动称为“叛乱”，并关心蒋介石的生命安全问题。西方报刊多希望蒋介石可以平安回归，特别是支持国民党的《大陆报》称：“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早日醒悟，并将蒋委员长送回南京。只有这样，国家的统一才可确保实现。”
曾亲自参与西安事变解决的端纳，12月14日在西安探视蒋介石，并向南京及路透社等国外媒体报告了蒋介石安全的情况，当时西文报纸也对端纳前往西安斡旋情况进行了报道。如12月16日的《字林西报》专门报道了端纳14日面见蒋介石的情况，并在标题中强调蒋介石安全的最新动态，还称蒋介石回绝了张学良等人所提的各种要求。《上海泰晤士报》12月17日则报道称：端纳15日向外发布的消息证明蒋介石是安全的，张学良及其部属承诺不会伤害蒋介石。对于此次探视的详情，1937年1月，端纳在给朋友信中曾说：“劫持发生于12日，第二天我飞离南京，14日一早到西安，听取少帅叙述事情经过，我责骂他，看了委员长。少帅不是事件的主谋，但他承担了全部责任，拯救委员长并保护了他。”端纳12月15日返回洛阳向宋美龄报告后，12月16日端纳又应其要求，再次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沟通。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的动因，是在华西方人士颇为关心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解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参赞罗赫德（F.P.Lockhart）对于西安事变发动在12月13日致美国国务院电文中认为：“由于张学良在近期未能有效地剿灭西北地区活动的共产党，蒋和张之间产生了分歧。可能是剿共的失败，以及蒋介石在12月11日任命蒋鼎文接替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从而引发了个人仇恨，最终导致了当前的困局。少帅经常被攻击同情共产党军队。”贝特兰作为实地采访西安事变的记者，则提到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这三个把兄弟为核心的少数东北军激进派使得张学良下了决心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并认为张学良军队被共产党击败，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一大原因。他认为：“共产党首先在战场上重重地挫败了张学良，然后宽大地送还了他们抓到的俘虏，最后商定了一个纲领：如果能够实现抗日统一战线，他们保证把他们的军队交由国民党当局领导。通过这一切，中共使张学良软下来了。”德国记者希伯对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分析判断称：“他最初的目的，是要使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政策与迅速增长的民众力量一致起来，这种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愿望，要比单纯的武力和内战强大和有效得多。”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的司徒雷登（J.L.Stuart）则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出于爱国：“我深信他当时眼看国内矛盾把中国人自己搞得元气大伤，中华民族沦陷的危险边缘，完全是出于一腔热血才出此下策。”可见西方人士看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主要与张、杨“剿共”失败，共产党提倡联合抗日有关。
当时还有国民党舆论攻击中共参与了西安事变，在华西方人士也有所讨论。如《字林西报》12月15日社论《一个严重的威胁》曾指出：“叛军可以与共产党军队合作的建议，也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后者最近提出过与陕西军队亲善，和对日本侵略者仇视的基础上的冠冕堂皇的建议。这种建议是说，在这个时候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只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贝特兰则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定位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与蒋介石被扣押一事毫无关系。西北红军和张学良之间确实达成了足够的谅解，但‘双十二’事件都是张学良和东北军‘激进派’挑起的。没有共产党员参加为这次事件计划的深夜会议，陕北保安的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直到听到委员长被拘留的消息才知道这个计划。”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谈话时，对此传言还专门解释称：“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
西方在华舆论起初不知道西安事变真相，故相信了国民党发布的许多谣言，多是批评张学良的此次行动，不认可其使用武力挟持蒋介石。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关于西安事变之评论》认为：“张氏此次突然叛变，公然劫持以一身系国家民族安危之领袖，其用心殆不可解，惟不论其动机如何，自解如何，其敢于犯上作乱，实自绝于国人。张氏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宜其应善以自处，殊乃竞不出此！”《字林西报》也指出：“按张氏并非毫无主见之人，此次叛变实难邀世人原谅。际此全国经济建设及财务行政各项改良大计，方在推进，乃忽劫持行政主要人物，并置之于危险地带，以要挟中央政府，仅足构成叛逆行为，至为则显。”12月15日的法文《上海日报》社论也对张学良批评：“张学良之出此行动，是否真正爱国尚属疑问，实际上仅为私人问题而已。盖张学良从前为东北军领袖，中国政治上之第二人物，而现在仅居次等地位，于心不满，故此时乘其部下多怀二心，竞藉此暴动，以济其私。”该报的评论也是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进行解读，但多有偏颇之处，将其解读为个人恩怨。而且西方人士也看到了事变带来的不利影响。鲍威尔曾分析称：“当时，蒋介石不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然而，蒋介石当时被扣为人质，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导致中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另一方面，一些政客急于掀起党派之争或进行政治阴谋。”此种影响也反映出了当时国内在事变发生后的混乱局面。
面对当时各种的谣言，在华西方人士还特别对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错误报道进行了评论。12月15日，苏联《真理报》刊发了驻华记者哈马丹所写的《中国的抗日行动》对张学良进行污蔑批评：“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张学良军队的暴动紧紧连在一起，这一事实充分暴露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质……一些亲日分子便利用这种激烈的抗日情绪，嗾使张学良军队反对南京。”同时，苏联的《消息报》也刊发了类似攻击张学良，赞美蒋介石，歪曲事变性质的言论报道，在国外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该报对西安事变的错误报道，不仅引起张学良的不满，史沫特莱、斯诺等人也对该报舆论进行了批评。史沫特莱指出：“苏联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是一种不幸。这表示苏联人民没有得到关于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斯诺夫人早在1936年10月访问西安时曾采访张学良，也了解张学良发动此次事变的缘由，因此她对苏联两家报刊发的评论指出：“该举动会使中国各派在舆论上反苏，并将迫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反对红军……法西斯主义者会对此非常得意，但他们永远不会信任，也从没信任过苏联。这种事情甚至会让中国共产党转而秘密却非公开地反对苏联。”斯诺则对此指出：“谣言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连中国最反动的报纸都不敢这样编造，因为害怕遭到嘲笑。”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西安外国人的安全是西方人士尤为关注的问题。部分西文报刊也对当时在西安外国人情况进行报道。12月16日的《大美晚报》以《在西安的外国人仍然没有消息》为题指出：“现在还没有在西安外国人情况的任何消息，在西安的外国人大约有四五十人，且多数为传教士。”所幸当时外国人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只有一名德国人死亡。伦纳德对此情况指出：“到目前为止，外国人在兵变的枪战中还算幸运，只有一名德国牙医丧生。少帅委托我去照料一下兵变范围内所有边远地区的传教士，有什么情况我将随时向他们通报，一旦交战，也要保证他们能安全撤退。”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的情况，当时在华西文报刊由于缺乏消息来源，故报道较少。阿班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接触到蒋介石，曾听其当面讲述此段的经历，他描述称：“他不吃，也不喝，尽管受了重伤和折磨，也拒不接受医生的治疗。他还拒绝了劫持者提供的所有服务和物品，只提出要求他们送一本《圣经》。”当时端纳也对蒋介石情况有所介绍，他提到：“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着嘴唇，一言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直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未与他说。直到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会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当局的主战派、主和派争执不下，对于国内各界对西安事变的应对，在华西方人也有介绍，且视角各有不同。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K.Hugessen)1936年12月16日向英国政府报告了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应，称：“我已经获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起初设想是只要蒋介石安全获释，就会赞成张学良的任何要求。但现在感觉他们为了日渐团结的中国实现统一，不会进行妥协，而是准备好面对蒋介石死亡的威胁，并对叛乱分子采取强势举措。”伦纳德则对于西安事变后的发展描述道：“事变发生后，有的在积极备战，有的想折中调和，有的则是静观其变。蒋介石夫人就是这时抵达西安的。可以说，她是在一种非常紧张的局势下降落的。此时，中国有四股军事力量卷入了西安事变：忠于总司令的和不忠于总司令的同盟军，还有少帅和杨虎城将军各自的军队。这四方面都在积极备战，战争一触即发。”当时西安当地对此事变的反应，西方人士也进行了记述。鲍威尔对此指出：“蒋委员长被拘押的消息传出来后，西安地区的气氛异常活跃，各种反蒋抗日活动接踵而至，诸如有召开群众大会、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等。当时西安到处可见各种传单和标语，不仅严厉谴责日德意反共同盟，还要求成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少数共产党激进分子提出了许多建议，尽管听着有点奇怪，但最终目标就是抗日救国。”
特别是当时国民政府部分亲日派准备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也进行了解读。贝特兰分析称：“没有人想要内战，除了那些想从蒋氏之死中获益的人。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受益的将是日军。如果军人派在南京掌权，而日本就会在华北恣意妄为。为了所有忠诚的爱国人士的利益，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战的爆发，只有少数位高权重的人希望开战。”端纳在12月28日同许阁森谈话中，曾对当时国民政府内部矛盾进行分析，许阁森在向英国政府报告此次谈话的要点中指出：“拘捕蒋介石，张学良就上了蒋在南京政敌的当了。在端纳看来，他们中的首要分子是亲日派，他们很高兴看到蒋的消失。如果讨伐军进攻西安，或者飞机轰炸这个城市，那就不可能救出蒋介石了。”西方人士实际也看到了国民政府内部对西安事变解决方法的分歧，也认识到其内部派系的复杂性。
西安事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还有在华西方人士分析外国政府、舆论对西安事变的最初态度。如12月13日，许阁森就西安事变向英国政府进行分析认为：“西安事变绝不会有苏联的支持。如果得不到苏联或其他中国军阀的支持，张学良的反抗早晚会以失败告终。他如果单独或与没有苏联支持的共产党联合的话，也无法抵挡中央政府的军队。”对于当时的国际社会反应，史沫特莱指出：“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促使世界各地的反动派都采取了行动。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将领们立即在天津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实际是在研究是否到了全面占领中国的时候。墨索里尼的女婿曾任驻华公使，其给张学良发了一封傲慢的电报，要求释放蒋介石；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也都向他们的政府发报报告该事变。”贝特兰则对当时的国际舆论称：“对整个世界说来，仲冬发生的‘绑架’中国委员长的事件，是以神秘的东方令人困惑的方式出现的一个生动的插曲。最初，每个人都谴责举事者：在这一点上，莫斯科同东京和柏林一样，都是直言无隐的。”可以看出当时国际舆论多是谴责张学良，呼吁释放蒋介石。
当时中外舆论对西安事变报道颇多，但是因国民党刻意阻挠外国记者的发布，单方面发布所谓的官方消息，导致当时国内的消息真假难辨，谣言四起。由于西安的消息被封锁，很难向外界发布，史沫特莱称南京国民党广播电台疯狂报道蒋委员长已被枪毙，红军占领了西安，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等等谣言。王安娜也报道了事变初期各种谣言称：“在上海，由于缺乏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无根据的流言就与日俱增。由于旧中国报道的消息和数字大部分极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测和预言，也像真的一样被广泛传播。人们不但不加怀疑，而且把它们当成事实。但这些粗制滥造的消息，只要稍为推敲，伪装就会剥落，毫无可信之处。”斯诺则批评了国民党对西安的消息进行新闻封锁，并散发编造一些谎言，他对当时舆论报道混乱的情况记载道：“曾有三天，除了美联社之外，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的生死。美联社断然声称，张学良在电台上报道了他是如何杀害蒋介石的，以及杀害蒋介石的原因。没有人确切知道叛军打算做什么。”信奉新闻自由的西方人士通过此次事变，对国民政府在新闻检查，控制公共言论方面的表现极为厌恶。
考察西安事变谈判过程中的各方博弈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12月17日派出代表团进驻西安，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宋子文、宋美龄相继来到西安谈判，最终促使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在华西方人士对西安事变中的谈判过程及各方的诉求，特别是中共在谈判过程中的贡献，进行了多方面的报道与评论。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应张学良邀请抵达西安，协助处理西安事变，并直接参与谈判。中共代表抵达西安的第二天，史沫特莱见到了他们一行。她评论称：“从我和红军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叶剑英的谈话中，我感觉他们来这里，绝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新时代奠定基础。”但由于中共在西安参与的谈判，当时报刊甚少获取消息来源，故在华西文报刊对此实时性的报道较少，多是在华西方人士在事后进行的相关论述。
在谈判期间，在华西方人士仍然关注西安事变的最新进展。12月18日，《大美晚报》在头版继续关注西安事变，在标题中指出张学良的财政顾问埃尔德（James Elder)在同南京的官员商谈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并提到国民政府派出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近西安，西安与外界的通讯仍然被切断。《密勒氏评论报》12月19日的社论还曾判断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安事变都不免令人悲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它发生在国家迫切需要团结和抵御外部威胁的时候……除非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迅速有效地解决这场叛乱，否则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值得一提的是，12月17日，蒋鼎文获准离开西安前往洛阳，并带回蒋介石致何应钦的手谕，要求19日之前不可冲突并停止轰炸。12月22日《大美晚报》还在头版公布了该手谕原件照片，并在对照片的介绍中以此证明蒋在西安仍然安全。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斡旋，次日返回，21日端纳也回到南京。12月21日的《上海泰晤士报》报道了宋子文20日到达西安斡旋的消息，并提到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暂停了进攻，还提及阎锡山方面在同张学良交涉，南京方面同意改变既有强硬政策的可能性不大。22日，该报又称宋子文21日已回到南京，宣称和平解决事变成为可能；同时提及，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的张学良的电文中显示其仍坚持顽固挑衅的态度，并称国民政府的军队正在向西安挺进。之后12月22日的《大美晚报》报道了当天宋美龄同宋子文、端纳共同飞往西安的消息，并称“第一夫人”将会与蒋介石一起在叛乱的城市被囚禁。12月22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强调政府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国家纪律的重要性，社论称：“这次西安事变，无论若何辩解，总是破坏统一的，这种破例的土匪式的政变，不是日人俄人，乃是中国人自己所干的，中央政府处置此次事变，在国策上决定不予任何让步，可谓贤明，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办法。”
12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张学良、国民党代表宋子文三方正式会谈，24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口头协议，西方报刊也对谈判有所报道。12月23日的《大美晚报》曾报道称中共军队也在向西安移动以占据主动，并提出可能会帮助张学良，和平的谈判仍在进行中。12月24日的《字林西报》除了提及宋氏兄妹已经在西安开展谈判的消息外，还特别提到国民党的官方舆论强调：要么在周六（26日）之前达成和解，要么军队周六上午进攻西安府，不会再拖延，并称在双方暂时停止敌对行动的三天期间，政府的飞机仍然在飞行观察西安动态。
对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在华西方人士也进行了解读，并注意到了张、杨对事变解决的不同态度。端纳曾称：“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碍仍有待于克服。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是个大问题，他的军队控制着西安城，所以蒋介石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争取杨将军和他的部下比与张学良打交道更为困难，因为杨将军的军队有一种更激进、更不妥协的观点。况且，杨将军的军队纪律松懈，非常不可靠。”斯诺对两人所在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分歧曾分析称：“不过危险不是来自张少帅，也不是来自共产党。有可能来自杨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还是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自有着不满情绪的桀骜不驯的士兵，来自有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都要求在如何处理总司令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部队的情绪肯定是赞成把总司令干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却要由共产党人来说服他们饶他一命！”贝特兰探讨了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认为：“原来的绿林好汉、陕西地方军人杨虎城在这次事变中是一个比较卖力和莽撞的参与者。他是一个耿直的军人，谁也没有怀疑他的爱国心，但是他的部队相当粗野，不容易驾驭。他是头一个赞同扣留蒋介石的人，也是最后一个非常不情愿地同意释放蒋的人。在所有参与这次事变的带头人物中，他到头来是失败得最惨的一个。”
鉴于国外对西安事变的关注，当时各国在华外交官员在向本国的电文中对西安事变进行了解读，一些在华西方人士也注意到了当时的国际舆论。12月18日，罗赫德在致美国国务院电文中称：“一个突出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在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如果说存在着不同的舆论，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对于进行中的多方谈判，12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T.Johnson)在致美国国务院电中称：“我认为当前的局势虽然很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因为幕后谈判仍在进行。当然我对谈判的具体进展，并不知晓。如果中国政府在没有外界力量帮助的情况下，解决该困局，将会有利于中国声望的提高。但是如果不能顺利解决，其后果则是难以预料。当前的公众舆论是普遍支持政府，但如果蒋介石被处死了，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陷入分裂状态。”12月23日的《北华捷报》还专门刊发了《外媒对“叛乱”的评论》的报道，收集了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其中在小标题中特别提到“英国对此表示遗憾，悲剧还是闹剧？”
当时张、杨部队及共产党内的少数激进人士准备杀死蒋介石，中共中央却从全局考虑表示反对，提出和平解决，以避免发生内战，在华西方人士也对中共的态度表示了肯定。如王安娜对中共和平解决的政策客观指出：“当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如果排除蒋介石，就会招致内战激化，结果只会导致日军的胜利。”爱泼斯坦则分析称需要看到联蒋抗日的重要性：“不服从蒋介石命令并拒绝镇压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主张将蒋介石作为卖国贼公开审判。中国共产党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认为这将导致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而这只会对日本有利。中国共产党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释放蒋介石、实现国内和平、促进抗日斗争。这一切都向全国人民证明，这是团结全国各方面力量保家卫国的最优选择。”西方人士还从中共试图建立统一战线的视角来分析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策略。斯诺分析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变化：“只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和事变之后，中共才把他们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从成立‘西北抗日政府’扩大到同南京方面合作。而在此以前，他们一直是想通过统一西北（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北方军队中其他可能分化出来的人)来分裂南京。”正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国共两党政策发生转变，促成了中共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实现，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
探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影响
在中共的积极斡旋下，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当时在华的西文报刊、西方人士对西安和平解决的原因、过程、影响进行了广泛报道与评论，特别是论述了西安事变的结果对各方的影响，以及对事变结束与国共关系的走向进行了观察。
12月25日，蒋介石秘密获释，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外媒获悉消息却是在12月26日，之后在华各大外文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如12月27日的《上海泰晤士报》发布了《张学良现在南京》的消息，称张学良12月26日在蒋介石抵达首都后2小时左右也到达南京。12月27日的《字林西报》也发布了《蒋介石将军返回南京》的报道，下有标题《西安的囚犯与劫持者一起返回首都：一个误会，全国欢腾庆祝释放》。12月27日的《大陆报》则发布《南京民众欢迎蒋将军，全国有望团结一致》的新闻。可见当时西文报刊的报道中多对蒋介石的被释放进行了祝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表示满意。
蒋介石被秘密释放当天，史沫特莱也在西安机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她指出当时西安当局放出消息，说组织绥远抗战的傅作义将军在圣诞节飞到西安参加抗日同盟。黑压压的人群在机场举着旗帜迎接他。但没有看到傅作义飞来，只看到张学良飞走。实际是西安当局欺骗民众以在机场迎接傅作义作为名义，而为蒋介石送行，给他留下了大家都爱他的印象。因当时西安的东北军部分将士不赞同释放蒋介石，史沫特莱还对此事描述称：“在西京招待所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和抗日救国会的领袖奔走呼唤，群情激奋，认为这是一场政治骗局。有些人还对我说：‘我们被背叛了！红军劝说少帅放了蒋介石！’”这展示出当时东北军内部的复杂性，也为1937年2月的东北军内讧埋下了伏笔。
对于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许阁森认为：“张学良因认为自己发动兵变是出于正义，故希望以此姿态向政府和人民忏悔，以获取他们的注意和同情。也许是基于儒家传统，他采取了这一不寻常的举动。这可能是我们能得到的最接近实际情况的解释。”西安事变虽然结束，但事变的真相却是谜团众多，蒋介石1937年出版了《西安半月记》也是真假难辨，史沫特莱曾指出“西安事变”的详情从未公开过，后来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的那本书也未说明真相。
蒋介石被释放后，国内部分民众乐观其成，并看到了中国统一的希望。在汉口的美国记者汉森对民众的庆祝记述称：“还不到一小时，全城都响起了鞭炮声。从老到幼，人们欣喜若狂，成队的灯笼在全城游行。人们已将委员长当成民族主义之神，他安全返回首都标志着中国最终实现了团结。当然，中国人知道，这种团结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抗日。蒋介石最终抛弃了绥靖政策。”当然，也有一些亲日人士对结果感到失望。如爱泼斯坦认为：“这一结果也令许多中国高级将领感到失望，尤其是何应钦，他曾主张立即动用所有空军轰炸叛军总部，尽管‘中国不可或缺的领导人’被关押在那里。”
对于张学良12月25日同蒋介石一起离开西安的决定，西方人士的舆论对此举也是褒贬不一。如在西安的史沫特莱曾记述了东北军内部对其选择的评论，描述了一个年轻军官不屑一顾地喊道：“少帅满脑子的封建思想，真是自作自受！他不会有自由了，再也回不来了！”《北华捷报》对张学良此举则指出：“他不打算在这方面掩饰自己错误，但是他由于亲往南京去接受法庭对他行动的任何判决，他已经表明这次行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驱使。总之，他所做的坏事都是为了使国家进入更好地能了解民众要求的局面。”贝特兰则对此评价称：“张学良这位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在一开头被人们普遍指责为危害国家，当他自愿地陪同委员长回南京时，他也就放弃了他的政治生活的全部前程。〖HJ1.9mm〗蒋介石由于受到他通过他夫人和她弟弟宋子文以及他的顾问端纳私下作出的保证的约束，不能直接危害张的生命。”12月31日，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在南京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外文报刊也进行了报道评论。如《北华捷报》1937年1月6日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领导人的判决》的新闻，除了提到张学良被判刑外，还特别指出：鉴于他的自首和忏悔，此种宽恕很可能使他能够继续为国效力。但事与愿违，张学良一直被监禁了50余年。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在华西方人士多对此结果表示满意，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在华西方人士从阻止了中国内战，利于中国统一，巩固蒋介石统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基督教在华所办的英文报刊《教务杂志》刊发社论，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印证了民众期待的国家统一，“试图夺取权力的个人或团体，希望确保国家事务的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们没有得到民众的迅速支持，而是遭到了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的反对”。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夫妇指出：“更重要的是这次兵变开启的先例。这表明面对外国侵略，中国军队有能力迫使将领停止内战……在1936年圣诞节释放蒋介石，其直接意义在于结束内战，开始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爱泼斯坦对事变结束后蒋介石的处境认为：“他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来重新看待自身的立场与政策，并已经清醒的看到，其权力基础发生了变化。他如果继续执行要求当时西安的东北军去实施的政策，那就会导致内战不断，反而会给日本侵略提供机会。人民也因此会不满，这对其政权则构成了威胁。”还有西方人士分析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个人地位的影响。如贝特兰指出：“这场危机是蒋介石的顽固不化引起的，他在开始一些日子肯定是大大丢了脸，可是到最后，他的威望却是大为提高了。他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唯一可能的领袖，而且至少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人们这种期望的。”《字林西报》12月28日发表的社论《西安事变的解决》则指出：“当然，还不能低估直接引起这次骚乱的纪律的严重破坏。它向中央政府暴露了这种后果：即任何时刻，它的稳定局面可以受到名义上在他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是为达到他个人意图而任意使用军队的那种将领的不负责任的行动的威胁。”该报则是看到了西安事变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出兵抗日，故日本对事变极为关注，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予以解读。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实际经历从最初的喜悦到最后沮丧的转变。爱泼斯坦曾指出：“在蒋委员长被释放前一天，日本人喜出望外，希望发生一场大动乱，并利用中央政府的力量镇压日益壮大的群众运动。他们曾希望内战爆发，最终南京政府将别无选择，只得向其屈服。24小时后，他们发现，不仅投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妥协的希望也越来越小。二十年来他们所害怕和反对的统一，在中国终于实现了。”斯诺还分析日本报纸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污蔑苏联参与了此次事变。他指出：“许多最离谱的谣言都源于在中国的日本报纸，甚至是日本高级官员。日本报纸关于西安‘红色威胁’的‘目击者’所带来的臆想报道特别多，尽管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联系，与其他人一样都很少。日本人甚至还发现这起事件背后有苏联的阴谋。”但是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也使得日本的愿望落空，进而加速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各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除了日本外，多是希望和平解决，对此在华西方人士也进行了分析。斯诺特别分析了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毫无疑问，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件的这种迅速处理是有影响的，莫斯科十分高兴恢复蒋介石权力的和平解决办法。苏联共产党人担心清算了蒋介石可能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使日本得以把南京政府变成东方名副其实的佛朗哥政权。那样一来，中国不仅在战略上对苏联变得毫无价值，而且可能成为苏联的一个潜在的敌国。”斯诺夫人则指出：“西安事变是一堂现实政治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潜在联盟比中国更为强大。西安的事变的结果主要是因这种历史倾向所决定，即需要利用蒋介石作为联络人，而不是其他原因。”实际上各国出于对华不同利益的诉求，故其对此事变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事实上同意停止了十年内战，并开始同中共商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联合抗日。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的缓解，特别是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可能，在华西方人士也有讨论。《密勒氏评论报》1937年2月23日发表的社论文章《国共再次“联姻”将实现全国团结抗日》，从国共两党的角度，评论了西安事变的国内和国际影响，阐述了国共双方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自所做出的政策调整。爱泼斯坦对此变化指出：“内战已经结束了。政治犯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特刑室释放。虽然政府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充分用于对付侵略者，但它已不再为了维持绥靖政策而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内战。”端纳则指出：“西安事变是国共和解的起点，到1937年2月这种和解已具体实现，蒋介石获释后不久，南京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冷漠态度，蒋本人也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尽管政府中有人指责共产党人旨在施放烟幕，双方谈判代表还是理性地弥补以前的创伤，为建立抗日统一阵线铺平道路。共同抗日是彼此一致的意见，至于其他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留待抗战胜利后再说。”可见西方人士也看到了西安事变对国共关系改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西安事变解决后，史沫特莱等带有左翼倾向的记者，也是少数支持西安事变的西方人士，在事后的论述中，对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充分肯定。1937年1月11日，史沫特莱在接受《学生呼声》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了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支持，认为：“双十二事变在中国是自从1926—27年北伐以后最重要的事件。直到现在，西洋各国的革命运动还没有能够与它比拟的，虽然将来它也许会演变成像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动派的斗争。”
余 论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仅国内舆论、时人关注，在华的西方人士及其报刊也高度关注，而他们刊发的报道及其相关论著，为从“他者”的视角来观察西安事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学界以往的研究相对忽视了这批史料，故其可以弥补国内史料对西安事变记载的不足，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丰富了西安事变的多重面相。从具体内容看，既往学界研究多关注于国人或国外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忽视了西安事变中在华外国人及其报刊的应对与报道。这些在华西方人士的观察则提供了考察在华外国舆论在西安事变中作用的特殊视角，特别是呈现了西安事变对在华外国人所造成影响的相关记述，展示了西方人对该事变的多样化看法与不同的观察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史沫特莱、端纳等直接见证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外国人，还提供了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在事变前后的心路历程，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事变后的反应、蒋介石被软禁后的表现及其被释放过程等珍贵的历史细节，与当时亲历此次事变的中国人的书写相比，也是绝佳的史实补充。
当时这些在华西方人的身份比较多元，有记者、飞行员、顾问、军人、外交官等，其立场各有不同，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出发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广泛的评论。这些外国人的报道、观察，从多重的视角还原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当时外国人了解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欧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从当时西方人士立场看，一些支持国民政府的人士对张学良持谴责态度，还有阿班等一些新闻记者则是持中立客观的报道，如实展现西安事变的进程，还有史沫特莱、斯诺少数左翼人士则是比较支持张学良及中共，对西安事变进行了高度肯定。
在华西方人士对西安事变的观察书写，虽然角度各有差异，但却展示了西安事变的复杂态势。在华西文报刊虽然不在西安，但亦比关注该事变的国外西文报刊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对西安事变进行连续跟踪报道，并对事件进行客观性、解释性的综合报道，且深度评论。史沫特莱、端纳等少数当时在西安亲历了事变的西方人士的记述则相对较为可靠，从亲历者的视角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且具有与其他书写者相较的不同特点。正如柯文所言，“直接参与者对历史的看法带有不同于历史意识的个人意识……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直接参与者也许会做些努力，试着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而且他们很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亲历之事加以神话化。”还有斯诺、斯特朗等当时不在西安的外国人，他们在论著中对西安事变的描述虽为事后的书写，但正是事后分析更可以跳出局限进行历史观察，其作为旁观者的论述可以更加全面得当。当然，也需要看到，有些在华西方人的书写内容并不准确，且在政治利益的影响背后对西北军、国共两党的评价有失偏颇。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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