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宇||历史思想作为政治思想:J.G.A.波考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陈浩宇,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摘要：通过分殊人们表达政治观点采用的不同语言模式，波考克尝试对政治思想提供一种真正历史的研究。他尤其关注由对历史的论述构成的语言模式，考察它和其他语言模式是如何连接与互动的。以在时间中存在的社会这一概念为媒介，波考克既强调任何表达社会自我理解的政治思想都包含一种涉及时间的含义结构，也表明意在叙述社会起源和延续性的历史思想内蕴强烈的政治属性。波考克的思想史研究由此致力于沟通政治思想和历史思想的关系，通过将后者重构为一种政治思想，有效地扩展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和书写模式。
关键词：政治思想史;波考克;史学史;剑桥学派;语境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由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波考克(J.G.A.Pocock)、约翰·邓恩(John Dunn)等学者倡导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已获得广泛认可和运用。由于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或工作，他们被认为构成了思想史领域的“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但是，将这些学者联系在一起的是方法上的相似风格，而非某种共同持有的教条与学说。同样被视作该学派代表人物的洪特(Istvan Hont),甚至声称根本不存在一个“剑桥学派”,或者最好将剑桥学派视作一个“反学派”(anti-school)。洪特的断言一方面表明剑桥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往往将特定思想观念还原到其所由来的具体历史语境中，从而有可能瓦解某些学派对于所谓永恒真理的信念；另一方面透露出即使在剑桥学派内部，不同学者的研究取径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
在中文学术界，相较于斯金纳，波考克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作得到的关注和讨论较少。由此也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有待澄清，例如，波考克和斯金纳历史研究方法的差异，波考克如何借助政治语言分析构筑长时段的思想史叙事，波考克对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关系的处理。波考克的思想史研究立足于对语言模式的分析。在人们用来表达政治观点的不同语言模式中，波考克尤其注意由历史观点和对历史的理解构成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形成了一套历史论述(a discourse of history)或史学史(historiography),而且和其他语言模式存在互动与反馈关系，对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人们理解政治、权力以及行动可能性发挥着重要影响。事实上，波考克在晚年的回顾性文章中宣称，自己的研究一向涉及两类思想史，即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它们“产生互动并确实帮助形塑彼此”。而在将历史思想视作政治思想加以研究时，波考克则认为自己甚少发现同道。
本文将依循波考克本人提供的线索，聚焦其六十余年政治思想研究中这个异常鲜明而独特的历史维度，呈现波考克在拓展政治思想史研究空间与书写模式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文章将着力揭示波考克在其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持有的一个核心信念，即政治思想作为特定社会理解自我的方式具备形式上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波考克通过具体研究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历史思想或者说一个社会理解自己过去的方式恰恰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洞穴中的语言”:波考克的政治语言方法论
包括波考克在内的剑桥学派学者，在学术生涯之初，都尝试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革新。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强调政治思想的历史维度，使政治思想史研究真正成为一种“历史的”研究。在提出这种动议时，他们构想的对立研究方式，是传统上对政治思想的哲学式研究。后者是文本中心主义的，通过文本细读对作者的论述进行高度的抽象和提炼，而这一操作方法背后的深层预设是所有经典文本都在讨论和处理一些根本且持久不变的问题。与哲学式研究完全脱离语境孤立看待文本不同，剑桥学派强调回到文本所处的具体语境。他们对文本进行了一种重要的转换，将文本及其中论述视作一种言语行动(speech-act),作者做出这些行动是在回应和挑战语境中的其他行动者，对于这类行动、事件和互动过程无疑可以进行一种历史叙述，这也正是历史学家所擅长的。在剑桥学派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以避免研究者犯下时代误植的错误，或是将研究者自己的偏见投射到过去的思想家身上，而摆脱了这种偏见之后也会使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更加自由。
虽然斯金纳和波考克都采用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但两人仍存在一些差异。斯金纳不论是在代表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文用作《基础》),还是在对霍布斯的一系列研究中，总是擅长深描某个具体历史时段的政治社会背景及智识语境，在其中探寻思想家的言语行动及其意图。《基础》上卷主要关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共和价值的起源、演变及持续面临的挑战，下卷转向宗教改革时期不同教派的政治观点；对霍布斯的研究聚焦英国革命背景下，霍布斯政治思想的生成及其与政治对手的论辩。总体来看，斯金纳较少提供政治语汇转折的叙述，而是呈现了三个相对分立的故事。这一点与波考克形成了对比。在代表作《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下文用作《时刻》)中，波考克叙述了一个长时段的、跨越大西洋两岸的共和主义传统，考察共和语汇如何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得到阐发，并一直下探到斯金纳甚少涉及的18世纪政治思想。波考克自己对这种差异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斯金纳的历史智慧可能集中在共时性上，即对特定时间存在的各种语言情境进行详细的重构，而我则倾向于历时性，即研究各种语言发生变化或是各类文本从一个历史情境迁移到另一个历史情境时发生了什么。”
支撑波考克进行长时段、历时性研究的关键，如他自己所说，是他对语言或话语模式的关注，这意味着从发生在个体之间的言语行动前进到更具普遍性和片段性的“话语政治体系”(politics of the language system)。在波考克看来，仔细观察人们谈论政治事物、表达政治观点使用的概念和语汇以及组织这些词汇和观点的逻辑，可以辨识出特定的语言模式。波考克所说的“语言”(language),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希腊语或英语，而是可以称为“子语言”(sub-language),意指人们谈论政治时采取的特定话语模式。所以，波考克有时也用修辞(rhetorics)、习语(idioms)、范式(paradigms)、言说模式(modes of utterance)等概念来指称他所说的语言。这些语言起源于人们对社会文化和行为传统的抽象，它可以发生在社会的不同层面，并且会因不同的抽象水平和不同的扩散和移植过程而具备不同程度的理论普遍性。这最终导致在任何社会，人们可以使用的语言都是多元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织体”,并且“可以在互动中产生复杂的历史”。
语言的多元性导致每个作者可以使用的语言也是多样的，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作者在同一个文本中介入了不同的语言传统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出现在波考克对柏克的研究中。1960年波考克发表了《柏克与古代宪法：观念史中的一个问题》一文，指出柏克在《论法国革命》中的不少段落采用了源自爱德华·柯克爵士时代的普通法思想传统的语言，即认为英格兰宪法建立在不可追忆的习惯和经验之上，从而反对以抽象原则为指导来重构政府。二十年之后，波考克又发表了《柏克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将《论法国革命》的一些段落置于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加以理解，因为柏克指出，革命运动中纸币信用的扩张以及对宗教等传统风尚捍卫者的攻击，最终会毁灭现代经济和商业秩序赖以生存的基础。波考克分解柏克思想不同侧面的做法，遭到了思想史学者马克·伯维尔(Mark Bevir)的批评。在伯维尔看来，波考克对不同语言的关注，使他不容易被文本不一致问题困扰，从而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思考文本的一致性问题并展现一个融贯的柏克政治理论。我们或许可以为波考克辩护说，在解读文本时，梳理和澄清文本的不同层次和语言来源，或许是研究者应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只有在对不同思想侧面进行分解考察后，才有可能提供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综合。事实上，波考克没有放弃提供一个融贯的线索。他指出，对古代宪法的信仰没有使柏克认为必须回到某种原初的原则，而是认为从过去直到现在不断调整的习俗和经验构成了一个连续体，这使柏克可以成为18世纪辉格党统治秩序的捍卫者，并主张“摧毁由古老的社会形态建立起来的历史结构，必将导致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的毁灭”。柏克连接过去与现在、调和传统与进步的方式，既表现出一种复杂的保守主义思维，也构成了波考克眼中英式启蒙运动(English Enlightenment)的代表形象。
伯维尔的批评还源自如下观点，即波考克对语言的分析受惠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语言(langue)限制着作者的言说(parole)和言语(speech)。在伯维尔看来，当波考克将文本分解成不同的语言时，也就认为作者必然会采取为这种语言所规定的常规言说方式，从而预先限定了文本的可能。波考克对方法论的讨论有时会给评论者带来上述误解，因为波考克的确时常强调语言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以及使用某种语言对作者带来的限制。但是，如果结合波考克的具体研究，我们会发现他其实采用了相当灵活的视角来看待作者个体和他置身其中的语言结构的关系。语言塑造了作者的言说方式，但作者在使用这种语言时，也在修改和重塑这一语言。如果一种创新的言说方式激起了广泛的回应，最终会使这种言说成为一种惯例并被吸纳到语言结构中。例如，在讨论柏克使用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商业社会和风尚的语言时，波考克便指出柏克颠倒了孟德斯鸠和苏格兰启蒙学派认为商业使风俗柔化的观点，反而强调风尚必须先于商业而存在，而风尚则源自骑士和教会时代。这种颠倒使柏克呈现了另一种后来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商业可能带来风尚的庸俗。
波考克特别强调不同语言模式对政治具有的规定性作用，他有意识地援引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认为每一种语言“都会发挥所谓范式的力量”,因为它们“都是有选择地呈现与政治的行为和性质相关的信息，它鼓励以某些方式而不是另一些方式定义政治问题和价值。因此，每一种语言都有利于某种优先项、从而有利于权力的分配格局”。波考克也意识到语言与库恩的范式具有一个重要区别。在库恩对近代早期科学革命的描述中，一种范式完全取代了另一种范式，这不仅改变了对许多问题的答案，甚至改变了提出问题的方式。但是，波考克认为，任何社会都是多种语言共存的；一种新语言的出现能够挑战原有的语言及其诉求，却不会完全替代后者，不同语言将会长期互动，共同塑造特定时代的思想面貌。因此波考克常常将历史学家描述为一个考古学家，其工作(métier)就是要揭示政治语言不同的层次(layers)及其复杂性。
波考克对历史学家职责的划定，无疑与哲学家的工作方式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他使用了一个颇具意味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直言历史学家研究的就是“洞穴中的语言”(languages of the cave)。如果哲学家是要寻求终极真理，要从洞穴中的纷繁表象上升到绝对真实的理念世界，将洞穴中的一切视作虚假的和带来蒙蔽的；历史学家则不只关注那些具有最高抽象程度的语言，而是认识到由于洞穴中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和理论普遍性，因此也必须在与之相匹配的程度上来分析和拆解这些语言。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洞穴中的语言，即使是对政治现实有偏向的和选择性的描述，是人们欲望、情感和价值的投射，因而从一个哲学的视角来看是不真实的，但却是实际上对政治具有规定性作用，从而既塑造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也在历史过程中塑造我们自己的力量。
历史思想进入政治论争：波考克对近代早期英国政治思想的研究
波考克认为一个社会表达政治观点的语言具备多样性，它们源自对社会经验与活动的反思与抽象，因此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都表达着社会的自我理解。由于波考克进一步强调任何社会都是在时间中存在的，这便将一种时间维度带入到政治思想的结构中。我们可以将波考克的讨论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以揭示历史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紧密关系。
波考克首先强调，如果历史意味着对过去的叙述，那么对某种“过去”(past)的意识实则预设了一个社会的存在。因为孤单的个人只能回忆起他的私人往事，社会作为“复杂体”(complexity)的长期存在则使它逐渐被认识和理解，从而构成历史学家用“过去”一词来表征的事态。因此，对过去和时间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社会延续性(continuity)的意识，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因为它“只能作为关于社会结构和行为的普遍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如果对时间的理解和在时间中体验到的人类生活，构成了社会意识和自我理解重要部分，它们也会影响和塑造社会自我理解的其他部分，尤其是社会的结构及其合法性由来，以及在社会中可能的行为方式，这就构成了波考克所说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结合点”。从根源上看，历史思想可以作为政治思想，是因为历史和历史论述构成了社会自我理解的一个基本部分，因而是人们进行政治安排并构想行动可能性的意识来源。
其次，由于任何语言都是在描述社会的情况并表达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对社会的理解，并且由于社会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社会的延续性构成了社会自身性质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语言便必然涉及社会存在的时间维度，这使波考克可以主张，“一切思想体系、一切范式性语言，都包含一种涉及时间的含义结构，它们能被进一步证明体现了一种或多种将政治社会本身视为存在于时间中的概念化模式”。波考克指出了两种主要的概念化模式，它们使社会在时间中的存在被理解和言说：其中一种诉诸习俗、传统或是社会特定的制度形式(例如普通法),将社会构想为在时间中不断延续、未曾断裂的存在；另一种则认识到社会面临着时间之流带来的无数偶然和意外事件，这对社会的持存提出了严峻挑战，但也提供了有别于传统和惯例的新的行动依据，这种概念化模式可以表现为一种末世论图景，也包括一种围绕德行、命运和腐败概念展开的共和主义理论。
最后，不仅政治思想具备时间维度，而且历史思想拥有政治属性。一方面，一个社会如何理解过去关系到它如何理解现在并保证自身在时间中的延续，后者无疑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关切。由此，原本由历史学家探讨和解释的问题便会轻易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政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会带来对其历史的“重述”,而重述的后果并不总是能得到预测。由于政治本身是一种“竞争性活动”,这也带来了叙述的多元，行动者不仅具有不同的目标并讲述不同的故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他们成功讲述的叙述里”。因此，波考克认为“历史”包含两个相互竞争的元素：一方面，历史接近神话(myth),为社会提供一套有关起源、延续和身份的叙述；另一方面，历史意味着“可争辩性”和“语境化”,以及使得历史叙述能够“再叙述”和“可被批判”的许多力量。
波考克在第一部专著《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国17世纪历史思想研究》中对英国普通法历史思想的讨论，不仅展现了上文提及的第一种概念化模式，而且呈现了这一历史观念在长期统摄英格兰人的心智之后遭遇的争辩与重构。这本专著脱胎于他在赫伯特·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明显继承了后者对英国历史思想的兴趣。而对于我们理解波考克著述生涯之发端尤为关键的是，不论从师承关系还是研究旨趣来看，波考克在20世纪50年代正是透过考察史学史问题进入政治思想研究。如果我们把波考克的研究工作和同一时期的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的研究作一对比，差异会非常明显。20世纪中叶拉斯莱特先后出版了他编辑的菲尔默(Robert Filmer)和洛克的政治著作，他考证得出洛克是在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排除危机”(Exclusion Crisis)期间写作《政府论》,意在驳斥菲尔默的父权制和绝对主义政府理论，因为后者的著作在70年代末再版以为斯图亚特王朝造势。通过确定《政府论》具体论战背景来阐释洛克的政治思想，拉斯莱特向来被视作剑桥学派语境主义方法的奠基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拉斯莱特对这场论战的叙述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菲尔默的历史作品。波考克则指出，不仅菲尔默的政治作品《父权制》和他的历史作品《自由持有人之大调查》服务于同一个论战目的，而且他的著作事实上激起了两种类型的回应：一种采取古代宪法的语言，这使得政治论争在历史层面展开；另一种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基于抽象政治理论的回应，通过诉诸自然权利的原理从而完全没有参与对英格兰历史的辩论。因此，波考克通过考察围绕古代宪法和封建法展开的英国历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17世纪英国政治论辩内容与形式的理解，同时赋予具体的政治论战语境一个纵深的历史维度。
波考克细致展现了这一历史思想进入政治论战的过程。近代早期的英格兰人依托普通法这一独特的制度形式来构想英格兰社会的延续性，形成了对宪法及其古老性的信念，17世纪国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诉诸古代宪法的语言和对不可追忆的法律的信仰来进行政治论辩。波考克认为，英格兰人之所以长期难以跳出普通法心智的束缚，是因为缺乏法律的比较与对照。普通法的实践与经验在英格兰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成的古代宪法观“是英格兰自身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结构的特征，反过来又塑造和限制了她的律师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与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家面临的情况形成了对比，由于同时接触来自罗马和蛮族的法律、帝国和封建法律，这种比较的视野赋予了人文主义法学家对历史和时代变化的强烈意识。因此，只有当英格兰人重新发现封建制，并且认识到英格兰法律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源自封建制，普通法蕴涵的不可追忆的神话才会破灭，建立在这一神话之上的历史和政治观念也才会受到挑战。波考克将英格兰史学中的封建革命主要归功于亨利·斯佩尔曼爵士(Sir Henry Spelman),认为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英格兰史学中引入了前封建、封建和后封建的时段划分，由封建法带来的比较视野“提供了摆脱普通法律师的思考方式的唯一途径，并提供了可用来反对它们的强大的批评性武器”。
封建法的学说迅速进入政治论争中。由于可以对议会的起源提出一种封建解释，也即议会是由国王召集而非在不可追忆的年代就已存在，这便可以用于遏制平民院的权利诉求，并导向保王主义的结论。詹姆斯一世和菲尔默主张一切法律、习惯、特权都最终来自君主的意志，从而具备一个确定的时间起点，这使古代宪法观支持的议会主权与国王主权尖锐对立起来。当布拉迪(Robert Brady)追随斯佩尔曼，使用封建法的语言为菲尔默的论断提供更坚实的历史证据时，保王党人的政治论争便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同时标志着英格兰历史思想的重大进展。波考克总结说，布拉迪不仅将古代宪法观这种最早形态的“辉格式历史解释”视为塑造英格兰历史的能动力量，而且尝试“通过把古老的英格兰法律系统地放置到它们适当的历史背景下”来纠正这种宪法观的谬误。古代宪法和封建法的争论之所以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是因为历史和过去被认为仍然对现在具备权威。在普通法律师眼中，过去与现在存在着不曾中断的连续性，权威和正当性由此被不间断地传递到了现在。与之相对，封建法的观念不仅是要制造历史的断裂，而且要为政治权威寻求一种外在于时间的来源，这最终被定位于君主的意志。
在波考克对17世纪英格兰政治思想的分析中，还呈现了不少案例，共同展现了对历史的差异化使用以及历史思想强烈的政治属性。平均派(Levellers)将诺曼征服解释为“诺曼篡权”,并认为由于现存的法律源于征服者的暴政，因而是不正当的。平均派试图恢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因而表面上似乎与普通法律师一样诉诸古老性和过去的权威。但由于平均派切断了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和权威的传递，他们面临的关键问题便是：过去如何能被推导出来，它具备何种权威，以及如果它具备权威，为何又未能在现行制度中得到体现。这最终使得平均派通过诉诸自然正当和理性而非对传统的推定来建立英格兰人的自由权利。在波考克看来，平均派用一种历史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本质上反历史的理论”,平均派的“历史主义不是保守的”,而是对“既存社会的激进批判”。因此，过去对现在施加权威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征用历史不一定带来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倾向，也会为激进的政治行动创造可能。新哈林顿派同样持有一种古代宪法的观念，但他们将古代宪法具象化为平衡政府的理念，认为英格兰历史上存在一种君主、贵族和平民的平衡，17世纪庇护权和常备军的发展对这一平衡秩序构成了威胁。为了恢复古代宪法的原初原则，新哈林顿派提出的补救措施包括重申上议院和贵族的权力，以便作为王权和平民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力量。因此，新哈林顿派一方面依然认为古代宪法的权威在于其古老性，另一方面则认为宪法的原则可以被清晰认知，这一点与柏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柏克的立场来看，不断调整演变的习俗和经验是无法概括为某些抽象原则的，新哈林顿派有关平衡政府的原初原则，因而是来自于传统之外，事实上源自波里比阿和马基雅维里的混合政体观念。可见，不论是平均派还是新哈林顿派，虽然仍采用历史的语言，但他们最终诉诸的权威都不再来自普通法，也不需要借助时间和传统来论证其有效性。
在波考克看来，史学史正是在“讨论过去可以给现在赋予权威的多种方式的语境下产生的。传统的断裂带来了如何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这一问题，除了提供更为细致的历史解释，平均派和新哈林顿派代表了另一种努力方向，也即阐述对过去和现在同等有效的普遍原理，这代表了“对传统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以使得过去和现在重新变得可以理解。通过探讨17世纪历史思想多样的发展和演进方向，波考克不仅揭示了作为“社会自我意识”(social self-awareness)的历史观念具备多元,而且呈现了一个更加丰富的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图谱。
共和、腐败与世俗历史意识：波考克的共和主义思想史叙事
波考克不仅关注历史思想如何介入政治论争，也反过来探讨特定政治观念如何有助于历史意识的发展和历史叙述的生成，这构成了《时刻》的一个重要线索。
波考克表明，《时刻》一书试图“在一种正在形成的历史主义语境中描绘现代早期的共和主义理论”。不同于借助习俗或是传统将社会构想为一个不断延续的存在，共和主义代表了使社会在时间中的存在可以被理解的第二种概念化模式，这种模式尝试更深入地理解社会遭遇的意外以及进行革新的可能。在波考克看来，由于共和国的公民可以通过共同决策来理解与回应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事情，这使他们不再单纯依靠习俗或是神意来理解世俗事件，而是获得一种超越等级制度和传统的知识能力，由此“共和国是一种组织原则比习俗更复杂、更优良的结构”;但是共和国的结构也会腐化和解体，这源于“共和国的内在本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17、18世纪的英美世界，共和主义及其公民参政的理想遭遇了不同的挑战。正是在理解和回应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共和主义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和概念工具，推动了一种带有世俗性质、关注特殊事物并且更具时间性的历史意识的形成。
在波考克看来，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一批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环境中，最先遭遇了共和国在时间中的存在这个问题。波考克对这个时期的思想家进行了群像式的考察，虽然马基雅维里无疑处于核心位置，但波考克对马基雅维里的后辈——多纳托·詹诺蒂(Donato Giannotti)的讨论，则对我们理解共和主义与历史观念的演进最为相关。波考克指出，詹诺蒂综合了共和思想传统的不同线索，例如马基雅维里的公民军和平民政治构想以及威尼斯的混合政体模式，同时娴熟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关键概念，对佛罗伦萨共和政治的变迁提出了一种历史的解释。在詹诺蒂看来，佛罗伦萨曾反复在“大人物”掌控的国家和平民国家之间摇摆，不稳定来源于大人物和穷人相互冲突的天性。在15世纪美第奇家族统治时，他们提拔穷人、压制贵族，使佛罗伦萨出现了一个不断壮大的中间阶层，正是这个阶层能维持权力平衡，并使佛罗伦萨构建混合政体成为可能。运用这种历史因果解释，詹诺蒂进一步预测，美第奇家族在1530年以后仅仅依靠少数大人物的支持来实施专断统治将是自取灭亡，因为这与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的诉求相悖。虽然詹诺蒂的预言落空，但在波考克看来，詹诺蒂“扩大了能够从具体的社会角度，而不是从表示‘命运’的、理性所不能认识的特殊事件的角度，讨论政治变迁过程的范围”,这代表着共和政治自我理解和世俗历史观念的重大演进。不过，人文主义政治思想总体上还只能调动比较有限的概念工具来理解世俗时间中的政治，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腐败。腐败是公民美德的丧失，私人利益取代了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私人关系取代了共和国统治依靠的公共权威。腐败是共和国的美德结构无时无刻都会面临的危险，也是共和国若想在时间中持存就必须加以斗争的对象。因此，腐败这一概念赋予“命运”更具体的形态，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驱散环绕在命运概念上的宿命和蒙昧色彩，使人文主义思想家能以更强的世俗历史意识理解和把握共和国的历史。
共和主义对腐败的关切延续到17、18世纪的英美革命语境中。波考克锁定的关键人物是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后者接续了佛罗伦萨的共和传统，从公民武装和财产的角度明确了公民维持美德与独立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建立在自由、公民军和财产之上的范式性论述，启发了之后两个世纪英语世界共和派作者对于常备军、政治庇护和商业社会的批判性讨论。思想史学者伊安·汉普歇尔-蒙克(Iain Hampsher-Monk)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正是波考克将哈林顿从以往所居的二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中解救出来，使我们认识到英国近代早期思想的多个传统都必须追溯到哈林顿。在共和派作家看来，在一个商业社会里，个人日益发现自己置身复杂和充满流动性的社会关系中，他的财产和人格都欠缺一个稳固的基础。波考克意在揭示，正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关注美德、警惕腐败的共和主义思维模式，对17世纪末以来的新政治经济形态表达了最敏锐的认知。在波考克看来，18世纪并不是一种“有利于‘自由人’或‘市场人’得到接纳的单一方向的思想转型”,实际上共和主义的语言和思维积极参与了这个世纪的思想辩驳与对话。波考克的这一批评不仅指向了麦克弗森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经典讨论，同时也与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等更具保守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对现代政治思想走向的判断不尽相同。事实上，波考克断言：“甚至可以说，市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那些希望消灭它的人作为一个反题完成的。”就我们关心的共和主义与历史意识的关系而言，在现代早期的英语世界中，腐败依然被定义为公共精神的丧失和公民道德人格的失败，但对腐败原因的认识则得到了扩展和深化，这意味着导致历史变迁的因素能在观念层面得到进一步的剥离。
与此同时，由于共和主义关心公民道德人格遭遇的危机，它塑造的历史叙事带有一种必然从有序走向无序的“熵增”(entropic)性质，波考克认为共和主义“使一种前现代的历史观永久化了，它把历史视为脱离那些维持稳定规范的运动”。18世纪美德与商业的争论便揭示了这一点。从共和派的视角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被认为日益威胁个人的道德独立，这使得历史本身被视作一种会带来腐败并脱离美德和价值的运动。共和派的对手则提供了一种更积极并带有进步色彩的历史叙述。他们强调商业和贸易能够柔化风俗、带来教养，并批评古代的德性社会是严苛和不人道的，一个具备德性的公民恰恰是一个文化层面上的野蛮人，因此“商业范式将历史运动描述为走向商品无限增加的运动，并把物质、文化和道德文明的进步全部归于它名下”。面对这种对古典共和美德的孟德斯鸠式批评，波考克假设，一个共和思想家或许仍能反驳说，教养固然使人的行为变得优雅和多姿多彩，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也能使人获得更多的享受，但是个体人格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即作为政治人来参与公共生活的那部分却日益丧失了，因此“人格甚至因其丰富而变得贫困”;在波考克看来，这是“一个古典的腐败观被融入现代异化观、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来源清晰可见的时刻”。18世纪的争论揭示出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分裂，这是一种独特的共和主义思维给历史叙述打下的烙印。
总体来看，通过追溯共和主义语言在现代早期发展演变的长时段历史，波考克力图揭示各个政治社会如何借助美德、腐败等概念来理解自身遭遇的变化。对美德及其生存条件的探究，增强了对历史结构性演变和社会复杂构成要素的把握，这促进了波考克所说的“从偶然性(contingency)到历史观念”的演进。对这种共和式历史叙述的爬梳与考察延续到了波考克的收官之作。在研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系列著作《野蛮与宗教》第三卷《对衰亡的首次描述》中，波考克更系统地追溯了这种共和叙事的谱系，将在政治思想研究中获得的线索带回到史学史领域。在波考克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布鲁尼(Leonardo Bruni)首次提供了一套对后罗马时代西欧历史的世俗性质的叙述，考察自由和美德如何在罗马帝国时期丧失并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获得重生。哈林顿同样提供了一套有关欧洲和英格兰历史的系统解释，主要线索是从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古代审慎”(ancient prudence)转换为表现为封建依附关系的“现代审慎”(modern prudence)。波考克由此将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前十四章的讨论置于古代晚期至启蒙时代的史学史语境中，同时将古典政治理论对于美德的讨论衔接至启蒙时代关于进步和衰败的叙事。
结 语
在波考克六十余年的思想史研究中，他的主题穿梭于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间，致力于沟通两者的关系。这使得波考克的学术作品呈现出厚重和宏阔的特征。一方面，由于意识到特定社会的政治观念乃至表达这种观念的模式都是极为多元的，波考克总是力求对这些不同的思想线索进行充分的铺陈和描摹。他常常质疑对历史图景的单一描述，着力呈现不同语言模式之间的互动与交锋。在第一本专著中，波考克甚至完全绕过了洛克这位传统政治思想谱系中的关键人物，从历史观念与政治思想相交织的维度重写了英国革命时期政治辩论的篇章。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政治思想内蕴一种时间结构，波考克往往将具体的政治论辩现场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前后相继的历史维度中，从而在一个相当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叙述政治语汇的推进、迁移和演变。波考克由此提供的长时段历史叙事，不仅在剑桥学派学者中独树一帜，他展现出来的理论抱负和雄心在当代史学中也是罕见的。
这种研究风格在波考克晚年的六卷本著作《野蛮与宗教》中得到了最极致的反映。除了上文已论及的第三卷，事实上波考克在《野蛮与宗教》前四卷近乎全景式地考察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论述，将它们作为理解爱德华·吉本作品及其重要性的多重语境。这无疑使人钦佩波考克广博的学识和把握多重历史线索的能力，同时也为语境主义的思想史研究确立了标杆。不过，波考克杰出的史学家才干或许也遮蔽了语境主义方法论仍须进一步澄清的一些问题：例如如何识别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历史语境，以及如何确立语境的边界。除此之外，波考克思想史研究中还有一些具体分析和论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挑战和质疑。他对英美革命时期共和语言的发掘与阐释引发了广泛的回应，不少学者试图重新捍卫洛克和自由主义观念的核心地位，或者试图超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简单对立，发现两者更为复杂的互动和借鉴关系。我们已经指出，波考克一贯认为政治语言是多元的，因此通过分殊不同的话语模式，明确作者所处的复杂语境，构成了准确理解政治思想的重要步骤。如果晚近的思想史研究进一步澄清了不同政治话语的源流及相互关系，那么这并没有证伪而是充分发展了波考克对政治语言的分析，同时也是对波考克范式性工作的继续推进。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