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凯||西方史前史研究初探：观念、理论与叙事
倪凯,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摘 要：史前史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分支,它上承自然史下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史前史研究有其独特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60年代之前,史前史研究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试图用一种单一的理论构建统一的史前叙事,回答人类起源与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20世纪60年代之后,史前史研究更注重事实考证,生态学、经济学、碳十四测年法、象征主义、分子遗传学以及全球视野成为史前史家构筑史前叙事的重要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文化进化与传播;文明起源;世界史前史;DNA技术
史前史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它突破了基督教圣经时序的限制,扩展了历史研究的时间深度。史前史的确立与发展伴随着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以及遗传学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对人类起源的追问是史前史产生的最初动因,最早的史前史家主要研究民族起源与国家起源问题。进入20世纪,文化传播论与文化进化论成为建构史前叙事的理论框架,这使得史前史家能够将孤立的、分散的史前(考古)文化综合到一种统一的叙事中。戈登·柴尔德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前叙事,使史前史拥有了普世史的思辨视野。20世纪60年代以后,史前史的过程论与生态学阐释使思辨的、推测性的宏大史前叙事回归到具体的、历史主义的史前叙事。放射性碳元素测年应用于史前史研究,使得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前史叙事成为可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史前史家强调史前史阐释的多元性,强调考古资料的象征意义。研究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史前叙事出现了隐喻与权力阐释。进入21世纪,史前史研究更加成熟,出现了《剑桥世界史前史》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头著作。基因科学与脑科学应用于史前史研究,使得史前叙事更加科学与客观,出现了整合历史与史前史研究的“深度历史”研究。
史前史研究的产生与兴起
史前史在19世纪从古物研究中分离出来,聚焦文字产生前人类的历史。史前史这一词汇意味着书写资料产生前的历史时期,它的使用始于人们对深度时间的理解,这引发了人们观念的深刻变化,并且引起一系列概念创新。戈登·柴尔德认为史前史是历史学的分支,研究的是时间中的事件。科林·伦福儒认为史前史讲述的是人类生成的故事,这段故事涵盖从人类出现到书写记录产生前的漫长时期。史前史还有另一个意思,即研究史前时代的学科。史前史或者史前考古学研究记录了人类过去的遗迹和遗存,涉及大量的技术系统。蒂莫西·泰勒在讨论考古学与史前史的关系时指出,考古学是分析的工具,史前史是分析后的叙事,史前史在概念上类似于历史。格林·丹尼尔指出：“当我们说人类的历史,意味着整个人类过去的历史;当我们指人类过去的一部分,这是狭义的历史,事实上就狭义的历史而言,我们通常意在指书写的历史。当我们说到史前史时,指的是书写的史前史,并且它是对人类过去研究的发展,这段时间开始于人类使用可识读的符号记录过去之前,人类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这一阶段,我们为其创立了一个专门的词汇,即史前史(prehistory)。”
1.史前史的概念考析
“史前史”一词出现于19世纪中期。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构建表示时间之前的新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前缀(在history之前)pre-和ant-。欧洲诸国用来表示“史前史”的词汇各不相同,英国人使用prehistory一词,法国人说préhistoire,意大利人说preistoria,德国人使用vorgeschichte,然而丹麦人使用一个非常精细的词汇oldtid——远古时代。史前史一词出现之前,17至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大量表达遥远过去的形式：人类的远古时代(the most remote Age of Man,1677)、世界的第一个时代(le premier Age du Monde,1730)、最古老的故事(alteste Geschichte,1774)、原始世界(le Monde Primitif,1776),或者表达史前的词汇前世界(vorwelt,1785)和原始世界(urwelt,1785)。史前史这一词汇最早出现的时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格林·丹尼尔认为威尔森1851年在《苏格兰的考古与史前编年史》中首次使用了史前史(prehistory),约翰·卢伯克的《史前时代》促进了史前史这一词汇的通俗化。此后科林·伦福儒、克里斯托弗·奇平代尔、唐纳德·R.凯利、爱丽斯·B.卡霍等人均认为威尔森首先发明和使用了史前史一词。但是诺曼·克莱蒙与E.L.史密斯认为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埃希塔尔在威尔森之前已经使用了史前史。1843年古斯塔夫·埃希塔尔在参加巴黎民族学会的学术会议时,提交了一篇名为《关于大洋洲种族和亚美尼亚种族早期历史》的文章,使用了史前(préhistorique)文明的说法。彼得·罗利-康威则指出,在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出现史前史一词之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已经出现相同的术语forhistorisk与förhistorisk。丹麦历史学家与语言学家克里斯蒂安·莫尔贝克在1833年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使用了史前史(forhistorisk)一词。不过莫尔贝克的史前史并不具有近代史前史的完整概念。
史前史这一概念并不明确,在prehistory这一术语被人们普遍认可之前,前历史(antehistoric)已经在英法学术界使用。1833年法国药剂师保罗·图纳尔将最后一个地质时期分为历史时期(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与前历史时期(antehistoric,时间长度未知)。但是图纳尔是否理解今天史前史使用的方式值得商榷。事实上,在17世纪中期,前洪水时代与前亚当时代已经用来表示人类早期历史,不过这两个词汇是在一种圣经时序中使用的。1646年,英国作家与古物收藏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在英语中最先使用了前洪水时代(antediluvian)一词,1684年,汤姆斯·伯内特的《地球圣论》用这一词汇的形容词性用法来区分前洪水时代与后洪水时代(post-Diluvian)的圣父,并将这一词汇的用法扩展到表示前洪水时代的人类的名词性用法：前洪水时代的人(ante-Diluvians)。法语中相似的用法要晚一个世纪,1750年法语字典中第一次确切使用了前洪水时代(Antédiluvien)一词。前亚当时代(pre-Adamitic)的人类(亚当的祖先)是圣经时序中另一个表示早期人类的词汇。1655年,艾萨克·德拉佩雷尔在论文中最先使用了前亚当时代的人(pre-Adamites),并于次年随着翻译进入英语世界。
2.史前观念与史前史研究的确立
史前史的观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已经存在。作为希腊人哲学思考的一部分,希腊人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十分好奇,并且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接触,也激发了他们对史前史和人种学的兴趣。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将人类发展划分为黄金种族、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和黑铁种族五个阶段。赫西俄德的主题部分是哲学的,部分是历史的,源于青铜时代与毁灭了的米诺斯文明的真实传统。希罗多德在游历中遇见了塞西亚人,描述了他们的物质文化。这在近代挖掘的塞西亚坟墓中得到证明。罗马时代的卢克莱修被称为史前考古学和人类学之父。卢克莱修在他的《物性论》中写道,人类最开始使用他们的指甲与牙齿,使用石器、木器与火,然后使用铜器,再后来青铜器变得大众化。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与凯撒的《高卢战记》记载了古布拉吞人与高卢人的生活。这些记录显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民对史前时代的认识。
史前考古学诞生之前,人类的史前史充满着神话与猜想。《创世纪》关于人类起源的观点为人类早期历史的书写规定了一个圣经传统的时序框架。人们普遍相信“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现存的人类是经历了大洪水时代的诺亚的后裔。以《圣经》为依据计算时序在欧洲学术界具有悠久的传统。17世纪阿尔玛大主教詹姆斯·乌舍尔根据旧约中的记载,推测上帝造人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主教莱特富特甚至将日期定为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这一观点被17世纪晚期与18世纪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直到19世纪初乌舍尔的年代学序列还支配着人类古代的时间观念。1802年威廉·佩利的著作《自然神论》主张人类仅在世界上生活了6000年,世界的存在都是上帝的创造。1833年出版的《布里奇沃特论文集》“旨在证明《创世纪》的故事确实准确,诺亚方舟与大洪水都是史前事实”。圣经传统在史前史家否定它之前一直在历史学家中存在,人类的前亚当时代与人类起源问题是普世史研究的古老类型。约翰尼·穆勒的《普世史》回顾了人类原始时代的各种理论,不过穆勒对于人类种族古代的估算最终屈服于圣经传统。赫尔德哲学的人类历史(1784—1791),直到第四本书才触及人类出现,赫尔德坚信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他的人类学猜想与启蒙知识并没有拒绝“创世纪”。卡尔·冯·罗特克将他的通史(general history)定义为人类史与文化史,他暗示了起源故事的象征意义,将大洪水传说与后诺亚时代人类种族的扩散看做历史事实。
19世纪上半期很多学者相信世界的历史少于6000年,几乎没人意识到书写的历史之外的空白期保存着人类发展的绝大部分记录。人类史前史的观念在19世纪下半期逐渐形成,考古学为史前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大量证据,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科学,例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种学和自然人类学,都为人类史前史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科学史前史的产生首先要突破基督教神学建立的历史观与圣经时序的限制。在19世纪前60年,有四件事摧毁了《自然神论》与《布里奇沃特论文集》传播的世界观(历史观)。第一件事是查尔斯·莱尔构建的均变论;第二件事是丹麦古物学家——例如,汤姆森、沃尔塞——构建的丹麦史前史的相对时序;第三件事是与已灭绝动物在同一地层共生的人造工具以及人类骨骼化石的发现,它们为人类远古时代提供了证据;第四件事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物种可变性观念的广泛传播。
地质学的进步为科学史前史的诞生提供了时间证据。19世纪初期,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提出均变论。均变论不仅改变了科学思想,而且使人们意识到公元前400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地球上都存在活物。人类化石与非现存物种的有机残留共生,使人们意识到在创世纪之前,人类与其他一些物种已经生活在地球上。在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发表前,“石器”已经被发现,不过人们通常称这些石头为雷石(ceraunia),在希腊语中keraunos意思是雷箭,在拉丁语中ceraunius意思是雷的附属物。到17世纪后半期,一些自然史家已经把雷石描述为人造工具。1797年约翰·弗雷尔在霍克森发现了燧石工具与已灭绝的动物骨骼共生。约翰·弗雷尔给伦敦古物协会写信,指出这些人工制品是那些不能使用金属的人制造和使用的武器。这些武器的发现确实引导我们去探索一个遥远的时期,甚至超出当今世界的范围。1859年普雷斯特维奇与约翰·埃文斯考察了阿贝维尔与佩特斯,他们分别向皇家学会与古物学会提交报告,认为人类曾经与已灭绝的动物猛犸象共同生活,人类的远古时代远超大家公认的6000年的时间。到1860年,众多优秀的地质学家相信更新世时期已经存在人类,尽管争论及其相关影响持续了数年。这些研究与发现促使了史前考古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进而产生了人类史前史的观念。
确立人类遥远古代的时间观念仅是史前史产生的基石之一,“三个时代系统”是史前史产生的另一个基石。地质学为史前史的产生提供了存在遥远过去的地层学证据,“三个时代系统”证明遥远过去的遗物和遗存按照一定的时序系统组织与发展。在地质学突破基督教圣经时序的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历史学家与古物学家建构了史前时期的相对时序。1813年维德尔-西蒙森主张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古代分为石器、铜器和青铜三个时代。尼尔森从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渔猎起源与历史研究,1834年提出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在青铜时代之前,并且使用了förhistorisk一词。1816—1836年汤姆森对丹麦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了分类,首先系统地使用石器、青铜与铁器三个时代的划分,并认为这三个时期在时序上是延续的。汤姆森三个时代的划分逐渐在丹麦、瑞典与德国传播开来。西欧的考古学家在实践中发现汤姆森的石器时代,跟索姆河砾石工具以及德文洞穴中石器的时代不同,他们猜测石器时代分为两个阶段。1865年约翰·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中使用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和新石器时代(Neolithic)来表示这两个相继的时代。查尔斯·莱尔认为早期人类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青铜以及早期铁器时代。
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人们解释了生物进化的机制。1871年达尔文出版《人类的世系》,指出人类种群也是进化的结果。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历史成为自然史的延续。人类不再被视为上帝创造的独特物种,而是动物进化的产物。《物种起源》摧毁了上帝造人的神学基石,确立了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进化的学说。进化论成为史前史摆脱基督教圣经传统最为关键的一步。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了进步观念的科学性,很快影响到了约翰·埃文斯、蒙特柳斯等考古学家,也影响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思想家以及泰勒、摩尔根等人类学家。这些学者都展开了史前人类生活的研究,这奠定了早期史前史探讨人类起源与人类整体发展进程等宏观问题的基调。
史前史研究的早期发展：进化论与传播论阐释
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对人类遥远过去与前亚当时代古人类的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汤姆森等人的时序系统的发明,使得基督教神学的圣经时序系统逐渐崩坏,人类的史前观念最终确立下来。随着史前史观念的确立,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批研究史前历史的学者,威尔森、卢伯克、莫尔蒂耶、埃文斯、蒙特柳斯、博厄斯、柯西纳等先后参与了史前史的研究与书写。史前考古学通常是史前史的同义词,但并不是所有的考古学家都参与了史前史的书写。史前史并不是只考虑坟墓与安全别针的类型,它还要使用这些资料或者其他考古资料构建人类史前生活的画面,不过最开始的史前史家无法研究史前人类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与社会组织。一些史前史家试图突破这种局限,他们使用了两种特殊方法,第一种是民族志的比较方法,第二种接受假设的进化系统为事实。
1.史前史的进化论阐释
史前史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进化考古学和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发展。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欧和美国学者,将史前考古学与民族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化传播与演进理论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构建史前叙事的主要思想。史前史的编纂呈现出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两种史学思潮的碰撞,一种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普世史传统,探索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一种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关注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文化进步。19世纪下半期,史前史家主要通过考察发明、传播与迁移来研究文化的变化。考古资料、历史与现代世界展现出文化起源与变迁的两种解释,其一认为不同的文化各自演进且独立发展,其二认为文化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进化论者并没有否定传播和迁移在引起社会文化变迁中的重要性,但是考古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西欧与中欧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使得具有普世性的文化演进理论受到挑战。
丹尼尔·威尔森是英国最早研究史前史并且构建史前叙事的学者之一,被认为是他所处时代欧洲领先的史前史学家。他于1851年和1862年先后出版《苏格兰的考古与史前编年史》以及《史前人类》两本著作。威尔森相信文化演进总的进步性,但他并不接受单线进化和单向进化的观念。他认为文化发展是学习的过程,一个社会可能会从较为先进的状态后退到较为原始的状态。威尔森的史前史研究没有宏大的视野,主要关注地方史前文化的发展。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通过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以及对现存的原始部落的田野调查,展开了对史前社会的探索。泰勒和摩尔根虽然研究的是具体的文化现象,但均采取了一种普世史的叙事视野,意在寻找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他们采用文化演进理论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认为人类从蒙昧社会经由野蛮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
约翰·卢伯克与莫尔蒂耶最先将进化综合的理论应用于人类史前史研究,他们主要依靠收藏品对史前史进行综合,并按照一种演进的时序展开叙事。1865年约翰·卢伯克出版《史前时代》。这本书是史前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不仅涵盖了从手斧、大洪水时代的墓穴到青铜时代的符文等物质材料,而且还将石器时代划分为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从事农业生产、使用磨制石器和陶器的新石器时代。卢伯克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自然选择使得人类文化和人类在利用文化的生物性能力上彼此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缓慢进步的过程。莫尔蒂耶与卢伯克不同,他的进化论是一种内生的、单线的、普世的法则。1860年后莫尔蒂耶的一些文章以及著作《史前史》已经致力于人类进化问题的研究。莫尔蒂耶认为进步是宇宙的法则,是人性的法则,社会环境的变化直接确定了人类身体的进化。史前工具是这一过程的物质证据,他们意味着环境、生物与文化的演进。
2.史前史的传播论阐释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史前史研究的大发展时期,一系列史前遗迹被发掘出来。同时,关于史前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史前史的连续发展阶段受到质疑,解释史前现象的单线进化论被文化扩散理论取代。19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拉策尔开始区分“文化复合体”,他的学生利奥·弗罗贝纽斯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此后,考古学家发现他们研究的并不是连续的时期,而是文化的集合体。史前史家随后不得不修正他们的观点,并意识到处理的不再是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不同社会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乔治·赖斯纳在解释努比亚史前史时,把相继的文化说成是一个族群被另一个族群取代。蒙特柳斯则试图运用文明来自近东的传播论观点解释欧洲文化的发展。古斯塔夫·柯西纳声称人种是了解世界史前史的关键,最早讲印欧语的人群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群体,他们源自北欧,向东和向南迁移,征服土著人群,最终建立起中东、希腊和意大利的文明。
文化扩散论的代表人物是博厄斯与埃利奥特·史密斯。博厄斯持一种历史特殊主义的传播论观点,史密斯则持一种极端传播论观点。早在1886年博厄斯就开始在太平洋西北海岸工作,并寻求重建这一地区文化的历史。博厄斯受到了拉策尔的影响,他反对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进化理论,用传播论消解了独立发展的序列论。博厄斯的著作《原始人的思维》《原始艺术》《民族、语言与文化》都有阐述文化扩散论,他声称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实体,必须从其本身来了解。所有独特的文化类型都是历史增长的产物,除非考虑观察到的分支引入的所有外来因素,不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一种极端的类型比另一种更古老。通过对美洲的物质文化、仪式、艺术与神话的研究,以及对非洲的文化类型与欧洲史前史的研究,博厄斯得出结论,文化扩散在地方文化类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的劫掠,收养外族人以及相似的现象为外来观念的引入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人口数量越少的部落,单个人的影响越大。处于两个极端类型间的混合文化类型,展示了文化传播的证据。博厄斯的文化扩散理论是一种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他研究的是具体文化类型中的文化传播现象,注重史前史研究中的历史视野,推动了西方史前史研究的科学进程,但是这种注重具体的原子主义传播论,却也忽视了整体,是一种碎片化了的文化史观。
埃利奥特·史密斯与他的学生威廉·佩里是极端传播论者。史密斯认为埃及之前没有文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都是由埃及(的旅行者)扩散而来。1911年史密斯出版《古埃及人》一书,他坚信埃及的防腐技术非常复杂,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复制,其防腐和制作木乃伊的方法源于埃及。这种极端传播论的信条,在他之后的著作《早期文化的迁移》(1915)、《文明的起源》(1928)、《人类历史》(1930)、《文化的传播》(1930)中都有体现。威廉·佩里在《太阳之子：文明早期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古文明”假说,他发现北美、大洋洲等地先前的文化比现存文化要先进,他认为存在一个古文明中心(他归之于近东/埃及)向世界各地的扩散过程。这其中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太阳之子”信仰,在埃及、苏美尔、印度、印度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以及美洲都存在。他认为太阳之子是古文明的传播者。史密斯与佩里通过比较文化间的相似性,断定文化间的传播关系,他们的极端论具有较多的猜测成分,把传播的源头简单地追溯到埃及或者近东也很不科学,因而受到学界诸多批评。
20世纪20年代柴尔德综合了进化论学派与传播论学派的观点,将演进与传播应用于统一的叙事框架中。柴尔德是一位经验主义传播论者,先后出版《欧洲文明的曙光》(1925)、《雅利安人：印欧起源研究》(1926)、《最古老的东方：欧洲文明的东方序章》(1928)、《史前时代的多瑙河》(1929)、《欧洲社会史前史》(1958)等,显示了区域文明史研究的宽广视野。他认为欧洲最初的文明因素从东方传播而来,尤其强调多瑙河和地中海在东方文明传播过程中的通道作用。但他同时承认欧洲在接受东方先进文化后,开始了一个自决的过程,形成了欧洲独特的文明。柴尔德的进化论既注重人类整体的发展历程,也关注具体文化的独立发展过程,因而柴尔德的著作既有单线进化论也有多线进化论的描述。1936年后,柴尔德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史前史的研究中,这主要在《人类创造了自身》(1936)和《历史发生了什么》(1942)两本著作中体现出来。柴尔德运用“适者生存”与马克思主义阶段性演进的理论,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理论。柴尔德借鉴了进化论与传播论的合理成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依靠考古材料推理出史前人类生活的场景,比单纯的进化论或者传播论更科学。柴尔德认为考古资料蕴含着使用它的人的思想动机和活动方式,这一点与柯林武德相似。
从现代到后现代：史前史研究的多元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前史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明显的突破,其一是从依靠传播和迁移构建史前叙事的模式转向对史前文化系统的过程阐释,其二是从以区域文明史为主的史前叙事结构转向全球视野的世界史前史叙事。1949年维拉得·利比发明了放射性碳元素断代法,这种新技术使得史前史研究有了可参照的科学时间规范,考古学家第一次获得了一种可普遍应用于全球史前文化的测年方法,人类对于史前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区域(西亚、欧洲),而是获得了一种全球视野。1968年戴维·克拉克的《分析考古学》尝试借助计算机,采用更为复杂的数量分析的方法研究考古地层。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以路易斯·宾福德为代表的考古学家逐渐建立起一种关注功能过程的新考古学范式。宾福德认为考古学家能够研究过去文化演化的过程,就像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现代文化一样。过程考古学试图从内部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主张考古学的任务不只是单纯地重建过去、还原过去的生活,而是解释过去的变化过程。此外,新考古学在方法上注重量化分析,关注生态环境系统与文化系统间的互动。过程考古学建构的叙事是一种长时段的一般性叙事,这与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相似。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将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个层次。地理时间是一种缓慢演变的长时段,讨论了相对不变的地理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与规训作用,这与过程主义史前史家构建的叙事结构相似。在新考古学理论范式的影响下,一大批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介入史前史的叙事中,其中格拉厄姆·克拉克、戈登·威利、罗伯特·亚当斯、科林·伦福儒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史前史家。
1.史前史的过程与生态学阐释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克里夫-布朗已经用结构功能的理论来批评埃利奥特·史密斯的超级传播论。柴尔德将史前文化视为社会关系的各种形态,他对考古记录的经济学阐释已经体现出功能过程考古学的方法。格拉厄姆·克拉克是最早采用过程考古学的方法构建史前史叙事的作者之一。克拉克从史前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入手,认为文化变迁是对栖息地和生物群落变化的反应。克拉克强调文化自身的内在发展,总体上持一种进化论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之前,克拉克的著作《中石器时代北欧聚居区》(1936)、《考古学与社会：重建史前过去》(1939)、《史前英格兰》(1940)、《史前欧洲的经济基础》(1952)主要研究的是欧洲社会的史前史,这是一种区域社会史前史书写。在这些著作中克拉克考虑了史前史研究中的经济因素与生态因素,提出考古学研究需要在整个生态系统的场域中进行。克拉克研究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的人们的经济生活,声称保留下来的考古学证据不仅能够用来研究古代人类文化的众多方面,而且能够用于研究他们生态学上的互动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伦福儒以“新考古学”方法修订了柴尔德对欧洲史前史与文明起源的论述。伦福儒1972年出版《文明的出现：公元前三千纪的爱琴海与昔克兰群岛》,1973年出版《文明之前：放射性碳元素测年革命与史前欧洲》,展现了一种反传播论的欧洲史前史观,试图建构一种欧洲史前叙事的新模式。伦福儒认为文化变化往往是当地因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史前欧洲是独立的创造,不再视它们为近东思想与发明的接受者。
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方法广泛应用于新世界史前史研究,其中朱利安·斯图尔特是最早的倡议者,戈登·威利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戈登·威利对中南美洲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中南美洲史前史的报告与论文。戈登·威利发展了聚居形态分析概念,并且证明了文化间和历时性的聚居形态分析的有效性,其《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1953)首次运用航拍的方式确定聚落景观,试图复原整个聚落的形态。威利还探讨了维鲁河谷居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试图通过聚落的建筑和遗迹的分布关系来重建维鲁河谷史前社会的政治机构以及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其论文《新世界史前史》(1960)采用了功能过程考古学的方法,将新世界史前社会分为早期食物采集与大型动物狩猎生活方式、采集更加专业化与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最初的耕植与陶器出现、美洲非核心地区村庄社会以及城镇、寺庙和城市社会几个阶段,全景式地分析并构建了新世界史前社会的面貌。罗伯特·亚当斯的《城市社会的演进：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与西班牙入侵前的墨西哥社会》(1966)探讨了国家与城市的起源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亚当斯认为社会的成长更多受过去历史的影响,城市革命的发生不能脱离文化与生态的背景理解,社会制度的变化促成了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文化领域更广泛地其他方面的变化。
2.史前史的隐喻与权力阐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催生了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家受到了人类学家布尔迪厄、萨林斯与特纳的影响,批判了过程考古学提倡的实证哲学与科学化的观点,强调历史阐释的多元性、象征性的普遍存在(认为即使被抛弃的垃圾也有意义与概念,比如说干净、纯洁与肮脏),强调符号意义的主观性以及历史的“移情”式理解,提倡在历史背景中对事物展开研究。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遵循柯林武德的方法,将考古资料看作未被解读的文本;第二种沿着马克思、福柯的脉络,关注知识生产所涉及的背景和实践中的权力与支配关系;第三种受路易斯·阿尔都塞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影响,主张作为意识形态的考古学是当下的一部分。总体来说,后过程考古学家一般坚持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下,史前史研究拒绝文化进化的理论阐释与宏大叙事,拒绝实证的科学方法论与生态决定论。他们认为物质文化除直白反映社会事实外也会歪曲和扭曲社会事实。
英国的伊恩·霍得(Ian Hodder)是后过程考古学理论的主要推动者,其构建的史前史叙事不再探讨人类统一性的宏大主题,而是关注具体的文化解释与作为符号的器物的象征意义。伊恩·霍得在著作《行为中的象征：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1982)中,指出物质文化不能解释为史前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直接反映。在具体的案例中,物质文化与社会或者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间接复杂的。伊恩·霍得强调人工制品具有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人工制品不仅能反映一个社会以及社会的生活与价值观,并且在创造和再创造这种社会生活与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伊恩·霍得的《欧洲的驯化》(1990)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注重史前考古资料的象征意义阐释。霍得认为在欧洲和近东,一套特定的概念是农业起源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核心。这些概念与房子和家庭有关——被称为“domus”——它们为社会和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隐喻机制。考古学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基本象征的重点从家转移到郊野,因为史前欧洲变得日趋以男性为中心。
克里斯托弗·蒂利突破了霍得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持一种强烈的相对主义立场。1984年蒂利与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编著《意识形态、权力与史前史》。这本书批评了过程主义考古学将人类存在物化为对环境的积极适应,认为需要将人类过去理解为有知识的人类行为者的生产。该书着重探讨了人类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权力表现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部分通过对史前欧洲的墓葬、房屋形制与布局,仪式以及作为工具的话语的象征意义研究,探讨了男权社会的女性地位、经济发展与社会等级分化以及超自然意识形态的演化等问题。1991年蒂利出版《物质文化与文本：歧义的艺术》,主要以瑞典北部兰姆弗森(Nämforsen)岩画艺术为研究对象,用后过程主义的方法对史前艺术进行了全面研究。蒂利试图规避主体与客体以及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分裂,在全书的阐述中强调物质文化并不构成一个文本,但是为了理解它,必须以文本的形式再现它。
3.DNA技术的应用与世界史前史的书写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各地史前文化的发现,放射性碳元素断代法的使用(各文化区间相似文化现象的时间先后顺序有了统一的参照标准),使得编纂世界史前史成为可能。1961年格拉厄姆·克拉克出版《世界史前史纲》,这是第一部全球史观的史前史著作。这本书把西南亚、欧洲、中国与远东、非洲与新世界的史前史统一在具体的叙事中,描绘了世界各地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可能的交往。这本书对欧洲的史前史叙述较为详细,其他地区叙述较为薄弱,因此受到了诸多批评。1969年克拉克出版《世界史前史新纲》,1977年出版《世界史前史的新视野》对世界史前史纲进行了补充修订。1979年布莱恩·费根出版《世界史前史导论》,构建了从人类起源到人类文明诞生的统一叙事模式。书中涉及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等,在这些主题框架下费根讨论了世界各地史前文化的发展状况,并根据碳十四测年等技术手段确定不同主题在各个文化区诞生的时间先后顺序。费根指出人类起源于非洲,并且经过一段大流散时期分布到世界各地,最早的农耕者出现于亚洲西南部,最早的农业社区出现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并在这里衍生出了人类最早的国家组织形式。这本书随着新史前资料的发掘和阐释理论的进步不断地修订,目前已经更新到第10版。费根在修订过程中不断把最新的史前考古学阐释模型融入进去,采用了文化扩散、文化适应(生态学阐释)以及文化象征等史前史叙事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家利用线粒体DNA展开了对人类起源与早期人类扩散的研究。在基因技术的推动下,关照人类整体兼具全球视野的史前叙事更加科学化。1994年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与他的同事出版《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他们研究各大洲遗传基因频率的地理分布与历史维度,试图从几个大陆的地貌、气候以及所包含人口的进化和民族历史记录来解释基因模式的差异与联系。例如对欧洲的基因分析,显示出新石器时代伊始农业人口从安纳托利亚向欧洲的扩散。他们认为基因与语言分类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它们都是类似演化过程的产物。
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编著的《人类迁移的全球史前史》(2015)采用大量线粒体DNA数据来论证史前人类的起源与扩散。线粒体DNA与父亲非重组基因Y的溯源,都显示人类起源于非洲并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贝尔伍德指出迁移是文化变革的引擎,在全新世早期中期(特别是在西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中部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新农牧社会快速增长的人口产生了向残余的狩猎采集区的流动。这些不断扩张的农学家携带着他们的生存方式、语言和基因,从而解释了农牧生活方式的扩展、现代基因型分布以及主要语系的传播。伦福儒与保罗·巴恩编著的3卷本《剑桥世界史前史》(2014),是世界史前史研究的权威著作。这本书采用了碳十四测年、分子遗传学(线粒体DNA)、考古语言学等新考古学方法将世界各地的史前史纳入一个宏大的叙事中。在理论上伦福儒提出了更加科学的进化论与传播论解释,也关注生态环境对史前人类文化与行为的塑造。
结 语
史前史作为一种新观念在19世纪中后期最终确立下来,对人类起源的追问是史前史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史前史观念确立后一大批学者投入史前史的研究中,这些学者以史前考古学家为主,一些地质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以及遗传学家也参与了史前史的研究与编纂。在史前史研究的初期,进化论与传播论成为解释史前现象的重要理论,此时的史前史研究推理和思辨的成分较多,柴尔德之后随着碳十四测年和基因技术运用到史前史的解释,史前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在西方学界,史前史的研究经历了缺少史料支撑、理论不够科学到史料日益丰富、理论阐释更加科学的过程。史前史的叙事一开始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后来是整个文化区,再后来则是一种全球的视野。世界史前史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使用考古数据和其他资料从全球的视野研究人类的史前史。一些具体史前史研究存在较小的叙事单元,关注具体的或者文明边缘地区的史前史,比如音乐史前史、斐济史前史等。史前史研究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历史的编纂与叙事,历史学家在编纂通史类著作时通常会从史前部分开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剑桥世界史等影响巨大的通史类著作都将史前史作为历史的序章。
西方史前史的发展影响到了中国的历史研究。20世纪30至40年代,史前史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此时史前史一般合并在世界古代史的范畴中。这一时期中国引进了《世界原始社会史》《古代社会》等史前史著作。1934年吕振羽先后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前史著作。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史前史研究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理论的影响,主要引进苏联史前史家的作品,包括尼科尔斯基的《原始社会史》以及格拉德舍夫斯基的《原始社会史》。在周谷城、周进楷先生的引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前史家柴尔德的作品《远古东方史》与《工具发展小史》被引入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史前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1984年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界举办各类活动,出版了大量论述,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前史发展的巅峰时期。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宋兆麟等编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以及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代表了当时国内史前社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体来说,史前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国内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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