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成||中西比较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整体性析论
张作成,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涉及中西史学比较的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在中国,《周易》奠定了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哲学基础,《史记》则是表现历史思维整体性的代表性史学文本。在《史记》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古代到现代的长时段时间观念;历史叙事的最大空间跨度;涵盖多方面内容的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一个跨文化话语。在西方,波利比乌斯《通史》是体现西方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典型文本。《史记》与《通史》孕育于东西方具有帝国性质的历史空间中,就两者体现的历史思维整体性的际遇而言,《史记》与《通史》在中国与西方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延展曲线。
关键词：历史思维;整体性;司马迁;波利比乌斯;历史书写体裁
历史思维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的一个学术论题。在西方学术界,莱布尼茨在比较17世纪的中华帝国与欧洲过程中,承认双方各有千秋,但认为欧洲的优势在思维能力：“在思维的深邃和理论学科方面,我们则明显更胜一筹……我们在对由理智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的理解方面,即在数学上,也远远超过他们。”在与来华传教士的通信中,莱布尼茨从语言角度分析了其中原因：汉语中的单个字往往是多义的,词与物之间缺乏稳定的对应关系;汉字繁难,难以组合成用于理解事物的概念并在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知识。与汉语相比,欧洲语言具有相对优势：词与物具有稳定对应的认识论关系,易于形成概念和知识。黑格尔则更直接地指出中国人不具备历史思维：“说到科学的本身,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在黑格尔的论证结构中,其缘由在于中国历史学属于“书其所见、录其所闻”的原始历史类型。在当代西方学术界,这一认知情况有所改观。约恩·吕森等西方学者将历史思维看作元史学的基本维度,但主要基于西方话语和史学经验阐释历史思维,并将历史思维作为推动和整合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一个论题。
国内学术界从思维史、中西史学比较、西方历史方法论、西方历史思维的发展历程与当代特征等角度探讨了历史思维问题。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切入点不同,或者是中国历史思维史的长时段追述,或者是中西思维结构的共时性比较,或者是西方史学方法论发展史和西方史学发展史的重新梳理。相比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历史思维研究的共性特征是,重视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经验总结,在阐释西方史学资源过程中关切当代中国史学发展。这些研究在问题提出、话语资源和主题化情境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讨。但是在学术论证过程中,这些研究或者中西分立,或者历史哲学思维与史学思维分立,缺少相关史学史背景的铺陈和延展以及对其中蕴含的历史认识论问题的反思。关于历史思维研究,学术史上这些研究的优长之处是本文研究赖以展开的基础,其中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亦为本文研究凝练了问题意识。
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内涵与语言基础
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复合了“历史思维”与“整体性”两个术语。就历史思维来说,中西方学术界的定义可能人言人殊。这里采用学术界已给出的一种界定：“就历史学科来说,历史思维是认识、研究历史的思考方式、思考路径、思考形态和思考方法等。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在古代中国史学语境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一个元史学话语。它形成于古代中国,塑造了中国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传统。这正如约恩·吕森所说：“元史学是对历史思考原则的详尽反思。元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不仅在西方,在中国认识的历史传统中也是如此。”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元史学因素之一。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学的启示在于,认识到语言对历史思维的影响,开拓了中国历史思维的语言维度。在中文语境中,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状态奠定了中国历史思维整体性的语言基础。在中国历史书写传统中,中国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源于中文这种语言与其指称的经验的交叠关系。
汉语的象形特征体现其语义的经验性。东汉语言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阐明了汉字的这一特点。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地解释文字的形、源、音、义和演变的著作。这本书共有9353个汉字,其主要形式是大篆。“仓颉之始作,先有文而后有字。六书象形、指示多为文,会意、谐声多为字,转注、假借文字兼之。”一般来说,历史是一个以人类为主角的发展过程。这反映在汉字中,汉字的字形和部首都与人类活动有关。“古汉字的形体,最初大都取自客观事物的图像。正如《说文解字》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身’便指人类自身。在甲骨文中,直接由人体图像或包含有人体图像来表意的字,占了总字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说文解字》540部首中,与人的形体直接相关的部首有60多个,而且每个部首又统辖着若干与之相关的汉字。”因此,可以说,汉字产生与演变的过程,是汉字作为一种语言与人类经验不断融合的过程。
语言与思维模式相关联。在《新科学》第一版中,维柯构想的“新科学”要义之一是,基于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编订一部“心头词典”。这部“心头词典”的学术机理是,在语言存异求同的基础上,表达思维的一致性。在这部“心头词典”中,维柯试图“给一切发音不同的语言赋予意义,使这些语言在本质上成为某种思想的统一体”。维柯在《新科学》中多处论及汉语：“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中间,龙已经成了民政权力的旗帜。这一点值得惊讶,中国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相隔那么久又那么远,竟用同样的诗性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自己。”维柯将语言与思想整合起来的学术论证与追求也适用于汉语。按照维柯这种观点推论,与西方文字相比,汉字虽具有不同字体和发音,但同样能够成为思维生成的语言基础。因此,莱布尼茨从判定汉语劣于欧洲语言角度,论说中国思维能力劣于欧洲思维能力的观点不能成立。从求同方面说,汉语与欧洲语言都是思维、历史思维形成的合理语言基础。从求异方面说,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特征,孕育了以汉语为基础的思维和历史思维的整体性。
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语言的特征赋予它们各自文化相应的特征。季羡林由此区分了两种思维方式并分析了它们的特征。“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但是,从宏观上来看,从总体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分析思维模式。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东方哲学思想的特点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可以从东西方语言特征的角度解释。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西方语言的特征是分析性的,侧重逻辑和推理。汉语的语言特征是综合性的,侧重形象和体验。汉语这个特征是中国历史思维整体性的语言基础。汉语本身就是历史经验的体现。因此,中国历史思维的整体性以语言与经验的交叠关系为基底。语言和经验是共生的。
《周易》作为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历史哲学基础
古代中国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资源。季羡林曾说：“在中国,历来有天命史观、道德史观、气韵史观之说。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循环论历史观。《易经》和《春秋》中都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整体性作为一种历史思维模式,体现于中国古代经典《周易》中。在中国历史上,《周易》文本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易经》可能成书于西周末年……《易经》的思想和构成资料,融汇了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大量文化精粹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周易》以数字体系为文本创作的基础,通过指称事物与事态的数字、数字组合,表达了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思维。具体而言,《周易》以数字为中介,以象征和模仿为方法,构建了一个表现世界的整体性思维结构。在《周易》中,反映整体性的数字是：一、二、八、六十四、三百八十四、一万。通过模仿和象征,这些数字系统地形成了一个表现世界整体性的图像。
根据《周易》,“一”是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分为“二”种类型：阴和阳;阴与阳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八”种象征的“八”种基本物质。它们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根据这八种物质的相互作用,人们构建了能够解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六十四”种主要解释。每一种主要解释可以分为六种辅助解释。“六十四”种主要解释总计包括“三百八十四”种辅助解释。这“三百八十四”种辅助解释可以解释世界上的“(一)万”物。“《易经》以乾、坤二卦开端,以既济、未济二卦终结,其余代表万事万物的六十卦居中,这是有丰富含义的：乾象天,坤象地,乾坤处于往复无穷的循环交流之中,于是产生万事万物。”在中文语境中,数字“一万”是世界本身的表现。按照这种阐释,《周易》中的语词旨在并且能够解释世界上的一切。这里的世界上的一切,不仅包括实践层面的,也包括理论层面的人类经验。在理论层面,整体性是《周易》所蕴含的元史学思维。根据学术界研究,《周易》中的整体性思维以圜道观形式体现。具体而言,圜道观是表现一切事物运动时间节律和空间结构的动态循环观。例如,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四季更替和节气变化等体现了周期性变化的时间节律。内因与外因、局部与整体、主分与主和等代表了事物运动的空间结构。《周易》系统表述的“圜道观对形成和加强整体思想以及偏重综合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传统发祥甚早,其滥觞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到《易经》成书时,整体地观察世界已经成为一种牢固的思维方式。”按《周易》中的整体性思维认识事物,蕴含着从时间维度贯通审视事物发展历程和从空间维度整合事物局部的方法论倾向。这一方法论倾向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思维。
《周易》中的整体性思维为中国历史书写奠定了哲学基础。接下来讨论的历史著作可以看作这一点的体现。至于《周易》整体性历史哲学思维与中国历史书写之间存在联系的原因,荷兰历史哲学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最近提出的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历史书写之间关系的观点,可以作为其学理依据：“(1)历史书写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之间的路线是单向的,(2)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历史书写的路线,远比相反方向的路线更合理。”以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定义衡量,《周易》可以被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种类型,反映了中国的形而上学。而且,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西方语境中断言,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是“单向交通：它只从形而上学运行到认识论,而不是相反”。《周易》中的整体性思维按此方向单向地嵌入中国历史文本《史记》中。《周易》与《史记》之间的这种关联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周易》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经典文本,其中蕴含的通变历史思想为《史记》继承。“司马迁特别重视《易》的通变思想,并且把它用到观察社会人事上面来。《太史公自序》评论儒家的六艺时,着重指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平准书》中说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这些地方明显的是接受了《易》学的通变思想。”《周易》与《史记》之间的这种关联并不完全是前因后果式的,还有司马迁所处的治乱并存的西汉时代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社会思潮影响。在这种社会思潮与认知需求下,富有通变精神的《周易》成为司马氏父子关注并传承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在史学理念方面,司马迁通过其父亲司马谈接受了《周易》中蕴含的整体性思维：“司马迁在记述其父的《论六家要旨》时,以《易大传》的学术基本思想,作为他的学术信念：《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句话的现代含义是：天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只不过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天下的人都达到同一个目的地,但心中的想法各不相同。《周易》中这种对天人、社会与人事的整体性认识,具有影响实践活动的效用。司马迁《史记》沿袭《周易》这一路向,聚焦于历史认识对现实的借鉴作用。
《史记》作为历史思维整体性在中国史学文化中生成的史学史例证
在中国史学史上,《史记》是一部反映《周易》整体性思维的典型史学著作。“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思考,是《史记》中更值得重视的方面。”《史记》是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方面,《周易》的整体性思维被植入《史记》中;另一方面,汉朝建立后统一的政治格局是《史记》中蕴含的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历史基础。《史记》是从整体性视角建构历史思维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实践。从《周易》到《史记》,其中蕴含的整体性思维经历从数形逻辑到史学逻辑的转变。不同于《周易》以数字作为能指,《史记》具有指称世界的规范的史学范畴。
《史记》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可以从时间、空间、历史书写体裁三个方面解读。《史记》编纂遵循长时段观念,即从古代到当代的时间跨度。《史记》的历史时间范围从黄帝到汉朝。《史记》记事“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史记》记录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代2000多年的历史经历。在空间方面,《史记》记述覆盖了当时所知的最大空间尺度。司马迁“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核词简,是称实录”。司马迁游历过的地方有长江流域,孔子故里,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的战场彭城等。
就历史书写体裁而言,《史记》确立了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由五部分构成：(1)本纪,按编年顺序描述皇帝和最有权势者的政治事件;(2)表,以谱系表形式呈现某一类历史现象的变化;(3)书,后来称为志,记录制度、经济和文化的历史;(4)世家,保存主要历史人物或重要家族的历史;(5)列传,记述那些做出杰出历史贡献的人物和少数民族以及域外政权。这五个部分都有各自独特的功能,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适当的历史书写体裁。《史记》包含历代帝王、贵族、王公和其他著名人物的事迹,有重要历史事件、制度、礼仪、音乐、立法、水利、加冕和财富等状况。这些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归入以上五个部分中。在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安的一封信中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表达了《史记》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在中国史学史上,《史记》的时间、空间跨度和历史书写体裁反映了中国历史思维的整体性。
历史作为过程,是已逝的、不在场的。《史记》从时间、空间和历史书写体裁角度全面地叙述了既往历史过程。关于中国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史记》的意义在于,它是整体史学实践的典范,提供了一种整体历史书写范式。这体现在下述事实中：《史记》的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体裁产生一个的基础。从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到20世纪的清朝,中国古代史学成就的典型体现是“二十四史”的编纂。《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其中,《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被称为“前四史”。从历史书写体裁上看,“前四史”作为一个整体,影响和塑造了“二十四史”中其他的历史著作。而《史记》在“前四史”中具有开创性和基础性的地位。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的历史书写体裁,是在继承《史记》体裁基础上形成的。例如,《汉书》体裁由四部分构成：纪、表、志、传。《汉书》继承《史记》,采用了《史记》的纪传体体裁。这是《史记》影响的一个例子。此外,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通过《汉书》概括了《史记》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意义：“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
《史记》的纪传体体裁体现了中国历史思维的整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在体裁上受《史记》影响的历史著作,必然像《史记》一样表现出历史思维的整体性。除了历史书写体裁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两个维度,即自古至今的长时段时间观念和最大跨度的空间观念。从逻辑上讲,《史记》的纪传体体裁是体现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上述“前四史”中,《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是王朝史,其时间观念不是从古至今的,只是记录某一个王朝兴衰的历史。例如,《汉书》记载了西汉王朝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王朝史也占有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否认《史记》在反映历史思维整体性方面的学术地位。随着唐宋政治统一格局的出现,《史记》的整体性历史书写类型逐渐受到重视并蓬勃发展。这方面的代表性历史著作有《资治通鉴》《通志》等。如果运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表述的话,《史记》建立了一种整体性的历史书写范式,该范式包括时间、空间和历史书写体裁三个方面。在建构历史思维过程中,后世中国古代史学在《史记》基础上延续、改造和变形。可以推断,《周易》和《史记》中蕴含的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理解中国史学史的关键。它们表现出建构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倾向。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存在三种重要的历史书写体裁。按产生时间的先后顺序,它们是春秋时期以左丘明《左传》为代表的编年史体裁,汉代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体裁,南宋时期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体裁。上文引用过的刘知幾的《史通》对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历史书写体裁进行了评论。编年史体裁的优点是它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史,叙事内容一目了然,避免了在上下文中重复叙述和评论。它的缺点是很难进行详细的描述,也很难区分主要事件和次要事件。纪传体的优点是它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全面地反映历史,叙事非常详细。纪传体的四个组成部分,纪、表、志、传,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叙事重点,构成了一种综合的历史表现形式。它的缺点是一个事件的叙述分散在不同部分中,语言相互重复,内容相互脱节。纪事本末体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裁的基础上产生的,弥补了这两种体裁的不足。“如果说纪传体史书是以‘人’为中心,以‘帝王’为主轴的综合性体裁,那么,纪事本末体则是以‘事’来归类的体裁。”袁枢将事件分类239类,然后在每类事件下,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这三种历史书写体裁中,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相对而言更适合表现历史思维的整体性。除了在中国古代史学语境中进行历时性分析外,还有必要就此论题进行中西史学之间的横向比较。
《史记》与《通史》：中西方历史思维整体性的跨文化比较
跨文化比较是阐释中国历史思维整体性价值的有益做法。这种比较的对象是司马迁的《史记》与波利比乌斯(亦有波利比乌、波里比乌斯、波里比阿等译法)的《通史》。这个比较的理由是,两部历史著作是在同时代的中国与西方创作的。它们对中国与西方史学发展史具有类似的根本性意义。应该指出的是,《史记》和《通史》分别继承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学创作受到《尚书》等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积极影响。波利比乌斯的历史书写基于希罗多德所代表的古希腊史学传统。司马迁是“中国史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被誉为中国历史学之父。波利比乌斯在西方史学史学界享有“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赞誉。
关于波利比乌斯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丹尼尔·沃尔夫指出：“在修昔底德之后的希腊历史学家中,也许没有一个像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0—118年)那样受到赞扬。”尽管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分别生活在东方和西方,但他们共存于世27年。《史记》和《通史》都把东西方历史上崛起的帝国作为叙事主角。《史记》讲述了汉朝建立的历史。《通史》记载了罗马共和国建立霸权的过程。《史记》和《通史》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政治史方法解释历史。波利比乌斯《通史》的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同《史记》一样,波利比乌斯《通史》中也蕴含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波利比乌斯“试图写一部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范围极为不同的历史,一部‘普遍史’(即已知世界的历史),像埃弗鲁斯在公元4世纪所尝试的那样。但是,在埃弗鲁斯那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被分别叙述,但波利比乌斯确保他所叙述的各个部分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这一共有的史学特征成为将司马迁《史记》与波利比乌斯《通史》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
按照《史记》中历史思维整体性的三个维度,可以发现,波利比乌斯《通史》与《史记》在长时段时间观念和最大跨度空间观念方面具有相同学术追求,但在历史书写体裁上有所不同。波利比乌斯与司马迁都在历史书写中实践贯通古今的时间观念,并将历史书写的空间范围扩展至当时已知的最大尺度的历史空间。在时间观念方面,代表西方历史意识萌生的《荷马史诗》与代表西方古典史学形成的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当代人书写当代史”的短时段或中时段的时间观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述特洛伊战争,聚焦于战争进入第十年后战争双方在五十一天中的备战与决战状况,在历史时间上属于短时段时间尺度。希罗多德描写的希波战争、修昔底德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二者见证、参与的当代事件,在历史时间上属于中时段时间跨度。波利比乌斯《通史》实践的是自古至今的长时段时间观念。“我打算将第14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220—216年)作为我的历史开始的日期。”“如果以前的编年史忽略了从整体上去赞扬历史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可能有必要建议大家学习像现在这样的论著。因为人们没有比认识过去更好的行为矫正方法。”波利比乌斯突破了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书写当代史的时间视野,将过去与现在整合起来。在西方史学史中,波利比乌斯“最早提出了普世说。波氏的普世说涉及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十分深刻的历史理论问题,反映了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历史观念的巨大进步”。除长时段的时间观念外,波利比乌斯《通史》历史阐释的空间基础是罗马共和国通过布匿战争征服的领土。这是波利比乌斯《通史》中“普遍史”叙述显明的空间特征。
也有研究指出,在波利比乌斯之前,普世史编纂在西方既已存在。这种学术观点是从历史书写的空间尺度衡量普世史并据此进行立论的。“如果仅从地理空间广博这一角度出发,普世的历史编纂早在波里比阿之前就已产生,埃夫罗斯、忒奥庞普斯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等人的作品在空间和写作范围上被一些学者视为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开端。”就史学形态来说,蕴含历史思维整体性的普遍史是希腊化时代、罗马共和国时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基本趋向。因此,“狄奥多罗斯的普遍史学并非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当时那个时代和史学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观点在西方史学史上存在相应理据。前述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三部著作中,荷马叙述的特洛伊战争、修昔底德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空间主要是爱琴海域。希罗多德历史叙述中具有了普世史的最大跨度空间观念。其表现是,希罗多德划分了当时世界中的“西方”(欧罗巴)与“东方”(亚细亚),指出西方、东方之间海洋与陆路的地理界标里海与高加索山脉,并将地中海与爱琴海称为“我们的海”,作为西方历史空间的“中心”。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也在最大的空间跨度中书写历史。“如果我们将过去著名的帝国——构成历史学家主要主题的帝国——与罗马统治区相比较,那么,我打算研究的这段时期所呈现的景象多么壮观,将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个世界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其自己的名称,第一部分叫作亚洲,第二部分叫作非洲,第三部分叫作欧洲。”在解释罗马何以成功崛起问题的过程中,波利比乌斯历史叙事的空间范围波及当时世界所知的欧亚非三洲的各个地域。除此之外,波利比乌斯也注重这种具有普遍性或世界性的历史叙事空间的历时性生展过程。例如,在叙述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波利比乌斯强调西西里、撒丁岛与利比亚对于罗马的意义。在追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他突出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亚洲和埃及局势的意义。在解释第三次布匿战争时,除上述希腊与埃及局势之外,非洲努米底亚王国的价值也得到重视。
就历史书写体裁而言,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基本遵循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时代创立与发展的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体。波利比乌斯的《通史》“紧密围绕罗马崛起为大国这一主题。波利比乌严格控制叙述中的枝蔓,这种风格让人想起修昔底德”。但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比较,波利比乌斯《通史》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叙述历史事件外,它还构建一种以政体形态为中心的历史解释模式。罗马共和国在半个世纪里成功地将其领土扩张为一个帝国。在这一过程中,罗马人“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并且,他们占据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恐怕也后无来者)”。波利比乌斯为解释这一历史过程,在《通史》第六卷中构建了以“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制”六种政体为核心的政体循环理论。在这六种政体依次演替的过程中,与它们相对应的六种价值观也依序更迭：“善和正义”“脱离民众”“公民平等”“贪婪享乐”“国家民主”“贪恋权力”。这种政体循环理论是波利比乌斯政治观的表达。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共和国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的政体是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政体优点的混合政体。“罗马政体拥有三种要素,而罗马本身就是由这三种要素所控制的。对于所建立的政体及其后来的统治而言,这三种要素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如此平衡和均质,以至于即使是本地人也不可能说清楚,他们的整个政体到底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而且,与这三种政体对应的价值观也渗透于罗马人的政治事务和军事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波利比乌斯的世界观以他的政体循环理论为基础,认为决定每一类型国家衰变的力量在政体方面是有规律可循的。罗马共和国形成、发展和鼎盛历程的世界历史意义,是波利比乌斯阐述其世界观的历史例证。
政治形势是古代中西方史学文化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历史基础。在秦朝末期与秦朝灭亡后,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楚汉争夺霸权。汉朝的建立结束了这种政治纷争局面,成为继秦朝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司马迁《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文化孕育的“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正史,具有“重视吸收历史上,特别是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的基本特征。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维护西汉王朝政治统治的政治观。关注秦亡汉兴的事理是司马迁历史书写的当下关切所在。但司马迁的世界观并未局限于当朝的当代史,而是具有贯通古今的宏大视野。司马迁《史记》秉持全面反映历史上各个时代变化的编纂思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在古今历史的长时段变迁历程中审视盛衰过程、理解盛衰变动趋势。汉朝和上述罗马共和国的这种政治形势,使历史思维与历史表现的整体性成为必要。司马迁的《史记》和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在中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学基本历史书写体裁之一。波利比乌斯的史学研究塑造了罗马史学的风格。“波利比乌斯影响了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对李维来说,波利比乌斯是主要启发者。”但《史记》和《通史》在中西史学文化中有不同境遇。如上所述,司马迁《史记》的历史书写结构经班固《汉书》改变,得以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延续。但波利比乌斯的“声誉在古代晚期下降。在一千年里,波利比乌斯的大部分作品几乎消失了”。换句话说,波利比乌斯在随后的西方史学中被忽视了。丹尼尔·沃尔夫称,波利比乌斯的学术境遇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改善,“对波利比乌斯的崇拜来得相当缓慢,直到文艺复兴才达到顶峰”。与波利比乌斯学术际遇这种转还相伴随的是,普遍史在当时亦称“大历史”“世界历史”再度复兴。在西方,“从18世纪30年代到1850年及其以后这一时段,以一种普遍史模式写作的一大批书籍出版”。英格兰是当时普遍史著作出版的中心。一批英国学者集体创作的《普遍史：从远古到现代》从1736年开始出版。威廉·格思里和约翰·加里在1764至1767年间出版了12卷《世界通史》。这一普遍史复兴热潮在大学课程设置中也有体现。从1797至1810年,哥廷根大学陆续开设了“人类历史”“全景式历史”“世界历史”“通史”“最重大世界事件”和“国家与民族的一般人种志”诸课程。这些蕴含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学术著作和大学课程,在当时西方社会公众读者中也受欢迎和关注。
如果以18世纪为时间节点进行横向比较会发现,与西方史学中的波利比乌斯相比,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呈现相反的境遇,在中国史学中逐渐被忽视。这体现在明清之际乾嘉学派的兴起。在清朝初期,从1700年到1820年间,乾嘉学派是指从乾隆皇帝到嘉庆皇帝期间兴起的史学流派。乾嘉学派以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等为代表,其方法论特征是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考证。在方法论方面,乾嘉学派的学术理念是以事实或资料说话,避免人类的主观臆断。乾嘉学派学者主要收集和研究从古至今有关天文、地理、制度的文献,以发现相关细节。就历史表现而言,他们仅局限于在历史方法论的微观层面上对历史文献进行考证,避免对与明清相关事件进行史学评论。因此,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及其历史表现式微。
中西史学自古以来相互独立、平行发展。这一过程塑造了中西史学各自的特点,也形成了它们的共同点。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西史学的共同特征之一。与西方史学相比,中国史学的独特性在于始终保持着整体性历史思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相反史学发展趋势存在。中国史学所蕴含的历史思维整体性,规约了历史意识的建构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当代视野来看,跨文化史学交流是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从中国视角来看,自19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参与并塑造了这一日益全球化的跨文化史学交流过程。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学东渐”历程加快,兰克史学和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新史学”相继传入中国。在此期间,乾嘉学派走向衰落。正如杜维运所说：“至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如飙风骤起,仅以历史所涉及的范围与史学方法的创新两项而言,已刷新了人类史学的记录,举世为之风靡。反观中国史学,则自十九世纪以后,由极盛转入衰微。”这是19世纪中西史学的基本发展趋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受到批判。中国古代史学中历史思维整体性的理念被忽视了。这在历史书写体裁上的表现是：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式微,编年体日益占据主导。历史书写体裁由纪传体到编年体的转变,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时代的变化导致书写体裁的变化。“实际情况是,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学堂的出现及新式历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已经迫使旧式学问系统在‘体制’上失去其生存空间。”纪传体就是日益式微的旧式学问体系的因素之一。中国历史书写体裁的变化发生在这个转型时期。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中,有三种历史书写体裁：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这三种历史书写体裁是不同的,但也有关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编年的历史书写形式。除了编年史体裁的历史著作外,纪传体史书中的纪以编年的形式记录皇帝的事迹,纪事本末体史书也以编年形式叙述重要历史事件。20世纪后,随着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等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入,编年史体裁成为中国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结 语
从史学史角度审视,古代中国史学在18世纪之前整个世界史学历史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直在场的,并且以历史思维的整体性理念与实践参与到古代世界历史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黑格尔否定古代中国存在历史思维的观点是错误的。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登飞来峰》诗所言：“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我们之所以能认识飞来峰,是因为我们立足点高、站在山顶上,可以从整体的视角看这座山。历史思维的整体性观念有助于理解复杂的历史本身,并建构适当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存在于古代中国史学史中,但它不只是中国的,西方也存在这种历史思维模式。在中西史学比较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反映了中西史学的一致性。历史思维整体性在中国史学语境中的独特性在于,它以汉语的语言特征为基础,塑造了通变古今、视野宏阔和追求整合的中国历史精神。如刘家和在对比中西理性结构后断言,中西理性结构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中西理性及其文明发展要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路,而是要推动中西方共同形成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学术论断同样适用于评判中西方历史思维的整体性。
历史思维本质上属于一种对象化学术思维,努力解决的是主观的人如何认识客观的历史以获得历史真相的问题,即在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发挥主体意识的积极作用?作为历史学家研究对象的客观历史过程,在史家研究过程中大多是不在场的,史家只能凭借史料建构历史知识。这引起的疑问是：历史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到史料记载,有一部分客观历史因史料整理者或记录者的选择而被筛选掉了。客观历史本身在史料记载中已变得残缺不全了。而史家研究过程中,还需介入主体的历史阐释。除了史料记载中对客观历史造成的“损耗”,这又多了一重主观误解或曲解历史的风险。如果继续这样诘问下去,客观的历史本身就被逐步肢解和碎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知识也日益精微甚至虚无了。保罗·利科简洁地界定了历史：历史就是理解和解释。循此观点追问,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如何面对客观历史已逝且面貌残缺不全,史料记载不实和史家主体不客观等历史学的重负?这涉及历史学家的史学理念和主体思维选择问题。历史学家应该运用史料批判方法辨析史料中记录的真实历史信息,以此逐一确定这些真实历史信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坐标点位。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家发挥主体能动性,在这些历史坐标之间构建一种合乎历史与学术逻辑的论证与阐释。在这一思路下,史料成为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理路上的林中路标,而史家主体性成为这一探索过程的赋能因素。如前述,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在历史研究中践行了历史思维的整体性理念,在中西方史学史上都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这样的史学史例证表明,历史思维的整体性理念能够成为历史学家选择的史学理念和值得史家坚守的史学实践指南。
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史学问题;不仅仅是西方语言语境中的史学问题,也是中文语境中的史学问题。前文论证反驳了莱布尼茨在这方面否定中国存在思维、历史思维的观点。同西方语言一样,汉字也是一种用来言说思想的工具,汉字本身也是思想的塑造者。在中国史学语境中生展的历史思维的整体性即是一例。在跨文化史学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西方学术话语不断移植到中国史学语境中是一个客观学术现实。在这一历程中,德国历史哲学家约恩·吕森担忧的是,中国史学界过度倚重英美史学话语,而对德国学术资源的引入和关注不足。整体而言,西方学术话语在助力中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一种话语焦虑：能否以中国语言建构出适合本土史学需求且能够解说国际史学发展趋势的史学话语?在当代史学话语建构语境中,除历史思维中的整体性之外,中国学术界基于中国史学传统和语言风格建构和深度阐释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史学话语还有：编年史、求真理念、以史为鉴、通史家风、历史编纂学、理性的结构等。这些语言素材和话语群落整体上体现着中国历史思维创构的能力。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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