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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您推送的文章来自《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抗战时期，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许多人都等着用青霉素救命，可那时，青霉素全靠进口，价格奇高，一根金条可能都换不来一盒青霉素，而且数量很少，基本用不到普通人身上。

“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生产出青霉素！”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中国中央防疫处的生物制品专家们在祖国的大西南克服了缺钱又缺物的重重困难，制造出了青霉素，供应给了急需的军民。是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中国的第一支青霉素

20世纪40年代的“神药”是青霉素。它是英国人弗莱明无意中发现的，1941年，两位科学家弗洛里和钱恩找到了提纯的方法并很快用于临床。于是，奇迹出现了：什么链球菌、葡萄球菌，感染人或动物后是何等猖狂？发炎，化脓，甚至引发细菌性心肌炎。可在青霉素面前却一点脾气都没有，只有死路一条。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等当时无药可治的病，青霉素却可以做到药到病除。时人称之为“神药”，并非诳言。因此，青霉素的价格高得惊人，甚至贵过黄金。那时青霉素在中国叫“盘尼西林”，因为全靠进口，进价不菲，进口商再加价，一根金条能买到一盒盘尼西林，算是给你面子了。

这狠狠地刺痛了汤飞凡（时任中国中央防疫处处长）的心！当时，无论是抗战前方还是后方，许多人都等着用青霉素救命，可仅靠进口，价格奇高，数量奇少，根本用不到普通人身上。“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生产出青霉素。”汤飞凡下了决心，让朱既明和黄有为两人负责来搞，发动全处人员都来找青霉素菌种。

朱既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本要搬到昆明的母校当助教，被汤飞凡挖了过来；黄有为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是回国支援抗战的。

青霉素之所以叫青霉素，是因为它是从青霉中提取的。青霉是一种菌，得了青霉病的柑橘上面长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就是青霉。青霉常见于腐烂的水果、蔬菜、肉类以及衣、履等物之上，多呈灰绿色。但是并非所有的青霉都能提取青霉素，青霉是一个大家族，有许多种，只有其中的点青霉和黄青霉等，才能提取出来，而且不同菌株的产量形同霄壤。所以，青霉好找，而点青霉和黄青霉难找，高产的菌株尤其难找。找到不易，提取出青霉素更难。西方人虽然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但从不涉足如何能找到、如何分离点青霉和黄青霉，对生产、提纯的方法，更是守口如瓶。对此，美、英当作军事秘密，各大药企之间也是严加防范的，这不仅是科技机密，更是商业机密。

防疫处的人发疯似的到处找青霉，大家只要发现哪儿有一点绿毛菌，就急忙给朱既明和黄有为送去检验，可惜，要么没有用，要么分离出来不理想。眼看没戏了，但天无绝人之路，据赵铠院士回忆说：

汤飞凡叫朱既明跟黄有为来研究这个抗菌素。弄了几十株分离了以后，都不太理想，后来怎么成功的呢？我是听卢锦汉老人讲的，当时卢锦汉相当于做朱既明的助手，他们住一个屋子。说那一天搞卫生，把床底下的鞋啊、脏乱的东西都拿出来，在外面晒，有一双皮鞋在那里晒。汤飞凡过来了，说你们在搞卫生，他来看看，一看皮鞋上长的霉，有点像青霉菌，带点色的，就叫朱既明和黄有为从这双皮鞋上的霉菌中分离，果然分离成功了。分离成功以后就做纯化、培养、提纯，等等，做成了青霉素。“二战”时期青霉素是很紧张的，我们经常看电影，什么新四军、八路军都派人到日伪区偷偷地弄盘尼西林，往解放区那里运……

上面说的卢锦汉当时是血清室的技佐(技术助理员)，青霉素的菌株就是从他的皮鞋上分离出来的。但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远。比如菌株的生长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气候、肥料？该如何播种、管理、收获？开始他们用培育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室内室外到处发霉，其实却非常“娇气”，要伺候它不容易。第一，它对温度有特殊要求，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摄氏24度，低了高了都不行，所以必须专门为它建一个24度的恒温室；第二，它对通气有特殊要求，需要有足够的氧气供它呼吸，只能生长在液体的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给它加营养，几经调配，最后确定加玉米汁和云南的棕色蔗糖。这三关过了，合格青霉素终于被培育出来，只是浓度还不够理想。这是1942年的事，比西方才晚了一年多。

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了10株青霉素菌株。中华血站的樊庆笙从美国回来，也带回一对菌株，并且加入朱既明领导的青霉素室工作。汤飞凡让他们对所有这些菌株做对比研究，选出一个最好的来用于生产。对比的结果，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了从卢锦汉的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作为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朱既明和樊庆笙摸清了青霉素对酸碱的化学特征，用化学的方法使之纯化和浓缩，达到了每毫升2万至5万牛津单位，与美国的同类产品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问题是产品的保管和储存。说青霉素“娇气”，还因为它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要使它真正成为产品，必须把它变成固体。液体变固体，烘烤是最简便的办法，但对青霉素而言，烘烤等于加速其挥发。国外的办法是用化学干燥机，而在要啥没啥的昆明，到哪儿去找这宝贝机器?别着急，黄有为有办法。他是美国华侨，夫妇俩为抗日而回祖国出力，被汤飞凡招至麾下，成了实际上的总工程师。他其实不是学工的而是学医的，只因在美国久了，也变得像美国普通家庭的男孩一样，从小就养成了干什么都喜欢自己动手的习惯。比如，修理家具、家用电器、汽车、农具，修缮房屋，等等，甚至修建房屋也爱自己设计并参与施工。中央防疫处在高峣的所有工程项目，他都是总工兼总监，穿着一身蓝色工装，一天到晚泡在工地上。工程上遇到他人无解的棘手事，他总是能拿出办法。现在，青霉素干燥遇到难题，他又一肩挑起这副重担子。他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一台化学干燥机来。“不可能！”面对疑惑的目光，他全不理会，只管埋头苦干。根据美国某型化学干燥机的原理，他画出了设计图纸，除了所需的一台真空泵是用处里采购的美国货外，其他大小部件全部都出自他的手。总装调试阶段，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忙在机房，吃饭都是由妻子送来。最后把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办成了！每毫克200—300单位，每瓶装2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试制成功，可以正式投产了！汤飞凡自然非常高兴，但对大家只说了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

“有志者，事竟成。”就是靠这种志气，这种精神，“NEPB” （中国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缩写）的名气越来越大了。1948年出版的英国李约瑟博士（J.Needham）编著的《科学前哨》一书中的《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二）：生物学与社会科学（1943）》一文，对中央防疫处的工作进行了介绍，其中特别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生产车间”。这么艰苦的条件，怎么生产？能保证质量吗？作者说：“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很清洁；他有一个效率很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的系统。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故事本身说明了这个工厂的作风，若干月来，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业蛋白胨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胃酶……

生物制品专家、原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刘隽湘是上述故事的亲历者之一。他所著《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在引用李约瑟的介绍后，来了一段注释式的补充：那台锅炉确实破旧，“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飞凡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嗞嗞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出了问题）！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来不及去开几道房门，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他赶快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才没有爆炸。回收旧琼脂，黄有为和沈鼎鸿做了几十次各式各样的试验，才找到一种方法，还得证明用回收琼脂制造的培养基上的各种细菌仍能生长良好。只有进行大批回收时，他们才用破船和湖水进行透析，而透析只不过是回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说到制造青霉素，更是屡遭挫折才获得成功。

关于“从自己养的猪里取胃酶”的事，这里有必要再补充一下。因为战时一切都供应紧张，防疫处试验、生产所需的胃酶常常断供。从自己养的猪里取胃酶乃迫不得已而为之。防疫处怎么养起猪来了呢?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初衷是为了改善生活，并非为了取胃酶。抗战时期昆明一下从内地来了许多人，造成物价飞涨，单身汉还扛得住，拖家带口的日子就难熬了。防疫处的兽医叫周朝瑞，香港人，岭南大学畜牧兽医系的毕业生。见大家生活困难，他向汤飞凡建议：由处里给各户贷一小笔款做本钱，自己动手养鸡、养猪、种菜，他愿作技术辅导。汤飞凡依计而行，汤夫人何琏带头养鸡、养猪、种菜还种康乃馨等鲜花。如此一来，蔬菜、鸡蛋、猪肉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每到周日，处里派一条小船渡过滇池去昆明，让家属带上富余的农产品去街上摆摊，等于又增加了一笔收入。猪养多了，这才有了从猪里取胃酶的应急之举。

当年防疫处困难重重，缺钱缺物，制造出青霉素后，可算抱了一个大金娃娃。汤飞凡却没有借机发财，而以一元一支的价格供应急需的军民。有些因寻花问柳而感染梅毒的富人提出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被汤飞凡断然拒绝。而对需要救命的穷人，往往减价甚至无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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