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人 | 最后的博山银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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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的银楼可能没有平遥的出名，博山的银匠技艺也难以冠绝天下，但中国三千年银器史脉的最远端，却留下这样一个记载——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时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已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工艺，达到很高水平。窝托村离博山不足三十华里，今人无法证明那件鎏金刻花银盘一定出自博山，却不能否定秦汉银饰文化对博山银器制造的深刻影响。遥远的追溯难以实现，就让我们聚焦博山银匠最后的栖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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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城市都有银子市，多以银号云集得名。博山大街北首的银子市，却是先有名后有市。
传说还没有银号、银楼的时候，有个路人在此捡到一大包银子，他为失主着急，就地蹲守，静等人家回来认领，终于完璧归赵，被传为佳话。银子市由此得名。也许这种义举契合了仁义经商的道理，继而银号银楼在此云集，成为博山地方上的金融要地。
博山大街是沂蒙、泰莱客商由鲁中山地进入北方平原的第一商埠，其商业地位可想而知。这大街北段及其周围，便渐次商号林立，银楼密集——徐家后门马海峰家有继盛银楼、马建初家有东元盛银楼、马月轩家有东盛银楼久记、马继德家有长盛银楼，一河之隔的西冶街南头则有马继厚的福盛银楼、马立霆的福盛银楼、刘衍升的庆祥银楼，其它银号业主还有宋家胡同的钱家福、钱俊声，银子市的钱家财、西关街的钱有声、大南北胡同的辛宝坤、孔家桥的孔庆连、东关的张志愷、于家胡同的于金洛、文庙东巷的李德盛、大街的王化龙、杨承恩、刘家胡同的李象溪、双磨胡同的李玉珠等。其中大街马家是金银首饰制造世家，东西两家马家银楼，都是马家两兄弟的，庞大家产包括了对着高家胡同的西盛银楼和高家胡同内的马家花园。马家制造金银首饰的手艺精美誉满齐鲁、富甲一方，马家儿女，个个读书习字，在清末民初的商人家庭中实不多见。
银子市众多银号当中，居中坐落着汇金银行。博山城里大小银号、银楼，每天大清早，都会差人去那里“听行市”。 从清末实行银两货币、到北洋政府“废两改元”（即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以银元为基本货币单位，停止银两流通），再到民国流通银元（民间称为“袁大头”），银两、银元与铜元的比价时有涨落，俗称“洋长洋短”。每日银楼或银行都会发布当日银价。当银价上涨时，称为“洋长”，当银价下跌时称为“洋短”。因为民间小额交易基本上以铜元计价，故汇金银行的每日行情，牵动着博山城中小金融业主、坐商行商的神经。为近水楼台计，银子市街里，便密集了上述大小金融字号不下十数家。仅宋家胡同就有银号、银楼四五家，大多是钱姓氏族所开。当年庆祥银楼的总经理、今年九十高龄的刘衍升老先生，形容宋家胡同是“一胡同银楼！”1932年7月，中国银行博山办事处落户宋家胡同时，刘衍升年仅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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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升的爷爷刘在荣是买卖世家，博山新盛街人士，经常带着儿子刘序祥去山西贩木耳，不知是不是走过了平遥、太谷、祁县，看到了日升昌坐镇一方汇兑天下的风光，瞬间感到了行商赶脚的鞍马劳顿，大腿一拍：“不跑了，回博山开银楼去！”就到博山宋家胡同钱家银楼学了一年，十八般银匠手艺便样样精通，在博山大街创立了聚兴银楼。刘在荣想，我干不出名堂，就由两个儿子干，儿子不行再由孙子干，别人家能行咱家也能行！聚兴号遂成为孝妇河东岸知名的银楼。凭东窗向下俯瞰，可见大街街面上往来商贾熙熙攘攘、买卖摊点吆五喝六；推开后墙西窗，又能越过福门桥，远眺孝妇河西岸，自李家窑、郑家峪、李家林、福隆德木厂、洪教寺（后为进德会咏仙楼大戏院）、炉神庙、西寨、观音堂、段庆德的远馨斋烧肉铺，到鏊子市、箔帐市、核桃园直到刘家老宅子所在的新盛街，皆可历历在目。就连高矗城西炉棚遍地、烟筒比邻，家家户户以冶炼制造琉璃料器的整个西圩，都能尽收眼底。
1921年夏，鲁中山地淫雨连绵四十天，雨水透地，博山“掘地不盈尺，水即上涌”。8月13日“复大雨，山洪暴发，淄、孝二水涨。永济桥石栏冲没；冯八峪坏房数十间；鱼市街房也有被冲没者；大街、福门内外水高于门，溺死多人。”（见《续修博山县志》）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的刘在荣，从西窗口朝外只那么一望，“天啊！西圩没了！”就一下子瘫在地上。老人看到昨天还车水马龙的西冶街、新盛街、税务街变成一片汪洋，黑红色的浊浪汹涌着滚滚北去，水面上翻滚着毁损的家具、折断的树木、房屋上的大梁和檩条，以及不计其数的枯草木屑。老人经受不住这种恐怖的打击，瞬间中风，一躺就是四五年。大水消去数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老刘家添了一个孙子，就是刘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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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衍升的父亲刘序祥与父不和，从刘在荣的聚兴银楼撑了出来，办起了税务街德庆祥银楼，主要供给博山东部南部山区譬如郭庄、源泉、石马等地的金银首饰买卖，四五岁的刘衍升从此就在德庆祥银楼跑出跑进。
刘衍升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税务街中段德庆祥银楼的左右街坊。拥有五间门头、玻璃亮窗的五金公司，弥漫着大米饭香味的干饭馆，满地坛坛罐罐碟盆勺碗的窑货铺，时有煤行老板走动的“太阳公会”，制修木轮车的车木匠店，药香味常年不绝的师竹堂药铺、寿春堂药铺，以及名声不小的郑西洲镶牙馆。后来，博山沦陷，这里原来的碳业公会又驻进了日本“宣抚班”，博山人凡要想乘坐火车外出，必须先到警察局开信，再来“宣抚班”盖章，才能买到一张博山至济南的火车票。宪兵队成立，“宣抚班”关门，预示着日本鬼子在博山站稳了脚跟，这是后话。“宣抚班”还在税南于家胡同的墙头上开一个窗口，向百姓施药。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到那窗口下，踩上那块青石板的高台子，里头就问了：“哪里不好啊？”外头就说，“心口疼。”博山人的“心口疼”就是胃疼。里头就包起一个小包，有几粒药片，回家吃上也还管用。
刘衍升七岁进私塾，三年级进考院小学洋学堂，四年级时赶上大街钱家大门的钱汝敦挑头闹学潮斗胡步周。学潮以后，洋学堂去不成了，钱汝敦家有钱有势，没有学堂便请独先生钱龙奎教授，刘衍升看着眼馋，想跟着念，又托人情又花银子，相跟着上了一年，老国民党（指七七事变前的国民党）又开查私塾，查住就往死里罚，钱龙奎不敢教了，终于私塾也没上成，洋学堂又没得上，十四岁的刘衍生只好把心放进肚子里，回家学徒做银活。此后几年，动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竣工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一日，与胶济铁路同时通车的张博铁路支线，正扩建石炭坞、八陡的延伸工程，从税务街北首、后河沿，到河东、镇东，直到秋谷、山头的工地上干得正热火朝天。这项延伸工程竣工前，石炭坞、八陡一带的煤炭，一直用博山商人马管和集资修筑的轻便铁路（该铁路1919年开建，1921年11月建成，沿孝妇河西侧河滩穿越七孔桥西涵洞南上）运来博山，囤积在税务街与孝妇河间的后河沿西侧。用刘衍生的话说，税务街背后孝妇河西岸一溜全是炭店。胶济铁路的铁轨铺到每家炭店的门前，张店的火车上来，将空的车皮一一甩下，各家各号装好煤炭货物，在蒸汽机车的牵引下将车厢一节节挂在一起，经博山站编组运走。
与税务街南头正面隔河相对的是鱼市街，鱼市街上也有一家较大的银号叫“义升和”（“义升和”关门以后，职员分了干了炭店）。银楼做银器需要碎金旧银，每当市场上买不到碎金旧银加工的时候，只能拿着中央银行的银票，去银号兑换实物。商人出远门带银元不方便，又需要拿银元换银票。受父亲的指派，刘衍生经常两头贴钱，拿了银票兑银子，或拿了银元换银票。兑银子换银票的工夫，都不耽误刘衍生看热闹，毕竟年轻，对火车装货卸货的过程充满好奇。试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博山，大口喘气的蒸汽机车，大铁轮子上的动力连杆，伸胳膊蜷腿地忙活，拖动一串庞然大物，轰隆过来轰隆过去，卸货装炭，甩车皮的时候钢铁车轮与钢轨摩擦得吱吱叫，车皮与车皮连起的时候挂钩又撞得咣咣响，着实风光好看激越人心。
我很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去博山站西侧的西墒堰，居高临下地欣赏火车甩车皮，看铿铿锵锵的火车头进进退退，随着道岔的分分合合，把一节节车皮顶到不同的货位上。父亲与我不断打赌谁能猜对下一节车皮走哪条岔道、去哪个位置，猜对了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后来我上了小学，火车就看得少了，可是我说啥也没想到，我同班的同学里头，竟然有好几个从未见过火车！因此我曾十分得意地率领好几个同学浩浩荡荡来到西墒堰，点兵布阵一样挥着手，告诉大家火车头上，哪里是蒸汽机里的锅炉，哪里是一鸣千山震的汽笛，哪里是轮子上的动力连杆。站在两节车皮之间的铁路工人，如何打开挂钩上的插销使车皮分离，而到达预定货位时他又是如何迅速转动涨闸，使车皮停得恰到好处。当我挥手指点脚下的博山站时，时间已经比刘衍生兑银子换银票顺便看火车过去了三十年，可以想象刘衍生当时的心情一定比我更兴奋。“火车开到北关头，谁信？”七十年以后，刘衍生回想起来，声音仍旧难抑激动，“有一回车皮甩出去没煞住，车皮出溜到新盛街头，徐家训在家里睡大觉，叫火车皮压断了两条腿……”刘衍升老先生不大的眼睛里闪烁着诡秘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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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进博山的前一年，博山至八陡的铁路建成开通，八陡、石炭坞的煤炭直接进了胶济线，后河沿上的一溜炭店随逐渐关门。十六岁的刘衍升也离开税务街，跟随父亲刘序祥、叔叔刘序舜，把银楼开到了八陡、石炭坞一带。他们并不等客上门，凡是脚力到达的地方，逢集必赶。博山北部的蕉庄集是个大集，叔叔刘序舜赶蕉庄集却拦不到足够多的生意，雄心不已的刘衍升靠着一股虎劲替下叔叔，揽下这份差事。生意最忙活的时候，刘衍升在石碳坞蕉庄之间一天能跑两三个来回。
1937年秋后，通货膨胀累及民生，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祸不单行。日本鬼子长驱直入，德州失守，济南告急。自传说日本人占了德州，市面上开始人心惶惶，博山城各处围子便垒起了麻袋包。12月初，国民党博山县县长王荫桂，给县政府公职人员分发了《流亡证》，人们纷纷弃职逃跑。12月23日晚，日军与济南守军对峙了一月以后，用小火轮强渡黄河，黄河守军——中国第五战区第3集团军第56军军长谷良民掉头撤退，跑至周村，意欲取道博山逃往沂蒙山区。25日，周村失守。27日，济南沦陷。博山老少百姓亲眼目睹了韩复榘的第56军，是如何在军长谷良民的率领下，顺着山城的一溜河滩进入沂蒙山。队伍里很少见到汽车，有一些摩托，骡马车居多，拉着士兵、粮草和辎重。他们的武器多数是长枪，少数冲锋枪，身上的子弹带也是鼓鼓的。刘衍升看见有一辆马车，除了士兵、辎重，还有一只猴子栓在上头，提溜转着两只机灵的眼睛，看着跟在车屁股后头奔跑、围观的半大孩子。满河滩的行人也都驻足，纷纷猜疑这行军打仗的，带一只猴子干啥用呢？
这支尘土翻滚的队伍走到博山与南麻搭界的松仙岭，麻烦就来了。松仙岭地势险要山高坡陡，骡马车根本上不去，长官们只好下令轻装，很多东西立马扔得满山沟都是。还是不行，队伍回头从博山拉伕，拉来好几百人当壮劳力。这支队伍刚撤到沂蒙山，他们的最高长官、中国第五战区副司令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就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的名义枪毙，韩复榘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由沈鸿烈继任，省政府驻地就设在东里店，即今天的沂源县东里乡，当时即有“东里小店，山东省会”之称。沈鸿烈主政之际，在东里宴请山东境内各路游击队头领，宣示抗战决心，许多拉伕过去的博山老乡都亲眼见识过这位昔日海军副总司令的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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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良民大踏步撤退之际，博山一片混乱。博山虽小，却久为城镇，居民日用生活所需，多从市场上随用随买，早已没有自给自足的条件和习惯，很少大量储备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局势一紧，官府流亡，流寇横行，乡绅逃命，商家自然赶紧关门。居民们一时无粮可买，肚子里饥肠辘辘无以充饥，只好群起哄抢商号店铺。
哄抢从炉业工人聚集的西冶街西沟开始，逐渐向四处蔓延。首先遭抢的是“山海源”、“景德东”，凡是有吃的、有喝的地方都不能幸免。哄抢当中，有人跌碎了酒瓮，好事者又点着了明火，西冶街南头便烧了一片，这股大火足足烧了一夜，大火过后变成滚滚浓烟，好几华里以外都能看见，整个博山城里人家个个六神不安惶惶不能终日。12月30日晚，鬼子进入博山。公元1937年的最后一天，城镇在寒冷和北风的肆虐中醒来，不堪饥困之苦的博山居民，从年高七十的老人到五六岁的孩童，一呼百应成群结队地涌入北关下河，直达程玉琨已经歇业、锁门闭户的“谦益祥货栈”，破窗而入，掀起一场最大规模的哄抢，刘衍生也位列其中。只有那里，还贮存着可以果腹的粮米。得手的人们群情激奋手提肩扛跑出跑进，一袋袋花生、黄豆、小米、洋面被扛了出来，许多饥民不管生熟边走边吃，黄豆花生高粱等等在嘴里咀嚼出白色的水沫。身材高大、面红耳赤的程玉琨大呼“土匪”，可是哪里会有一个人理会？忽然来了日本的“0”式战斗机，声音极其刺耳地在头直上转圈，作超低空飞行，低到什么程度？刘衍生说，飞行员的眉毛眼睛能看得清清楚楚。人山人海当中，年纪大的知道飞机要撂炸弹，喝斥那些小孩子退出去，大人们继续冒死往前挤。这一次，刘衍升趁机挤到了前头，趁机挤到前头的还有河滩核桃园口的王奎林叔侄俩。
看守“谦益祥”的账房先生叫侯维志，大难来临时他没有退却，站在大门当央，高举着双手大声呼号：“乡亲们别抢啊！乡亲们不能抢！”那喊声更像为饥民们助威，更多的人蜂拥进入粮仓。抢到粮食的扯腿往家跑，腿脚快的也就跑到北关头，三四个鬼子荷枪实弹地从东山里的西河下来，碰了个迎头。开始，他们试图维持秩序、阻止事态扩大，分头把人群往河东、北关、北关头以南驱赶，没人听套，疯抢愈演愈烈。然后又来了四十亩地的两路鬼子，一路走西冶街，一路走税务街，三路鬼子会齐，封死了“谦益祥”的大门口。领头的鬼子指着大批饥民，问侯维志：“他们，什么的干活？”侯维志好歹见着了救星：“小嘟噜的干活！小嘟噜的干活！”“小偷？”“是是是！”侯维志话音刚落，机关枪就响了。就像割庄稼，饥民在骤响的枪声中一片一片地倒下，鲜血流成了溪水。有人在攀爬中中弹，尸体耷拉在窗户上、墙头上，有人在躲藏中中弹，尸首倒栽在台阶上。日本人个子矮，步枪比个子高，刺刀显得格外长。有个平素在黑山沟底下摆小摊的饥民最不走运，粮食还没捞着，听见枪响，赶紧躲到一屋檐底下的旮旯里，被一个鬼子搜出，刺刀一捅一拧，“哗啦”一声肠子就淌了一地，鬼子没再继续动作，站在那里愣神。被捅的人把肠子扒拉扒拉摁回去就往北跑，鬼子倒也没撵，拄着长枪看着他在马路上拖出一溜鲜红的血印。周元福被子弹打穿了左脚脖子。张敬玉左胸挨了一枪，口吐鲜血，跳堰时左肩和屁股又各挨了一粒枪子……这次流血事件，连现场打死并拉到河东水磨崖枪杀的博山饥民共有79人，伤30人，多是大辛庄、李家窑、河东、五龙、北岭、北关、东关、大街、城西等地的平头百姓。直到下午三点，鬼子回巢之后，罹难者亲属才赶到现场认尸，嚎哭之声，动地震天。
此前十数年，尽管博山系德国势力范围，但由于煤炭、铝土、铁石等矿藏甚丰，日本人从未停止觊觎，其势力早已陆续渗透博山，西冶街上就悬挂一匾，上书“大日本帝国驻博山领事馆”，宣称以同种同文的名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派驻博山的鬼子不仅对博山的矿藏资源了如指掌，而且对博山的风土人情、文化特征甚至方言土语都做足了功课。所以进入博山第二天的鬼子，听到侯维志说“小嘟噜”，马上心神领会，一点也不陌生。机枪响的时候，仗着年轻力壮的刘衍升飞毛腿一样跑出了包围，跑到了北关头，捡回一条性命。回到新盛街老宅子里躲起来，好久大气不出，而王奎林叔侄俩却没有那么幸运。
王奎林的叔叔已五十来岁，子弹打在别人身上，还有很大的劲头，又钻到他的大胯和小腹之间。子弹留在腹股沟，沥沥拉拉地冒黑血，疼得脸色蜡黄黑夜白天不住地啕叫。被家里人抬到位于福门口东北的“卍字会”（一国际性慈善机构，平时向平民病人赊药）求救，里头的人说这得需要动手术，这里没有设备、没有条件做这种手术。又一一到税务街南头的济世医院、西冶街中段小高家胡同口的鑑泉医院、银子市的民生医院去咨询过，都没有办法。七天以后病人离开人世。
而王奎林是子弹打在左大腿外侧，从左大腿里侧钻出。进口只有花生米大小，出口却大如碗口，红白相间的肉牙子直打哆嗦。在四处求医的过程中，伤口腐烂发臭、钻满了蛆虫。眼看着家里又要失去一条人命，这时有人推荐来一个人，是秋谷煤矿一个开汽泵的刘师傅。这个刘师傅，带来一种自己研制的黑药膏，嘱咐把白床单加盐用大锅煮上，“不经过这个疼，没别的办法！”刘师傅叫病人咬牙忍住，先拿一碗烈酒叫病人喝上，又差人把王奎林摁住了，开始给他挖肉。在杀猪般的嚎叫声中，刘师傅一点一点地切除着伤口上的腐肉，然后用毛头纸捻出好多捻子，一一浸上黑药膏，由深到浅由里到外一条一条地，把成捆的纸捻子续到伤口里去。然后用消好毒的床单把伤口裹了。王奎林那个疼啊，白天啕叫晚上也啕叫，治了一两个月，不知换了多少次药，伤口不淌脓了，开始长出痂疤，周围开始发痒。最后一次换药，刘师傅说，我不用再来了！
一两个月里头，这位刘师傅，没喝王家一口水，没吃王家一口饭，没要王家一分钱。家里的女人瞄着他的脚板，纳出一双新鞋，在最后一次换药的时候务必请刘师傅收下，刘师傅高低不要。刘师傅离开王家后便从博山销声匿迹杳无音信。身高一米八几、十五六岁的王奎林拄着拐，开始学着走路，几天不见就成了一个好人。后来参加了游击队，又阴差阳错进了73军，挎上了驳壳枪，成了某团长的勤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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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益祥”惨案后，刘衍升一直蛰伏在新盛街，远在八陡的爷娘急得火烧火燎。风声过去，刘衍升回到八陡，爷娘见了大喜过望：“哎哟，可算回来了！”
鬼子占稳了博山，形势慢慢平缓。西冶街一带毕竟“珍珠玛瑙翠，琥珀琉璃街”，表面上出现一时的繁荣。飘泊八陡赶集奔命的德庆祥银楼，迁回西冶街南首，更名为庆祥银楼，摆摊观音堂口。刘衍升与父亲、叔叔一起经营。这一年刘衍生十七周岁。十二岁时经媒人说合，长袍马褂帽垫子地穿戴了，订下一门亲事，是另一位银匠的表妹，箔市街人士。订婚以后六年，刘衍生未见那闺女一面，而那女孩却能每天见着刘衍生，原来箔市街与观音堂只有几步之遥，刘衍生每天在观音堂摆摊，那女孩若是想见，一天能见好几遍，是年两人圆房完婚。这段时间，博山城里虽无战乱，往来客户闲杂人丁却是五花八门啥人都有，国军的散兵游勇便衣探子、八路军游击队员、日本人的警备队、伪博山县警察局，都明里暗里来来往往。为了庆祥银楼的经营，叔叔刘序舜不得不与官府、警备队、警察局拉拉扯扯，末了却并没赚出好来。
一天夜里，“砰砰砰”地有人砸门，来的是博山县伪警察局局长王汶泗。该局长人称中国爹，日本娘，非博山人士，平素来庆祥买东西是从不支钱的。此人不久离开博山，升任潍坊伪警察局局长。
“有事吗王局长？”刘衍升的父亲刘序祥忙着陪笑。
“查户口！”王汶泗语气挺丧。
糟糕，家里真有位济南客人，天黑以后来的，没迭得报户口，这下撞上枪口了。大家心里一阵惊慌。
“请坐请坐，有话请局长慢慢吩咐。”父亲刘序祥赶紧让座、上茶。
“你们家，是不是西冶街开银楼，新盛街偷着卖黄金啊？”
“看您说的王局长，新盛街是金的银的一概不卖，王局长尽管一百个放心！”
“为啥你家的货票开的是新盛街？”
“那是很早的时候印下的一些保险票，没用完，一懒嘚，就没改。”
王汶泗把目光转向了年轻的刘衍升，“你叔是不是与吴化文的新四师有勾结？”
“我叔叔可跟吴化文勾结不上。”
“吴化文的部下手里，咋还抄出了庆祥银楼的发票？”
“王局长有所不知，新盛街我家的对门是丁家，丁家的闺女嫁了齐立良（时为伊来浩手下的一个大队长），她买的金子八成都是我家的，他家能见着我们的发票。”
“说的倒是不差。”王汶泗点一点头，眼睛萨摩一下四周，“你叔呢？”
“我叔夜里回自己家去，估计这时在崔冠军家打牌。”这崔冠军是博山地方上的士绅，长衫礼帽，两撇胡子，经常在衙门跟前走动，中队长以下的头脸人物都混得斯熟，后来出东雇经理在西沟口对面开办了“正大商行”。
“喊去！”王汶泗说。
刘衍升噔噔噔跑去跑回，气喘吁吁：“没在！”
王汶泗一挥手，“去新盛街!”
一行人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新盛街老宅子摸去。
叔叔刘序舜果然在家。
不容别人说话，冲着刘序舜，王汶泗劈头问：“你勾通新四师！”刘序舜赶忙辩白，陈述的内容竟与刘衍升所说一样。刘衍升与父亲正想长舒一口气，不料王汶泗大喝一声：“绑了！”就把刘序舜、刘衍升叔侄俩捆在天井的槐树上。他们却拉开一张桌子，搓开了麻将。父亲刘序祥左边说情，右边求饶，转悠了半天，王汶泗开口说话：“这俩人，送宪兵队，还是找保？”
“找保找保找保。”谁都明白，宪兵队进去就死，几天前徐家小铺的徐老大刚刚死到里头。“就找保长李乐民吧？”李乐民是新盛村的保长。
“不行！”
“那找崔冠军？”
“凑付着吧。”
“就请王大局长放开俺吧！”叔叔趁机说。
“放开也跑不了！”就把叔侄俩放了，又吩咐跟差的：“仔细搜查搜查！”
父亲去找崔冠军，警察们里外施翻，只找到一点暂存待卖的首饰，王汶泗没再说啥。有人作保，谁也没进宪兵队，却无异于阎王店里走了一遭。临走的时候，王汶泗扔下一句话：“得请客！”择日刘序祥兄弟俩在“聚乐村”请了一桌，花掉两千块“渍泥鳅子票”（一种日本纸钞，色紫，瘦长状，博山人蔑称为“渍泥鳅子”。 博山人把“鳅”读作gou,去声，愈凸显其轻蔑之意）吃了燕窝鱼翅海参鲍鱼，方才拉倒。
日本鬼子不时有人回国省亲，临走的时候，王汶泗就会到庆祥银楼要一只银盾，刻上“万民感德”之类的字样，作为礼物赠送日本人带走（该银盾只在日本人阶段时兴，从济南进货，分大小几种，铜牌镀银，依据做寿、娶亲、送行等不同用项，中间镌有表示吉祥贺庆的词语，两侧留出上下款余地，用时现刻。四周图案可用磁油再行描画，最后装进一玻璃罩内。刘衍升就红红绿绿地画过不少，也用小凿子刻过边款）。这个二三十块一只的营生，过去王汶泗拿了是不支钱的，现在，东西送过去，刚要转身，王汶泗就发话：“慢，拿上钱走！”不拿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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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光顾庆祥银楼的还有宪兵队的赵翻译。一次，赵翻译上门找到刘序舜，“攒了些零碎戒指，给回回！”就是把一钱两钱大小的几个给回成一只大的。刘序舜忙不迭地答应：“赵翻译官放心，不给别人做得先给您做，明天就能来拿！”刘序舜说的是实话，宪兵队要杀个人眼都不眨一下的。
第二天赵翻译来了，拿过戒指掂掂，二话不说，摸过一剪子“咔嚓”就铰成两半，看看里头没假，说，“行，再做起来，打发人送过去！”这件事过去不长时间，赵翻译派人来叫刘序舜：“赵翻译官有请！”全家人吓得腿打哆嗦。刘序祥紧急开了个家庭会议，说，“今回摊上大事了。既摊上了，我来当这个家，我去宪兵队顶账，要是回不来，”刘序祥看着刘序舜说，“你就管家。”说罢就去了赵翻译家。
一进门，问话的却是赵翻译的女人：
“我家的银子，是不是来路不明啊？”
刘序祥一听，“赵大嫂说的是哪里话呀？”
“那刘序舜还到处吆喝啥呀？”这下刘序祥明白了七八分，“我那兄弟本是好心，一点没有别的意思，他那是觉得给赵翻译官出点力，心里宽快，光荣，借翻译官的名声撑劲哩！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
“既然这样，告诉你兄弟，以后嘴巴闭紧点，没人把他当哑巴！”
千谢万谢之后，刘序祥一溜小跑回了家，溻透了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