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杨、李曦辉｜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学派的建构探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四届年会观点综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年第1期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学派的建构探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四届年会观点综述

作者简介

徐杨（1994—），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曦辉（1964—），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日前成功举行。本届年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学派研究为重点，同时就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核心价值与使命担当、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学派提出的时代要求、域观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传统文化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中的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关涉的热点议题以及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创新路径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域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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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2021年12月5日，“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四届年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李计勇，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研究员，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杨世伟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他们认为，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60人论坛以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促进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健康发展、健康成长为宗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管理学体系贡献力量。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学派研究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思路和政策建议，现综述如下。
一、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核心价值与使命担当西方经济学作为影响力巨大，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接受的经济学，其范式成为到目前为止无法超越的主流范式，那么西方经济学逻辑演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金碚研究员指出，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牛顿逐渐发展演化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所以微观、宏观范式框架本质上就是牛顿世界。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这里的“我思”是指一个人的思维是理性的，而理性就是个人的利益，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奠定了基础。牛顿想象的世界是一个微观世界，微观世界中的每个主体都有着同样的行为、规则，所有这些主体构成了一个绝对空间。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牛顿力学和机械论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与牛顿所理解的物理世界相类似，进而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的基本体系框架。
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有哪些呢？金碚研究员指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范式所形成的经济学管理学由于逻辑的严密性和严谨性，从学术上来讲依然保持最高水平。从笛卡尔到牛顿，理性被认为是最根本的，而理性的背后是数学，世界就是由数字构成的，这也是从西方理性文明推导出来的。世界的本质到最后完全可以数字化，这个想法对人类发展也是有利的。然而，经济学所探讨的对象既是中国也是世界，通过经济理性这一因素来解释所有经济现象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加入文化和制度等维度，从而形成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等多维框架为支柱的域观经济学范式。这意味着经济学的发展必然走上从单一决定到多样生态化的道路，中国学派实际上主要就是研究在中国文明背景下的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形态和基本规则。中国学派的研究对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金碚研究员认为，当前世界现在秩序的理解仍处于像微观经济、宏观经济那样的逻辑，即文明归一论。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认为文明不是归一的，文明的发展方向应是多形态、多样化的，不同文明有各自的域场，不同的域场又有不同的领域，但是不同的域之间又是可以接轨的、形成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最后的世界一定是域观世界，这是真实的世界也是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世界不是归一论的世界，而是多样化、多域的空间，中国学派朝着这样的方向来探讨，必将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乃至世界的运行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赖德胜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构建迎来了百年未有的机遇，正驶入快车道。中国经济形态现代化是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同时产生的很多问题又是时代之问，没法照搬西方的经验，必须自己研究。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新的内涵、新的内容需要新的经济学解释。构建中国学派条件越来越成熟，从实践来看，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成果，为理论、创新、构建学派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从方法来看，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是中国学派发展的重要源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德林教授认为，中国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对中国学派来讲是一个机会，要发展经济学和管理学，实际上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一般来说科学的理论都需要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不会被认可，新的经济社会现象给中国学派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但是新理论的出现并得到广泛认可并非易事。因此，一方面要对新理论产生的逻辑过程进行严密的研究，另一方面产生的理论要既能解释老现象，也要能解释新现象。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目前拥有很好的机遇，具有非常好的条件，需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方面深入探索。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学派提出的时代要求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永贵教授认为，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方面， “双碳” 目标的实现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不仅要注重环境目标， 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因素， 加强治理能力， 进一步拓展生态文明的空间。其次，新时代、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数智经济方面的内容， 比如多边市场理论下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角色互动、数字要素资源和安全因素的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建康研究员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首先，人类文明是以一定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为特征，历史上聚集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财富及其创造财富能力的体系。其次，马克思归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形式——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以及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论联合体，反映了社会历史尺度下的文明发展三大形态。最后，人类文明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比较持续，本身又在不断发生演进，文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发展文明的主体也是人民。三大文明的发展中间不是一个平滑的过渡，文明本身是稳定的、不断自我延续发展的，只有当文明出现多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时才会逐渐衰落，最后逐渐被淘汰，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曦辉教授认为，文明就是一个民族应对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完成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非自然的一切成果。之所以要选择民族这一过程，是因为民族是一个国家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如果没有民族范畴就没法生存，因此要想阐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必须要落到中华民族的载体之上。三代领导人提出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一脉相承的，不是互相否定的。第一，站起来的过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彰显经济理性，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第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催生了中国学派的理论。《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金成武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至少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层面的含义，中国已经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无法复制的、在精神层面再具体化的人类精神文明形态，因此中国学者需要在原创上下功夫，这也是中国学派最基础的含义。一是具有问题意识，需要在认真总结世界各国已有的精神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的发展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原创的精神方面的成果。二是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既要对以往的精神成就有足够了解，还要对以往历史上实际发展的现实过程有充分的了解，还要对现实问题充分敏感，做出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东西。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登克珠教授认为，东西方文明追求领域的侧重有所不同，东方文明更多是追求精神领域的文明，中国学派在筑牢和培育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研究中，需要结合各民族区域文化的特点，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精神领域文明的追求方式与沿海地区有所不同，例如藏族的财富观与汉族就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区域文化的特点不同，区域文明形态的发展和内容就会不同。西藏要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探索西藏幸福旅游的发展路径，让来到西藏的游客感受到精神压力的解脱，体验藏族文化，这也是文明的一种体现。

三、域观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稳教授认为，经济学的演变和变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域观经济学范式关注了人所处的环境特征，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变革。从域观经济学和商业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学派、管理学派是在实践和发展中更科学地描述真实的世界。一是在理论发展创新方面必须体现鲜明的实践特征。不同性质和特征的区域、领域和群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实践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明形态的建立具有解释和预测的能力。二是中国经济学发展要把握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即疫情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华民族复兴，这既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也是总体安全观的重要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刘戒骄研究员认为，首先，经济学最终的研究对象是人，因此域观经济学要加强人的研究，对人行为的研究，要不断深入到微观层面。其次，域观经济学要关注的因素是由人决定的国家及其历史文化制度和发展阶段。从制度层面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体现了中国特色，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最后域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总体是借鉴与继承的关系。域观经济学不是否定微观和宏观的范式，也不是取代其范式，而是在借鉴继承的基础上对经济学范式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晓东研究员认为，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理论等经验成果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借鉴意义。中国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如何进一步深入解释中国发展的奇迹，域观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适应的理论方法和分析范式。不仅如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将促进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从各自的特色、利益出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也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建立起一套分析范式，用世界通行的语言来展示中国发展的特色，用中国特色的理论来表述中国发展的奇迹，让世界各个国家的学者、流派接受中国的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域观分析范式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央财经大学王卓明研究员认为，域观经济学是一个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综合世界经济史、经济学史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经济学思想、框架和人文生态体系。未来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以及文明发展进程中需要关注的具体领域包括：一是在文明发展进程中聚焦对新事物的追踪和研究，比如新能源革命等；二是聚焦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和产业供应链的经营等问题；三是注重民生领域细节方面的研究，例如汽车时代下提高城市道路系统承载力、改进市场服务促进消费升级等。四、传统文化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中的作用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冯彦明教授认为，文明一词在西方和东方的含义不同，西方的文明是指市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而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则是经世济民。在此基础上西方经济与中国经济也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包括经济人与理性、供给与需求等，中国经济学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经济学。因此，中华文明决定了中国经济不是追求物质财富，而是经世济民，中国经济学也不是为了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生活物质富裕，而是要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管理出版社孙庆生研究员认为，西方经济学倡导的工具理性和增长依赖造成了租赁与贪婪，把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因素人给异化了。人性异化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体现，一个是把人视为经济动物或者机器，另一个表现则是把人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的魔鬼行为。人类这种无视自然规律、违背人性的逐利活动，最终将被其反噬。中国学派需要倡导回归人性，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表述，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万物和谐共生”。中国学派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形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华教授认为，构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管理学就要吸收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精华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第一，不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的经济学管理学中，都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义和利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基本的原则，也是处理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原则。第二，治国、治企、治家的过程中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基础，任何制度法律都没有办法运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德治与法治的结合。第三，绿色发展、“双碳”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精神传承。思想的渊源来源于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丰富和发展这些传统理念，并赋予其数字文明时代新的内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杂志总社社长牛志伟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首先，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助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性使得中国对于外来文化、技术都能兼收并蓄，借助全球化浪潮，使中国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时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其次，信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在数字经济时代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市场主体的作用愈发凸显，信用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需要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完善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信用体系建设。最后，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利用中国的文化优势，通过对人口要素的合理配置，为内循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五、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关涉的热点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给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提供了选择路径。历史上，中华民族在世界几千年文明中一直处于较高水平，1800年以后东亚文明逐渐衰落。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百年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进而带来整个东亚的崛起。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中国未来发展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技术，还与制度创新和人才培养等因素有关。

南京大学商学院沈坤荣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在治理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行为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研究中的重要变量，是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还不够完善，地方政府行为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地方政府的竞争约束机制不断突破，对经济走向将产生负面影响，处理好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挖掘增长潜力释放发展动能的前提。平衡好不完善的市场与强有力政府间的关系，在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土地出让竞争等方面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值得进行深入探索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马涛教授认为，中国学派要植根于对中国经济问题事实的准确刻画，同时形成回归基础理论体系的新的理论思考和认识。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既有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实践和探索，同时又形成了很多新的规律性现象，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域观经济的视角看，数字经济本身具有强烈的域观属性。按照中国区域发展政策和区域布局的调整来看，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内生性带来数据经济的规模扩大，核心产业聚集地区所形成的产业发展越快、质量越高。另一方面，对于现在没有形成数字经济市场体系关系的传统产业来说，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可能会减小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但是在数据作用下有可能会加剧发展差异。因此，无论从功能区域角度还是从协调发展角度来讲，数字经济都应该把发展挑战纳入进来，形成理论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毛基业教授认为，目前管理学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来看以借鉴西方理论为主，缺乏对中国具体管理情景和管理实践的关注。案例研究是用归纳的方式，针对情景有趣的故事展示现象、过程、全貌，说明其中的关系，非常适合构建本土管理理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最大的电商市场以及最活跃的区块链投资，可以说中国学者拥有世界最大的管理学实验室。数字经济时代为中国管理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非常适合用归纳方式构造新的理论，形成在内容、理论、研究范式上的本土化、情景化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卢昌崇教授认为，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40多年来，经济总量实现飞速增长，工业体系门类完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世界500强的企业达到124家，但对世界管理学派的产生及管理思想中的贡献却寥寥无几。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管理学者参与企业实践太少，不能与企业完美融合，因此很难挖掘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东西。数字经济时代下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组织模式需要强化企业实践，加强与企业间的融合，使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早日步入世界之列。

六、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建设的创新路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平新乔教授认为，首先，中国学派既要发展中国的文明，也要借用人类最新的成果。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原理，比如效用、生产函数、市场竞争、规制、一体化都可以借鉴。其次，从中国现实出发来研究经济学，把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中国文明的成果反映到中国经济学成果里。中国学派所研究的问题应源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尊重中国国情，分析研究中国问题时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构建出反映现实发展需要、体现中国特色、展现中国文明成果的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最后，中国经济学仍需关注中国的人口、土地和政府等问题，这既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也涵盖了很多经济学问题。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余东华教授认为，21世纪上半叶人类仍然处于工业文明时代，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文明有着本质区别，需要对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的话题进行客观理性的思考。再加上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也需要从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中寻找启迪，理性分析寻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霞辉研究员认为，从能量角度来考虑经济学能够恢复或揭示经济学过去研究的问题。一是历史已经证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过程就是全球能量增加的过程。农业社会及以前的人类社会利用能量的水平较低，能源赋能很难有效应用于人类的直接生产，工业革命及城市化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将各类能源转化为人类需要的，人类积累的财富可以以能源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是人类在进化中获得的人力资本、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也是能源增长的体现，讨论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时可以把能源作为基础，代替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本等要素进行研究。三是未来人类的发展以及文明的演化是由能源使用量及使用方式决定的，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大自然，有效合理利用地球上的能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钢研究员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论层面的思辨非常必要，如果有了全国甚至世界不同文明形态的量化指标，就能直观地反映文明间的差异。《中国经济学人》针对双碳问题、中国共产党百年业绩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重大现实问题做了33次调查，从中感知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建立了经济社会感知与评价平台以便更好感知中国经济社会的运行状况，主要是通过全国会议获得想要调查的问题，利用调查问卷系统在中国不同省份获得不同的感知数据，并由中国经济会商系统共同推进项目进度，进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互相探讨交流的价值。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贾良定教授认为，在企业管理学的研究中，企业成长是企业管理重要性和复杂程度的集中体现，企业成长理论无论在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的研究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针对做强做大企业成长模式，选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六家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建立了“无中生有、有中生物”的企业成长理论框架。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根福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巨大腾飞，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发展成就，从人性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充分保留了科举制调动人才积极性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充分调动人们追求财富的积极性。中国学派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研究问题，充分认识人的本质，设计出符合当时阶段的激励人性的制度，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来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展。

辽宁大学教务处处长王伟光教授认为，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区域协调发展和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要强化科技创新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实践：一是围绕四个面向，聚焦自立自强重点领域，有选择有重点突破卡脖子技术；二是建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国家在科技创新组织方面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三是强化企业主导产业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四是优化人才成长发展环境，立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培育不同层次的高素质人才。

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曦辉教授进行了总结。本次会议共有30位专家就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学派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方面各抒真知灼见，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的发展进言献策，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观点。新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伟大征程也必然产生出伟大的理论和思想。期待大家更多、更紧密的合作和努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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