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人民币的那些事儿......
厉害了我的朝鲜！据说金正恩亲自主持，大量伪造人民币，仿真度最高
第二套人民币与苏联的对华“货币战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流通的是从1948年开始印刷的第一套人民币。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规定人民币1元等于冀南币及北海币100元、或晋察冀边币1000元（可买三两小米），之后一年里人民币因内战而多次通胀，很快出现千元券、万元券和五万元券。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 第一套人民币 是由晋察冀边区印钞厂（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刷局）、晋冀鲁豫边区印刷厂（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印刷局）、原北海银行和华中银行印钞厂（后改为第三印刷局）、北平印钞厂、东北银行造币厂，以及上海、汉口、西安、重庆等地的多家印刷厂共同印刷的。
由于缺乏专用印钞纸、油墨和机器设备，因此这套人民币出现了多个版本。既有用缴获的专用印钞纸印制的，也有用挪威进口道林纸、自造波纹水印纸纸、甚至以解放区自造麻纸印刷的。版式也是五花八门：钞票号码有六位数的，有七位数的；同一面值的纸币图案有的是拖拉机，有的是耕地、工厂，有的是蒙古包、骆驼，有的是渭河大桥……据统计，第一套人民币共有62个版本之多。
从1950年开始，中央开始考虑发行新版人民币。当年中央财委向中央报送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发行新人民币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保留有过去通货膨胀的痕迹，票面额很大，单位价值很低，名义上以元为单位，实际上市场商品最低的标价也在百元以上，1元的价值在计算上已完全失去作用；同时，印制的纸质不好，破损严重，对国内人民心理和国际观感都有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发行一种单位价值较高、印刷质量更好的人民币，收回市场流通的旧人民币。这次发行新币，不宜采取苏联1947年的货币改革形式，而应采取等价划一的兑换方式（即换得新币后，仍一律保持原有价值）。我国工农群众生活尚不富裕，而现钞持有者多为职工、农民、市民和小商人，如果采取贬值兑换方式，将使职工、农民、市民受到损失，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私人资本仍须存在，如采取苏联的办法，对私人资本打击过大，再加上物价下跌的结果，将导致私营工业萧条、倒闭和职工失业。另外，采取苏联的办法，也必将引起国家工资政策、物价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很大变动。而采取等价划一的兑换方式，可以避免调整物价和外汇牌价，使发行新币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新旧货币的比值，以新币一元比旧币一万元为宜。』
从1950年4月起，经主管经济的陈云、薄一波等人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筹备设计第二套人民币。考虑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缺陷，相关领导人专门指示这套新货币纸质要统一，图案颜色等也要设计适当。设计工作最终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工柳负责，1951年2月提交了设计稿，当年10月审定，一共包括11种面值：
1分券，图案为民用汽车；
2分券，图案为民用飞机；
5分券，图案为民用轮船；
1角券，图案为拖拉机耕地；
2角券，图案为毛泽东号机车；
5角券，图案为小丰满水电站；
1元券，图案为天安门；
5元券，图案为延安宝塔山；
10元券，图案为井冈山龙源口；
50元券，图案为农夫、农妇；
100元券，图案为炼钢工人。
后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上述设计方案又进行了更改，50元券改为各族人民在天安门前游行的图案，100元券图案改为工农兵（后来因周恩来提出设计稿上的战士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是美式卡宾枪，最终定稿改为工人和农民）。
1953版红色壹圆券在1955年3月发行，四个月后发现这种钞票经常出现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周恩来一方面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对其物化性能进行分析鉴定，一方面要求公安部尽快分析有无坏分子的破坏。后经鉴定，发现变色褪色的主要原因是油墨在纸张上的附着力较差，在松、柏、杉等木材箱中存放时，由于植物挥发油分的影响，变色褪色更快。南方潮湿气候对此也有一定影响。后决定发行1956版蓝黑色壹圆券。同时去掉天安门城楼上的八个红灯笼，在城台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
1951年12月，陈云等人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副行长胡景沄，决定将防伪技术要求较高的5、10、50、100元面值的四种票子委托苏联代为印刷，让中国人民银行开列所需的张数、需纸量、交货期限等信息，由外交部同苏联交涉订货。
1952年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苏方拿出试印的5元票样，中方发现其质量甚至劣于在国内印刷的1元纸币，也劣于中方提供的印样。苏联方面坚决不肯以较高的技术为中方印制圈线、变点、暗花等防伪措施。最后由周恩来亲自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交涉，要求将用于苏联卢布上的先进技术用于人民币印刷，要求像5卢布、10卢布纸币上的花纹那样好。苏联方面在9月底最终同意按照中方的要求重做。
第二套人民币的贰圆券和叁圆券。帝俄和苏联时期都发行过3卢布面值的纸币（此外还有15卢布纸币），类似面值的钞票在西方国家则比较少见。
1952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重新调整了人民币票券面额。原定的尺寸、图案、颜色均不变，但5元券改为2元券，10元券改为3元券，50元券改为5元券，100元券改为10元券。周恩来给驻苏大使张闻天发去电报，让其向苏联方面进行解释。中方的解释是“……鉴于台湾地区尚未收复，港澳与大陆陆地相连，美蒋不断用空投和经港澳走私的非法向中国境内散播假币，以破坏人民币信用。台敌在美国援助下，可以在技术上把假票子做成与真票子完全相似，人民群众不可能辨别真伪，单靠银行少数干部用显微镜镜来观察真假是不可能阻止假票流行的。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发行的票子面值越大，即空投与私入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其金额数目也就越大。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决定在发行新币时更改面值，同时暂不发行5元以上大票。”
人民币票券面额更改之后，2元券也改为在国内印刷，3元券和5元券请苏联代印。1955年1月，国务院最终批准了10元券的设计票样，当年7月开始与苏联商谈印刷10元人民币事宜。1956年6月双方签订供货合同，1957年12月1日，由苏联代为印刷的10元券正式发行。
在委托苏联印钞时，考虑到了委托外国印刷本国钞票终非长久之策，于是在1956年设计制作了一块5元券的备用版，以备不时之需。其正面图案仍然是“各族人民大团结”游行，但华表增高，去掉鸟群，花边、装饰图案、票面底纹等细节也进行了调整。由于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这块备用印钞版很快派上了用场。
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取消合同343个，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之后不久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爆发“伊塔事件”。此后在国内市场上发现了由专业印钞厂伪造的人民币，其纸张、印刷质量、水印等和人民币真币完全一样，只是序列号码不符合已发行人民币的编号规则。此外公安部门在新疆塔城地区还发现了成箱的3元、5元、10元券。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于1964年4月14日发出紧急通知，宣布“为了调整人民币票券种类，便利流通使用”，经国务院批准，在30天（4月15日至5月14日）之内限期回收1953版的10元、5元、3元三种面额的人民币。这三种纸币从4月15日起停止流通使用，只能到收兑处按照票面金额兑换可流通的人民币。从5月15日起停止收兑。
1956年制作的5元券印钞版此时派上了用场，用其印刷了1956版5元券，票面颜色从原先的黄色改为棕色。10元面额的钞票此后在中国消失了一年多，这个缺口直到1966年1月才被新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补上。
第二套人民币的分币券有两种版本，一种是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的，带有罗马数字冠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序列号；一种是1980年7月15日开始发行的，只有罗马数字冠字。后者是改革开放后为解决市面上金属分币短缺的情况，利用库存的旧印钞版印刷的。两者目前在纸币收藏市场上的价格不啻天壤之别。
人民币是如何做成的：流产的百元券和二元券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发钞银行，在发行新版人民币之前要报请国务院批准。一旦立项，首先就要由专家开始设计工作。人民币的设计工作在北京白纸坊的国营五四一厂（现为北京印钞有限公司）进行，设计专家吃住都在厂内。先画出若干幅草稿，选出最适合用做钞票正背面图案的方案，然后再加上底纹、花饰，并且着色，直到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务院批准为止。所有的设计图样及其草稿都属于机密或绝密，直至新钞发行之前绝对不可对外公开。
钞票设计图案定稿后开始制版。原先都是由钢版雕刻师借助专业显微镜，用专门的刻刀和刻针，在高度抛光的钢版上把钞票图案一刀一刀地雕刻出来，极其耗费眼力。后来加上电脑辅助设计（CAD）技术后，这项工作就变得容易得多。
一张钞票要用到凹印、凸印和胶印等不同的印刷技术（人像和主景图案用凹版，底纹和装饰花纹用胶版，序列号用凸版），因此对钢版有不同要求。凹版和胶版分别制好后，再制成大张的印刷版，在一块大版上制出许多同样的单块小版。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精细的工作，经常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制版完成后还要反复仔细检查，以挑出瑕疵。
制版完成后就可以开始用专用的印钞纸和油墨印刷了。印刷完成的成品要点数（过去北京印钞厂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职工工作是点数），如果数字有出入就属于生产事故，一定要找到原因。
印好的大张钞票裁切为单张钞票，然后再进行几道质检，有缺陷的钞票必须挑出来报废销毁，单独补印与其冠号相同的钞票（称为补票）。每100张钞票包为一捆，在最后分拣、计数和包装后就可以入库了。
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恶化的迹象后，中国人民银行便开始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组长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工柳，成员包括周令钊、陈若菊夫妇（负责设计花纹图案）和侯一民、邓澎夫妇（负责设计票面人物及风景）。这套人民币共有七种面值：
★ 1角，正面图案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1962年发行第一版，1966年发行第二版（分为背绿、背棕两个版本）
★ 2角，正面图案为武汉长江大桥，1964年发行
★ 5角，正面图案为纺织女工，1974年发行
★ 1元，正面图案为女拖拉机手，背面图案为天山放牧，1969年发行
★ 2元，正面图案为机床工人，背面图案为石油矿井，1964年发行
★ 5元，正面图案为炼钢工人，背面图案为露天煤矿，1969年发行
★ 10元，正面图案为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背面图案为天安门，1964年发行
1960版“教育与劳动生产结合”壹角券，是第三套人民币当中最早发行的券种，1962年4月20日与第二套人民币的最后一个券种——1956版5元券同时发行。但是其票幅比例、颜色搭配、图案结构布局等与后来发行的其他券种不配套，而且序列号被印在了背面（第三套人民币其他券种都是在正面），因此很快被1962版壹角券取代，从1971年开始只收不付，停止流通。也有说法称这张纸币遭弃用的原因是正面人群自左向右前进，是“走右倾道路”。但这种解释似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第三套人民币中的1元、5元券正面人物都是面向右边的。
俗称“大团结”的第三套人民币拾圆券，1966年1月10日发行。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是中国大陆面值最高的流通货币
第三套人民币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只反映生产力，没有反映生产关系”，因此在文革间设计了四版新币：1967版和1969版人民币的设计主题是“三突出”、“两反映”，上报国务院后被否决。1973版人民币以革命样板戏为主题；1975版人民币票样有“工农兵上大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主题，上报之后也被国务院总理李先念否决。
虽然人民币设计稿也属于机密，但近年在拍卖市场上可以见到若干版本的1975版人民币2元券设计稿。有三种设计方案，其一是天山战士骑马巡逻和超大型载重卡车，其二是铁人王进喜和矿山工地。这两个设计稿上均没有序列号。第三个设计稿正面也是铁人王进喜，背面是工厂的中控室。有资料称，最后这个版本的2元券原本计划在1976年10月发行，但因粉碎四人帮而取消。
1975版贰圆券的三种不同设计。最底下的版本带有序列号，以及花纹对接、正反面对印等防伪措施，已经是即将复印的版本了。据传新版贰圆券准备在1976年10月发行，但因粉碎四人帮而取消。
1966年版人民币贰拾圆券的设计稿
1966年版人民币壹佰圆券的设计稿，在2011年华夏国拍秋季拍卖会以235.75万元成交。从票面上的日期来看，其设计时间很可能跨越了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两个阶段，如果最终采用，发行时间可能是1970年前后。有趣的是，这张设计稿的票面主色采用红色，背面图案为人民大会堂，与第五套人民币非常相似。
1969年版分币的样币，正面为国名、国徽和年份，背面为太阳背景的天安门、遵义和井冈山。
1975版分币的样币，正面为国名、国徽和年份，背面图案为稻穗和水电站、棉桃和工厂、麦穗和拖拉机。这两个版本的分币都没有正式发行。
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实际上这项工作从1973年就已开始，画出了上百幅彩稿。但由于文革期间设计的若干版式没有被国务院批准发行，因此第三套人民币一直使用到9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由于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对大面额纸币的需求。1984年前后，中央决定在已设计完成的第四套人民币中新增50元、100元两种面额的纸币。
此时在中国国内有两种面值为50、100元的票券，作为“准货币”使用：其一是中国银行从1979年起开始发行的外汇兑换券，与人民币等值流通；其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在1985年2月4日发行的50元和100元两种银行本票，在广东省境内与人民币等值自由流通，可用于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一切资金收付。
但是当时第四套人民币的50元、100元券尚未正式发行，广东省独自发行等同于人民币的大面额本票，等于削弱了人民币作为全国唯一法定货币的地位，因此这种本票仅流通了一个多月，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就在1985年3月10日发出公告，宣布从3月15日起停止流通，并限期收回。同时期黑龙江等省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也印刷了50元、100元的大面额银行本票，但没有公开发行。
中国银行发行的100元外汇券。1979版包括1角、5角、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七种面额，1988版包括50元、100元两种面额。发行外汇券是为了解决70年代末经济发达省份出现的港币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以及一些涉外商店等单位直接收取外币的情况，加强外汇管理和人民币作为中国境内唯一法定货币的地位。1995年1月1日起外汇券停止流通，1996年7月1日起停止收兑。
1988版100元外汇券在印刷初期出过一版废品（切短了2毫米），应全部销毁，但被一个工作人员想法偷出去一些，而且这人忍耐不住，竟在正式发行之前就拿着去外汇商店买东西，结果顺理成章地被抓了。
人民币该叫“圆”还是“元”？
中国古代主要以铜钱为货币，货币单位的称呼包括文、铢、枚、陌、贯、吊、千等等（白银则以重量计算）。宋、元、明时期发行的纸币也以“文”和“贯”作为单位。墨西哥银圆在清朝中期以后大量流入中国，由于其重量固定、成色统一而被广泛接受，成为沿海地区的通用货币。
以此为契机，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发行官铸银圆。此后“圆”或“块”成为民间对银圆约定俗成的单位称呼。到清朝末年设立近代银行、发行纸币时，也以机制银圆为单位，将纸币的面值称为“圆”（也有以“两”作为面值的）。不过此时“圆”在中国还未具备法定货币的地位。
大体上来说，直到1933年民国政府“废两改圆”之前，中国仍然是以重量为主的白银本位，银两和银圆并行流通。持有白银者可以委托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在中国、交通等银行兑换银币。1933年以后规定银两退出流通，本位货币定名为圆，一圆银币重26．6971克（含银88%、铜12%）。无独有偶的是，近代日本、朝鲜、韩国的货币单位也是“圆”而非“元”。
日本在1897年铸造的二十圆金币和1930年发行的五圆纸币。今天的日元称为“円”，这是“圆”的日本简化字。
同日本一样，朝鲜和韩国也以“圆”作为本国货币单位。上图是二战后韩国和朝鲜发行的纸币，可见都以汉字“圆”作为其货币单位。蒙古货币图格里克的意思也是“圆（形的东西）”。
1935年中国实行货币改革，废除白银自由流通，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其发行的货币称“法币”，单位定为“圆”。此外伪满洲国、汪伪政权、伪蒙疆自治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也均以“圆”为单位。
1948年12月1日，位于各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其发行的银行券称为“人民币”，票面单位也是称为“圆”（Yuan）的。之后发行的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亦写作“圆”。也就是说，具有货币单位正统地位的应当是“圆”字。
近现代中国货币均以“圆”作为货币单位。上图从上至下依次为1936年中华民国法币拾圆券（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1935年伪满洲国“国币”拾圆券（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制）、1957年香港政府港币壹圆券（英国布拉德伯里·威尔金森雕版公司印制）、1948年人民币壹万圆券（东北银行造币厂印制）和2001年新台币壹佰圆券（台湾“中央印刷厂”印制）。
但是从近代以“圆”为单位的货币出现开始，为了书写上的便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把“圆”写作同音字“元”。这种习惯在民间形成，虽然没有法律的规定，只是一种习惯，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已经习知和熟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和银行部门。
1949年后，由于“元”比“圆”更简便，而且已存在一段时间，人民群众乐于使用，因此政府部门在一些场合也使用“元”作为货币单位，客观上已经存在着“圆”与“元”两种不同货币单位表述。在1999版《辞海》中，对“圆”字的解释之一是“中国货币单位，简作元”；《规范汉语字典》中也称“圆，同元，是中国货币单位，但在正式场合应该用圆”。
第二套至第五套人民币的拾圆券，货币单位均写作“圆”。
1964年第二次文字改革后，“元”已经在正式的政府文件和相关书籍中使用，而使用“圆”的几率渐渐减少。不过，在人民币票面，以及账簿等需要表示人民币大小写区别的场合，仍然保留使用“圆”字。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对“元”、“圆”昏庸的做法进行了厘清。其第十六条规定：“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辅币单位为角、分”。也就是说，从1996年开始，人民币的货币单位应当称为“元”而非“圆”了。不过，在1999年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上，货币单位仍然写作“圆”，这实际上是和当时已经生效的《人民银行法》互相冲突的。
同第五套人民币一样，中国人民银行在1999年发行的建国五十周年伍拾圆纪念钞和2000年发行的迎接新世纪壹佰圆纪念钞上，仍把人民币单位写作“圆”，这同1996年颁布的《人民银行法》中“人民币的单位为元”的规定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在新铸造的人民币1元硬币上，已经改为以“元”作为单位。纸币与硬币单位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负责发行货币的主管单位对已有法律的不重视。
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纪念钞和2000年“迎接新世纪”塑料纪念钞
虽然自1993年1月1日起，“港圆”改为现行名称“港元”，但是“圆”、“元”混用的现象至今在港币上也存在。在汇丰、渣打、中银、香港金融管理局四家发行的港币中，渣打券和中银券，以及所有硬币仍在坚持用“圆”字；汇丰券近年来改为“元”；而港府券（仅有10元面值一种）则使用“元”字。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引用张新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流通币研究》和陈铨亚、王小华《“圆”还是“元”：对人民币币值单位的解读》一文，特此致谢。